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韵宜
北京党史研究 1996年04期
《海瑞罢官》戏的由来
1959年初，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针对当时存在的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1〕当他看了湘剧《生死牌》，又对戏中出现的南包公海瑞能无私无畏为民除害很为称赞，再次提出：“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他自己还读了《明史》的“海瑞传”，认为：“海瑞虽然骂皇帝，但他入狱后得知嘉靖皇帝死讯还恸哭不已，说明他骂归骂，仍忠心耿耿。”以此为例，再次号召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坐牢的精神。”〔2〕
会后，钱俊瑞向文艺界谈了此事。有人即建议明史专家吴晗写文章。在胡乔木提议下，吴晗同志在1959年6月16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引起学术界振奋。9月17日始， 吴晗又在同一报纸上连续发表了《论海瑞》等五篇文章，用以宣传“海瑞精神”，反响很大。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读了文章，十分兴奋，因他早年就演过海瑞戏《大红袍》。在一次聚会上当面请吴晗为他写个海瑞的戏。史学家吴晗本未写过戏，碍于情面应允试一试，〔3〕经马再三催请， 先写成五场戏提纲；又经剧团催促，才于1960年3月写成剧本交剧团讨论； 还将打印本分送齐燕铭、老舍、王昆仑、陈克寒、阿甲、孙方山等听取意见，经七易其稿才交剧团排练。
1960年底《海瑞》剧彩排后，人们均认为剧本有历史事实是个好戏，但题目过大，戏也显得平些。又因其中只写了海瑞在江南任巡抚时所作的几件事，应以“平冤狱”为主线，以“退田”为副线；结尾宜改为先斩恶宦徐阶与徐瑛，再交还官印，接受罢官“处分”。吴晗老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也认为剧本并未写海瑞一生，乃大笔一挥改为《海瑞罢官》。不谋而合，剧团也认为应改为《海瑞罢官》，以区别其他海瑞的戏，《海瑞罢官》由此定下来。〔4〕
《海瑞罢官》公演之后
剧本写农妇洪阿兰一家受恶宦徐阶与徐瑛的残害，海瑞不畏强权，为民除害，塑造了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宣扬了毛泽东提倡的“海瑞精神”。又经名家马连良和袁盛戎扮演正、反面人物，艺术精湛。戏中尤以海瑞与徐阶当面交锋一场戏，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结尾写海瑞争取在被罢官前一刹那处决了恶人徐瑛，剧场效果很强烈。此戏在工人俱乐部公演后，剧本又于1961年1月在《北京文艺》全文发表，影响不小， 各报大多有报导。1961年2月6日《北京晚报》首先发表了繁星（即廖沫沙）的《从‘史’和‘戏’，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1961年3 月9日常俊又在晚报上著文说：“海剧是有收获的，我祝他破门而起， 步入堂奥”；史优（即孟超）也著文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予读者与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邓允健著文称赞这个戏“既写了‘抚黎庶’，又写了申‘皇家法’，海瑞的面貌就比较清晰”。它“开辟了历史研究为‘二为’服务的新途径”。曲公乙著文认为：“‘海’剧符合历史真实，也有必需的艺术虚构”……市属剧作家也认为剧中没有用今人思想强加于古人，宣扬为民除害，敢字当头，在封建帝制时代也难能可贵。就在“海”剧大获好评时，毛泽东主席召见了马连良并留马共进晚餐，也称赞这个戏演得好，“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应该提倡学习海瑞这样的人”。翌日，马连良即将毛主席召见事分别向剧团领导魏静生和吴晗作了汇报，还说：“《海瑞罢官》可以站住了”。〔5〕吴晗在1961年1月号《北京文艺》发表剧本的前言中就强调过：“海瑞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应该肯定的”，“这个戏着重写海瑞刚正不阿、不畏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和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他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他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益的好事”，“其品德也值今人学习的”〔6〕。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1961年2月“海”剧继续演出，当3月下旬的一天在民族宫剧场演出时，自命是毛主席的“哨兵”的江青带个大口罩，在随从人员陪同下走进剧场，看完演出一言未发扬长而去。她咬定“海”剧有政治性问题应立即停演。剧团魏静生传达时只说：“上边的意见，必须立即停演”。江青还对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剧，遭到拒绝后，又在1964年现代戏会演时找李希凡写文批《海瑞罢官》，又遭拒绝。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在北京是攻不开《海瑞罢官》的”。 〔7〕
