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09.02.009
2009年第2期
(总第100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IssuesofContemporaryWorldSocialismJun.2009AQuarterly,No.2
西方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的关系
柴宝勇
摘要: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过程:政党组织是政党认同的制度性资源,拥有健全有效、组织严密、动员有力的组织既是政党组织制度化的结果,也是政党争取认同的有效手段;而政党认同也是政党组织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西方政党组织的嬗变折射出政党系统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党认同总体发展的曲线。
关键词:政党组织;政党认同;历史分析
中图分类号:D1;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2-0098-09
政党认同(PartyIdentification)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坎贝尔在《美国的选民》中提出来的,其表述为“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就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①。这一概念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选民的为何要参与投票,认为选民的政党认同是一种长期的心理倾向,即选民选举行为的稳定程度。但此后其适用领域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四十年来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中心理论”②,无论在探讨政党与选民关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还是研究政党的组织形态时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于此。
一、政党认同的涵义及其层次
从政党认同的本义上而言,坎贝尔等人实际上认为它是选民的一种稳定的非理性的 作者简介:柴宝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主要从事政党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级一般项目“政党认同问题研究”。
①AngusCampbell,TheAmericanVoter,NewYork:JohnWilley&Sons,1960,p.121.
②RussellJ.DaltonandMartinP.Wattenberg,PartieswithoutPartisans:PoliticalChangeinAdvancedIndustrial:,p
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党认同已成为用社会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以反对理性选择方法的典范”①。然而,就是政党认同者的坚定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对比主要是语词上或者说理论上的。在实践中,无论是政党认同理论还是理性选择理论,还是那些基于社会组织心理分析的相关理论,都列出了两种影响投票决定的因素:对某一政党的长期的、稳定的心理认同和短期的刺激效应(比如政党执政绩效、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和政治纲领等)。实质问题在于,如何区分上述两者,以及如何排除相互影响和投票影响而对它们加以观察和理解。实际上,透过政党认同在投票时的“非理性”,而去看政党认同的形成与变迁,我们已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蕴涵了某种理性的因素。
再者,政党认同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其含义也越来越宽,理性的因素也越来越得以凸显。达尔德尔(H.Daalder)曾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党认同危机”作了如下概括:(1)从原则上否定政党,即一贯否认政党的合法地位,从根本上而言,政党是对社会良好的政治秩序的一种威胁;(2)不是从原则上否定政党,而是有选择地否定一些在他们看来运作不良,作为“好政党的变异”的政党;(3)不是否定政党,也不是否定某些政党体制,而是有选择性地否定某些“变异”的政党体制;(4)从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看,不否定政党对于民主政治发展曾经起到的某些重大作用,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其他的政治行为主体和政治制度已经取代了政党和政党制度以前的大多数功能,政党终将衰败②。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学者对于政党认同的概念界定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依附了。
综合西方学者关于政党认同的观点,可以把政党认同概括为:政党认同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作出的一种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③。它是在政党政治生态下,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从更为宏阔的历史视角看,政党认同的产生、发展与衰亡,也反映出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折射出政党的兴盛与衰亡。
从广义上而言,政党认同的客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认同政党政治,认同某一政党制度和认同某一政党。
一般意义上而言,认同某一个政党往往是以上述两个认同为前提的,但是也不排除例外情况。认同某一政党可以是由于认同该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治纲领、政党领袖、执政绩效等;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以及参与投票或者自觉地遵守政党的章程,拥护党的领导等政治行为体现出来。狭义上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政
