图书馆从出生开始，就被建在荒僻地段。
到了宣统元年，设立京师图书馆的奏折上奏到了摄政王载沣手里。这次上奏的是洋务派的军机大臣张之洞。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载恬的弟弟，从1909年起，做起了自己儿子宣统皇帝的摄政王。载沣受过严格的皇家教育，资质上等，当时能在朝廷上拍板的人就是载沣。上奏者张之洞主管学部，有的考证认为，张之洞的这个奏折，是学部参事罗振玉写的，他是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在1909年7月上奏成立京师图书馆时已病势深沉。9月9日批准建立京师图书馆，10月4日，张之洞就故世了。有研究者推测，如果张之洞不抓紧生前有限时日递上奏章，以清政府后来的腐败，这事肯定就又耽误下来。
北京城边上的迁徙
载沣批给京师图书馆的地方，是今天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北边的广化寺，广化寺以及后来迁居的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文津街，在今天看起来都是北京城内文化深蕴之处，但是百年之前，这些地方都是紫禁城外西北部不起眼的地方，但总算是给图书馆安了个家。在筹建期间因为要从国内各地的私家藏书楼调书，任命馆长、主要官员，筹集资金，所以三年后才开馆。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馆长)是四晶翰林院编修缪荃孙。
缪荃孙也是张之洞的幕僚，1907年出任了一个省级图书馆总办一江南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总办。缪监督对初创的京师图书馆的主要贡献是两件事：第一是建馆，督促办理议程事务；第二是把征集来的图书建立了分门别类的体系。这位有着图书馆经验的文人，亲自编了两个书目，一个是《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另一个是《清学部图书馆方志书目》。
缪荃孙主持的京师图书馆在三年后的1912年8月27日开馆，正式接待读者，地址就是广化寺。收藏的主要书籍如下：第一类是内阁大库残帙，这类包括宫廷、政府收集来的散落不完整的图书，第二类是国子监南学的典籍，国子监南学是方家胡同国子监师生进修与住宿的处所，第三类是敦煌遗书；第四类是一些私人藏书，当时收藏的主要有南陵徐乃昌积学斋、归安姚觐元咫进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三个藏书楼的藏书。成立京师图书馆前，陆氏苞宋楼藏书，“已为日本以重金辇在载而去”，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亦有觊觎者”。第五类是金石拓本碑帖，金石碑拓作为文章体例工整严谨、书法又很优美，是综合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藏品之一。遗憾的是，限于藏书楼的历史局限，没有外文图书。
虽说1912年8月开馆了，但广化寺地处北城，偏僻潮湿，读者很少，且多为“士”，招致不少社会批评。1913年10月就闭馆另谋新址了。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图书馆1916年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的呈缴本，这标志着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当时省图书馆可以向本省征书，但是跨省不行，唯独京师图书馆有这个权力向全国出版机构征书。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第二次开馆，地址迁到北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那是国子监老师和学生上课兼住宿的地方，设施简陋，安在这儿其实也没往是否适合图书馆使用上想。但至少是把读书人和书类归了。鲁迅作为教育部主管图书馆的官员，参加了开馆仪式，此前，因为有鲁迅的积极斡旋与奔走，《四库全书》、国子监南学与内阁大库的旧藏，成为这里的馆藏基础。
民国时期过得很拮据
第二次开馆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经是在民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开始归北洋政府，后来归南京政府。北洋政府教育部废除了监督，改称馆长，缪荃孙辞职后，江瀚接任。
民国时期的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开始履行它教育、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当时无论士农工商军界还是女学界，皆得阅览。
北洋政府时期的图书馆第一个特点就是缺钱，经费无法落实。京师图书馆从成立起就一直财政困难，虽有拨款但始终不能到位。从1909年就一直苦撑着经费短缺、甚至开不出工资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当时教育部有个制度，就是由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局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这种社会动荡直接影响到京师图书馆，兼任馆长的官员走马灯似地更换，换得最勤时一个月甚至换一两个。
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是在文津阁一次收进来的。明成祖朱棣修的《永乐大典》因战乱，到民国时已收不齐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古籍的收集保护，在山东民间发现有夹鞋样的大开本古书竟然是《永乐大典》，奖励了当事人后，收归国有。
1920年代，宣武门外开办分馆，后来叫京师第一通俗图书馆，就是现在首都图书馆的前身。这里开始出现大众读物、普通报刊。梁启超1925年到1927年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经费尤其紧张，他曾一再向政府提出拨款请求，但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万般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的人寿保险单抵押给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维持馆务运转并给员工发了一年工资。做完这件事之后，他迫于馆务难以为计，写了两封辞职报告，获准后就辞职了。