1963年12月12日，当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和刘仁同志的信中提到：“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时，江青就趁机窜到市属各剧场寻找“突破口”，想从北京发难。因之，她抓住“海”剧不放，她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自供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还保了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很清楚。”“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组织这篇文章”（指姚文元文）〔8〕。由于江青阴谋在北京发难，她和张春桥、 姚文元密谋以“海”剧为突破口，咬定剧本主题是“退田”，是和当时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是为彭德怀鸣冤。他们九易其稿，将稿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里送到北京。他们对周恩来、彭真等同志封锁消息。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署名、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了〔9〕。 姚文公然把学术性问题往政治性上拉。其基本内容是：一、“海”剧中的海瑞是吴晗主观臆造的假海瑞，其反历史手法是别有用心；二、剧中写“退田”，是煽动五类分子反攻倒算；三、海瑞为民平冤，是为庐山会议受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鸣冤叫屈，煽动翻案；四、胡说封建时代清官比贪官更坏，“吴晗用地主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是倡导和平演变”；五、“海瑞的大丈夫精神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用以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论是：《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姚文发表后，朝野震惊，纷纷不平〔10〕。彭真同志和范瑾同志分别质问《文汇报》内情，但未得回音。在很短时间，《文汇报》就收到一万多件反对姚文的信件。北京各报对姚文不予转载，相反，评论界均以“不要锄掉这朵花”，“海剧应该肯定”，“姚文结论过了头”，“是和秦侩陷害岳飞时一样陷人于罪，是莫须有”等题目发表，予以驳斥。吴晗也忿忿不平地说：“姚文元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他对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同志说：“真要评价海瑞可以争鸣”；“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说我政治上反党，我想不通”。〔11〕邓拓同志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他纳闷：“《海瑞罢官》有多少可批？为什么要翻出一个五年前的戏来批？吴晗又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并对《前线》编辑部嘱咐：“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2〕在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持真理，为保护吴晗作了政治准备。周总理也曾为吴晗调动工作作过努力。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是非混乱不清。由于北京报刊19天未转载姚文元文章，江青、康生咬定北京报刊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将姚文印成小册子分发，还勾结林彪逼令全国报刊转载姚文，使北京更陷于困境。迫于形势，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30日也被迫转载了。但在周总理和彭真同志主持下均有“编者按语”。《北京日报》按语强调“《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展开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互相批评。”《人民日报》按语更强调：“讨论是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13〕
一场冤案的酝酿
姚文一转载，正义之士纷纷著文批驳，认为姚文是“陷人于罪”，“犯了片面症”，“是以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邓拓以向阳生笔名和李琪同志冒着风险著文反对姚文。马连良也在晚报上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说清官戏》为“海”剧争鸣。吴晗迫于形势，于1965 年12 月3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他名为检讨，实际上用大量史实逐条批驳了姚文。不料此文却被江青大加曲解，立即以《此地无银三百两》为题，在政治上为批判吴晗升级加码，还布署戚本禹写出《要害是‘罢官’》。毛主席也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4〕。此时，敢于据实情、说真话，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彭真同志挺身而出，当面向毛泽东主席申明“吴晗历史清白，已作过调查，他和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江青得知，竟像狂犬一样反扑过来，扬言：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15〕一面命关锋、林杰著文说“《海瑞罢官》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并在《红旗》上称《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两株大毒草”，“一骂一罢是要害”。
