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的现实意义
2016-12-08 09:33 石仲泉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这次交流我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红军长征历史的简单概括，也就是长征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基本内涵是什么。第二，如何看待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第三，如何看待长征精神。第四，如何把握习总书记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讲话。最后，还想利用一点时间和大家互动交流一下。
一、红军长征历史的基本概念
第一个概念，红军长征的里程是二万五千里还是六万五千里？
我们现在讲长征胜利会师80周年是指红军四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按照老的说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3+1”第一支部队是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走了一年，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这支部队走的路程有二万五千里。第二支部队是红二、六军团，也就是红二方面军，是由贺龙任总指挥的长征部队。红二方面军启动比较晚，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才开始长征的，一年以后到达陕北，走的路程也有2万多里，走得也比较艰苦。红二方面军从湖南转战贵州、云南、西康（中国旧省）、四川等地，从边界走过来。第三支部队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也要进行转移，以便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说明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开始长征的。路程几经南下辗转，三过雪山和草地，走
过的总路程有一万多里。第四支部队是红二十五军，就是吴焕先所在部队。他们是从河南开始走的，经过甘肃、宁夏，然后到陕西，他们到达陕北的时间比中央红军早一点。中央红军后来知道他们到了陕北，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因此才决定以陕北作为落脚点。红二十五军走的路程不到一万，所以四支部队的总里程是六万五千里。
我们现在讲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怎么理解？辩证地看是不矛盾的。为什么？首先，自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一直讲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是讲毛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走了二万五千里，这个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二万五千里的说法也就被沿用至今。第二，以四支红军部队长征的最长里程二万五千里作为长征的代表。所以，二万五千里和六万五千里这两种说法是不矛盾的。学历史要把六万五千里的情况交代清楚，这也是80多年来，一部分人所知的老的认识，而二万五千里作为红军长征里程数的代表，二者是不矛盾的，不应该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
第二个概念，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唯一的。我们知道，中央红军作为“3+1”红军之一，长征出发地是江西的瑞金、于都，而各路红军又都有自己的出发地。比如，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是从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的；红四方面军是从四川广元的苍溪县出发，并在那里发起了嘉陵江战役；红二十五方面军是在河南信阳的何家冲出发。中央红军整个部队的出发地点也不一样，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但有的部队直接转入战略转移。所以，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
第三个概念，长征的目的地。落脚陕北不是中央最初设定的红军长征目的地，长征是一个在变化中不断滚动的动态过程。起初，中央决定到现在湖南怀化洪江
市与贺龙的部队会合，但是后来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根据地的不断变化，直到到了哈达铺，看到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于是立刻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这时已经是1935年9月了。半个月后，中央红军就到达了陕北。所以长征是一个动态滚动的过程。
第四个概念，长征的全部历程。
我们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作为四支部队长征的起点，但在这之前，也就是1934年5月份，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示共产国际，7月份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为了顺利实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4年7月派出红七军团，粟裕为参谋长，后来方志敏加入，改编为红四军团。所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往浙江、安徽、江苏方向走，以便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减轻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压力。这是红军长征所做的战略准备，我们把它叫做长征的序曲。 作为战略准备的除了方志敏红七军团这支部队以外，还有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这是中央红军为进行战略转移在探路。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从湖南到广西。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基本上是沿着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的路线不断西进的。所以这是红军长征的序曲，有红七军团、红四军团，还有红六军团所做的准备。后来，红七军团被国民党围困在江西的怀玉山区。1935年1月，方志敏被捕。这个时候距遵义会议结束已有半个月之久。1935年8月，中央红军即将过草地的时候，方志敏同志牺牲，他是红军长征过程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领导。这是往前延伸。再往后延伸呢？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也就是1936年10月在会宁会师，又作出一个决定——要派出部队过黄河。先到宁夏，再到内蒙，然后到蒙古边境取苏联援助的一批军火。这就决定了后来要组建西路军，所以西路军是红军长征过程中作出的
一个重要的新的军团任务。所以西路军不是长征之外的，它属于长征的过程，我把它叫做尾声，或者说甚至是红军达到陕北之后主脉的一段支脉。现在的影视片往往把西路军撇出来了，认为它不叫长征，这应当说不符合史实。因为这支部队的组建是在会理会师的时候，第二天作出离开中央的决定，而且这21800多人，都是走过雪山沼泽红军的指战员。西路军既有红四方面军的，也有红一方面军的，他们最后很惨烈，顽强战斗半年多，最后基本全军覆没，但是这是红军长征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他们的革命精神也是整个长征精神的组成部分。
第五个概念，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过去讲长征，不讲红军长征有什么内涵，只是叙述怎么打仗，开什么会，而没有做理论概括，这样走完长征之后，还不足以反映惊天动地的长征历史。所以，在走的过程之中，应当慢慢地做理论思考，总结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不止是打仗、突围，当然，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首要内容，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生死决战，而且战斗非常激烈，也非常惨烈。比如，血战湘江。此外，其他战役也打得很艰苦。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党的指导思想的路线斗争。遵义会议以前是跟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做斗争。原来在中央苏区（今赣南瑞金一带）时，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在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切实贯彻毛泽东作战方法的情况下也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单纯地依靠李德，并把毛泽东正确的作战方法都去掉了，执意打正规战、堡垒战。面对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实力相差悬殊，所
以很难通过正规战来取胜，我们要取胜就是要打运动仗。但博古认为打运动仗已经过时了，应该打正规战，结果失败了，最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到了湘江，蒋介石早已布置了一个“大口袋”，30万军队分五路来围攻。毛主席、彭德怀都提出意见，是不是不要按照原来六军团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国民党已经布下口袋了，我们可以到湖南那边去，杀一个回马枪，打国民党军一个出其不意。但是博古、李德还是坚持按自己的方针，部队还是要往西走，到湘西会合，所以这样就落入了国民党的“大口袋”。因此，湘南血战打得非常惨烈。红军长征出发时是8.6万多人，经过第一次封锁线、第二次封锁线、第三次封锁线，死伤2.2万人，到湘南的时候还有6.5万，打到9天，牺牲3万多人，剩下3万多人。6万多变成3万多，伤亡过半。在这以前，广大指战员并不知道中央的路线斗争，只有少数干部领导知道，所以大多数指战员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损失如此惨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很少有的。比如，三大战役，损失很大，战斗集中打了1个多月，50多天，但伤亡也没有这么多。所以，湘南血战是非常惨烈的，但这就使广大指战员觉悟了，说这么打不行，还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一个实践基础。
遵义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在雪山脚下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会师时发现伤亡很大，中央红军只剩下衣衫褴褛的不到2万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会师以后开始研究“我们到哪里去建根据地、从哪里进军”的问题。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跟中央产生了分歧。中央坚持北上，在四川、甘肃、陕西交界的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张南下，到成都偏远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红四军坚持己见拒不执行中央的作战命令，而且认为我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会议作出的决议不能算数，而且中央政治局都是中