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担任着北海公园内北平北海图书馆馆长，这个图书馆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出资办的，由李四光任副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中基会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管理部门，经费较充足。除了建立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外，还建立了这个图书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改称北平，1928年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合迁至中南海居仁堂，由于地处市区中心地带，传播知识就方便多了。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现在北海公园旁边的文津阁馆合就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出资建造的，地址是教育部划拨的官地，6月开馆时蔡元培是馆长。他当时任大学院院长，主管教育。袁同礼被任命为副馆长，实际上主持馆务，袁同礼对国立北平图书馆最大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把管理人员送到国外学习，还有就是用国际交流形式交换馆员。这些人学成后，有的回到本馆，也有离开去其他图书馆工作的，成为全国各个图书馆的业务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担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图书馆馆长，或是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
袁同礼重视敦煌学的研究，1934年派王重民到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拍摄敦煌遗书，并协助伯希和编辑整理了他的手稿，1935年派向达到伦敦影印和研究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王、向二氏共摄回照片12000多张，人藏于北平图书馆。他本人还著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
抗战南迁
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刚刚稳定发展没几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这艰难的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保护国家遗产，履行服务社会的职能，真可谓是战斗在“五湖四海”。
1935年至1936年，为了防范日本利用战争进行文化掠夺，图书馆先是将一批珍贵的善本特藏抢先转移到北京、天津的学校和银
行，随着战事的扩大，又南迁至上海的租界区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等处。1941年，从存放上海的善本图书中又挑选最精华的部分装成102箱运往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1943年被拍摄成缩微胶卷，但这批书在1965年11月被运到了台湾，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地库里。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后，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一路南迁，先是到了长沙，后又辗转昆明。在这里和这几所高校合组的西南联大一同办图书馆，解决了战争期间高校缺少参考书、图书馆为更多师生服务的问题
这一时期，蔡元培体力日渐不支，一直住在香港九龙的家里，直到1940年在那里故世。抗战期间袁同礼代理馆长之职那几年经常有些馆务会就在香港蔡宅召开。1938年3月在袁的倡议下，香港的馆务会议开创了战时图书馆又一重大使命。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此次会议上决定了昆明办事处的工作大纲，征购包括少数民族照片在内的西南文献、传拓石刻，还决定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云南书目和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书。这项决定后来收到了丰硕成果，补充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少数民族特藏文献。
此时的北平国立图书馆，除了沦陷在北平的原馆址，在昆明设立了馆本部，并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表面看似乎四分五裂，实际上却在统一领导下，坚持开展馆务运行。遥远的北平，留守馆员坚守馆产，拒当汉奸，和日寇展开斗争；大后方重庆做着正常的业务，印制馆刊采购图书，香港方面利用所处环境，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上海方面则侧重为“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搜集敌伪印刷品，仔细保护着南迁的部分馆产。
抗战胜利后。图书馆又回到北平。就在它的名字将再次冠以“北京”之前的1949年，袁同礼这位早年匹兹堡大学的法学博士，离开了故国定居美利坚。
