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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网络语言盛行 不能妄图屏蔽
2010年12月26日 10:08 光明日报 作者：高赛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相信大家对这些诗词大多耳熟能详。就在后人沉醉于古典文化浓厚的韵味，并试图解读其深刻的内涵时，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些语句在当年的地位不过相当于如今的流行歌曲而已。将中国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联系起来,似乎有些于理不合。因为按照时下的说法，中国古典诗词属于高雅文化，而流行歌曲则属于通俗文化，其间泾渭甚是分明。可是粗通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古典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曾经是广为流行的歌曲，属于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而现在古典诗词却曲高和寡，成为高雅文化，并与流行歌曲对立起来，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网络语言如今的境遇与当年的流行歌曲如出一辙
再来看看流行歌曲这些年地位的转变吧。从早先的“精神污染”到“儿童不宜”，再从“广为传唱”到老年人热爱的“公园舞曲”，流行歌曲实现了华丽转身。如今广为盛行的网络语言会不会是当年流行歌曲的翻版？将来又会不会成为后人研究我们这个年代的文化瑰宝？
网络语言，顾名思义，即由网民创造，在网络上流行的语言，是网民们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曾经，词语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个时代，如今，词语的变化之快，让一些人无所适从，更难以找到能代表这个时代的词语。自从有两会代表提出要屏蔽网络语言以来，网络语言本身就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该屏蔽，有人说该保留，也有人说网络语言凸显中国人文化匮乏，也有人说网络语言就是快餐，吃完就忘记吃了什么，相比满汉全席来讲不足为道。
“躲猫猫”“犀利哥”“猪坚强”“范跑跑”“郭跳跳”„„如今，对于这些新兴的网络语言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丝毫不过分。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及学者都认为，网络语言会给汉语造成污染，破坏汉语的纯洁，进而严重影响中小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语文学习，有百害而无一利，坚决反对中小学生接受、使用网络语言。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彭国钧在自己的新书《简明实用文言语法》中这样写道：“现在生造词汇的现象很突出，网络语言是社会习惯语言，但它只是为部分人服务的，不应该进入民族语言中。”彭国钧以“粉丝”一词为例，他认为这是个来源于英文“FANS”的音译词，不符合中华民族语言的DNA，不应该被媒体和个人广为传播。
遨游在互联网上已经无法回避这些似懂非懂的词汇
2010年即将过去，这一年不少红遍网络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力”、“蒜你狠”等极其普通的言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红，成为常用的语言及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11月10日，一向以严肃严谨著称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了标题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的文章，令人想不到的是，该标题一夜之间受到全国网民和读者的围观，事件本身在第二天也成了一则新闻。网友们对《人民日报》标题使用网络词汇“给力”感到新鲜，高度关注，并展开热烈的议论，至今热情不减。
《人民日报》在语言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对于“给力”登上党报头版头条，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朱强博士认为，民间语汇补充、进入主流的官方语言，是语言发展的常有现象，由此可见网络已经多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工作中，这些灵动、鲜活的词语，为中国传统语言带来了活力，也让人们看到了网络的强大力量。
网友对网络语言出现“转正”的迹象也普遍欢欣鼓舞，他们认为这是网络语言被主流媒体认可的标志。网友“一民的天空”认为，这种现象体现了对网络文化的尊重，体现了一种创新精神，体现了文化源于大众、服务大众的包容性，必将为文化创新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带来活力。
网民对网络词语的解释常常争议不止，“汗”是常常在网络上出现的一个字，通常被解读为表达敬畏的意思。但记者采访时发现，尽管很多人都在频繁使用这个字，但事实上，大家对词义的理解各不相同。比如，有人认为汗是“晕”的意思，还有的认为是“汗颜”，也有人用它表达的是“居然这样”的内涵。
“也许你并不认同某些词的含义，但你在网络上已经无法拒绝看到或难以避免这些似懂非懂的词汇。”一位中年网友无奈地说。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有的网友直接在论坛中求助，“沟通不畅，谁知道网络语言快告诉我啊”，有人则正在编写“网络语言大全”，每次公布都有很多的人跟帖争论。由于被频繁使用，网络语言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每一个网民都可能无意间成为创造网络流行语的推手
没有人记得第一个网络热词语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记得它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可以追溯的是，2001年，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专门收集网络词汇的词典《中国网络语言词典》收词1305条，正文38万字。由于近几年网络语言不断推陈出新，其数量也早已几倍于前。
网民用各种各样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智慧和对生活的感悟，据《人民日报》报道，有一群义务编写、传播“热词”、“锐词”的网友，他们被称为“智愿者”，他们是受教育高、收入高、生活在大中城市的人群，在中文百科网站互动百科中，这样的“智愿者”人数高达224万。截至2010年5月底，他们已共同打造了461万个词条、500多万张图片，成绩斐然。
很多青年学者认为，网络语言是中国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应该加以保留、发扬、丰富以及有效保存。或许几百年之后的新新人类对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会找到一些依据。这就如同我们现在对几百几千年前的中国文化进行考证一样，会去研究不同时期的文字。
每一个网民都可能无意间成为创造网络流行语的推手，一位网民的智慧和才华得到其他网民认可。人们不得不相信，网络时代是一个全民造词、全民传播的时代。
加以规范疏导的网络语言又何尝不是当今的诗词
有些网络流行语，背后带有很强的娱乐气息，这也是其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如，我是出来打酱油的；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这些所谓的网络语言，虽然会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内被传播，但显然最终难登大雅之堂，也不会对汉字语言文化发展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有网络语言学者认为，语言有自然淘汰的规律，因此不用担忧。而钓鱼执法、欺实马、躲猫猫等事件就是网络民主倒逼权利问责成功的典型案例。
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结尾首次配上了七条新词解释。也许这提醒我们应该这样看待网络流行语：虽然网络流行语确实有不规范的语言，但是作为一种存在，不应成为大家的恐慌，更不能妄图屏蔽和压制，因为流行语本身就是公众心态、意见表达的一种方式。
相较之下，网络语言也体现出现代网民的高超智慧，仅用3—4个字就能概括一个社会焦点事件的全过程，同时还能引人深思。这既显示出一个事件在超浓缩后，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力，也显示出数亿网民的惊人创造力，如果能够对其加以疏导和利用，将是知识分享和信息传播之福。