央红军。8万人的支部队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太少了，希望能够有9名四方军的干部能加入政治局。后来中央没有通过，说中央政治局成员不是在遵义会议上定的，是在战略转移前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就已经定下来的。如果要通过中央全会增加政治局的成员，那么要增加的干部就不只是四方军，还有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以及其他部队。最后，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中央也做了一些妥协，让两三个人参加政治局，而且给张国焘一个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本来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但是他要权，想当军委主席，这时候军委主席是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他也不好把总司令的位置要回来。但是给他安排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又不甘心跟其他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认为他的资历比较老，其他人都是后辈，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希望有一个比较高的领导职务。后来，张国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想，怎么解决？最后，找周恩来同志商量，看看怎么办？能不能让他当总政委。周恩来同志很体量，服从大局。他说，没有问题，尽可能安排，我不当总政委让他当，我到中央常委工作就可以了。所以就很痛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让张国焘当了总政委。
总政委对于指挥红军有最后决定权，所以在过草地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六路军以中央红军为主，然后是四方军的两个军，包括李先念部队也到这边来，跟中央红军一起组成六路军。红军总部、总司令，还有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改编成五路军，跟张国焘作为一路。所以有很多电报是张国焘任总政委签发的，他有最后决定权，所以朱老总有时候也很难发挥完全抵制他的作用。
所谓“一朝权在手”，用总政委的军权发号施令很厉害了。所以中央六路军过草地之后，张国焘命令六路军原来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率军南下。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直接打电报给陈昌浩（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也是整个红四方面军的二把手），让他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陈昌浩在组织会上做报告，就把电报给了叶帅，叶帅一看内容就离开去问徐向前，您打算怎么办？徐向前就说，我们红四方面军原来是一支部队，现在张国焘既然要南下，我们还是南下吧。所以毛主席就知道他们的底数了，所以叶帅就紧急开会，找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怎么办？如果不走，他就要南下，我们要北上，觉得不好，就能发生冲突，红军打红军。为了避免这个冲突，中央红军半夜三更就离开了赣南西，到了甘肃南部俄界。为什么往那边走？因为这是北上比经度线，而且林彪的部队已经先去了，在那里等着，所以这样一走就会合了。到达俄界之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对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决定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在中央开会的第二天，不仅不过草地，而且在他住的地方阿坝又开了一个阿坝会议，批评中央单独行动，说中央是分裂主义、投降主义，走南下路线才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已经是10月份了，中央红军正在六盘山，在过六盘山时，张国焘又召集一个会议，叫“卓木碉会议”，进一步成立了分裂中央的组织，另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政府，完全一套组织，并电令毛主席，你这个中央不能代表中央了，你们只能叫中共中央西北局，我这个中央才是真正的中央，并作出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党籍的决议，命令通缉归案，还在党内搞分裂搞反党。
所以遵义会议以后，经过“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的斗争，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与中央完全对抗。后来，中央到达陕北，这个时候中共国际共产党代表张
浩（林彪的堂兄）回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党国际七大代表大会的一些精神，这就是后来的瓦窑堡会议。
在这之后，张浩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电告张国焘，说共产国际支持遵义会议的中央，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你张国焘另立中央是非法的，并且不断打电报让张国焘撤销第二中央。另外，党中央毛主席也不断电报来讲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朱老总、刘伯承在左路军内部不断规劝张国焘。到了1935年9月，张国焘另立中央这出闹剧终于搞不下去了。特别是在南下过程中，在雅安的名山一带被川军打败，伤亡1万多人。这时，广大指战员开始觉悟：我们南下不可能到成都，川军很厉害，因此，对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也开始怀疑，于是也开始考虑究竟是南下还是北上。因为诸多因素，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另立第二中央搞了9个月后收场了，最后服从中央也到了陕北会师。
所以，这段斗争相较于遵义会议以前跟博古、李德的较量还要激烈。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南下。毛泽东讲，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所以在整个长征过程中，党内的路线斗争非常激烈，特别是跟张国焘分裂做斗争那是惊心动魄。
第三个方面的内涵，除了路线斗争，还要跟大自然恶劣的条件做斗争。 红军长征要经过很多天险，有急流险滩，还有雪山草地。中央红军从南方北上，很多人没有见过雪山，一般都有高原反应，还有雪盲症，一些体弱的战士经受不住严寒、体力不支，都倒在上雪山的阳坡山头。一般是在早上4点钟左右开始登山，中午就得到达雪山顶，然后下山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下山的路是一
个缓坡，体力弱的就滚下去，然后再走一段平路就可以了。但是在上山这一段路倒下了不少红军指战员。有些体弱的战士想尽各种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通常过第一座雪山坚持住了，以后的山就好过了。
过草地一般要七天七夜，茫茫草地，都是沼泽，积水很深，而且还有乱草根，水也有毒，战士深一脚浅一脚，弄不好就会掉进沼泽，而且越往上挣扎就陷得越深。开始，人们没有经验，很多人都倒在草地里了。后来有了经验，掉下去之后不能挣扎，只能平躺，就是位移。包括邓大姐也掉进过草地里，她是等着后来的红军来救她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经验，使劲挣扎就完了。所以开始过草地时是很难走的，而且气候变化很大，或晴天，或大风，或冰雹。像中央红军南方来的人棉衣很少，往往很难御寒。
在干粮上，要求带一个礼拜的干粮，但是却很难找到那么多存粮，带的干粮都只能吃三天，怎么办？吃草根、树皮。草根树皮吃完了，就吃皮带、皮鞋，能吃的都吃完了，怎么办？肚子咕咕叫，实在忍不住，没有办法，就把自己吃进去的不能消化的青稞豆、小豌豆洗干净再重新吃，以此来充饥。没有水喝怎么办？长征途中的水不能随便喝，因为有的水是有毒的，一喝就完了。实在忍不住了，就把自己的小便拿来喝。
所以，红一方面军过草地，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南下折腾，三过草地，倒在草地的红军指战员有1万多人。过去，我们党史上没有这个资料，也就是走完之后，再跟当地搞党史的同志统计下来全部资料，大概有1万多人。所以红军长征要克服这种极端恶劣的艰难险阻，伤亡人数也不少。最后，红军既拖垮了国民党的围
追堵截，又战胜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克服了艰难险阻顺利到达陕北，实现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为迎接后来的抗日战争新局面做准备。
二、如何看待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
第二个问题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实现党内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一个遵义会议就实现了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湘江血战之后，广大指战员开始觉悟了，中央领导层关于博古、李德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所以就接连不断地开会。
一是在湖南通道召开的通道会议。因为湘江血战结束之后，红军过了老三界，一下山就到了湖南，没走多远就到通道。为什么在通道开会？因为要决定红军怎么走。是到湘西去？还是改变路线往贵州方向去？这个时候，国民党已经摸清了红军前进的路线和方向，所以在往湘西的路上布置了20万军队，又是一个等着红军来钻的口袋。当时包括李德在内的一些同志还坚持要到湘西去，毛主席表示坚决不同意，说国民党已经布下一个大口袋，我们再往里头走就是自取灭亡。组织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都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博古、李德只能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会议决定先转到乡下去，到那里再研究在哪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以，通道会议解决了进军的问题。当时转兵，没有解决根本路线问题，然后往贵州进军，就到了黎平。
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研究究竟到哪里去。因为博古还坚持原来的意见，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们绝对不能到湘西去。不仅不能到湘西去，并且根据当时获得的信息，在遵义附近，国民党的力量比较薄弱，我们可以到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都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做出黎
平会议决议，正式否定了到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案，而且明确指出，到了遵义要继续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所以按照黎平会议决议，红军准备过乌江，然后到遵义去。
到了1934年12月31日，红军到了乌江边（今贵州瓮安）。在准备过乌江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要过乌江，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并且又开始提出他们的一些想法，否定黎平会议决议。所以这个时候只好又临时召开猴场会议。会议一直开到1935年元旦的凌晨，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会议。会议上，毛主席再一次发表自己的观点，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作出过乌江，到遵义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这就等于开始限制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之后，红军队准备过乌江。