①[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页。②HansDaalder,ACrisisofParty,ScandinavianPoliticalStudies,2001,Vol.15,No.4,pp.269—70.③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政党认同”定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般西方学者所言的狭义的把它定义为一种
“非理性的心理依附”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就把政党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高级层次;国内有些学者已经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定义政党认同。例如:王庆兵在《发展中国家政党认同比较研究》中就将其“界定为更为开放的概念,是选民个体对执政党体系的总体评价,将政党认同的转换归结于客观环境以及政党与公民个体客观关系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心理依恋现象。”参见王庆兵《发》,年版,页
党认同只是最后一个层次。比如在美国,一般意义上谈的政党认同是指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或是独立选民。之所以美国的政党认同只是涉及第三个层次,主要是因为美国公众在前两个层次上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对于美国的政党制度和民主价值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二、政党组织的涵义及功能
美国学者弗格森(HarveyFerguson)在其《组织与国民权力》一书中曾经指出:“一切权力产生于组织,一切组织的目的,乃在谋求其权力。”①政党组织是在现实生活中由特定的人群(即党员群体)结合而成的。作为组织的一种,它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与权力的密切关联:其目的是谋求执掌或者参与执掌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权力———国家政权。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个组织的功能是由其组织内部的结构来决定的。政党组织正是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组织结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党影响或者达到执掌国家政权的目的。政党组织是政党发挥作用的载体,同时政党组织的发展与嬗变正是体现了政党自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形态和发挥的不同功能。
从组织成员也就是党员的角度而言,党员作为政党的基本组成要素,也只有在政党组织的作用下,众多独立分散、原子式的党员才能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因此,凡是党员参加组织后,根据党的要求行事,这对于政党组织和党员自身都是很必要的。一方面,这可以使党员及时而准确地了解政党的有关情况,进而在此基础上对政党组织工作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使政党能够据此制定或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党员能够在政党组织中,加强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解,建立感情,发展友谊,从而也能够尽可能地统一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观念,使之团结一致,使政党的组织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强大的组织和动员力量。比如在西方选举中,政党可以凭借组织的力量迅速地对此进行布置和动员,促使党员采取一致行动支持本政党的领袖从事竞选。如果平时没有政党组织,或者政党组织太过涣散,党员与政党严重脱节,只是等到选举或者危机来临时,才想利用政党组织的动员作用,则势必在效率和功能上大打折扣。政党组织的巨大凝聚和动员力量在政党凭借武力夺取政权的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和平年代中的作用也非同一般。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政党组织的严密性和制度化是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有效保障。这一点,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在传统政治制度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
①转引自DiamondLaryandRichardGunther,PoliticalPartiesandDemocracy,Baltimore:JohnsHopkinsUni-,,.123
稳定的先决条件至少得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①。在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政治稳定,必须要有一个具备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的政党作为政治体制的核心。
作为一个政党,其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目标,但是一个总的目标应该不会改变,那就是夺取或者维持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组织是政党谋求政权的物质载体和生命机体,只有靠政党组织,才能实现政党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或参与执掌政权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一个目的,一个更为直接的目标就是要争取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使他们对于政党组织产生信任和良好的心理认知,也就是说政党必须能够取得“选民中”的政党认同和“组织中”的政党认同,才能够实现其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组织变革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和原因就是争取政党认同,政党认同是政党组织嬗变的直接动因,西方政党组织发展的历史线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西方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发展的演变逻辑