北京汉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李金羽认为，网络语言蕴含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不可估量，网络语言要么针砭时弊，要么娱乐大众，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现在小学、中学在学唐诗宋词，认为古人的文字水平很高超。其实，加以规范疏导的网络语言又何尝不是当今的诗词？
社会学家：“全民弱势心理”折射社会规则缺失
2010年12月25日 中国青年报
近来，有调查显示，中国近五成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该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和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受访者高达七成。
究竟何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队伍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弱势心理在蔓延，弱势概念被泛化
“一般来说，弱势群体是社会中基本的生活、生存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人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奂平清副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党干部、公司白领、知识分子等所谓的“弱势群体”，都是被泛化了以后的概念。
“个体面临的压力、不确定性等因素通过网络放大后，会普遍产生这种心理。当人们看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近的人遭遇不幸时，难免会想，说不定有一天，这事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了，网络会有放大效应。”奂平清教授表示。
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公务员考试中，全国有40万人报名。报考与录取比例高达63∶1，个别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甚至高达4961∶1。公务员稳定、福利好、工作前途好的特点，正是它被奉为“香饽饽”的原因。但为何有4成多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据了解，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心态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但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困难重重；四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只能“望房兴叹”。
“如果说‘今年有40万人争当弱势群体’，显然很可笑。”网友“君君他爸”说：“你大可以说这些强势群体‘得了便宜还卖乖’，但我宁可相信他们在描述自己处于某种弱势时的无力感。”
另一名网友感慨，“这么多公务员自称‘弱势群体’，不能怪，既要看好自己的饭碗，还要想办法让自己变成领导，不拍马屁能行吗？有求于人，能不弱吗？”
“强势和弱势都是相对而言的，参照的人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普通公务员在单位里就是个被管理者，他相对他的领导而言，就会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了。白领的压力也大，现在就业竞争很激烈，他们常常面临丢工作的危险。”在奂平清副教授看来，公务员、白领说的“弱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势”，而只是一种比上不足的心理反应，“这么多人报考公务员，说明公务员这个工作事实上并不弱势。”
缺乏普遍安全感，折射社会规则缺失
“之所以很多公务员感觉自己属于弱势群体，是因为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并不是依靠法律规章制度等显规则来竞争的。今天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明天就沦为相对的弱势群体。”网友“京华倦客”说。
而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抽样调查表明，高达55.4%的受访知识分子自认“弱势”。与一些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的房产商、隐形贪官等相比，不少知识分子“喊弱”、“哭穷”，首先是因为对自身境遇不满，而这种不满是通过比较得出的。面对当前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的联姻甚至转换，大学教授的文化资本(教育文凭)显然处于弱势。而“弱势心理”在那些基础、冷门学科的知识分子当中，表现尤为强烈。
针对公司白领群体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57.8%的受访白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干得多，挣得少”是采访调查中许多公司白领的共同感受。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工作繁忙，职场竞争非常激烈，而且，他们不像党政干部和大学教师一样有稳定的职位，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人和严格的业绩考核，他们要全身心地投入，为此，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表示，现在社会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人们容易在比较中加剧弱势心理。不过，他认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弱势，关键在于社会规则存在缺失、不明确，人们无法感到自己在社会生活、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规则的保护，总有一种不确定感。人们往往感到自己的前途不可预料，比如随时面临失业，失业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现象也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反映指标。”奂平清副教授说，“现代社会变迁比较快，各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未来究竟会怎样，不可知。”
奂平清认为，国家应该从社会建设、社会保障方面加大力度投入建设，增加人们的安全感。“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物价上涨、就业压力等状况，有它的阶段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程的加快，会逐步减少人们的心理弱势现象。”
于建嵘教授则认为，“完善社会规则，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实习生 张蕾 本报记者 王俊秀
沈彬：老干部缘何为百姓专车开道“公车上访”
2010年12月22日 新京报
杨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农民维权，体现出了一位老人的政治风骨和良心。相形之下，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官僚，太冷漠。杨维骏老先生，曾是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如今已经年近九十，他却积极地为农民维权。
他“公车上访”———坐着政府为其配的专车，为12个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省政协信访处反映被违规拆迁的遭遇；他将农民的维权材料亲自送到省国土厅；他在网上开博客，为民鼓与呼。
杨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农民维权，体现出了一位老人的政治风骨和良心。相形之下，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官僚，太冷漠；农民太可怜了。而很多时候，官员的冷漠心态正是公民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
比如，杨老带农民上访时，一位负责官员就说要请示领导，要走相关程序的审批，杨老当时就怒了，“救命的事，能拖吗”，带着农民直奔信访处，结果在工作时间里，整个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再到中央驻昆明巡视组，还是没人。再比如，因为杨老“公车上访”，政协一位处长责怪他开着专车带群众去政府上访不妥。正如杨老所说：难道干部的公车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开着公车为民请愿，就不可以？