乌江是一个天险，从山上到乌江边上，坡很陡，汽车绕来绕去要半个小时。如今，乌江天险已经没有了，上游修了大坝、水电站，所以到猴场，就可以看到“高峡出平湖”的景观。
红军过了乌江之后在遵义休整了半个月，因此也有时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军过了乌江，国民党的军队却因为没有渡船过不来，所以只好在乌江南岸眼巴巴地看着对岸的红军，直到后来有了渡船才过来。
按照黎平决议，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博古首先发言，讲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他强调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再者是因为各个根据地没有配合好，而并没有检讨战略战术的错误。与会人员对他的报告非常不满，没有等他讲完，张闻天就站起来 11
发言打断博古，批评战略战术的错误指挥。发言之后，毛泽东同志又做了一个发言，进一步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作战方法。
由于博古没有检讨，所以周恩来又做了一个补充报告，表示红军遭受的挫折，他作为领导层也要承担领导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这之前，张闻天和其他同志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让毛泽东来领导中央红军，但是周恩来长期是领导军队的，下面的军事将领也都拥护他，所以他的影响就比较大。
本来遵义会议没有要改组中央领导集体的议程，没有要甄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议程，但与会人员强烈要求，所以遵义会议就增加了这个议程：改组中央领导集体，甄选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在成立政治局常委以前，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长征时期，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1.6万多人打游击，没有参加长征。因此，随军长征的只有三位，遵义会议的时候增加了毛泽东就是四位了，这就是整个最高领导层的成立。
黎平会议与会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做具体分工，也没有撤销博古的一把手职务，因为时间来不及，而博古的工作要由谁来接替也需要酝酿准备。按照周恩来、朱德的意见，是希望毛泽东来接。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么重大的人事决定要上报共产国际，由他来接手不合适，所以建议由张闻天来干。但张闻天对军事不是很熟悉，他是长期搞宣传、搞理论的，如果要让军队和干部们接受张闻天当一把手，是需要做工作的。所以遵义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2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渡过三岔河，来到云南、贵州、四川交界的鸡鸣三省村。这时，项英在后方发来了两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央对他们的作战给予指示——中央苏区的游击战怎么打？是继续大部队跟国民党作战，还是分散成小部队打游击？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开会。鸡鸣三省会议要解决谁来签署意见，也就是谁当一把手的问题。那么谁来做工作？毛泽东不好来做工作，因为毛泽东和博古之间有一些分歧。
遵义会议之后有一个土城战役,这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提议要打的第一仗。由于情报信息有误导致土城战役失利，川军后卫部队包围了红军，所以红军打得很艰苦，朱总司令直接参与战斗。这个时候，红军被迫做出一渡赤水突围的决定。
一渡赤水这一仗没有打好，所以博古觉得，原来你的经验组织也不比我强到哪儿去。考虑到博古跟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毛泽东不便于做他的工作，于是让张闻天来做工作。张闻天和博古本来都是属于教条主义这一边的，张闻天从前是拥护古的。到了中央苏区以后，长征前不久，才对博古的一些作战办法提出不同意见，俩人才逐渐开始疏远。那谁来做工作？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时间比较长，而且博古担任临时中央一把手是周恩来和王明两个人提议的。当时，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整个中共中央机关都遭到了破坏，他们在上海待不住了。王明作为中共代表要到共产国际工作，周恩来要到中央苏区上任，那么上海的工作谁来负责？于是他们二人提议让博古来负责。当时，博古是团中央的一把手，24岁，而且博古很聪明，马列主义学得很到位，口才也不错。所以让他来负责。博古年轻，周恩来比他年长八九岁，所以他对周恩来比较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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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开会之前，周恩来找博古谈心，要深入地谈谈他的一些看法。周恩来对他说，我自从到了中央苏区以后，深感我们红军打仗实际上就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在打仗，要想取得胜利，一定要找一个懂得农民战争规律的人、比较熟悉农民的同志来领导。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积累了打游击仗、运动仗的一套办法，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几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他说，博古，尽管你很年轻也很聪明，但是你不会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周恩来还说，尽管我在中央长期主持军事，将领们也拥护我，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跟你一样只能做基础性的工作，不是帅才，不能当领袖，只有毛泽东能够当领袖，能够当统帅，他能够领导红军打败蒋介石。他说，两年前，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掉，那件事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就觉得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到了临汾会议，他批评李德的错误方针，讲得有理有据，能服人。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说服了博古，这样，遵义会议就实现了博古与张闻天的权力的和平交接，张闻天就当了一把手，同时这个会议也明确了由毛泽东帮助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全全指挥红军。这是“鸡鸣三省”会议，把在遵义会议上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进一步落实了，也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1935年3月，在三渡赤水的过程中，红军在云南遭遇了国民党的围堵，马上又挥师东进，在桐梓、娄山关和遵义，以出其不意的闪电式进军，打了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歼灭国民党主力军的2个师、8个团，俘虏敌军3000多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一次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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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中央获得了这样一个情报。有一个县城叫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国民党的守军很薄弱，我们可以乘势夺取打鼓新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张闻天就召开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因为当时打了胜仗之后继续打仗的情绪很高，考虑到国民党守军不多，我们就准备打这一仗。当时毛主席就提出，不论攻守之地，“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别看这个县城里守军很少，但是只要战斗一打响，国民党的援军都在附近，很快打起来，还是敌强我弱，而且打鼓新场的城墙很坚固，没有重武器很难攻破。
在长征之前，1932年打赣州时就曾经遭受过这样一个挫折。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坚决反对打赣州，但红军将领们认为，中央提出打赣州，我们就要服从中央的指示。结果，红三军团，就是彭德怀的部队，打了一个月没有打下来，而且损失了3000名指战员。最后，还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让红五军团前去支援，这样才解了红三军团之围。但是那个时候，头脑发热都听不进去。毛主席说，如果你们要坚持打赣州，那我请求辞掉红军前线指挥的政委职务。最后一表决，只有毛一人反对，其他20多人都赞同乘胜追击，毛泽东还是坚持认为这仗不能打，要打凶多吉少。
深夜，毛泽东拎着小马灯去找周恩来、朱德进一步讲了自己的主张，澄明利害，说服了周、朱，要周恩来第二天提出重新开会。因为周恩来是代表政治局、军委，重新开会之后，三人做工作才说服了与会20多人重新表决，最后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不打了。所以毛主席趁这个机会进一步提出，要成立一个新三人团，三人领导小组，说遵义会议以前，三人团什么事都要征求政治局的意见，但是遵义会议以来，我们白天打仗走路，晚上还继续开会，疲劳轰炸，很多重要 15
事做不了一个决策，搞得大家很疲惫，是不是还是要成立一个新三人小组，由政治局授权，全权指挥军事行动，大家很赞成。于是，成立了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毛泽东、王稼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组成的新三人小组。
打赣州时红三军团严重受挫，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有新三人团以后，凡是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周恩来基本都采纳了。所以尽管当时毛泽东不是一把手，但是他起了总设计师的作用，重大决策都是他提出的，最后也基本都按照他的意见来执行，因此就由被动变主动。最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成为的领导核心。尽管毛泽东不是党的一把手，也不是军队一把手，但是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总设计师，大的决策是他拍板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决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就有了《长征之歌》中歌颂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所以长征才能取得胜利。所以看问题有看问题的方法，我们在看问题时一般都比较注重形式，看谁什么职务，按职务来安排谁是什么，这应当说还是有一定片面性的，要看实质。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不是一把手，但是他是总设计师，遵义会议时也是这样。毛泽东的意见、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是一个过程，不是遵义会议一个会议就解决的，是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系列会议来实现这个历史转折的。
