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简析
在我们如今的语文教学中，老舍先生的作品几乎贯穿于整个始终。一说老舍的作品，大家几乎都知道那么几篇，就连没有上过学的人也耳熟目染。老舍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作家，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他笔下的人物众多，性格各异。他用众多小说构建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对现实社会阶级剖析方法不同，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和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多种多样，各有其特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老舍也从不马虎。在他笔下的人物都有着自己的灵气，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和长久的回味。
（一）旧派市民形象
旧派市民形象也称老派市民形象，是老舍写得最好的人物。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很闭塞的。
曾在长篇《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马。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让人很容易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 ，都是为落后的国名的灵魂。另外一部写于1932年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反映了作者当时反主流的思想情绪，作者用荒诞的手法，幽默的语言描写出了“猫人国”那些“猫民”的种种保守、愚昧、非人格的性格，分明也影射着“老中国儿女”落后的国民性。
除此之外，还有《离婚》中的张大哥，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对张大哥来说，“离婚”就意味着破坏秩序，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姻观念为基点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了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儿女”因循守旧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在他看来只消准备一些粮食和咸菜，堵上自己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了。都快当亡国奴了，却还想着自己的生日。虽然只是个普通老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的分为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逆来顺受的地步。不过，当祁老人发现了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尊严，民族尊严。祁老太爷的形象不由的让人想起巴金笔下的高老太爷，与祁老太爷有着同样的思想。
（二）新市民形象
这一类人多少接受过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收到了外来“洋风”的鼓动，希望过着洋人式的西式生活，整天无所事事，无聊到去做汉奸，甘心做亡国奴。他们只是对外来资本的盲目运用和追求。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用短小的视野处理，想着眼前的利益，放弃长远的利益。未来他们那无聊的生活，尊严都可以出卖。
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表失看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弟等一类浮夸子弟。《离婚》里的张
天真就是这种“德性”：“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运动鞋睡觉。每天看三分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
《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被嘲讽的“洋派少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是其“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祁瑞丰作为一个正派家庭的败家子，哪怕是小官也愿意，是一个贪图享乐的无聊人物。日本人占领时期，他一心想给日本人买命，想当个日本特务，却被抓进监狱。他的无聊连日本人都看不上，最后送命。老舍笔下的这些角色因为嘲讽的意味太浓，老舍笔下的这些人物刻画并不算深入，有典型化的倾向。这与写老派市民形象显然不同。老舍对老派市民是即批评又同情的，叫能揭示老派市民形象性格心里和矛盾，有的带着悲剧的意味；而在给新派市民画粗俗的漫画时，鄙夷不屑之情便溢于言表。就小说所描写的道德失范、加之混乱而言，老舍的批判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然而这种比较肤浅的嘲讽或批评里头，有包含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批判传统文明时的失落感和对“新潮”的愤激之情常常交织在一起。
（三）正派市民形象或理想市民形象
这里描绘的是在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还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一群人。他写理想市民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变得更有启发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老舍早期的市民——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精纯，还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里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这反映了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二马》里的李子荣也许是老舍笔下最理想的市民形象了，他是留学生，却没有一般留学生的浮夸与架子，是一个有头脑有能力的人。他能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圆滑的生活，了解英国人的脾气，同时也知道中国人的心思，而且他活得有追求、有目标。，
这些小说大都是“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随着生活的发展，创作的深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四世同堂》里，老舍自觉地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如：天佑太太、韵梅两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平时成天操心老人小孩、油盐酱醋，民族危难一旦降临，他们就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韵梅虽是一个没有念过书、没见过大世面的家庭妇女，但在亡国的大势下，她也有自己的骨气。她本来生性善良、温柔，做事也从不与人计较。但遇见日本孩子欺负自己孩子的时候也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出了这口气，不能被日本人欺负。在家里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她也得打起精神为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操心。她是这特殊时期、亡国生涯中的特殊“战士”。在老舍看来，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所唤起的这种坚韧不屈，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是可以建设新民族新国家的精神力量。这种写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作品还有《苦菜花》。