在西方的政党政治学研究中,政党组织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研究政党的经典作家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米歇尔斯、韦伯、迪韦尔热都是从研究政党组织入手来揭示政党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就像国内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只有研究政党的组织,才抓住了政党问题的核心”②。
理论界一般认为,西方政党组织的发展大概经历了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兼容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四个发展阶段,而后三个阶段也是在西方政治学界对于政党政治研究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且形成先后替代关系的政党分析模式③。
权贵型(CaucusParty)政党:低认同度的政党组织形态
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与工业化进程紧密关联。18世纪70、80年代,政党首先出现在工业化的故乡———英国。工业化初期的政党(或者说党派)基本都是出于议会政治斗争的需要,属于在议会政治中活动的内生型政党。这些党由地位相近、政见相近的议员联合而成,所以称为权贵型政党,也有人将其称作核心型政党。因其党员大多是议员,多数又拥有贵族身份和地位,他们组织政党、控制政党、发挥政党的应有政治影响和政治功用,也大多与其身份和经济、政治地位有关。权贵型政党的党员是议会成员及其亲信好友,政党组织及其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依托议员、党员私人的社交群体网络,通过权贵实际控制的地方选举将权贵或其代理人送入议会和政府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5页。
②孔凡义:《政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③当然,这四个阶段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理论描述,并非完全真实的历史发展脉络,而且,各国的情况也不尽
一致,是一种包涵着特定的基本范式(即制约着研究工作的一系列假设和概念、研究重点、乃至价值判断①
就组织形态和组织结构而言,这种政党结构简单,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缺乏密切联系,甚至就没有地方组织。至多不过是议员加上一些各界的社会名流,选举时临时招募几个工作人员,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而言,也显得非常不规范。英美两国的政党在刚刚出现时,都没有正式的地方组织,只是议会中的议员为谋求连任而形成的联合体而已。在英国无论宫廷党、乡村党,还是托利党、辉格党,最初指的都是议会议员出于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的需要而组成的议会内的小集团。在美国,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经常利用地方上的各种组织来为自己拉选票。1789年建立的圣·塔姆梅尼协会,就是共和党人经常利用的力量。但是这些政治团体本身就是独立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不是党的地方组织,只不过政党跟它建立了一种友好的互相合作关系。早期政党组织的不成熟,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对于当时是否存在政党都表示怀疑。例如研究政治史的教授刘易斯·纳米尔认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辉格党、托利党与其他的社会组织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因此,“无须使用政党名词也能对该时期的政治生活作出完整的描述”。他甚至主张用“类型”的概念取代“政党”的概念①。
就政党认同角度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组织中的政党”———即党员(权贵),一个是“选民中的政党”———即普通群众。
前一个方面实际上是政党初创者对于政党的认识,这些人往往也不承认自己的党派性,对于政党及政党政治的前景缺乏应有的自信度和认同度。例如美国共和党的领袖杰斐逊,在有人称他为共和党人时,他隐晦地回答,“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②。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则断然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政党。在英国,早期的两党在议会内相互攻讦,两党的名称就是在议会的对骂中逐渐演变形成的。这种状况的出现,同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政党的认识有关:人们倾向于把政党看作是少数人为了取得权力而搞阴谋诡计的小团体,看作是一个祸害。
就“选民中的政党”而言,在选举资格的限制且主要是财产资格的限制下不仅使更广大的人口无法参与政治,而且政治斗争的内容相对简单,因为一些政见分歧而在议会中以政党名义活动的政治派别也无必要去扩大或者争取一般民众的支持。从组织行为上看,由于只是为了确保自己对选举的控制,确保自己的成员顺利当选,政党及其党员不太关注社会大众的反应,反而对公众参与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这样的政党需要有人协助动员选民,那么它会竭力确保这些人不会因协助行为而产生要求对政党事务施加影响作为回报的想法”③。
大众型(MassParty)政党:高政党认同度的政党
19世纪中后期以来,工业化在欧美的深入发展彻底摧毁了西方权贵试图将政党政治控制在议会政治范围的枷锁,一种新型的政党———大众型政党逐渐发展起来。这类政
转引自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②转引自王建华《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PartyS,,1995,p.①
