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卷第4期2010年8月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ofPuyang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
Vol．23No．4
Aug．2010
略论北宋英宗时代的濮议之争
袁晓阳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摘
要：濮议之争是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发生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大臣们之间为议定英宗生父的名分问
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月，而英宗也仅在位四年。因此，这场争论对英宗当时及其后的宋朝政题而进行的一场争论。其实不然，
治和朝政局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了北宋中后期统治的稳定与否。关键词：濮议之争；英宗；北宋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10）04－0049－04
濮议之争是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发生的一件重大对当时的英宗的政治事件，它持续了18个月之久，朝及其后的政治局势的安危、思想文化等的发展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需要我们投入很多的精力去关注和研究这场政治事件。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并未将此事件作为单独的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在研究当时的某一重要制度时才对此司马光与濮议》及其他事件有所涉及，如王才中的《的文章《欧阳修与濮议》、《台谏制度与濮议》等，无法让人们能够完整清楚地理解这场政治事件。因为此经济、思想和文化的事关系着英宗朝及其后的政治、
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了英宗所实行的某些政治策略，所以我们必须对此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能更好地认识北宋的各项制度。
一、濮议之争的缘起
以司马光、吕诲为首的台谏官员们在濮议之争中言辞激烈，毫不退让，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力抗宰执及英宗皇帝，使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它的出现和发展有月之久。
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首先，英宗以孝义必欲追封自己的生父为皇根据传统的宗法礼制，嗣皇帝是无权力追尊自己帝。
的生父为皇帝的。英宗在仁宗在位之时已经入继为嗣，养育宫中，受到了先帝仁宗的抚养之恩，按说父
收稿日期：2010－04－23
子之情早已确定，应该生同寝食，死同祭庙的，若论起私恩也是先帝仁宗尤亲于生父濮安懿王。但英宗“天性笃孝，昔在藩邸时，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
[1]
道”。因此在这种尽孝的思想的左右下，英宗在即
位后必欲追尊生父为皇考，是不忍以列侯之礼祀奉英宗对待反对派不惜生父，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贬逐等软硬兼施，最后终于压采取各种手段，拉拢、英制了反对派，达到了自己追尊生父为皇考的目的。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笃孝的品行。
其次，这是宋朝所实行的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建立北宋王朝的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看到了武将专权局面对国家的影响，他为了避免自己所建立的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的中原王朝，在局势稳定后，开始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使宋朝转变为文官治国，从而遏制武将专权的局面，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削夺禁帅的方镇大权，严格控制军权，在中央和地方都改为文人执掌兵权，对文人士大夫都相继委以重之后继位的任，而且还留下了不准杀士大夫的祖训。各个皇帝都特别尊崇文士，当他们的意见与皇帝不同时，皇帝最多只是将他们贬逐或免职，而不会杀戮，而且宋朝没有文字狱，对读书人十分宽容。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饱读经书的士大夫们享
作者简介：袁晓阳（1985－），男，河南省平顶山舞钢市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辽宋夏金元史。
—49—
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他们可以参与政治，可以对各种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因此，在濮议之争中他们敢于屡屡提出反对意见，言辞激烈，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太后、英宗皇帝和宰执大臣们。在皇帝下诏后，他们又以集体辞职相要挟，公然与皇帝相对抗，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阵势，使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月之久。而英宗也只能将他们贬官外任或逐出京师，未杀戮一人，而且还要求有司不得责之过重。这固然是由于宋太祖的不准杀士大夫的遗训，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宋朝所实行的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
再次，宰执大臣与台谏官员之争也深化了这场争论。宋太祖建国后，认识到五代十国之所以动乱，主要是由于大臣专权造成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朝廷便设立了台谏之职，并授予他们重权。御史谏官“可闻风弹劾执政，而不加罪”，可结果