质疑杨老的这些官员，“屁股”已经不坐在群众一边，所以他们的话语逻辑不可理喻。近年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官员说出一些“雷语”。诸如“你为谁服务？”“没有强拆，没有新中国。”“没有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话语表现出的也是一种对民众的极大冷漠。
躲避或者质疑杨老“公车上访”的那些官员的冷漠，导致他们对底层民众的拆迁遭遇缺乏痛感，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民众冷漠的那些官员，就只顾自己的功利算计，肆意侵占那些农民的土地：以漠视公民权利开始，以践踏公民的权利为终点。
而可悲的是，别说那些无视民众痛楚、置身事外、不愿维护民众正当权益的官员无法被
追责，即使那些直接或间接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违规、违法官员，有多少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在这样的环境中，杨维骏的行为无疑显得出挑。他为拆迁农民提供“公车上访”，对那些冷漠官员是一种警醒。杨老为公务员后生们提供了坚持良心的榜样：面对群众利益受损时，不应唯唯诺诺；应保持一位公务人员所应具备的济世情怀，为底层群众鼓与呼。正如杨老所说：“人民培养一个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过来不知道报效自己的衣食父母，这和动物有啥区别。”
此外，随着我国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官员将逐渐从对上负责，变为对底层群众负责。但愿在现代政治的约束机制下，官员不能再对公民的权益受损冷漠置之。期待在下一步的制度设计中，杨维骏的急民所急的作风，会成为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沈彬（法律工作者）
谭相彬：官二代吃“皇粮”让多少底层奋斗者无望
2010年12月27日 08:41红网
要到2011年才毕业的在校大学生，竟然已经被安排进了家乡湖南省冷水江市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工作，享受事业编制。昨日，网帖爆料称，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曹长清就是这样为还在大学校园的儿子曹博文找到了工作，且经过了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的层层批示。（12月26日《山东商报》）
“官二代”大学还未毕业，就进财政局吃“皇粮”，这样的“特权”盛宴只能让更多平民学子“望洋兴叹”。相比福建屏南县弄个严厉苛刻的招聘腐朽牌坊外，这次内定事件只要递交一份《请求安排子女工作的报告》就实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权力世袭，直接将招聘程序公然异化蜕变为权力暗箱操作，玩起了“拼爹游戏”。这种“人情保送”的做法，明显是在用私权挑衅程序正义性和规则有序性，弥漫的将是对规则秩序的颠覆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
纵观近年来一些地方公招黑幕不断曝出，五花八门的“量身招聘”、“萝卜招聘”„„粉墨登场，也难怪冷水江市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真情流露”——“如果这个事你们查还多的是”。找工作不凭真才实学靠关系，再次验证了“学历证牛不过出生证”的伪命题，让公众潜意识里滋生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扭曲价值观取向，难免陷入“拼爹时代”。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展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新一代的“傍傍族”出现了。56.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傍傍族”(傍款、傍权、傍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傍”？因为根植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土壤已被私权滥用“灰色”底纹所腐蚀，逐步蔓延出了“有关系就好说话、好办事”的倾向，无形中冲击了社会信用体制，也就是说一些事情可以遵循“有章不守，有规不循”的社会潜规则走捷径达成目的。
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出发，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阶段，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形态，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分化后身份壁垒、权利的断裂和阶层固化等阻塞因素显现。“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没机会”恰恰喊出的是草根阶层渴望改变自己，梦想破灭的失意落魄后最苍白无力的呐喊。
如果说一个社会的公平发展机会不能惠及每个公民，只凭“谁有个好爸爸”来给撑腰，让“权力世袭”制造机会排斥，不断演绎着让权力、身份、地位等优势实现着代际传递，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权利却被无情剥夺、被狠狠地甩在“社会集体长跑”的边缘后面；让“有门路”的既得利益者实现着权力通吃，而穷人掌握不了话语博弈的主动权，那只会出现可怕
的马太效应。
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必然是机会平等、公平开放的法治社会。无论你现在处于何种社会阶层，都应该在合理有序健全的社会规则制度下实现机会的公开、公平、透明的竞争，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再一次证明，一个流动有序、机会公平均等、上升通道畅通无阻的社会，才更加具有活力性，也更加具有优越性，人民生活的才会更加幸福、活得才更加有尊严。
吴帅：“儿童发烧看病一天花一万多”谁之耻？
2010年12月26日 10:22新华网
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联组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透露，去年一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
3.3的水平，他说：“过度用药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人大常委程津培还举了一个例子称，他见过一位儿童发烧看病一天花了一万多。（12月25日《长江日报》）
过度用药、收取天价医疗费的病根在于过度医疗。什么是过度医疗？它指的是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它也是与道德相违背，是法律及相关制度所禁止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一个正常的医疗系统内，不应该存在，或者说不应该允许过度医疗存在。但时至今日，“过度医疗”却一再盛行与泛滥，病根在哪里呢？
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有医疗GDP 经济，就会有“过度医疗”盛行。前不久，一位在广州行医20年的医生徐先生就曾这样向媒体透露，GDP攀比之风，在医疗行业同样存在，“热情”程度甚至到了讲业绩高于为病人着想的地步。医生不能完成经济任务指标，一年警告，第二年换岗。他说：“医院领导要升官、下面各级要升职，业绩都是响当当的理由。医院医生都带着这样的经营压力来给病人看病，他开出的处方怎能做到廉价，不开高价药他能完成任务吗？是为病人着想还是保自己的饭碗？每个医生心里都有杆秤。”他认为，医院要追求业绩，任何监管防线都会破。
在医院围绕着GDP为中心运转，管理者的野心在不断的攀比中走向膨胀，在小医院想扩张成大医院，大医院想变身成超大型医院的背景下，医院院长就好比企业的销售总监，医生们则被逼扮演着一种“业务员”的角色。业务量大的医生就是好雇员，那些业务量小的医生，就很容易被视作不称职，轻则只是经济利益受损，重则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医院直接解聘。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医生们会选择怎么做？
一个医疗系统，究竟是以“过度医疗”为荣还是耻？答案应该是无比鲜明的。但一回到现实中，却未必是如此。今天，在相当多的医院，还存在着“谁能开大处方？大检查？能想办法让病人花更多的钱。通过过度医疗为医院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就能获得来源于管理者的肯定及嘉奖，被视为工作出色”的荒唐与尴尬。反过来，那些坚持按照医疗原则，不愿意这样干的医生就经常被视为“异类”，受到不公平对待。