从文津街到白石桥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家历经沧桑的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变了。解放之初是面向劳动大众、面向工农兵、面向最基层的群众，免费开放，还开过夜馆。郭沫若、曹禹等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在这里免费开办文化讲座，有些讲座还配放电影。读者最远有专程坐火车来的。挂着高音喇叭的汽车从文津街开出去，把书送到生产一线和水库工地。
图书种类更为丰富，国际交换发展很快，再则有了政府调拨、私人捐赠、接受缴送和自行购藏，藏书增长有了基本保证。但是接受缴送进行得并不顺利，至今虽经主管部门再三强调，仍然不很理想。国家图书馆履行国家总书库的职能还要靠社会和出版机构的支持。
1949年以后，国图不幸的年代就是“文革”，专业人才出现断档，原来完整的业务管理制度废弛，都被当成封资修和“四旧”给破了，“踢开党委”以后，藏书也面临被红卫兵烧毁的危险，这种情况下还是“军管”起了作用，制止了社会上蔓延的过激行为。
“文革”后期，北京图书馆的馆员陆续从干校回到馆内，开始恢复被破坏的业务，在文津街扩建北图的情况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1975年3月，重病中的周总理指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洋，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
经过勘察比较，北京图书馆选定西直门外白颐路(现中关村南大街)边上、紫竹院公园北侧的地盘，作为新馆址。这里远离市区能盖高楼，地质也适合深挖地库设施。但是为了建设新馆。北京图书馆用了7年时间，才完成拆迁，陆陆续续将北京第一皮鞋厂、自来水公司、园林局从这里搬走。1983年新馆工程破土奠基，1987年落成使用。
1998年12月，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更名，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内称“国家图书馆”，它门前那条偏僻的城外野径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国图建馆100年之时，这里也要开通地铁。1950年代时，国家为了把图书馆办成没有围墙的阅读场所，曾经送书上官厅水库，半个世纪后，它的物理围墙的确“不存在”了。2008年9月9日，国图这位99岁饱经沧桑的老者，进入全新的时代，开启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优势已经能够使读者在家中享受到馆藏服务。
截至国图百年华诞时，馆藏文献已达2700万册(件)，尤以典藏古籍善本闻名，共有善本古籍27万册(件)，普通古籍164万(件)。馆藏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极为珍贵，外文善本中最早的版本为1473～1477年间印刷的欧洲“摇篮本”；数字资源250TB，自建资源180TB。
图书馆从出生开始，就被建在荒僻地段。
到了宣统元年，设立京师图书馆的奏折上奏到了摄政王载沣手里。这次上奏的是洋务派的军机大臣张之洞。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载恬的弟弟，从1909年起，做起了自己儿子宣统皇帝的摄政王。载沣受过严格的皇家教育，资质上等，当时能在朝廷上拍板的人就是载沣。上奏者张之洞主管学部，有的考证认为，张之洞的这个奏折，是学部参事罗振玉写的，他是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在1909年7月上奏成立京师图书馆时已病势深沉。9月9日批准建立京师图书馆，10月4日，张之洞就故世了。有研究者推测，如果张之洞不抓紧生前有限时日递上奏章，以清政府后来的腐败，这事肯定就又耽误下来。
北京城边上的迁徙
载沣批给京师图书馆的地方，是今天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北边的广化寺，广化寺以及后来迁居的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文津街，在今天看起来都是北京城内文化深蕴之处，但是百年之前，这些地方都是紫禁城外西北部不起眼的地方，但总算是给图书馆安了个家。在筹建期间因为要从国内各地的私家藏书楼调书，任命馆长、主要官员，筹集资金，所以三年后才开馆。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馆长)是四晶翰林院编修缪荃孙。
缪荃孙也是张之洞的幕僚，1907年出任了一个省级图书馆总办一江南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总办。缪监督对初创的京师图书馆的主要贡献是两件事：第一是建馆，督促办理议程事务；第二是把征集来的图书建立了分门别类的体系。这位有着图书馆经验的文人，亲自编了两个书目，一个是《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另一个是《清学部图书馆方志书目》。
缪荃孙主持的京师图书馆在三年后的1912年8月27日开馆，正式接待读者，地址就是广化寺。收藏的主要书籍如下：第一类是内阁大库残帙，这类包括宫廷、政府收集来的散落不完整的图书，第二类是国子监南学的典籍，国子监南学是方家胡同国子监师生进修与住宿的处所，第三类是敦煌遗书；第四类是一些私人藏书，当时收藏的主要有南陵徐乃昌积学斋、归安姚觐元咫进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三个藏书楼的藏书。成立京师图书馆前，陆氏苞宋楼藏书，“已为日本以重金辇在载而去”，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亦有觊觎者”。第五类是金石拓本碑帖，金石碑拓作为文章体例工整严谨、书法又很优美，是综合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藏品之一。遗憾的是，限于藏书楼的历史局限，没有外文图书。