（四）苦难的市民形象
这类市民形象主要是老舍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短篇小说《月牙儿》写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在两代人生活道路的分离与相聚背后，隐伏着精神上的分离与合一。小说展开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带有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女儿在怨恨母亲，苦苦挣扎之后也逃脱不了现实的命运。在老舍看来，在大多数穷人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处于饥饿状态的时
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月牙儿》的母女俩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身，这是无可奈何。
此外《骆驼祥子》里的苦难人物也不少。祥子就是这样一个苦难的人，他把买辆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幻想着凭着自己的勤劳换取安稳的生活。辛苦了三年，终于买下车，可却被人夺去，准备买第二部车，又被孙侦探抢走了钱，而此时又被虎妞逼婚。虎妞用她的私房钱给祥子买了第三部车，可是虎妞难产又把车给卖了。老舍以及大的同情描写祥子的不幸遭遇：“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在祥子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也隐喻了老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好人”如何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和转型。老舍对祥子的形象塑造不仅仅是对一个车夫命运的把握，更是对中国社会、民族文化未来走向的思索。
这样的人不仅仅是祥子，还有更可怜的二德子、小福子、车夫老马和他的小孙子。他们同样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的苦难。小福子是美丽的、善良的，她自身处在不幸之中却还不忘时时体贴别人，甚至陷在“白房子”里还落得个“人缘极好”的评价。老舍塑造小福子这个人物形象，其着眼点主要是表现她的不可避免的厄运。社会的残酷定律（所谓法）吞噬了小福子，也摧毁了城市底层人群（所谓弱势群体）追求美好的信念。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巴金、矛盾的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在于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别具一格。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不管是旧市民形象还是苦难的市民形象，都描写的栩栩如生。老舍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从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的许多问题的剖析和看法，是对外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的一种犹豫和反思。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简析
在我们如今的语文教学中，老舍先生的作品几乎贯穿于整个始终。一说老舍的作品，大家几乎都知道那么几篇，就连没有上过学的人也耳熟目染。老舍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作家，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他笔下的人物众多，性格各异。他用众多小说构建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对现实社会阶级剖析方法不同，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和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多种多样，各有其特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老舍也从不马虎。在他笔下的人物都有着自己的灵气，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和长久的回味。
（一）旧派市民形象
旧派市民形象也称老派市民形象，是老舍写得最好的人物。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很闭塞的。
曾在长篇《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马。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让人很容易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 ，都是为落后的国名的灵魂。另外一部写于1932年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反映了作者当时反主流的思想情绪，作者用荒诞的手法，幽默的语言描写出了“猫人国”那些“猫民”的种种保守、愚昧、非人格的性格，分明也影射着“老中国儿女”落后的国民性。
除此之外，还有《离婚》中的张大哥，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对张大哥来说，“离婚”就意味着破坏秩序，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姻观念为基点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了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儿女”因循守旧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在他看来只消准备一些粮食和咸菜，堵上自己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了。都快当亡国奴了，却还想着自己的生日。虽然只是个普通老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的分为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逆来顺受的地步。不过，当祁老人发现了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尊严，民族尊严。祁老太爷的形象不由的让人想起巴金笔下的高老太爷，与祁老太爷有着同样的思想。
（二）新市民形象
这一类人多少接受过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收到了外来“洋风”的鼓动，希望过着洋人式的西式生活，整天无所事事，无聊到去做汉奸，甘心做亡国奴。他们只是对外来资本的盲目运用和追求。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用短小的视野处理，想着眼前的利益，放弃长远的利益。未来他们那无聊的生活，尊严都可以出卖。
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表失看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弟等一类浮夸子弟。《离婚》里的张