还有一个会理会议，进一步说明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红军四渡赤水时，毛泽东主张红军走“弓背路”，而林彪却主张走“弓弦路”。当时的指战员宁可打仗不愿多走路。国民党有句话说，胖子拖瘦，瘦子拖死。来回穿插，不打仗、只走路的话非常辛苦。打了胜仗，就有很多战利品，就能大大改善物资水平，所以大家都希望打仗，不希望老是走来走去。但是毛主席说遇到强敌包围，正面打不过人 16
家，要想取胜，只能来回穿插，打迂回战。所以下面军队就有情绪，林彪于是给中央写信，希望由彭德怀来接替毛泽东来领导这支部队。林彪在写这封信之前给彭德怀打过电话，但是彭德怀反对，说遵义会议刚刚决定毛泽东进入政治局，现在就要改变这个地位不合适。林彪就直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毛泽东见信非常恼火，要统一意见究竟怎么办？所以就要开一个会。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要走“弓背”而不能走“弓弦”。因为敌人力量太强，正面打不过，只能大穿插，所以毛泽东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此后，再没有人对毛泽东的领导红军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挑战。
三、如何看待长征精神
习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讲话中，重申了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所概括的长征精神的内容。对照一下80年代的讲话精神，可能一个字都没有改，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改革是集中全党智慧，体现了一种传承精神。
传承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或五个精神：第一，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正义事业必胜的精神；第二，救国救民，要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第三，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第四，要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第五，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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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走长征路时，对长征精神的理解是抽象的，是从道理上来说的；重走长征路之后，经过实际考察和对一些红军老战士的采访，能够加深对长征精神内涵的理解。这五条精神是最基本的，并且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
第一，理想信念应是长征精神的精神，是其他精神之源。没有这一条，红军长征的三个基本内涵都实现不了的，党的路线斗争那么激烈，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也是不可能的，还有大自然的艰难险阻，雪山草地怎么过？就是靠理想信念的支撑。
过草地时打先锋的是杨成武的部队红四团，但是这个小战士是江西赣南石城人，15岁，过草地时活蹦乱跳，也不知道草地厉害，做宣传员，不断地做宣传活动工作，但是三四天之后就不行了，为什么？喝了脏水染上了疾病。杨成武就对杨成武说：“政委，我可能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了。如果革命胜利了，你告诉我的父母，我是在为革命胜利过草地的途中倒下去的。我相信，革命会胜利。”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小孩就懂得这些基本道理。凭的是什么？是一个支撑。所以理想信念是最基本的精神，是各种精神之源。
第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这是理想信念的一种集中表现，是内在精神力量的一种外化。怎么相信一种理想信念是正确的？就靠打仗英勇杀敌，看是不是能克服极端困难的条件。比如，飞夺泸定桥，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有320里，2天就过去了，头一天走了240里，有人认为这是虚构的，是不可能的。但在那个时期面对那种情况，不夺取泸定桥，整个红军就完了。所以一定要飞奔夺取泸定桥，红军才能脱险。为了这个目标昼夜赶路，白天黑夜等于是跑步，有的人在路上走着都睡着了，后面的跟上往前推，还有拦路堵截的国民 18
党部队，最后打败了国民党军。所以一天走240里，这在平常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红军白天黑夜赶路，就是靠理想信念的支撑。
那怎么解释这种状况？有人说不可能，平常走100里都不可能。我刚才说了，这是有特殊的场、有特殊的能量。从物理学上讲，苹果落地是因为地心引力的作用，但是换到一个场，地心引力就不起作用了吗？同样起作用。红军在当时那种危急状况下，为了活命，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只能往前奔，把人体的最大极限能量都激发出来了，因此就能够创造出奇迹。这就是理想信念的支撑。
第三，思想路线问题要实事求是。红军再英勇、再不怕死，但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开花不能结果。毛主席来领导之后就不一样了。同样是一支部队，但面对的完全是两种局面，这就是有了正确的一致的思想路线、集中灵活的战略战术。
第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军民团结。三支红军能够顺利会师，这个非常重要。前面讲了，周恩来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一职给了张国焘，这就使两军能够实现团结。在过草地时，周恩来病得很重，全身肿了，而且得了痢疾不能走路，只能找担架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彭德怀。过草地时，三军团是垫后的，负责收容，包括这些病号由他来负责，他把这个任务交给谁了？交给肖劲光。肖劲光跟周恩来在长征以前有个过节，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肖劲光负责守卫江西的资溪县，这是在苏区东边的一个战略要地，国民党部队有几千人包围这个县城，他手下只有80多人的地方武装，没有多少战斗力，是拼命守，还是撤退？守，是绝对守不住的，因此就撤退转移了。但是肖劲光没有请示上级领导，这种战略决策是要走程序的，他私自决定撤离，县城就失守了。后来上面追究，说没有上面的命令你就撤离？擅离职守，丢失了战略要地，要严加追究，要军法处置， 19
所以给他军事审判，当时周恩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负责处理这个事，要给他判刑。后来，毛主席出来说话，说你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要机械地搬教条。他80多人守得住吗？尽管他没有请示，但是他把80多人带出来了，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后来，经过几位领导人研究，决定给肖劲光从轻处罚，就免除了肖劲光的一切职务，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在长征过程之中，周恩来由肖劲光来组织抬担架，如果肖劲光心胸很狭隘的话，过草地，已经有多少人牺牲了？一个老病号，不要说抬担架，走，都很难走出草地。但是肖劲光根本没把这些所谓的恩恩怨怨往心里去，号召大家来抬担架。第一个报名的就是陈赓。为什么？他原来就是周恩来的部下，是特科指战员，还有杨立三（后勤部长），还有其他人轮流把周恩来抬过草地了。这就是顾全大局，团结友好。如果没有这个，那就不可能有共和国的周总理。所以红军要取得胜利，要能过草地，要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顾全大局、团结友爱，非常重要。
第五，跟老百姓的关系也很重要。于都河很宽，四五百米，不浮桥过不去。浮桥的木板从哪儿来？是老百姓捐献的。所以红军两三天之内就过了于都河，走上了长征路。还有粮食，各种物资都是老百姓无私捐献的。
过草地时到了阿坝州，藏民聚居的地方，6万平方公里，20万人口。粮食本来就不多，但为了支援红军长征过草地，先后捐献了2000到3000万斤粮食，尽管没有全部解决粮食问题，但是这两三千万斤粮食解决了一大部分，更好地保证红军走出草地。所以，没有跟老百姓这种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红军长征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四、把握习总书记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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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习总书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内容很多，不好把握，但是提炼出来实际上就四句话：三四五六。
“三”。在开头讲红军长征的意义时就引用了毛主席的三句话。长征胜利之后，也就是1935年10月到11月，毛主席在总结长征意义时讲了四次，其中第四次就是现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瓦窑堡会议的讲话。
“四”。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习总书记把这三个内容作了具体发挥，就引出了四个“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五”，即红军长征的五大内涵。红军长征的具体内涵在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是展开讲的，在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中没有展开，而是着重讲了红军长征精神内涵在今后怎么弘扬的问题。关于这五个方面，习总书记也没有展开讲，重点放在“如何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来弘扬当年的长征精神”上。因此，就讲了“六个必须”。这是当下给红军长征精神的要求讲的“六个必须”。
第一，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红军长征能够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在于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路线。同样，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也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不客气。否则，治党松松垮垮，“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就容易出现老百姓不满的很多问题。所以要想保持党的 21
先进性、纯洁性，治党务必从严，而且不可能紧一阵子，松一阵子，是要贯彻始终的。六中全会就是来专门讲这个问题，这就跟习总的讲话无缝对接起来了。
目前，中央派工作也是一环扣一环，很紧凑。六中全会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我想，这不仅仅是事业的需要，的确有了这个核心，因此应当要实至名归，而且老百姓也认可，共同心愿。
所以对这个重大决策，我个人认为既要从客观上看，也要从他个人的主观方面看。没有这个核心能力，人家不认可。要有这个能力，在这个位置上明确承认，实至名归，老百姓就拥护，所以他完全不是一个。好，现在有一些人对这个核心认为要接受现在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似的。事实上回顾党的历史，这是一个势所必至、众望所向、实至名归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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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的现实意义