党的出现是工业化中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表面化,阶级冲突尖锐化,以及选举权扩大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最早的一批既具有群众性基础又具有明确且永久性组织的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在一百多年中出现过的大众型政党有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主义政党和宗教政党①。大众型政党一般有两种生成方式,一种在议会内生成,一种在体制外生成,但它们都宣称代表社会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同权贵型政党时代相比,由于政党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是一种祸害的言论也逐渐边缘化;如果是一种祸害的话,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
由于需要对公众进行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大众型政党体现了同工业化造就的社会结构相一致的组织严密性和结构完整性。大众型政党首先最明显的标志在于它们有明确的党章和党纲,其中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对党组织以及党员参与决策和党内选举的程序,对党的目标包括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都有正式的规定。它们由党员和领袖构成,领袖通过制度化渠道推举产生,并向党员负责。同时,由于入党程序的特殊安排和党费的缴纳,由于广泛的基础组织的建立等等,使普通党员与政党高度认同且积极参与党内生活。大众型政党的组织也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地方组织,配备专业或业余的党务人员,维持各机关、部门的运转。群众性政党还发展起了包括党报、消遣性俱乐部等辅助性组织系统,除平常用做政治动员,还可用以满足党员交往、休闲等需要。因此,在大众型政党中,“组织中的政党”的政党认同度较高。
就“选民中的政党”而言,由于选民普选权的扩大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政党同选民的关系也趋于密切,普通民众同政党的认同度也比较高。这些政党还经常与商会、工会、教会等各种社团、集团结盟,既可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壮大自己的党员队伍,巩固、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又可以通过它们实现自己包括选举在内的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性策略、战略目的。
因这种组织形式在动员特定的选民群体和组织竞选方面的长处,使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也纷纷采用了这一组织模式,即“自左向右的蔓延”。这样就使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大众型政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形式②。
兼容型(Catch-allParty)政党:政党认同的弱化
二战后随着西方工业化走向尾声,努力拓展社会基础追求党员数量规模,在选举中广泛动员,依靠人数的优势进行竞争的模式逐步式微。传统的权贵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开始逐渐缩小它们在组织形态上的距离,前者进一步希望寻求来自公众的支持,后者退一步企图摆脱来自社会的操控,多数老党、大党开始向兼容型政党转变。兼容型政党,是美籍德裔政党政治学者基希海默尔在考察60年代西欧,特别是西德政党政治变迁趋
①
②R.Gunther,L.Diamond,“SpeciesofPoliticalParties:ANewTypology”,PartyPolitics,Vol.9,No.2.MauriceDuverge,PoliticalParties:theirOrganizationandActivityintheModernState,London:Methuen,,p
104
势时所提出的分析概念。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
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一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工业化初期以来的那种传统的社会界限开始淡化。这意味着以往高度分明的社会群体集体认同的弱化,而这种集体认同的存在不仅使一般选民能够不加辨别地选择自己的投票方向,而且使人们也容易分辨选民的不同组成部分及假定其共同的长期利益;二是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的日益扩大客观上有利于制订那种主张为全体或几乎全体选民利益服务的纲领,而不一定是分歧性或党派性的纲领;三是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政党领袖开始能够向广大选民直接发出呼吁和召唤而不必依靠政党严密的选区组织;反过来,这些选民亦开始像消费者而非积极参政者那样采取行动。
兼容型政党的特征首先在于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政党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开始淡化。其次,兼容型政党的组织目标不是有针对性地维护社会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充当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掮客、经纪人,更好地管理国家和服务公益,因此政党的阶级界线日益模糊。
组织结构上,这些党基本延续了大众型政党的模式,由全国、地方组织和各类辅助系统组成,但又有所不同。首先,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下降,党比较强调党员的权利,但不大提及义务。其次,相对于大众型政党,兼容型政党党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党员和领袖、组织的关系比较疏离,政党认同度下降。同时,党的领袖与组织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有的领袖与党若即若离,有的根本就只是在借用党的招牌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最终造成的后果是,党员无法对领袖、政党形成约束,领袖、政党组织也无法对党员形成约束,政党组织对领袖和党员都不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总体上造成了政党组织的弱化。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在这方面就比较典型,除了初选产生各自的领袖外,两党的组织和党员基本都在充当大选吹鼓手,为大选造势和拉票的角色。