1966年2月， 以彭真同志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争论进行了讨论，2月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题纲》。不料，在1966年5月汇报会上， 这一题纲却被错误地指责为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反映。”紧接着党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撤销了“二月提纲”和五人小组，《通知》也提到《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一场政治风暴首先袭击了北京市委。彭真被打倒，邓拓、李琪先后被迫害致死。6月7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被停刊、改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掀开了。政治大迫害席卷北京，遍及全国。
吴晗自然在劫难逃。他被揪斗、毒打、入狱、以至惨死。在临终前他却坚持：“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事情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16〕他的夫人袁震和女儿也死于狱中。1972年幸免于难的廖沫沙写得好：
“罢官”容易折腰难，
忆昔‘投枪’梦一般；
灯下集中勤考据，
‘三家村’里错帮闲。
低头四改“元璋传”，
举眼千回未过关。
夫妇双双飞去也，
只留鸿爪在人间。
《海瑞罢官》主要演员马连良于“文革”开始即被迫害致死。他的家人也受尽灾难。裘盛戎也含冤而逝。凡和“海”剧相关或说过公道话或著文者均在被迫害之列。《海瑞罢官》事件之后果一言难尽！
1976年10月，我们伟大的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彭真同志得到昭雪。吴晗同志的冤案平反后，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马连良等也平反恢复了名誉。《海瑞罢官》得以重见天日，并由北京京剧院新秀主演，赢得国内外各界的称赞。正如吴晗临终时所说的：“相信事实总会有一天大白的”。
注：凡未注明出处者，其资料均来之于“关于建国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1988年11月“当代中国北京卷”中的《关于‘海瑞罢官’事件》等有关资料。
（北京市文化局党史办供稿）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及《历史在这里沉思》。
〔2〕《历史在这里沉思》及郭星华《书生本色，太史奇冤》。
〔3〕〔4〕同上及《吴晗传》。
〔5〕《关于“海瑞罢官”事件资料》。
〔6〕《北京文艺》1961年第3期。
〔7〕〔9〕〔11〕〔14〕〔15〕《历史在这里沉思》。
〔8〕《大动乱的年代》。
〔9〕见《历史在这里沉思》。
〔10〕《报告文学》载《玉碎》1986年第5期。
〔12〕见《吴晗纪念文集》。
〔13〕《人民日报》及《北京日报》。
〔16〕郭星华：《书生本色，太史奇冤》。
作者：袁韵宜
北京党史研究 1996年04期
《海瑞罢官》戏的由来
1959年初，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针对当时存在的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1〕当他看了湘剧《生死牌》，又对戏中出现的南包公海瑞能无私无畏为民除害很为称赞，再次提出：“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他自己还读了《明史》的“海瑞传”，认为：“海瑞虽然骂皇帝，但他入狱后得知嘉靖皇帝死讯还恸哭不已，说明他骂归骂，仍忠心耿耿。”以此为例，再次号召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坐牢的精神。”〔2〕
会后，钱俊瑞向文艺界谈了此事。有人即建议明史专家吴晗写文章。在胡乔木提议下，吴晗同志在1959年6月16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引起学术界振奋。9月17日始， 吴晗又在同一报纸上连续发表了《论海瑞》等五篇文章，用以宣传“海瑞精神”，反响很大。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读了文章，十分兴奋，因他早年就演过海瑞戏《大红袍》。在一次聚会上当面请吴晗为他写个海瑞的戏。史学家吴晗本未写过戏，碍于情面应允试一试，〔3〕经马再三催请， 先写成五场戏提纲；又经剧团催促，才于1960年3月写成剧本交剧团讨论； 还将打印本分送齐燕铭、老舍、王昆仑、陈克寒、阿甲、孙方山等听取意见，经七易其稿才交剧团排练。
1960年底《海瑞》剧彩排后，人们均认为剧本有历史事实是个好戏，但题目过大，戏也显得平些。又因其中只写了海瑞在江南任巡抚时所作的几件事，应以“平冤狱”为主线，以“退田”为副线；结尾宜改为先斩恶宦徐阶与徐瑛，再交还官印，接受罢官“处分”。吴晗老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也认为剧本并未写海瑞一生，乃大笔一挥改为《海瑞罢官》。不谋而合，剧团也认为应改为《海瑞罢官》，以区别其他海瑞的戏，《海瑞罢官》由此定下来。〔4〕
《海瑞罢官》公演之后