2016-12-08 09:33 石仲泉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这次交流我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红军长征历史的简单概括，也就是长征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基本内涵是什么。第二，如何看待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第三，如何看待长征精神。第四，如何把握习总书记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讲话。最后，还想利用一点时间和大家互动交流一下。
一、红军长征历史的基本概念
第一个概念，红军长征的里程是二万五千里还是六万五千里？
我们现在讲长征胜利会师80周年是指红军四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按照老的说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3+1”第一支部队是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走了一年，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这支部队走的路程有二万五千里。第二支部队是红二、六军团，也就是红二方面军，是由贺龙任总指挥的长征部队。红二方面军启动比较晚，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才开始长征的，一年以后到达陕北，走的路程也有2万多里，走得也比较艰苦。红二方面军从湖南转战贵州、云南、西康（中国旧省）、四川等地，从边界走过来。第三支部队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也要进行转移，以便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说明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开始长征的。路程几经南下辗转，三过雪山和草地，走
过的总路程有一万多里。第四支部队是红二十五军，就是吴焕先所在部队。他们是从河南开始走的，经过甘肃、宁夏，然后到陕西，他们到达陕北的时间比中央红军早一点。中央红军后来知道他们到了陕北，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因此才决定以陕北作为落脚点。红二十五军走的路程不到一万，所以四支部队的总里程是六万五千里。
我们现在讲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怎么理解？辩证地看是不矛盾的。为什么？首先，自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一直讲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是讲毛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走了二万五千里，这个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二万五千里的说法也就被沿用至今。第二，以四支红军部队长征的最长里程二万五千里作为长征的代表。所以，二万五千里和六万五千里这两种说法是不矛盾的。学历史要把六万五千里的情况交代清楚，这也是80多年来，一部分人所知的老的认识，而二万五千里作为红军长征里程数的代表，二者是不矛盾的，不应该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
第二个概念，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唯一的。我们知道，中央红军作为“3+1”红军之一，长征出发地是江西的瑞金、于都，而各路红军又都有自己的出发地。比如，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是从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的；红四方面军是从四川广元的苍溪县出发，并在那里发起了嘉陵江战役；红二十五方面军是在河南信阳的何家冲出发。中央红军整个部队的出发地点也不一样，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但有的部队直接转入战略转移。所以，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
第三个概念，长征的目的地。落脚陕北不是中央最初设定的红军长征目的地，长征是一个在变化中不断滚动的动态过程。起初，中央决定到现在湖南怀化洪江
市与贺龙的部队会合，但是后来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根据地的不断变化，直到到了哈达铺，看到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于是立刻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这时已经是1935年9月了。半个月后，中央红军就到达了陕北。所以长征是一个动态滚动的过程。
第四个概念，长征的全部历程。
我们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作为四支部队长征的起点，但在这之前，也就是1934年5月份，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示共产国际，7月份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为了顺利实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4年7月派出红七军团，粟裕为参谋长，后来方志敏加入，改编为红四军团。所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往浙江、安徽、江苏方向走，以便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减轻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压力。这是红军长征所做的战略准备，我们把它叫做长征的序曲。 作为战略准备的除了方志敏红七军团这支部队以外，还有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这是中央红军为进行战略转移在探路。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从湖南到广西。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基本上是沿着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的路线不断西进的。所以这是红军长征的序曲，有红七军团、红四军团，还有红六军团所做的准备。后来，红七军团被国民党围困在江西的怀玉山区。1935年1月，方志敏被捕。这个时候距遵义会议结束已有半个月之久。1935年8月，中央红军即将过草地的时候，方志敏同志牺牲，他是红军长征过程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领导。这是往前延伸。再往后延伸呢？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也就是1936年10月在会宁会师，又作出一个决定——要派出部队过黄河。先到宁夏，再到内蒙，然后到蒙古边境取苏联援助的一批军火。这就决定了后来要组建西路军，所以西路军是红军长征过程中作出的
一个重要的新的军团任务。所以西路军不是长征之外的，它属于长征的过程，我把它叫做尾声，或者说甚至是红军达到陕北之后主脉的一段支脉。现在的影视片往往把西路军撇出来了，认为它不叫长征，这应当说不符合史实。因为这支部队的组建是在会理会师的时候，第二天作出离开中央的决定，而且这21800多人，都是走过雪山沼泽红军的指战员。西路军既有红四方面军的，也有红一方面军的，他们最后很惨烈，顽强战斗半年多，最后基本全军覆没，但是这是红军长征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他们的革命精神也是整个长征精神的组成部分。
第五个概念，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过去讲长征，不讲红军长征有什么内涵，只是叙述怎么打仗，开什么会，而没有做理论概括，这样走完长征之后，还不足以反映惊天动地的长征历史。所以，在走的过程之中，应当慢慢地做理论思考，总结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不止是打仗、突围，当然，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首要内容，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生死决战，而且战斗非常激烈，也非常惨烈。比如，血战湘江。此外，其他战役也打得很艰苦。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党的指导思想的路线斗争。遵义会议以前是跟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做斗争。原来在中央苏区（今赣南瑞金一带）时，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在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切实贯彻毛泽东作战方法的情况下也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单纯地依靠李德，并把毛泽东正确的作战方法都去掉了，执意打正规战、堡垒战。面对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实力相差悬殊，所
以很难通过正规战来取胜，我们要取胜就是要打运动仗。但博古认为打运动仗已经过时了，应该打正规战，结果失败了，最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到了湘江，蒋介石早已布置了一个“大口袋”，30万军队分五路来围攻。毛主席、彭德怀都提出意见，是不是不要按照原来六军团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国民党已经布下口袋了，我们可以到湖南那边去，杀一个回马枪，打国民党军一个出其不意。但是博古、李德还是坚持按自己的方针，部队还是要往西走，到湘西会合，所以这样就落入了国民党的“大口袋”。因此，湘南血战打得非常惨烈。红军长征出发时是8.6万多人，经过第一次封锁线、第二次封锁线、第三次封锁线，死伤2.2万人，到湘南的时候还有6.5万，打到9天，牺牲3万多人，剩下3万多人。6万多变成3万多，伤亡过半。在这以前，广大指战员并不知道中央的路线斗争，只有少数干部领导知道，所以大多数指战员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损失如此惨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很少有的。比如，三大战役，损失很大，战斗集中打了1个多月，50多天，但伤亡也没有这么多。所以，湘南血战是非常惨烈的，但这就使广大指战员觉悟了，说这么打不行，还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一个实践基础。
遵义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在雪山脚下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会师时发现伤亡很大，中央红军只剩下衣衫褴褛的不到2万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会师以后开始研究“我们到哪里去建根据地、从哪里进军”的问题。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跟中央产生了分歧。中央坚持北上，在四川、甘肃、陕西交界的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张南下，到成都偏远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红四军坚持己见拒不执行中央的作战命令，而且认为我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会议作出的决议不能算数，而且中央政治局都是中