要遏制“过度医疗”盛行，就必须追问，为什么医疗机构及医生们肩膀上的经济压力总是那么大？又应该如何来为之卸压？这就涉及一个养医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政府一直没有真正给出过答案，最后方才造成了公立医院经营者价值观与管理行为的混乱。至于医生，只不过在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他们一己之力又能改变些什么？
苗蛮子：“绿漆刷草”不过是权力之间把玩的游戏
2010年12月26日 09:43红网
陕西商洛市商州区金凤山公园环山路两边的绿化草被人用绿漆喷涂，甚至草坪四周的树根和路灯底部都染成了绿色，商州区政府一知情干部透露，“半月前曾有个项目现场观摩会，为了到场的领导冬天里能看到绿草，才用绿漆喷的。”（12月24日《新快报》）
显然，类似于绿漆刷草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在这件事之前，仅今年媒体曝光的闹剧就有三起：7月云南宜良县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两侧的坟墓墓碑，要么被刷上一层绿漆，要么被“披”上绿色的“伪装网”；同样是在7月，河南西平县为迎接上级生态林达标验收，在某路段连夜突击植树300棵，次日便因高温全部枯死；而8月陕西华县为遮盖光秃秃的荒山而喷上巨量的绿漆的滑稽剧更是赚足眼球，更为可笑的地方在于华县将“绿漆刷山”视作先进的经验加以推广。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绿化速成”案例，可能正是商州区官员获取灵感的来源。
明明是油漆，却被视作绿草，这在大众眼里，实则是一种无知、愚蠢而低级的弄虚作假行为。用绿漆刷草，刷出的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既然如此“低级”和“不科学”，理应不该接二连三地出现此类“绿漆刷山”丑闻。但为何一些地方的官员不惮以悖离常识的方式用冬天里的一桶油漆喷出绿意盎然的春天？究其根源，就在于上级部门的监管乏力或根本不作为，甚至对于这种“绿化速成”方法亦乐见其成。
遮羞布背后的秘密本来不难发现，只要负责监管验收的上级部门，工作作风扎实一点，深入群众一点，如此低级的弄虚作假行为就会露馅。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上级部门在检查工作时，往往只相信下面汇报上来的一堆注了水的数据，即便到下面检查工作，也不过走走过场而已。太多的官员习惯于被下级安排，乐于对实际工作情况只“远观”，而不愿或不敢“近察”，吃喝玩乐往往成为他们下地方检查工作的主要内容。
可以这么说，正是上级部门工作上的疏忽与懈怠，再加之上下级权力结构间存在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以及地方官员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现实，使得下级官员瞒骗上级部门的风险变得很低甚至为零。基于此，一些地方官员自然会青睐用绿漆喷涂这种“最优方案”——这种“最优”包含了省时省力省钱诸要素，而又不碍观瞻——用绿漆喷过的枯草，从远处观看确乎是“绿意盎然”的。至于那种具有“人性化”“反映民意”的科学方法，反而成了一种“劣等方案”，因为相较于用绿漆涂抹，这些方案意味着既耗时费力，又浪费更多钱财。
究其实质，所谓的“绿漆刷草”，不过是权力之间互相把玩的一种游戏罢了。绿化手段科学与否，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城市的形象与领导的面子，以及要在视觉、味觉、嗅觉等诸多方面服务好远道而来的客人。由是，种种的“绿化速成”手段可谓皆大欢喜——既为当地政府的形象工程贴了金，又能及时应付上级的检查，即便面临上级的突击检查，也可在一夜之间即可让荒山穿上绿衣、戴上绿帽子；甚至对于一些到基层来观摩的官员而言，也乐于这种“绿化”，毕竟看到一片绿意要好过看到一片枯黄。
在我们这里，类似于“绿漆刷草”这种违背公意和反科学的例子比比皆是，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官员邀功受赏屡试不爽的办法。可以预见，这种封闭的、监督渠道过窄的权力格局如不改变，则权力之间的互相蒙骗现象就不会禁绝，它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花样翻新罢了。
复旦校长反思黄山事件 批鼓励当官投机行贿歪风
2010年12月24日 07:25杭州网
“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
一起因去黄山探险迷路而引发的“黄山门”事件，激起了网友对复旦学生的质疑和谴责，也将百年名校复旦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发一周以后，12月21日下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学生代表进行了零距离交流，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
校长主动提及黄山事件
12月13日,主要由复旦大学生组成的探险队在黄山探险时迷路，24岁的黄山市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在护送登山者走出危险区时坠崖身亡，网络、媒体和公众纷纷质疑队员对民警牺牲过于冷漠，而这一事件在复旦校内也激起了巨大反响， 绝大多数学生都很震惊，纷纷表示了哀悼。
12月21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代表第一次近距离地就学校发展和学生事务的话题展开“头脑风暴”，杨玉良校长主动提及了最近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的黄山事件。
杨玉良表示：“关于这次的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冷漠就是无论事情跟你个人关系大不大，你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至突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人不是计算机，人是有情感的，人做任何事都会带着情感，而所有的情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上。但是要知道，情感不是情绪，情感是在公共道德条件下应该拥有的类似于亲情、友情等的真情实感。如果你丧失了情感，你就会用一些貌似理性的态度掩盖了你真正的判断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冷漠的人。”
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
杨玉良坦言：“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传统，大家看看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的复旦就可以知道；但是由于市场大潮的大背景，我们在精神层面是有所下降的。 这些年来，我们学校里，包括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复旦大学应该有一个精神风格上的转变。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谈到精神层面的培养，我想说，真正的学者首先在道德上应该是纯真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应该首先让自己的思想‘纯真’起来。”
重新审视大学各种活动
杨玉良自我反思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学里的各种活动。我一直要求团学联、辅导员,包括社团要审视自己平时的各种活动，要考虑举办这个活动对培养学生有什么意义。我们搞各种活动，首先要审视培养学生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在学生里头灌输一种思想：想方设法去当官、去投机，如果学生中的选举也和社会上一样，胡乱拉票、行贿，那这对学生是一种伤害。”
网络传播要先思考利弊
此次的复旦黄山事件，网络在传播消息以及表达网友不满方面，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力度，杨玉良说：“网络是一个现代工具。我不评论好坏，我把其当作一种技术，大家知道技术是双刃剑，比如核能，在一个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成功率在提高，你搞一个导弹我搞一个反导弹，纯粹是技术主义，忘记了人类世界里还有精神和人文。”
他呼吁说：“请大家在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的时候，认真思考其利弊。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成为不让社会误导走上歧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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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网络语言盛行 不能妄图屏蔽