剧本写农妇洪阿兰一家受恶宦徐阶与徐瑛的残害，海瑞不畏强权，为民除害，塑造了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宣扬了毛泽东提倡的“海瑞精神”。又经名家马连良和袁盛戎扮演正、反面人物，艺术精湛。戏中尤以海瑞与徐阶当面交锋一场戏，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结尾写海瑞争取在被罢官前一刹那处决了恶人徐瑛，剧场效果很强烈。此戏在工人俱乐部公演后，剧本又于1961年1月在《北京文艺》全文发表，影响不小， 各报大多有报导。1961年2月6日《北京晚报》首先发表了繁星（即廖沫沙）的《从‘史’和‘戏’，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1961年3 月9日常俊又在晚报上著文说：“海剧是有收获的，我祝他破门而起， 步入堂奥”；史优（即孟超）也著文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予读者与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邓允健著文称赞这个戏“既写了‘抚黎庶’，又写了申‘皇家法’，海瑞的面貌就比较清晰”。它“开辟了历史研究为‘二为’服务的新途径”。曲公乙著文认为：“‘海’剧符合历史真实，也有必需的艺术虚构”……市属剧作家也认为剧中没有用今人思想强加于古人，宣扬为民除害，敢字当头，在封建帝制时代也难能可贵。就在“海”剧大获好评时，毛泽东主席召见了马连良并留马共进晚餐，也称赞这个戏演得好，“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应该提倡学习海瑞这样的人”。翌日，马连良即将毛主席召见事分别向剧团领导魏静生和吴晗作了汇报，还说：“《海瑞罢官》可以站住了”。〔5〕吴晗在1961年1月号《北京文艺》发表剧本的前言中就强调过：“海瑞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应该肯定的”，“这个戏着重写海瑞刚正不阿、不畏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和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他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他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益的好事”，“其品德也值今人学习的”〔6〕。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1961年2月“海”剧继续演出，当3月下旬的一天在民族宫剧场演出时，自命是毛主席的“哨兵”的江青带个大口罩，在随从人员陪同下走进剧场，看完演出一言未发扬长而去。她咬定“海”剧有政治性问题应立即停演。剧团魏静生传达时只说：“上边的意见，必须立即停演”。江青还对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剧，遭到拒绝后，又在1964年现代戏会演时找李希凡写文批《海瑞罢官》，又遭拒绝。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在北京是攻不开《海瑞罢官》的”。 〔7〕
1963年12月12日，当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和刘仁同志的信中提到：“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时，江青就趁机窜到市属各剧场寻找“突破口”，想从北京发难。因之，她抓住“海”剧不放，她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自供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还保了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很清楚。”“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组织这篇文章”（指姚文元文）〔8〕。由于江青阴谋在北京发难，她和张春桥、 姚文元密谋以“海”剧为突破口，咬定剧本主题是“退田”，是和当时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是为彭德怀鸣冤。他们九易其稿，将稿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里送到北京。他们对周恩来、彭真等同志封锁消息。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署名、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了〔9〕。 姚文公然把学术性问题往政治性上拉。其基本内容是：一、“海”剧中的海瑞是吴晗主观臆造的假海瑞，其反历史手法是别有用心；二、剧中写“退田”，是煽动五类分子反攻倒算；三、海瑞为民平冤，是为庐山会议受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鸣冤叫屈，煽动翻案；四、胡说封建时代清官比贪官更坏，“吴晗用地主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是倡导和平演变”；五、“海瑞的大丈夫精神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用以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论是：《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姚文发表后，朝野震惊，纷纷不平〔10〕。彭真同志和范瑾同志分别质问《文汇报》内情，但未得回音。在很短时间，《文汇报》就收到一万多件反对姚文的信件。北京各报对姚文不予转载，相反，评论界均以“不要锄掉这朵花”，“海剧应该肯定”，“姚文结论过了头”，“是和秦侩陷害岳飞时一样陷人于罪，是莫须有”等题目发表，予以驳斥。吴晗也忿忿不平地说：“姚文元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他对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同志说：“真要评价海瑞可以争鸣”；“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说我政治上反党，我想不通”。〔11〕邓拓同志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他纳闷：“《海瑞罢官》有多少可批？为什么要翻出一个五年前的戏来批？吴晗又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并对《前线》编辑部嘱咐：“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2〕在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持真理，为保护吴晗作了政治准备。