央红军。8万人的支部队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太少了，希望能够有9名四方军的干部能加入政治局。后来中央没有通过，说中央政治局成员不是在遵义会议上定的，是在战略转移前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就已经定下来的。如果要通过中央全会增加政治局的成员，那么要增加的干部就不只是四方军，还有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以及其他部队。最后，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中央也做了一些妥协，让两三个人参加政治局，而且给张国焘一个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本来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但是他要权，想当军委主席，这时候军委主席是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他也不好把总司令的位置要回来。但是给他安排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又不甘心跟其他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认为他的资历比较老，其他人都是后辈，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希望有一个比较高的领导职务。后来，张国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想，怎么解决？最后，找周恩来同志商量，看看怎么办？能不能让他当总政委。周恩来同志很体量，服从大局。他说，没有问题，尽可能安排，我不当总政委让他当，我到中央常委工作就可以了。所以就很痛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让张国焘当了总政委。
总政委对于指挥红军有最后决定权，所以在过草地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六路军以中央红军为主，然后是四方军的两个军，包括李先念部队也到这边来，跟中央红军一起组成六路军。红军总部、总司令，还有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改编成五路军，跟张国焘作为一路。所以有很多电报是张国焘任总政委签发的，他有最后决定权，所以朱老总有时候也很难发挥完全抵制他的作用。
所谓“一朝权在手”，用总政委的军权发号施令很厉害了。所以中央六路军过草地之后，张国焘命令六路军原来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率军南下。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直接打电报给陈昌浩（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也是整个红四方面军的二把手），让他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陈昌浩在组织会上做报告，就把电报给了叶帅，叶帅一看内容就离开去问徐向前，您打算怎么办？徐向前就说，我们红四方面军原来是一支部队，现在张国焘既然要南下，我们还是南下吧。所以毛主席就知道他们的底数了，所以叶帅就紧急开会，找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怎么办？如果不走，他就要南下，我们要北上，觉得不好，就能发生冲突，红军打红军。为了避免这个冲突，中央红军半夜三更就离开了赣南西，到了甘肃南部俄界。为什么往那边走？因为这是北上比经度线，而且林彪的部队已经先去了，在那里等着，所以这样一走就会合了。到达俄界之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对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决定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在中央开会的第二天，不仅不过草地，而且在他住的地方阿坝又开了一个阿坝会议，批评中央单独行动，说中央是分裂主义、投降主义，走南下路线才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已经是10月份了，中央红军正在六盘山，在过六盘山时，张国焘又召集一个会议，叫“卓木碉会议”，进一步成立了分裂中央的组织，另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政府，完全一套组织，并电令毛主席，你这个中央不能代表中央了，你们只能叫中共中央西北局，我这个中央才是真正的中央，并作出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党籍的决议，命令通缉归案，还在党内搞分裂搞反党。
所以遵义会议以后，经过“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的斗争，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与中央完全对抗。后来，中央到达陕北，这个时候中共国际共产党代表张
浩（林彪的堂兄）回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党国际七大代表大会的一些精神，这就是后来的瓦窑堡会议。
在这之后，张浩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电告张国焘，说共产国际支持遵义会议的中央，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你张国焘另立中央是非法的，并且不断打电报让张国焘撤销第二中央。另外，党中央毛主席也不断电报来讲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朱老总、刘伯承在左路军内部不断规劝张国焘。到了1935年9月，张国焘另立中央这出闹剧终于搞不下去了。特别是在南下过程中，在雅安的名山一带被川军打败，伤亡1万多人。这时，广大指战员开始觉悟：我们南下不可能到成都，川军很厉害，因此，对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也开始怀疑，于是也开始考虑究竟是南下还是北上。因为诸多因素，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另立第二中央搞了9个月后收场了，最后服从中央也到了陕北会师。
所以，这段斗争相较于遵义会议以前跟博古、李德的较量还要激烈。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南下。毛泽东讲，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所以在整个长征过程中，党内的路线斗争非常激烈，特别是跟张国焘分裂做斗争那是惊心动魄。
第三个方面的内涵，除了路线斗争，还要跟大自然恶劣的条件做斗争。 红军长征要经过很多天险，有急流险滩，还有雪山草地。中央红军从南方北上，很多人没有见过雪山，一般都有高原反应，还有雪盲症，一些体弱的战士经受不住严寒、体力不支，都倒在上雪山的阳坡山头。一般是在早上4点钟左右开始登山，中午就得到达雪山顶，然后下山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下山的路是一
个缓坡，体力弱的就滚下去，然后再走一段平路就可以了。但是在上山这一段路倒下了不少红军指战员。有些体弱的战士想尽各种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通常过第一座雪山坚持住了，以后的山就好过了。
过草地一般要七天七夜，茫茫草地，都是沼泽，积水很深，而且还有乱草根，水也有毒，战士深一脚浅一脚，弄不好就会掉进沼泽，而且越往上挣扎就陷得越深。开始，人们没有经验，很多人都倒在草地里了。后来有了经验，掉下去之后不能挣扎，只能平躺，就是位移。包括邓大姐也掉进过草地里，她是等着后来的红军来救她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经验，使劲挣扎就完了。所以开始过草地时是很难走的，而且气候变化很大，或晴天，或大风，或冰雹。像中央红军南方来的人棉衣很少，往往很难御寒。
在干粮上，要求带一个礼拜的干粮，但是却很难找到那么多存粮，带的干粮都只能吃三天，怎么办？吃草根、树皮。草根树皮吃完了，就吃皮带、皮鞋，能吃的都吃完了，怎么办？肚子咕咕叫，实在忍不住，没有办法，就把自己吃进去的不能消化的青稞豆、小豌豆洗干净再重新吃，以此来充饥。没有水喝怎么办？长征途中的水不能随便喝，因为有的水是有毒的，一喝就完了。实在忍不住了，就把自己的小便拿来喝。
所以，红一方面军过草地，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南下折腾，三过草地，倒在草地的红军指战员有1万多人。过去，我们党史上没有这个资料，也就是走完之后，再跟当地搞党史的同志统计下来全部资料，大概有1万多人。所以红军长征要克服这种极端恶劣的艰难险阻，伤亡人数也不少。最后，红军既拖垮了国民党的围
追堵截，又战胜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克服了艰难险阻顺利到达陕北，实现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为迎接后来的抗日战争新局面做准备。
二、如何看待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
第二个问题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实现党内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一个遵义会议就实现了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湘江血战之后，广大指战员开始觉悟了，中央领导层关于博古、李德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所以就接连不断地开会。
一是在湖南通道召开的通道会议。因为湘江血战结束之后，红军过了老三界，一下山就到了湖南，没走多远就到通道。为什么在通道开会？因为要决定红军怎么走。是到湘西去？还是改变路线往贵州方向去？这个时候，国民党已经摸清了红军前进的路线和方向，所以在往湘西的路上布置了20万军队，又是一个等着红军来钻的口袋。当时包括李德在内的一些同志还坚持要到湘西去，毛主席表示坚决不同意，说国民党已经布下一个大口袋，我们再往里头走就是自取灭亡。组织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都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博古、李德只能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会议决定先转到乡下去，到那里再研究在哪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以，通道会议解决了进军的问题。当时转兵，没有解决根本路线问题，然后往贵州进军，就到了黎平。
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研究究竟到哪里去。因为博古还坚持原来的意见，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们绝对不能到湘西去。不仅不能到湘西去，并且根据当时获得的信息，在遵义附近，国民党的力量比较薄弱，我们可以到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都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做出黎
平会议决议，正式否定了到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案，而且明确指出，到了遵义要继续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所以按照黎平会议决议，红军准备过乌江，然后到遵义去。
到了1934年12月31日，红军到了乌江边（今贵州瓮安）。在准备过乌江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要过乌江，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并且又开始提出他们的一些想法，否定黎平会议决议。所以这个时候只好又临时召开猴场会议。会议一直开到1935年元旦的凌晨，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会议。会议上，毛主席再一次发表自己的观点，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作出过乌江，到遵义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这就等于开始限制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之后，红军队准备过乌江。