却是“台谏往往放言无忌，互相攻诘”[1]。这种台谏制
度虽然有助于制约大臣们的职权，但随之而起的是朝廷无休止的争论。
台谏制度经过了真宗朝的完善和仁宗朝的推崇，进入英宗朝时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同时由于宋朝所采取的各种分权制度，宰相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而且还要受到台谏官员的制约，稍有不慎便会被台谏官员们抓住把柄，上奏皇帝，极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是杀戮，而台谏官员们即使所奏不实一般也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享有风闻奏事之权。这种情况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宰执大臣们欲打击台谏官员的势力，夺回一部分权力，而濮议之争正为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
濮议之争中，宰执大臣成为一派，他们迎合英宗的心意，主张称皇考，坚决与英宗站在统一战线上，这激怒了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台谏官员们。他们认为宰执大臣们固执地坚持皇考说是“臣权太盛，邪议干
政”
[1]
。而此时的英宗皇帝也已经意识到了台谏官员势力的强盛，对皇权来说是一种威胁，宰执大臣们又都支持自己，正可以利用宰执大臣的力量对台谏官员的势力进行打击。于是权御史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并将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贬逐出京，使得在朝的台谏官员只剩下三人，这大大打击了台谏官员的势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相权和皇权。
第四，新的思想学派宋学的出现也成为这场争—50—
论的社会背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各王朝统治阶级所认可的正统思想。北宋建立后，统一了南方和中原地区，之后出现了数十年相对和平的环境，不仅使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思想领域也逐渐活跃，儒佛道学的思想在前朝的基础上继续相互渗透，这些都成为了新的阐述儒学的学派“宋学”产生的条件。
据苏轼所写的《居士集序》可知，欧阳修是新学派宋学的开山鼻祖，它大概形成于仁宗朝末年。这个学派有着三大特征，即通经学古、救时行道、广泛吸收佛儒道学说。换言之就是广泛吸收和学习佛儒道三学派思想的精华，不再拘泥于原先的章句训诂，而是探求儒学经典的义理，并将所学用于救时行道，积极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学说与原先的儒家思想是不一样的。
史书记载，在英宗时期，这种新思想已经影响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宋朝的统治，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应当改变，这就需要变法，而宋学的产生正适应了这一发展。因此传统的儒家思想必然要被新的学派宋学所取代，但这个过程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的。
所以在濮议之争中，宰执大臣便以这种新的思想与台谏官员们的传统儒家思想相对抗，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这两种思想的首次交锋，也是在政治领域的反映。
最后，皇帝借此树立新朝权威，以削弱宫廷与外廷对皇权的掣肘。宋英宗是以宗子身份入继大统的，在他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了濮议之争，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帝，明确了其与濮王的父子之情，这说明英宗与仁宗帝系决裂，而自成一系，以独立的姿态进行执政。这样仁宗朝的朝规和礼制就被重新解释，而皇太后作为前朝先帝的遗眷，在嗣皇帝的新朝之下已经丧失了对皇权的操控，也减少了皇室其他力量对皇权的制约。而且宋英宗又借濮议之事，将守旧派大臣尽行贬逐，极大地削弱了台谏官员们的力量，以此来增加新皇帝的权势和威望，同时也提高了朝廷的办事效率，使朝廷呈现出一派改革的新气象。
综上所述，宋英宗即位后，不是必须要去追尊自己的生父的，但他基于自己对生父的孝义和私恩，极力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帝，同时也希望能借此事扩张自己的皇权，打击势力强盛的守旧派臣子，从而推
行自己的新主张，而且在这场争论中，又加入了改革派和守旧派大臣们之间的权力之争，使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月之久，声势浩大，对朝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濮议之争的过程
北宋的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没有儿子，便收养了宗室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为子。嘉佑八年（1063
年）夏四月，仁宗崩，“皇后传遗诏，命帝嗣皇帝”[1]，
于是英宗在仁宗皇后及大臣们的主持下登上帝位。由于英宗是北宋王朝第一个以宗子身份入继大统的皇帝，因此，在关键事情办完之后，对英宗的生父即濮王赵允让该如何称呼，便被提上了日程。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便上奏，要求对濮安懿王的名分问题要“考古约礼，因宜称情，使有以
隆恩而广爱，庶几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风”[2]（311）
，
请求英宗皇帝“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祥处其当，以时施行”。[2]（311）英宗下诏“须大祥后再议”。即满24个月后再说，这显然是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治平二年四月，大祥过后，韩琦又提出此事。于是，英宗便借机“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2]
（311）
，要求三省及御史台和两制以上
的各官员进行讨论。出人意料的是，这场争论竟然持续了18个月之久。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针对这一问题，大臣们立即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以台谏官为主体，包括知制诰司马光、翰林