虽说1912年8月开馆了，但广化寺地处北城，偏僻潮湿，读者很少，且多为“士”，招致不少社会批评。1913年10月就闭馆另谋新址了。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图书馆1916年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的呈缴本，这标志着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当时省图书馆可以向本省征书，但是跨省不行，唯独京师图书馆有这个权力向全国出版机构征书。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第二次开馆，地址迁到北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那是国子监老师和学生上课兼住宿的地方，设施简陋，安在这儿其实也没往是否适合图书馆使用上想。但至少是把读书人和书类归了。鲁迅作为教育部主管图书馆的官员，参加了开馆仪式，此前，因为有鲁迅的积极斡旋与奔走，《四库全书》、国子监南学与内阁大库的旧藏，成为这里的馆藏基础。
民国时期过得很拮据
第二次开馆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经是在民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开始归北洋政府，后来归南京政府。北洋政府教育部废除了监督，改称馆长，缪荃孙辞职后，江瀚接任。
民国时期的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开始履行它教育、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当时无论士农工商军界还是女学界，皆得阅览。
北洋政府时期的图书馆第一个特点就是缺钱，经费无法落实。京师图书馆从成立起就一直财政困难，虽有拨款但始终不能到位。从1909年就一直苦撑着经费短缺、甚至开不出工资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当时教育部有个制度，就是由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局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这种社会动荡直接影响到京师图书馆，兼任馆长的官员走马灯似地更换，换得最勤时一个月甚至换一两个。
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是在文津阁一次收进来的。明成祖朱棣修的《永乐大典》因战乱，到民国时已收不齐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古籍的收集保护，在山东民间发现有夹鞋样的大开本古书竟然是《永乐大典》，奖励了当事人后，收归国有。
1920年代，宣武门外开办分馆，后来叫京师第一通俗图书馆，就是现在首都图书馆的前身。这里开始出现大众读物、普通报刊。梁启超1925年到1927年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经费尤其紧张，他曾一再向政府提出拨款请求，但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万般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的人寿保险单抵押给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维持馆务运转并给员工发了一年工资。做完这件事之后，他迫于馆务难以为计，写了两封辞职报告，获准后就辞职了。
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担任着北海公园内北平北海图书馆馆长，这个图书馆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出资办的，由李四光任副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中基会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管理部门，经费较充足。除了建立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外，还建立了这个图书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改称北平，1928年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合迁至中南海居仁堂，由于地处市区中心地带，传播知识就方便多了。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现在北海公园旁边的文津阁馆合就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出资建造的，地址是教育部划拨的官地，6月开馆时蔡元培是馆长。他当时任大学院院长，主管教育。袁同礼被任命为副馆长，实际上主持馆务，袁同礼对国立北平图书馆最大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把管理人员送到国外学习，还有就是用国际交流形式交换馆员。这些人学成后，有的回到本馆，也有离开去其他图书馆工作的，成为全国各个图书馆的业务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担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图书馆馆长，或是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
袁同礼重视敦煌学的研究，1934年派王重民到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拍摄敦煌遗书，并协助伯希和编辑整理了他的手稿，1935年派向达到伦敦影印和研究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王、向二氏共摄回照片12000多张，人藏于北平图书馆。他本人还著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
抗战南迁