2010年12月26日 10:08 光明日报 作者：高赛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相信大家对这些诗词大多耳熟能详。就在后人沉醉于古典文化浓厚的韵味，并试图解读其深刻的内涵时，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些语句在当年的地位不过相当于如今的流行歌曲而已。将中国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联系起来,似乎有些于理不合。因为按照时下的说法，中国古典诗词属于高雅文化，而流行歌曲则属于通俗文化，其间泾渭甚是分明。可是粗通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古典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曾经是广为流行的歌曲，属于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而现在古典诗词却曲高和寡，成为高雅文化，并与流行歌曲对立起来，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网络语言如今的境遇与当年的流行歌曲如出一辙
再来看看流行歌曲这些年地位的转变吧。从早先的“精神污染”到“儿童不宜”，再从“广为传唱”到老年人热爱的“公园舞曲”，流行歌曲实现了华丽转身。如今广为盛行的网络语言会不会是当年流行歌曲的翻版？将来又会不会成为后人研究我们这个年代的文化瑰宝？
网络语言，顾名思义，即由网民创造，在网络上流行的语言，是网民们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曾经，词语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个时代，如今，词语的变化之快，让一些人无所适从，更难以找到能代表这个时代的词语。自从有两会代表提出要屏蔽网络语言以来，网络语言本身就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该屏蔽，有人说该保留，也有人说网络语言凸显中国人文化匮乏，也有人说网络语言就是快餐，吃完就忘记吃了什么，相比满汉全席来讲不足为道。
“躲猫猫”“犀利哥”“猪坚强”“范跑跑”“郭跳跳”„„如今，对于这些新兴的网络语言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丝毫不过分。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及学者都认为，网络语言会给汉语造成污染，破坏汉语的纯洁，进而严重影响中小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语文学习，有百害而无一利，坚决反对中小学生接受、使用网络语言。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彭国钧在自己的新书《简明实用文言语法》中这样写道：“现在生造词汇的现象很突出，网络语言是社会习惯语言，但它只是为部分人服务的，不应该进入民族语言中。”彭国钧以“粉丝”一词为例，他认为这是个来源于英文“FANS”的音译词，不符合中华民族语言的DNA，不应该被媒体和个人广为传播。
遨游在互联网上已经无法回避这些似懂非懂的词汇
2010年即将过去，这一年不少红遍网络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力”、“蒜你狠”等极其普通的言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红，成为常用的语言及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11月10日，一向以严肃严谨著称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了标题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的文章，令人想不到的是，该标题一夜之间受到全国网民和读者的围观，事件本身在第二天也成了一则新闻。网友们对《人民日报》标题使用网络词汇“给力”感到新鲜，高度关注，并展开热烈的议论，至今热情不减。
《人民日报》在语言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对于“给力”登上党报头版头条，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朱强博士认为，民间语汇补充、进入主流的官方语言，是语言发展的常有现象，由此可见网络已经多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工作中，这些灵动、鲜活的词语，为中国传统语言带来了活力，也让人们看到了网络的强大力量。
网友对网络语言出现“转正”的迹象也普遍欢欣鼓舞，他们认为这是网络语言被主流媒体认可的标志。网友“一民的天空”认为，这种现象体现了对网络文化的尊重，体现了一种创新精神，体现了文化源于大众、服务大众的包容性，必将为文化创新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带来活力。
网民对网络词语的解释常常争议不止，“汗”是常常在网络上出现的一个字，通常被解读为表达敬畏的意思。但记者采访时发现，尽管很多人都在频繁使用这个字，但事实上，大家对词义的理解各不相同。比如，有人认为汗是“晕”的意思，还有的认为是“汗颜”，也有人用它表达的是“居然这样”的内涵。
“也许你并不认同某些词的含义，但你在网络上已经无法拒绝看到或难以避免这些似懂非懂的词汇。”一位中年网友无奈地说。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有的网友直接在论坛中求助，“沟通不畅，谁知道网络语言快告诉我啊”，有人则正在编写“网络语言大全”，每次公布都有很多的人跟帖争论。由于被频繁使用，网络语言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每一个网民都可能无意间成为创造网络流行语的推手
没有人记得第一个网络热词语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记得它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可以追溯的是，2001年，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专门收集网络词汇的词典《中国网络语言词典》收词1305条，正文38万字。由于近几年网络语言不断推陈出新，其数量也早已几倍于前。
网民用各种各样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智慧和对生活的感悟，据《人民日报》报道，有一群义务编写、传播“热词”、“锐词”的网友，他们被称为“智愿者”，他们是受教育高、收入高、生活在大中城市的人群，在中文百科网站互动百科中，这样的“智愿者”人数高达224万。截至2010年5月底，他们已共同打造了461万个词条、500多万张图片，成绩斐然。
很多青年学者认为，网络语言是中国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应该加以保留、发扬、丰富以及有效保存。或许几百年之后的新新人类对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会找到一些依据。这就如同我们现在对几百几千年前的中国文化进行考证一样，会去研究不同时期的文字。
每一个网民都可能无意间成为创造网络流行语的推手，一位网民的智慧和才华得到其他网民认可。人们不得不相信，网络时代是一个全民造词、全民传播的时代。
加以规范疏导的网络语言又何尝不是当今的诗词
有些网络流行语，背后带有很强的娱乐气息，这也是其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如，我是出来打酱油的；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这些所谓的网络语言，虽然会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内被传播，但显然最终难登大雅之堂，也不会对汉字语言文化发展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有网络语言学者认为，语言有自然淘汰的规律，因此不用担忧。而钓鱼执法、欺实马、躲猫猫等事件就是网络民主倒逼权利问责成功的典型案例。
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结尾首次配上了七条新词解释。也许这提醒我们应该这样看待网络流行语：虽然网络流行语确实有不规范的语言，但是作为一种存在，不应成为大家的恐慌，更不能妄图屏蔽和压制，因为流行语本身就是公众心态、意见表达的一种方式。
相较之下，网络语言也体现出现代网民的高超智慧，仅用3—4个字就能概括一个社会焦点事件的全过程，同时还能引人深思。这既显示出一个事件在超浓缩后，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力，也显示出数亿网民的惊人创造力，如果能够对其加以疏导和利用，将是知识分享和信息传播之福。