学士王理土
土、
贾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傅尧俞等谏官、御史和很多礼官及侍从等朝臣，声势浩大。他们根据儒家学说，并引用古籍，认为根据宗法制度，英宗是小宗入继大宗，应称为皇伯。理由是“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而且“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
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2]（311），还搬出了前代
故事“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讥后世，臣等不敢引
以为圣朝法”[2]（311）。而另一派则主要是宰执大臣，包
括韩琦、欧阳修、曾公亮等，中枢大权在握。他们也引据经典《仪礼》及《五服年月敕》中“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和“出继之子对其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
母”[3]。他们也以前代故事为准，“汉宣帝、光武皆称
其父为皇考”，认为台谏官们的“议称皇伯，与典礼未
见明据”[3]
，所以应称皇考。
双方各执一词，都互相引据经典，批评对方，争得不可开交，而对当时北宋的正事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边防之事都置之不理。太后听说此事后，立
即下诏，“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1]。鉴于此，
英宗只得下诏“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2]
（312）
。但一年之后，太后却突然改变态
度，将一份文书交予正在议事的皇帝和大臣，诏“可
令皇帝称亲”[1]
。此诏一出，立即引起反对派的发难，
他们认为这是韩琦、欧阳修等蛊惑太后所为。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吕诲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吕大防联名上书，攻击欧阳修“豺狼当道，击逐宜先，奸邪大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
闻，天下失望，正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2]（312）。
更有甚者，范纯仁竟上奏议论皇太后干政之事，责难陛下以长君临御，奈何使命出于房闱”[4]。不管真相究竟若何，英宗立即借此诏下令停止讨论，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并派官员及士兵驻守。而且在韩琦和欧阳修的“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
圣旨”[2]（313）的建议下，将此三人贬黜京师。但这项决
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英宗无奈，只得将反对派司马光、赵鼎、傅尧俞等贬逐。至此，以韩琦和欧阳修为首的中枢派取得了胜利，英宗也达到了最终的目的。
三、濮议之争的影响
这场濮议之争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参与官员之多都是宋朝以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因此，它对当时及其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这场争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皇权的大大扩张，从而再次证实了君权在传统社会的绝对性。在濮议之争中，英宗在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帝的立场上是非常坚定和执著的，而且最终的结果是英宗皇帝及其支持者们获胜，追尊皇帝的计划得以实现，大臣和皇室其他的力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使得皇权得以极度扩张。
—51—
“
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濮议之争中的参知政事欧阳修是新学派宋学的首创者，在这次争论结束后，宋学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借助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快速发展，得以迅速传播，并且逐渐形成了许多宋学新支，发展到南宋时期，朱熹将理学（宋学的一个分支）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及后代各朝的正统思想。
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引据经典，互相指责，在争论结束后，官员们将研究的焦点转为官修史学和朝廷大制，同时引据经典的深化也促进了他们对历史先例和本朝历史的研究。在随后出现的王安石变法中，所利用的就是这种转变，他借用宋学的思想对《诗》、《书》和《周礼》进行新的解释，编成《三经新义》，成为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指导思想。所以说，濮议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王安石变法的出现，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
再次，这场争论也对当时的朝政及边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英宗在濮议之争后，将台谏官员大肆贬逐，在朝的台谏官员只剩下三人，当时的京城便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流言。这种做法确实是削弱了自宋朝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势力强盛的台谏官员，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强了相权，使其失去了台谏官员的制衡。此外，宋朝的军事实力较弱，边界兵祸连结，连吃败仗，而且要每年向辽夏输纳岁币，造成财政负担日益繁重，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却没有引起皇帝和官员们的关注，而是把所有力量都放在争论上，使得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日益加深。