天真就是这种“德性”：“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运动鞋睡觉。每天看三分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
《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被嘲讽的“洋派少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是其“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祁瑞丰作为一个正派家庭的败家子，哪怕是小官也愿意，是一个贪图享乐的无聊人物。日本人占领时期，他一心想给日本人买命，想当个日本特务，却被抓进监狱。他的无聊连日本人都看不上，最后送命。老舍笔下的这些角色因为嘲讽的意味太浓，老舍笔下的这些人物刻画并不算深入，有典型化的倾向。这与写老派市民形象显然不同。老舍对老派市民是即批评又同情的，叫能揭示老派市民形象性格心里和矛盾，有的带着悲剧的意味；而在给新派市民画粗俗的漫画时，鄙夷不屑之情便溢于言表。就小说所描写的道德失范、加之混乱而言，老舍的批判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然而这种比较肤浅的嘲讽或批评里头，有包含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批判传统文明时的失落感和对“新潮”的愤激之情常常交织在一起。
（三）正派市民形象或理想市民形象
这里描绘的是在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还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一群人。他写理想市民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变得更有启发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老舍早期的市民——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精纯，还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里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这反映了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二马》里的李子荣也许是老舍笔下最理想的市民形象了，他是留学生，却没有一般留学生的浮夸与架子，是一个有头脑有能力的人。他能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圆滑的生活，了解英国人的脾气，同时也知道中国人的心思，而且他活得有追求、有目标。，
这些小说大都是“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随着生活的发展，创作的深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四世同堂》里，老舍自觉地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如：天佑太太、韵梅两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平时成天操心老人小孩、油盐酱醋，民族危难一旦降临，他们就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韵梅虽是一个没有念过书、没见过大世面的家庭妇女，但在亡国的大势下，她也有自己的骨气。她本来生性善良、温柔，做事也从不与人计较。但遇见日本孩子欺负自己孩子的时候也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出了这口气，不能被日本人欺负。在家里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她也得打起精神为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操心。她是这特殊时期、亡国生涯中的特殊“战士”。在老舍看来，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所唤起的这种坚韧不屈，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是可以建设新民族新国家的精神力量。这种写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作品还有《苦菜花》。
（四）苦难的市民形象
这类市民形象主要是老舍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短篇小说《月牙儿》写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在两代人生活道路的分离与相聚背后，隐伏着精神上的分离与合一。小说展开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带有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女儿在怨恨母亲，苦苦挣扎之后也逃脱不了现实的命运。在老舍看来，在大多数穷人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处于饥饿状态的时
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月牙儿》的母女俩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身，这是无可奈何。
此外《骆驼祥子》里的苦难人物也不少。祥子就是这样一个苦难的人，他把买辆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幻想着凭着自己的勤劳换取安稳的生活。辛苦了三年，终于买下车，可却被人夺去，准备买第二部车，又被孙侦探抢走了钱，而此时又被虎妞逼婚。虎妞用她的私房钱给祥子买了第三部车，可是虎妞难产又把车给卖了。老舍以及大的同情描写祥子的不幸遭遇：“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在祥子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也隐喻了老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好人”如何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和转型。老舍对祥子的形象塑造不仅仅是对一个车夫命运的把握，更是对中国社会、民族文化未来走向的思索。
这样的人不仅仅是祥子，还有更可怜的二德子、小福子、车夫老马和他的小孙子。他们同样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的苦难。小福子是美丽的、善良的，她自身处在不幸之中却还不忘时时体贴别人，甚至陷在“白房子”里还落得个“人缘极好”的评价。老舍塑造小福子这个人物形象，其着眼点主要是表现她的不可避免的厄运。社会的残酷定律（所谓法）吞噬了小福子，也摧毁了城市底层人群（所谓弱势群体）追求美好的信念。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巴金、矛盾的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在于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别具一格。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不管是旧市民形象还是苦难的市民形象，都描写的栩栩如生。老舍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从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的许多问题的剖析和看法，是对外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的一种犹豫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