乌江是一个天险，从山上到乌江边上，坡很陡，汽车绕来绕去要半个小时。如今，乌江天险已经没有了，上游修了大坝、水电站，所以到猴场，就可以看到“高峡出平湖”的景观。
红军过了乌江之后在遵义休整了半个月，因此也有时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军过了乌江，国民党的军队却因为没有渡船过不来，所以只好在乌江南岸眼巴巴地看着对岸的红军，直到后来有了渡船才过来。
按照黎平决议，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博古首先发言，讲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他强调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再者是因为各个根据地没有配合好，而并没有检讨战略战术的错误。与会人员对他的报告非常不满，没有等他讲完，张闻天就站起来 11
发言打断博古，批评战略战术的错误指挥。发言之后，毛泽东同志又做了一个发言，进一步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作战方法。
由于博古没有检讨，所以周恩来又做了一个补充报告，表示红军遭受的挫折，他作为领导层也要承担领导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这之前，张闻天和其他同志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让毛泽东来领导中央红军，但是周恩来长期是领导军队的，下面的军事将领也都拥护他，所以他的影响就比较大。
本来遵义会议没有要改组中央领导集体的议程，没有要甄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议程，但与会人员强烈要求，所以遵义会议就增加了这个议程：改组中央领导集体，甄选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在成立政治局常委以前，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长征时期，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1.6万多人打游击，没有参加长征。因此，随军长征的只有三位，遵义会议的时候增加了毛泽东就是四位了，这就是整个最高领导层的成立。
黎平会议与会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做具体分工，也没有撤销博古的一把手职务，因为时间来不及，而博古的工作要由谁来接替也需要酝酿准备。按照周恩来、朱德的意见，是希望毛泽东来接。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么重大的人事决定要上报共产国际，由他来接手不合适，所以建议由张闻天来干。但张闻天对军事不是很熟悉，他是长期搞宣传、搞理论的，如果要让军队和干部们接受张闻天当一把手，是需要做工作的。所以遵义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2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渡过三岔河，来到云南、贵州、四川交界的鸡鸣三省村。这时，项英在后方发来了两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央对他们的作战给予指示——中央苏区的游击战怎么打？是继续大部队跟国民党作战，还是分散成小部队打游击？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开会。鸡鸣三省会议要解决谁来签署意见，也就是谁当一把手的问题。那么谁来做工作？毛泽东不好来做工作，因为毛泽东和博古之间有一些分歧。
遵义会议之后有一个土城战役,这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提议要打的第一仗。由于情报信息有误导致土城战役失利，川军后卫部队包围了红军，所以红军打得很艰苦，朱总司令直接参与战斗。这个时候，红军被迫做出一渡赤水突围的决定。
一渡赤水这一仗没有打好，所以博古觉得，原来你的经验组织也不比我强到哪儿去。考虑到博古跟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毛泽东不便于做他的工作，于是让张闻天来做工作。张闻天和博古本来都是属于教条主义这一边的，张闻天从前是拥护古的。到了中央苏区以后，长征前不久，才对博古的一些作战办法提出不同意见，俩人才逐渐开始疏远。那谁来做工作？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时间比较长，而且博古担任临时中央一把手是周恩来和王明两个人提议的。当时，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整个中共中央机关都遭到了破坏，他们在上海待不住了。王明作为中共代表要到共产国际工作，周恩来要到中央苏区上任，那么上海的工作谁来负责？于是他们二人提议让博古来负责。当时，博古是团中央的一把手，24岁，而且博古很聪明，马列主义学得很到位，口才也不错。所以让他来负责。博古年轻，周恩来比他年长八九岁，所以他对周恩来比较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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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开会之前，周恩来找博古谈心，要深入地谈谈他的一些看法。周恩来对他说，我自从到了中央苏区以后，深感我们红军打仗实际上就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在打仗，要想取得胜利，一定要找一个懂得农民战争规律的人、比较熟悉农民的同志来领导。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积累了打游击仗、运动仗的一套办法，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几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他说，博古，尽管你很年轻也很聪明，但是你不会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周恩来还说，尽管我在中央长期主持军事，将领们也拥护我，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跟你一样只能做基础性的工作，不是帅才，不能当领袖，只有毛泽东能够当领袖，能够当统帅，他能够领导红军打败蒋介石。他说，两年前，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掉，那件事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就觉得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到了临汾会议，他批评李德的错误方针，讲得有理有据，能服人。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说服了博古，这样，遵义会议就实现了博古与张闻天的权力的和平交接，张闻天就当了一把手，同时这个会议也明确了由毛泽东帮助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全全指挥红军。这是“鸡鸣三省”会议，把在遵义会议上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进一步落实了，也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1935年3月，在三渡赤水的过程中，红军在云南遭遇了国民党的围堵，马上又挥师东进，在桐梓、娄山关和遵义，以出其不意的闪电式进军，打了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歼灭国民党主力军的2个师、8个团，俘虏敌军3000多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一次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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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中央获得了这样一个情报。有一个县城叫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国民党的守军很薄弱，我们可以乘势夺取打鼓新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张闻天就召开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因为当时打了胜仗之后继续打仗的情绪很高，考虑到国民党守军不多，我们就准备打这一仗。当时毛主席就提出，不论攻守之地，“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别看这个县城里守军很少，但是只要战斗一打响，国民党的援军都在附近，很快打起来，还是敌强我弱，而且打鼓新场的城墙很坚固，没有重武器很难攻破。
在长征之前，1932年打赣州时就曾经遭受过这样一个挫折。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坚决反对打赣州，但红军将领们认为，中央提出打赣州，我们就要服从中央的指示。结果，红三军团，就是彭德怀的部队，打了一个月没有打下来，而且损失了3000名指战员。最后，还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让红五军团前去支援，这样才解了红三军团之围。但是那个时候，头脑发热都听不进去。毛主席说，如果你们要坚持打赣州，那我请求辞掉红军前线指挥的政委职务。最后一表决，只有毛一人反对，其他20多人都赞同乘胜追击，毛泽东还是坚持认为这仗不能打，要打凶多吉少。
深夜，毛泽东拎着小马灯去找周恩来、朱德进一步讲了自己的主张，澄明利害，说服了周、朱，要周恩来第二天提出重新开会。因为周恩来是代表政治局、军委，重新开会之后，三人做工作才说服了与会20多人重新表决，最后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不打了。所以毛主席趁这个机会进一步提出，要成立一个新三人团，三人领导小组，说遵义会议以前，三人团什么事都要征求政治局的意见，但是遵义会议以来，我们白天打仗走路，晚上还继续开会，疲劳轰炸，很多重要 15
事做不了一个决策，搞得大家很疲惫，是不是还是要成立一个新三人小组，由政治局授权，全权指挥军事行动，大家很赞成。于是，成立了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毛泽东、王稼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组成的新三人小组。
打赣州时红三军团严重受挫，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有新三人团以后，凡是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周恩来基本都采纳了。所以尽管当时毛泽东不是一把手，但是他起了总设计师的作用，重大决策都是他提出的，最后也基本都按照他的意见来执行，因此就由被动变主动。最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成为的领导核心。尽管毛泽东不是党的一把手，也不是军队一把手，但是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总设计师，大的决策是他拍板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决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就有了《长征之歌》中歌颂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所以长征才能取得胜利。所以看问题有看问题的方法，我们在看问题时一般都比较注重形式，看谁什么职务，按职务来安排谁是什么，这应当说还是有一定片面性的，要看实质。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不是一把手，但是他是总设计师，遵义会议时也是这样。毛泽东的意见、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是一个过程，不是遵义会议一个会议就解决的，是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系列会议来实现这个历史转折的。