最后，濮议之争成为北宋时期官员结党的开端。
随着濮议之争的发展，改革派和守旧派双方的论争逐渐趋于成熟和老练，议论政治也变得更为明晰。虽然在濮议之争中形成的两派还不算是结党，但这已经是宋朝结党的开端。在此后的政局中，两派逐渐明朗化，虽然两派人物互有变化，还形成了洛蜀朔三党之争，但总体上是改革派和守旧派交替上台，结党之风日盛，造成官员们人心不齐，互相打压对方，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生生地断送了北宋王朝和南宋王朝。所以说濮议之争是关系到北宋朝纲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政治局势安危的大事。—52—
四、对濮议之争的评价
从表面上看，濮议之争只是一个单纯的礼法之
争和名分之争，是对宋英宗的生父究竟该用何称理土
土
呼。其实不然，王、司马光等台谏官员坚持濮王只
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借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认为英宗继位后，太后已无能为力，只有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是有讨好英宗之嫌的。
笔者认为濮议之争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事件，皇权与臣权的争夺，宰执大臣与台谏官员之间的权力争夺，英宗皇帝与仁宗帝系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同时它也是当时新旧两种势力和思想在政治领域里的一次交锋。
因此，我们在认识濮议之争时，不能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单纯的礼法之争，应根据促使其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刻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当时和后代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来对此事件做出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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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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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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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79．[8]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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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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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名臣事迹[M]．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王才中．司马光与濮议[J]．晋阳学刊，1988，（5）．[12]沈松勤．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J]．历史研究，1998，（4）．[13]夏东平．从濮议之争看北宋的重文轻武政策[J]．历史
学习，2005，（3）．
第23卷第4期2010年8月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ofPuyang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
Vol．23No．4
Aug．2010
略论北宋英宗时代的濮议之争
袁晓阳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摘
要：濮议之争是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发生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大臣们之间为议定英宗生父的名分问
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月，而英宗也仅在位四年。因此，这场争论对英宗当时及其后的宋朝政题而进行的一场争论。其实不然，
治和朝政局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了北宋中后期统治的稳定与否。关键词：濮议之争；英宗；北宋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10）04－0049－04
濮议之争是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发生的一件重大对当时的英宗的政治事件，它持续了18个月之久，朝及其后的政治局势的安危、思想文化等的发展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需要我们投入很多的精力去关注和研究这场政治事件。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并未将此事件作为单独的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在研究当时的某一重要制度时才对此司马光与濮议》及其他事件有所涉及，如王才中的《的文章《欧阳修与濮议》、《台谏制度与濮议》等，无法让人们能够完整清楚地理解这场政治事件。因为此经济、思想和文化的事关系着英宗朝及其后的政治、
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了英宗所实行的某些政治策略，所以我们必须对此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能更好地认识北宋的各项制度。
一、濮议之争的缘起