北京汉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李金羽认为，网络语言蕴含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不可估量，网络语言要么针砭时弊，要么娱乐大众，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现在小学、中学在学唐诗宋词，认为古人的文字水平很高超。其实，加以规范疏导的网络语言又何尝不是当今的诗词？
社会学家：“全民弱势心理”折射社会规则缺失
2010年12月25日 中国青年报
近来，有调查显示，中国近五成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该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和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受访者高达七成。
究竟何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队伍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弱势心理在蔓延，弱势概念被泛化
“一般来说，弱势群体是社会中基本的生活、生存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人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奂平清副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党干部、公司白领、知识分子等所谓的“弱势群体”，都是被泛化了以后的概念。
“个体面临的压力、不确定性等因素通过网络放大后，会普遍产生这种心理。当人们看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近的人遭遇不幸时，难免会想，说不定有一天，这事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了，网络会有放大效应。”奂平清教授表示。
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公务员考试中，全国有40万人报名。报考与录取比例高达63∶1，个别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甚至高达4961∶1。公务员稳定、福利好、工作前途好的特点，正是它被奉为“香饽饽”的原因。但为何有4成多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据了解，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心态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但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困难重重；四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只能“望房兴叹”。
“如果说‘今年有40万人争当弱势群体’，显然很可笑。”网友“君君他爸”说：“你大可以说这些强势群体‘得了便宜还卖乖’，但我宁可相信他们在描述自己处于某种弱势时的无力感。”
另一名网友感慨，“这么多公务员自称‘弱势群体’，不能怪，既要看好自己的饭碗，还要想办法让自己变成领导，不拍马屁能行吗？有求于人，能不弱吗？”
“强势和弱势都是相对而言的，参照的人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普通公务员在单位里就是个被管理者，他相对他的领导而言，就会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了。白领的压力也大，现在就业竞争很激烈，他们常常面临丢工作的危险。”在奂平清副教授看来，公务员、白领说的“弱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势”，而只是一种比上不足的心理反应，“这么多人报考公务员，说明公务员这个工作事实上并不弱势。”
缺乏普遍安全感，折射社会规则缺失
“之所以很多公务员感觉自己属于弱势群体，是因为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并不是依靠法律规章制度等显规则来竞争的。今天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明天就沦为相对的弱势群体。”网友“京华倦客”说。
而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抽样调查表明，高达55.4%的受访知识分子自认“弱势”。与一些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的房产商、隐形贪官等相比，不少知识分子“喊弱”、“哭穷”，首先是因为对自身境遇不满，而这种不满是通过比较得出的。面对当前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的联姻甚至转换，大学教授的文化资本(教育文凭)显然处于弱势。而“弱势心理”在那些基础、冷门学科的知识分子当中，表现尤为强烈。
针对公司白领群体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57.8%的受访白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干得多，挣得少”是采访调查中许多公司白领的共同感受。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工作繁忙，职场竞争非常激烈，而且，他们不像党政干部和大学教师一样有稳定的职位，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人和严格的业绩考核，他们要全身心地投入，为此，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表示，现在社会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人们容易在比较中加剧弱势心理。不过，他认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弱势，关键在于社会规则存在缺失、不明确，人们无法感到自己在社会生活、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规则的保护，总有一种不确定感。人们往往感到自己的前途不可预料，比如随时面临失业，失业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现象也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反映指标。”奂平清副教授说，“现代社会变迁比较快，各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未来究竟会怎样，不可知。”
奂平清认为，国家应该从社会建设、社会保障方面加大力度投入建设，增加人们的安全感。“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物价上涨、就业压力等状况，有它的阶段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程的加快，会逐步减少人们的心理弱势现象。”
于建嵘教授则认为，“完善社会规则，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实习生 张蕾 本报记者 王俊秀
沈彬：老干部缘何为百姓专车开道“公车上访”
2010年12月22日 新京报
杨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农民维权，体现出了一位老人的政治风骨和良心。相形之下，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官僚，太冷漠。杨维骏老先生，曾是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如今已经年近九十，他却积极地为农民维权。
他“公车上访”———坐着政府为其配的专车，为12个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省政协信访处反映被违规拆迁的遭遇；他将农民的维权材料亲自送到省国土厅；他在网上开博客，为民鼓与呼。
杨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农民维权，体现出了一位老人的政治风骨和良心。相形之下，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官僚，太冷漠；农民太可怜了。而很多时候，官员的冷漠心态正是公民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
比如，杨老带农民上访时，一位负责官员就说要请示领导，要走相关程序的审批，杨老当时就怒了，“救命的事，能拖吗”，带着农民直奔信访处，结果在工作时间里，整个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再到中央驻昆明巡视组，还是没人。再比如，因为杨老“公车上访”，政协一位处长责怪他开着专车带群众去政府上访不妥。正如杨老所说：难道干部的公车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开着公车为民请愿，就不可以？