还有一个会理会议，进一步说明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红军四渡赤水时，毛泽东主张红军走“弓背路”，而林彪却主张走“弓弦路”。当时的指战员宁可打仗不愿多走路。国民党有句话说，胖子拖瘦，瘦子拖死。来回穿插，不打仗、只走路的话非常辛苦。打了胜仗，就有很多战利品，就能大大改善物资水平，所以大家都希望打仗，不希望老是走来走去。但是毛主席说遇到强敌包围，正面打不过人 16
家，要想取胜，只能来回穿插，打迂回战。所以下面军队就有情绪，林彪于是给中央写信，希望由彭德怀来接替毛泽东来领导这支部队。林彪在写这封信之前给彭德怀打过电话，但是彭德怀反对，说遵义会议刚刚决定毛泽东进入政治局，现在就要改变这个地位不合适。林彪就直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毛泽东见信非常恼火，要统一意见究竟怎么办？所以就要开一个会。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要走“弓背”而不能走“弓弦”。因为敌人力量太强，正面打不过，只能大穿插，所以毛泽东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此后，再没有人对毛泽东的领导红军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挑战。
三、如何看待长征精神
习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讲话中，重申了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所概括的长征精神的内容。对照一下80年代的讲话精神，可能一个字都没有改，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改革是集中全党智慧，体现了一种传承精神。
传承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或五个精神：第一，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正义事业必胜的精神；第二，救国救民，要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第三，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第四，要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第五，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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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走长征路时，对长征精神的理解是抽象的，是从道理上来说的；重走长征路之后，经过实际考察和对一些红军老战士的采访，能够加深对长征精神内涵的理解。这五条精神是最基本的，并且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
第一，理想信念应是长征精神的精神，是其他精神之源。没有这一条，红军长征的三个基本内涵都实现不了的，党的路线斗争那么激烈，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也是不可能的，还有大自然的艰难险阻，雪山草地怎么过？就是靠理想信念的支撑。
过草地时打先锋的是杨成武的部队红四团，但是这个小战士是江西赣南石城人，15岁，过草地时活蹦乱跳，也不知道草地厉害，做宣传员，不断地做宣传活动工作，但是三四天之后就不行了，为什么？喝了脏水染上了疾病。杨成武就对杨成武说：“政委，我可能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了。如果革命胜利了，你告诉我的父母，我是在为革命胜利过草地的途中倒下去的。我相信，革命会胜利。”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小孩就懂得这些基本道理。凭的是什么？是一个支撑。所以理想信念是最基本的精神，是各种精神之源。
第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这是理想信念的一种集中表现，是内在精神力量的一种外化。怎么相信一种理想信念是正确的？就靠打仗英勇杀敌，看是不是能克服极端困难的条件。比如，飞夺泸定桥，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有320里，2天就过去了，头一天走了240里，有人认为这是虚构的，是不可能的。但在那个时期面对那种情况，不夺取泸定桥，整个红军就完了。所以一定要飞奔夺取泸定桥，红军才能脱险。为了这个目标昼夜赶路，白天黑夜等于是跑步，有的人在路上走着都睡着了，后面的跟上往前推，还有拦路堵截的国民 18
党部队，最后打败了国民党军。所以一天走240里，这在平常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红军白天黑夜赶路，就是靠理想信念的支撑。
那怎么解释这种状况？有人说不可能，平常走100里都不可能。我刚才说了，这是有特殊的场、有特殊的能量。从物理学上讲，苹果落地是因为地心引力的作用，但是换到一个场，地心引力就不起作用了吗？同样起作用。红军在当时那种危急状况下，为了活命，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只能往前奔，把人体的最大极限能量都激发出来了，因此就能够创造出奇迹。这就是理想信念的支撑。
第三，思想路线问题要实事求是。红军再英勇、再不怕死，但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开花不能结果。毛主席来领导之后就不一样了。同样是一支部队，但面对的完全是两种局面，这就是有了正确的一致的思想路线、集中灵活的战略战术。
第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军民团结。三支红军能够顺利会师，这个非常重要。前面讲了，周恩来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一职给了张国焘，这就使两军能够实现团结。在过草地时，周恩来病得很重，全身肿了，而且得了痢疾不能走路，只能找担架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彭德怀。过草地时，三军团是垫后的，负责收容，包括这些病号由他来负责，他把这个任务交给谁了？交给肖劲光。肖劲光跟周恩来在长征以前有个过节，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肖劲光负责守卫江西的资溪县，这是在苏区东边的一个战略要地，国民党部队有几千人包围这个县城，他手下只有80多人的地方武装，没有多少战斗力，是拼命守，还是撤退？守，是绝对守不住的，因此就撤退转移了。但是肖劲光没有请示上级领导，这种战略决策是要走程序的，他私自决定撤离，县城就失守了。后来上面追究，说没有上面的命令你就撤离？擅离职守，丢失了战略要地，要严加追究，要军法处置， 19
所以给他军事审判，当时周恩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负责处理这个事，要给他判刑。后来，毛主席出来说话，说你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要机械地搬教条。他80多人守得住吗？尽管他没有请示，但是他把80多人带出来了，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后来，经过几位领导人研究，决定给肖劲光从轻处罚，就免除了肖劲光的一切职务，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在长征过程之中，周恩来由肖劲光来组织抬担架，如果肖劲光心胸很狭隘的话，过草地，已经有多少人牺牲了？一个老病号，不要说抬担架，走，都很难走出草地。但是肖劲光根本没把这些所谓的恩恩怨怨往心里去，号召大家来抬担架。第一个报名的就是陈赓。为什么？他原来就是周恩来的部下，是特科指战员，还有杨立三（后勤部长），还有其他人轮流把周恩来抬过草地了。这就是顾全大局，团结友好。如果没有这个，那就不可能有共和国的周总理。所以红军要取得胜利，要能过草地，要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顾全大局、团结友爱，非常重要。
第五，跟老百姓的关系也很重要。于都河很宽，四五百米，不浮桥过不去。浮桥的木板从哪儿来？是老百姓捐献的。所以红军两三天之内就过了于都河，走上了长征路。还有粮食，各种物资都是老百姓无私捐献的。
过草地时到了阿坝州，藏民聚居的地方，6万平方公里，20万人口。粮食本来就不多，但为了支援红军长征过草地，先后捐献了2000到3000万斤粮食，尽管没有全部解决粮食问题，但是这两三千万斤粮食解决了一大部分，更好地保证红军走出草地。所以，没有跟老百姓这种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红军长征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四、把握习总书记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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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习总书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内容很多，不好把握，但是提炼出来实际上就四句话：三四五六。
“三”。在开头讲红军长征的意义时就引用了毛主席的三句话。长征胜利之后，也就是1935年10月到11月，毛主席在总结长征意义时讲了四次，其中第四次就是现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瓦窑堡会议的讲话。
“四”。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习总书记把这三个内容作了具体发挥，就引出了四个“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五”，即红军长征的五大内涵。红军长征的具体内涵在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是展开讲的，在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中没有展开，而是着重讲了红军长征精神内涵在今后怎么弘扬的问题。关于这五个方面，习总书记也没有展开讲，重点放在“如何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来弘扬当年的长征精神”上。因此，就讲了“六个必须”。这是当下给红军长征精神的要求讲的“六个必须”。
第一，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红军长征能够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在于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路线。同样，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也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不客气。否则，治党松松垮垮，“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就容易出现老百姓不满的很多问题。所以要想保持党的 21
先进性、纯洁性，治党务必从严，而且不可能紧一阵子，松一阵子，是要贯彻始终的。六中全会就是来专门讲这个问题，这就跟习总的讲话无缝对接起来了。
目前，中央派工作也是一环扣一环，很紧凑。六中全会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我想，这不仅仅是事业的需要，的确有了这个核心，因此应当要实至名归，而且老百姓也认可，共同心愿。
所以对这个重大决策，我个人认为既要从客观上看，也要从他个人的主观方面看。没有这个核心能力，人家不认可。要有这个能力，在这个位置上明确承认，实至名归，老百姓就拥护，所以他完全不是一个。好，现在有一些人对这个核心认为要接受现在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似的。事实上回顾党的历史，这是一个势所必至、众望所向、实至名归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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