以司马光、吕诲为首的台谏官员们在濮议之争中言辞激烈，毫不退让，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力抗宰执及英宗皇帝，使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它的出现和发展有月之久。
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首先，英宗以孝义必欲追封自己的生父为皇根据传统的宗法礼制，嗣皇帝是无权力追尊自己帝。
的生父为皇帝的。英宗在仁宗在位之时已经入继为嗣，养育宫中，受到了先帝仁宗的抚养之恩，按说父
收稿日期：2010－04－23
子之情早已确定，应该生同寝食，死同祭庙的，若论起私恩也是先帝仁宗尤亲于生父濮安懿王。但英宗“天性笃孝，昔在藩邸时，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
[1]
道”。因此在这种尽孝的思想的左右下，英宗在即
位后必欲追尊生父为皇考，是不忍以列侯之礼祀奉英宗对待反对派不惜生父，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贬逐等软硬兼施，最后终于压采取各种手段，拉拢、英制了反对派，达到了自己追尊生父为皇考的目的。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笃孝的品行。
其次，这是宋朝所实行的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建立北宋王朝的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看到了武将专权局面对国家的影响，他为了避免自己所建立的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的中原王朝，在局势稳定后，开始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使宋朝转变为文官治国，从而遏制武将专权的局面，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削夺禁帅的方镇大权，严格控制军权，在中央和地方都改为文人执掌兵权，对文人士大夫都相继委以重之后继位的任，而且还留下了不准杀士大夫的祖训。各个皇帝都特别尊崇文士，当他们的意见与皇帝不同时，皇帝最多只是将他们贬逐或免职，而不会杀戮，而且宋朝没有文字狱，对读书人十分宽容。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饱读经书的士大夫们享
作者简介：袁晓阳（1985－），男，河南省平顶山舞钢市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辽宋夏金元史。
—49—
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他们可以参与政治，可以对各种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因此，在濮议之争中他们敢于屡屡提出反对意见，言辞激烈，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太后、英宗皇帝和宰执大臣们。在皇帝下诏后，他们又以集体辞职相要挟，公然与皇帝相对抗，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阵势，使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月之久。而英宗也只能将他们贬官外任或逐出京师，未杀戮一人，而且还要求有司不得责之过重。这固然是由于宋太祖的不准杀士大夫的遗训，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宋朝所实行的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
再次，宰执大臣与台谏官员之争也深化了这场争论。宋太祖建国后，认识到五代十国之所以动乱，主要是由于大臣专权造成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朝廷便设立了台谏之职，并授予他们重权。御史谏官“可闻风弹劾执政，而不加罪”，可结果
却是“台谏往往放言无忌，互相攻诘”[1]。这种台谏制
度虽然有助于制约大臣们的职权，但随之而起的是朝廷无休止的争论。
台谏制度经过了真宗朝的完善和仁宗朝的推崇，进入英宗朝时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同时由于宋朝所采取的各种分权制度，宰相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而且还要受到台谏官员的制约，稍有不慎便会被台谏官员们抓住把柄，上奏皇帝，极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是杀戮，而台谏官员们即使所奏不实一般也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享有风闻奏事之权。这种情况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宰执大臣们欲打击台谏官员的势力，夺回一部分权力，而濮议之争正为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
濮议之争中，宰执大臣成为一派，他们迎合英宗的心意，主张称皇考，坚决与英宗站在统一战线上，这激怒了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台谏官员们。他们认为宰执大臣们固执地坚持皇考说是“臣权太盛，邪议干
政”
[1]
。而此时的英宗皇帝也已经意识到了台谏官员势力的强盛，对皇权来说是一种威胁，宰执大臣们又都支持自己，正可以利用宰执大臣的力量对台谏官员的势力进行打击。于是权御史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并将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贬逐出京，使得在朝的台谏官员只剩下三人，这大大打击了台谏官员的势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相权和皇权。
第四，新的思想学派宋学的出现也成为这场争—50—
论的社会背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各王朝统治阶级所认可的正统思想。北宋建立后，统一了南方和中原地区，之后出现了数十年相对和平的环境，不仅使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思想领域也逐渐活跃，儒佛道学的思想在前朝的基础上继续相互渗透，这些都成为了新的阐述儒学的学派“宋学”产生的条件。