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刚刚稳定发展没几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这艰难的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保护国家遗产，履行服务社会的职能，真可谓是战斗在“五湖四海”。
1935年至1936年，为了防范日本利用战争进行文化掠夺，图书馆先是将一批珍贵的善本特藏抢先转移到北京、天津的学校和银
行，随着战事的扩大，又南迁至上海的租界区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等处。1941年，从存放上海的善本图书中又挑选最精华的部分装成102箱运往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1943年被拍摄成缩微胶卷，但这批书在1965年11月被运到了台湾，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地库里。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后，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一路南迁，先是到了长沙，后又辗转昆明。在这里和这几所高校合组的西南联大一同办图书馆，解决了战争期间高校缺少参考书、图书馆为更多师生服务的问题
这一时期，蔡元培体力日渐不支，一直住在香港九龙的家里，直到1940年在那里故世。抗战期间袁同礼代理馆长之职那几年经常有些馆务会就在香港蔡宅召开。1938年3月在袁的倡议下，香港的馆务会议开创了战时图书馆又一重大使命。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此次会议上决定了昆明办事处的工作大纲，征购包括少数民族照片在内的西南文献、传拓石刻，还决定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云南书目和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书。这项决定后来收到了丰硕成果，补充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少数民族特藏文献。
此时的北平国立图书馆，除了沦陷在北平的原馆址，在昆明设立了馆本部，并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表面看似乎四分五裂，实际上却在统一领导下，坚持开展馆务运行。遥远的北平，留守馆员坚守馆产，拒当汉奸，和日寇展开斗争；大后方重庆做着正常的业务，印制馆刊采购图书，香港方面利用所处环境，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上海方面则侧重为“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搜集敌伪印刷品，仔细保护着南迁的部分馆产。
抗战胜利后。图书馆又回到北平。就在它的名字将再次冠以“北京”之前的1949年，袁同礼这位早年匹兹堡大学的法学博士，离开了故国定居美利坚。
从文津街到白石桥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家历经沧桑的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变了。解放之初是面向劳动大众、面向工农兵、面向最基层的群众，免费开放，还开过夜馆。郭沫若、曹禹等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在这里免费开办文化讲座，有些讲座还配放电影。读者最远有专程坐火车来的。挂着高音喇叭的汽车从文津街开出去，把书送到生产一线和水库工地。
图书种类更为丰富，国际交换发展很快，再则有了政府调拨、私人捐赠、接受缴送和自行购藏，藏书增长有了基本保证。但是接受缴送进行得并不顺利，至今虽经主管部门再三强调，仍然不很理想。国家图书馆履行国家总书库的职能还要靠社会和出版机构的支持。
1949年以后，国图不幸的年代就是“文革”，专业人才出现断档，原来完整的业务管理制度废弛，都被当成封资修和“四旧”给破了，“踢开党委”以后，藏书也面临被红卫兵烧毁的危险，这种情况下还是“军管”起了作用，制止了社会上蔓延的过激行为。
“文革”后期，北京图书馆的馆员陆续从干校回到馆内，开始恢复被破坏的业务，在文津街扩建北图的情况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1975年3月，重病中的周总理指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洋，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
经过勘察比较，北京图书馆选定西直门外白颐路(现中关村南大街)边上、紫竹院公园北侧的地盘，作为新馆址。这里远离市区能盖高楼，地质也适合深挖地库设施。但是为了建设新馆。北京图书馆用了7年时间，才完成拆迁，陆陆续续将北京第一皮鞋厂、自来水公司、园林局从这里搬走。1983年新馆工程破土奠基，1987年落成使用。
1998年12月，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更名，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内称“国家图书馆”，它门前那条偏僻的城外野径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国图建馆100年之时，这里也要开通地铁。1950年代时，国家为了把图书馆办成没有围墙的阅读场所，曾经送书上官厅水库，半个世纪后，它的物理围墙的确“不存在”了。2008年9月9日，国图这位99岁饱经沧桑的老者，进入全新的时代，开启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优势已经能够使读者在家中享受到馆藏服务。
截至国图百年华诞时，馆藏文献已达2700万册(件)，尤以典藏古籍善本闻名，共有善本古籍27万册(件)，普通古籍164万(件)。馆藏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极为珍贵，外文善本中最早的版本为1473～1477年间印刷的欧洲“摇篮本”；数字资源250TB，自建资源180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