质疑杨老的这些官员，“屁股”已经不坐在群众一边，所以他们的话语逻辑不可理喻。近年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官员说出一些“雷语”。诸如“你为谁服务？”“没有强拆，没有新中国。”“没有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话语表现出的也是一种对民众的极大冷漠。
躲避或者质疑杨老“公车上访”的那些官员的冷漠，导致他们对底层民众的拆迁遭遇缺乏痛感，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民众冷漠的那些官员，就只顾自己的功利算计，肆意侵占那些农民的土地：以漠视公民权利开始，以践踏公民的权利为终点。
而可悲的是，别说那些无视民众痛楚、置身事外、不愿维护民众正当权益的官员无法被
追责，即使那些直接或间接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违规、违法官员，有多少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在这样的环境中，杨维骏的行为无疑显得出挑。他为拆迁农民提供“公车上访”，对那些冷漠官员是一种警醒。杨老为公务员后生们提供了坚持良心的榜样：面对群众利益受损时，不应唯唯诺诺；应保持一位公务人员所应具备的济世情怀，为底层群众鼓与呼。正如杨老所说：“人民培养一个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过来不知道报效自己的衣食父母，这和动物有啥区别。”
此外，随着我国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官员将逐渐从对上负责，变为对底层群众负责。但愿在现代政治的约束机制下，官员不能再对公民的权益受损冷漠置之。期待在下一步的制度设计中，杨维骏的急民所急的作风，会成为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沈彬（法律工作者）
谭相彬：官二代吃“皇粮”让多少底层奋斗者无望
2010年12月27日 08:41红网
要到2011年才毕业的在校大学生，竟然已经被安排进了家乡湖南省冷水江市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工作，享受事业编制。昨日，网帖爆料称，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曹长清就是这样为还在大学校园的儿子曹博文找到了工作，且经过了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的层层批示。（12月26日《山东商报》）
“官二代”大学还未毕业，就进财政局吃“皇粮”，这样的“特权”盛宴只能让更多平民学子“望洋兴叹”。相比福建屏南县弄个严厉苛刻的招聘腐朽牌坊外，这次内定事件只要递交一份《请求安排子女工作的报告》就实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权力世袭，直接将招聘程序公然异化蜕变为权力暗箱操作，玩起了“拼爹游戏”。这种“人情保送”的做法，明显是在用私权挑衅程序正义性和规则有序性，弥漫的将是对规则秩序的颠覆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
纵观近年来一些地方公招黑幕不断曝出，五花八门的“量身招聘”、“萝卜招聘”„„粉墨登场，也难怪冷水江市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真情流露”——“如果这个事你们查还多的是”。找工作不凭真才实学靠关系，再次验证了“学历证牛不过出生证”的伪命题，让公众潜意识里滋生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扭曲价值观取向，难免陷入“拼爹时代”。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展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新一代的“傍傍族”出现了。56.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傍傍族”(傍款、傍权、傍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傍”？因为根植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土壤已被私权滥用“灰色”底纹所腐蚀，逐步蔓延出了“有关系就好说话、好办事”的倾向，无形中冲击了社会信用体制，也就是说一些事情可以遵循“有章不守，有规不循”的社会潜规则走捷径达成目的。
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出发，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阶段，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形态，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分化后身份壁垒、权利的断裂和阶层固化等阻塞因素显现。“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没机会”恰恰喊出的是草根阶层渴望改变自己，梦想破灭的失意落魄后最苍白无力的呐喊。
如果说一个社会的公平发展机会不能惠及每个公民，只凭“谁有个好爸爸”来给撑腰，让“权力世袭”制造机会排斥，不断演绎着让权力、身份、地位等优势实现着代际传递，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权利却被无情剥夺、被狠狠地甩在“社会集体长跑”的边缘后面；让“有门路”的既得利益者实现着权力通吃，而穷人掌握不了话语博弈的主动权，那只会出现可怕
的马太效应。
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必然是机会平等、公平开放的法治社会。无论你现在处于何种社会阶层，都应该在合理有序健全的社会规则制度下实现机会的公开、公平、透明的竞争，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再一次证明，一个流动有序、机会公平均等、上升通道畅通无阻的社会，才更加具有活力性，也更加具有优越性，人民生活的才会更加幸福、活得才更加有尊严。
吴帅：“儿童发烧看病一天花一万多”谁之耻？
2010年12月26日 10:22新华网
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联组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透露，去年一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
3.3的水平，他说：“过度用药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人大常委程津培还举了一个例子称，他见过一位儿童发烧看病一天花了一万多。（12月25日《长江日报》）
过度用药、收取天价医疗费的病根在于过度医疗。什么是过度医疗？它指的是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它也是与道德相违背，是法律及相关制度所禁止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一个正常的医疗系统内，不应该存在，或者说不应该允许过度医疗存在。但时至今日，“过度医疗”却一再盛行与泛滥，病根在哪里呢？
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有医疗GDP 经济，就会有“过度医疗”盛行。前不久，一位在广州行医20年的医生徐先生就曾这样向媒体透露，GDP攀比之风，在医疗行业同样存在，“热情”程度甚至到了讲业绩高于为病人着想的地步。医生不能完成经济任务指标，一年警告，第二年换岗。他说：“医院领导要升官、下面各级要升职，业绩都是响当当的理由。医院医生都带着这样的经营压力来给病人看病，他开出的处方怎能做到廉价，不开高价药他能完成任务吗？是为病人着想还是保自己的饭碗？每个医生心里都有杆秤。”他认为，医院要追求业绩，任何监管防线都会破。
在医院围绕着GDP为中心运转，管理者的野心在不断的攀比中走向膨胀，在小医院想扩张成大医院，大医院想变身成超大型医院的背景下，医院院长就好比企业的销售总监，医生们则被逼扮演着一种“业务员”的角色。业务量大的医生就是好雇员，那些业务量小的医生，就很容易被视作不称职，轻则只是经济利益受损，重则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医院直接解聘。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医生们会选择怎么做？
一个医疗系统，究竟是以“过度医疗”为荣还是耻？答案应该是无比鲜明的。但一回到现实中，却未必是如此。今天，在相当多的医院，还存在着“谁能开大处方？大检查？能想办法让病人花更多的钱。通过过度医疗为医院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就能获得来源于管理者的肯定及嘉奖，被视为工作出色”的荒唐与尴尬。反过来，那些坚持按照医疗原则，不愿意这样干的医生就经常被视为“异类”，受到不公平对待。