据苏轼所写的《居士集序》可知，欧阳修是新学派宋学的开山鼻祖，它大概形成于仁宗朝末年。这个学派有着三大特征，即通经学古、救时行道、广泛吸收佛儒道学说。换言之就是广泛吸收和学习佛儒道三学派思想的精华，不再拘泥于原先的章句训诂，而是探求儒学经典的义理，并将所学用于救时行道，积极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学说与原先的儒家思想是不一样的。
史书记载，在英宗时期，这种新思想已经影响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宋朝的统治，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应当改变，这就需要变法，而宋学的产生正适应了这一发展。因此传统的儒家思想必然要被新的学派宋学所取代，但这个过程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的。
所以在濮议之争中，宰执大臣便以这种新的思想与台谏官员们的传统儒家思想相对抗，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这两种思想的首次交锋，也是在政治领域的反映。
最后，皇帝借此树立新朝权威，以削弱宫廷与外廷对皇权的掣肘。宋英宗是以宗子身份入继大统的，在他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了濮议之争，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帝，明确了其与濮王的父子之情，这说明英宗与仁宗帝系决裂，而自成一系，以独立的姿态进行执政。这样仁宗朝的朝规和礼制就被重新解释，而皇太后作为前朝先帝的遗眷，在嗣皇帝的新朝之下已经丧失了对皇权的操控，也减少了皇室其他力量对皇权的制约。而且宋英宗又借濮议之事，将守旧派大臣尽行贬逐，极大地削弱了台谏官员们的力量，以此来增加新皇帝的权势和威望，同时也提高了朝廷的办事效率，使朝廷呈现出一派改革的新气象。
综上所述，宋英宗即位后，不是必须要去追尊自己的生父的，但他基于自己对生父的孝义和私恩，极力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帝，同时也希望能借此事扩张自己的皇权，打击势力强盛的守旧派臣子，从而推
行自己的新主张，而且在这场争论中，又加入了改革派和守旧派大臣们之间的权力之争，使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月之久，声势浩大，对朝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濮议之争的过程
北宋的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没有儿子，便收养了宗室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为子。嘉佑八年（1063
年）夏四月，仁宗崩，“皇后传遗诏，命帝嗣皇帝”[1]，
于是英宗在仁宗皇后及大臣们的主持下登上帝位。由于英宗是北宋王朝第一个以宗子身份入继大统的皇帝，因此，在关键事情办完之后，对英宗的生父即濮王赵允让该如何称呼，便被提上了日程。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便上奏，要求对濮安懿王的名分问题要“考古约礼，因宜称情，使有以
隆恩而广爱，庶几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风”[2]（311）
，
请求英宗皇帝“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祥处其当，以时施行”。[2]（311）英宗下诏“须大祥后再议”。即满24个月后再说，这显然是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治平二年四月，大祥过后，韩琦又提出此事。于是，英宗便借机“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2]
（311）
，要求三省及御史台和两制以上
的各官员进行讨论。出人意料的是，这场争论竟然持续了18个月之久。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针对这一问题，大臣们立即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以台谏官为主体，包括知制诰司马光、翰林
学士王理土
土、
贾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傅尧俞等谏官、御史和很多礼官及侍从等朝臣，声势浩大。他们根据儒家学说，并引用古籍，认为根据宗法制度，英宗是小宗入继大宗，应称为皇伯。理由是“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而且“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
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2]（311），还搬出了前代
故事“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讥后世，臣等不敢引
以为圣朝法”[2]（311）。而另一派则主要是宰执大臣，包
括韩琦、欧阳修、曾公亮等，中枢大权在握。他们也引据经典《仪礼》及《五服年月敕》中“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和“出继之子对其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
母”[3]。他们也以前代故事为准，“汉宣帝、光武皆称
其父为皇考”，认为台谏官们的“议称皇伯，与典礼未
见明据”[3]
，所以应称皇考。
双方各执一词，都互相引据经典，批评对方，争得不可开交，而对当时北宋的正事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边防之事都置之不理。太后听说此事后，立
即下诏，“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1]。鉴于此，
英宗只得下诏“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2]
（312）
。但一年之后，太后却突然改变态
度，将一份文书交予正在议事的皇帝和大臣，诏“可
令皇帝称亲”[1]
。此诏一出，立即引起反对派的发难，
他们认为这是韩琦、欧阳修等蛊惑太后所为。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吕诲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吕大防联名上书，攻击欧阳修“豺狼当道，击逐宜先，奸邪大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