周总理也曾为吴晗调动工作作过努力。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是非混乱不清。由于北京报刊19天未转载姚文元文章，江青、康生咬定北京报刊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将姚文印成小册子分发，还勾结林彪逼令全国报刊转载姚文，使北京更陷于困境。迫于形势，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30日也被迫转载了。但在周总理和彭真同志主持下均有“编者按语”。《北京日报》按语强调“《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展开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互相批评。”《人民日报》按语更强调：“讨论是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13〕
一场冤案的酝酿
姚文一转载，正义之士纷纷著文批驳，认为姚文是“陷人于罪”，“犯了片面症”，“是以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邓拓以向阳生笔名和李琪同志冒着风险著文反对姚文。马连良也在晚报上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说清官戏》为“海”剧争鸣。吴晗迫于形势，于1965 年12 月3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他名为检讨，实际上用大量史实逐条批驳了姚文。不料此文却被江青大加曲解，立即以《此地无银三百两》为题，在政治上为批判吴晗升级加码，还布署戚本禹写出《要害是‘罢官’》。毛主席也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4〕。此时，敢于据实情、说真话，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彭真同志挺身而出，当面向毛泽东主席申明“吴晗历史清白，已作过调查，他和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江青得知，竟像狂犬一样反扑过来，扬言：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15〕一面命关锋、林杰著文说“《海瑞罢官》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并在《红旗》上称《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两株大毒草”，“一骂一罢是要害”。
1966年2月， 以彭真同志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争论进行了讨论，2月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题纲》。不料，在1966年5月汇报会上， 这一题纲却被错误地指责为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反映。”紧接着党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撤销了“二月提纲”和五人小组，《通知》也提到《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一场政治风暴首先袭击了北京市委。彭真被打倒，邓拓、李琪先后被迫害致死。6月7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被停刊、改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掀开了。政治大迫害席卷北京，遍及全国。
吴晗自然在劫难逃。他被揪斗、毒打、入狱、以至惨死。在临终前他却坚持：“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事情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16〕他的夫人袁震和女儿也死于狱中。1972年幸免于难的廖沫沙写得好：
“罢官”容易折腰难，
忆昔‘投枪’梦一般；
灯下集中勤考据，
‘三家村’里错帮闲。
低头四改“元璋传”，
举眼千回未过关。
夫妇双双飞去也，
只留鸿爪在人间。
《海瑞罢官》主要演员马连良于“文革”开始即被迫害致死。他的家人也受尽灾难。裘盛戎也含冤而逝。凡和“海”剧相关或说过公道话或著文者均在被迫害之列。《海瑞罢官》事件之后果一言难尽！
1976年10月，我们伟大的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彭真同志得到昭雪。吴晗同志的冤案平反后，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马连良等也平反恢复了名誉。《海瑞罢官》得以重见天日，并由北京京剧院新秀主演，赢得国内外各界的称赞。正如吴晗临终时所说的：“相信事实总会有一天大白的”。
注：凡未注明出处者，其资料均来之于“关于建国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1988年11月“当代中国北京卷”中的《关于‘海瑞罢官’事件》等有关资料。
（北京市文化局党史办供稿）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及《历史在这里沉思》。
〔2〕《历史在这里沉思》及郭星华《书生本色，太史奇冤》。
〔3〕〔4〕同上及《吴晗传》。
〔5〕《关于“海瑞罢官”事件资料》。
〔6〕《北京文艺》1961年第3期。
〔7〕〔9〕〔11〕〔14〕〔15〕《历史在这里沉思》。
〔8〕《大动乱的年代》。
〔9〕见《历史在这里沉思》。
〔10〕《报告文学》载《玉碎》1986年第5期。
〔12〕见《吴晗纪念文集》。
〔13〕《人民日报》及《北京日报》。
〔16〕郭星华：《书生本色，太史奇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