要遏制“过度医疗”盛行，就必须追问，为什么医疗机构及医生们肩膀上的经济压力总是那么大？又应该如何来为之卸压？这就涉及一个养医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政府一直没有真正给出过答案，最后方才造成了公立医院经营者价值观与管理行为的混乱。至于医生，只不过在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他们一己之力又能改变些什么？
苗蛮子：“绿漆刷草”不过是权力之间把玩的游戏
2010年12月26日 09:43红网
陕西商洛市商州区金凤山公园环山路两边的绿化草被人用绿漆喷涂，甚至草坪四周的树根和路灯底部都染成了绿色，商州区政府一知情干部透露，“半月前曾有个项目现场观摩会，为了到场的领导冬天里能看到绿草，才用绿漆喷的。”（12月24日《新快报》）
显然，类似于绿漆刷草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在这件事之前，仅今年媒体曝光的闹剧就有三起：7月云南宜良县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两侧的坟墓墓碑，要么被刷上一层绿漆，要么被“披”上绿色的“伪装网”；同样是在7月，河南西平县为迎接上级生态林达标验收，在某路段连夜突击植树300棵，次日便因高温全部枯死；而8月陕西华县为遮盖光秃秃的荒山而喷上巨量的绿漆的滑稽剧更是赚足眼球，更为可笑的地方在于华县将“绿漆刷山”视作先进的经验加以推广。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绿化速成”案例，可能正是商州区官员获取灵感的来源。
明明是油漆，却被视作绿草，这在大众眼里，实则是一种无知、愚蠢而低级的弄虚作假行为。用绿漆刷草，刷出的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既然如此“低级”和“不科学”，理应不该接二连三地出现此类“绿漆刷山”丑闻。但为何一些地方的官员不惮以悖离常识的方式用冬天里的一桶油漆喷出绿意盎然的春天？究其根源，就在于上级部门的监管乏力或根本不作为，甚至对于这种“绿化速成”方法亦乐见其成。
遮羞布背后的秘密本来不难发现，只要负责监管验收的上级部门，工作作风扎实一点，深入群众一点，如此低级的弄虚作假行为就会露馅。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上级部门在检查工作时，往往只相信下面汇报上来的一堆注了水的数据，即便到下面检查工作，也不过走走过场而已。太多的官员习惯于被下级安排，乐于对实际工作情况只“远观”，而不愿或不敢“近察”，吃喝玩乐往往成为他们下地方检查工作的主要内容。
可以这么说，正是上级部门工作上的疏忽与懈怠，再加之上下级权力结构间存在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以及地方官员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现实，使得下级官员瞒骗上级部门的风险变得很低甚至为零。基于此，一些地方官员自然会青睐用绿漆喷涂这种“最优方案”——这种“最优”包含了省时省力省钱诸要素，而又不碍观瞻——用绿漆喷过的枯草，从远处观看确乎是“绿意盎然”的。至于那种具有“人性化”“反映民意”的科学方法，反而成了一种“劣等方案”，因为相较于用绿漆涂抹，这些方案意味着既耗时费力，又浪费更多钱财。
究其实质，所谓的“绿漆刷草”，不过是权力之间互相把玩的一种游戏罢了。绿化手段科学与否，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城市的形象与领导的面子，以及要在视觉、味觉、嗅觉等诸多方面服务好远道而来的客人。由是，种种的“绿化速成”手段可谓皆大欢喜——既为当地政府的形象工程贴了金，又能及时应付上级的检查，即便面临上级的突击检查，也可在一夜之间即可让荒山穿上绿衣、戴上绿帽子；甚至对于一些到基层来观摩的官员而言，也乐于这种“绿化”，毕竟看到一片绿意要好过看到一片枯黄。
在我们这里，类似于“绿漆刷草”这种违背公意和反科学的例子比比皆是，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官员邀功受赏屡试不爽的办法。可以预见，这种封闭的、监督渠道过窄的权力格局如不改变，则权力之间的互相蒙骗现象就不会禁绝，它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花样翻新罢了。
复旦校长反思黄山事件 批鼓励当官投机行贿歪风
2010年12月24日 07:25杭州网
“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
一起因去黄山探险迷路而引发的“黄山门”事件，激起了网友对复旦学生的质疑和谴责，也将百年名校复旦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发一周以后，12月21日下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学生代表进行了零距离交流，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
校长主动提及黄山事件
12月13日,主要由复旦大学生组成的探险队在黄山探险时迷路，24岁的黄山市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在护送登山者走出危险区时坠崖身亡，网络、媒体和公众纷纷质疑队员对民警牺牲过于冷漠，而这一事件在复旦校内也激起了巨大反响， 绝大多数学生都很震惊，纷纷表示了哀悼。
12月21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代表第一次近距离地就学校发展和学生事务的话题展开“头脑风暴”，杨玉良校长主动提及了最近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的黄山事件。
杨玉良表示：“关于这次的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冷漠就是无论事情跟你个人关系大不大，你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至突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人不是计算机，人是有情感的，人做任何事都会带着情感，而所有的情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上。但是要知道，情感不是情绪，情感是在公共道德条件下应该拥有的类似于亲情、友情等的真情实感。如果你丧失了情感，你就会用一些貌似理性的态度掩盖了你真正的判断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冷漠的人。”
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
杨玉良坦言：“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传统，大家看看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的复旦就可以知道；但是由于市场大潮的大背景，我们在精神层面是有所下降的。 这些年来，我们学校里，包括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复旦大学应该有一个精神风格上的转变。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谈到精神层面的培养，我想说，真正的学者首先在道德上应该是纯真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应该首先让自己的思想‘纯真’起来。”
重新审视大学各种活动
杨玉良自我反思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学里的各种活动。我一直要求团学联、辅导员,包括社团要审视自己平时的各种活动，要考虑举办这个活动对培养学生有什么意义。我们搞各种活动，首先要审视培养学生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在学生里头灌输一种思想：想方设法去当官、去投机，如果学生中的选举也和社会上一样，胡乱拉票、行贿，那这对学生是一种伤害。”
网络传播要先思考利弊
此次的复旦黄山事件，网络在传播消息以及表达网友不满方面，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力度，杨玉良说：“网络是一个现代工具。我不评论好坏，我把其当作一种技术，大家知道技术是双刃剑，比如核能，在一个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成功率在提高，你搞一个导弹我搞一个反导弹，纯粹是技术主义，忘记了人类世界里还有精神和人文。”
他呼吁说：“请大家在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的时候，认真思考其利弊。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成为不让社会误导走上歧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