闻，天下失望，正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2]（312）。
更有甚者，范纯仁竟上奏议论皇太后干政之事，责难陛下以长君临御，奈何使命出于房闱”[4]。不管真相究竟若何，英宗立即借此诏下令停止讨论，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并派官员及士兵驻守。而且在韩琦和欧阳修的“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
圣旨”[2]（313）的建议下，将此三人贬黜京师。但这项决
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英宗无奈，只得将反对派司马光、赵鼎、傅尧俞等贬逐。至此，以韩琦和欧阳修为首的中枢派取得了胜利，英宗也达到了最终的目的。
三、濮议之争的影响
这场濮议之争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参与官员之多都是宋朝以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因此，它对当时及其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这场争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皇权的大大扩张，从而再次证实了君权在传统社会的绝对性。在濮议之争中，英宗在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帝的立场上是非常坚定和执著的，而且最终的结果是英宗皇帝及其支持者们获胜，追尊皇帝的计划得以实现，大臣和皇室其他的力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使得皇权得以极度扩张。
—51—
“
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濮议之争中的参知政事欧阳修是新学派宋学的首创者，在这次争论结束后，宋学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借助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快速发展，得以迅速传播，并且逐渐形成了许多宋学新支，发展到南宋时期，朱熹将理学（宋学的一个分支）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及后代各朝的正统思想。
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引据经典，互相指责，在争论结束后，官员们将研究的焦点转为官修史学和朝廷大制，同时引据经典的深化也促进了他们对历史先例和本朝历史的研究。在随后出现的王安石变法中，所利用的就是这种转变，他借用宋学的思想对《诗》、《书》和《周礼》进行新的解释，编成《三经新义》，成为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指导思想。所以说，濮议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王安石变法的出现，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
再次，这场争论也对当时的朝政及边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英宗在濮议之争后，将台谏官员大肆贬逐，在朝的台谏官员只剩下三人，当时的京城便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流言。这种做法确实是削弱了自宋朝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势力强盛的台谏官员，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强了相权，使其失去了台谏官员的制衡。此外，宋朝的军事实力较弱，边界兵祸连结，连吃败仗，而且要每年向辽夏输纳岁币，造成财政负担日益繁重，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却没有引起皇帝和官员们的关注，而是把所有力量都放在争论上，使得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日益加深。
最后，濮议之争成为北宋时期官员结党的开端。
随着濮议之争的发展，改革派和守旧派双方的论争逐渐趋于成熟和老练，议论政治也变得更为明晰。虽然在濮议之争中形成的两派还不算是结党，但这已经是宋朝结党的开端。在此后的政局中，两派逐渐明朗化，虽然两派人物互有变化，还形成了洛蜀朔三党之争，但总体上是改革派和守旧派交替上台，结党之风日盛，造成官员们人心不齐，互相打压对方，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生生地断送了北宋王朝和南宋王朝。所以说濮议之争是关系到北宋朝纲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政治局势安危的大事。—52—
四、对濮议之争的评价
从表面上看，濮议之争只是一个单纯的礼法之
争和名分之争，是对宋英宗的生父究竟该用何称理土
土
呼。其实不然，王、司马光等台谏官员坚持濮王只
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借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认为英宗继位后，太后已无能为力，只有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是有讨好英宗之嫌的。
笔者认为濮议之争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事件，皇权与臣权的争夺，宰执大臣与台谏官员之间的权力争夺，英宗皇帝与仁宗帝系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同时它也是当时新旧两种势力和思想在政治领域里的一次交锋。
因此，我们在认识濮议之争时，不能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单纯的礼法之争，应根据促使其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刻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当时和后代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来对此事件做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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