卡特尔型政党(CartelParty):政党认同的危机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各国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工业化阶段板块式的社会结构被解构,社会碎片化趋势加剧,政治生活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凸显,社会生活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府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于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集团、群体试图通过制度规则来确立自己群体的社会权利和参政渠道。在这场权力结构调整的竞逐中,西方政党组织形态的演化也出现了新的动向。
1995年,西方政党政治学者卡茨和梅尔提出卡特尔型政党的概念。他们认为,随着政治活动越来越职业化和专业化,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和时代变迁,特别是面对来自其他社会团体的竞争,西方国家的各个政党开始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而融入国家,实际上是变成了一种“准国家机构”。按照他们的论述,“卡特尔政党”是指在目前的社会政治发展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政党类型。各派政治力量的目标不再是主张或反对大规模的社会改革,甚或不再是有限的微调改良,政治本身也日益变得更加专业化,政党之间有
西方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的关系105现为,政党之间不再为争夺选民支持或瓜分支持基础而争斗不休,而是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并且在有控制的条件下以有利于保证相互之间组织生存为前提分享自己的那一份。
在这样一种境况下,政党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纲领已经变得越来越次要,党的中央组织也就是党领导层甚至是党的领袖来决定一切重要事务。政党不再依靠党员的财政支持和人力支持,不再谋求独立的政治传播组织和手段;相反,却是依赖国家补贴进行资本密集型的政治活动,依赖国家所提供的特权而分享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政治宣传,政党组织更加松散,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失去原初的作用,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不清,党员与非党员的界限愈加模糊,判断标准更多的是在选举时投谁的票而已。无论是“组织中的政党”还是“选民中的政党”的政党认同愈加脆弱,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谓的“政党的衰弱”现象,政党认同出现深刻危机。
四、西方政党组织发展中的各个因素与政党认同的关系
在政党意识形态方面,总体上是由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向强意识形态色彩转变,大众型政党的出现使政党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达到了顶峰,后到兼容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中政党意识形态的色彩转为淡化,政党意识形态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日趋降低。西方政党意识形态“兼容化”,既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国内背景下,为争取选票而进行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同时也酝酿着深刻的危机。因为,在这种情境下,政党获取的更多是选票,而非选民出自内心的对于政党意识形态的信仰和认同,即政党意识形态“兼容化”并非巩固了政党认同,而是削弱了政党认同。实际上,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对于民众而言,灵魂的“丢失”与“混淆”,造成了政党自身的定位性不足和重大资源基础的流失。选民只能以其他的要素诸如领袖形象、执政绩效、政策议题等等来区分和选择政党,而从长远看,这样的区分不足以产生持续、稳定的心理认同。
在政党组织方面,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容许特定阶级或阶层加入,转变为相对开放的、包容性的、容许那些认同其政策主张的各种人等加入;在政党组织的内部沟通方面,由严格依靠党内特有的组织渠道和传达方式由党的干部逐级自上而下地公布党的主张和要求,转变为党的最高领袖更多地依赖于公共、公开的传媒工具直接向普通党员发出吁求和号召;党内民主方面,由过去的金字塔式的集中型决策结构,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多线平行式的直接民主体制。
政党组织的因素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类似于政党意识形态,在大众型政党这一阶段组织的严密性达到了顶峰,组织因素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也是最强,而后开始滑落,其他因素如政党领袖、政党执政绩效、竞选策略等在塑造政党认同中的作用开始上升。
106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西方政党组织发展中的塑造政党认同的各个因素所占比重 政党意识形态权贵型政党较强
大众型政党强
兼容型政党
卡特尔型政党较弱弱政党组织弱强较弱弱政党领袖强较强较强强政党执政绩效弱强强强政策议题、竞选策略等弱弱强强
政党领袖因素在塑造政党认同中的作用,是西方学者的政党认同研究中受到忽视的一个领域①。事实上,无论是在政党初创的权贵型政党时期,发展到后来的大众型政党时期、兼容型政党时期,以及后来的卡特尔政党时期,政党领袖在塑造政党认同中的作用无疑都是强或者较强的。虽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的原因不同:初创时期的政党组织力量较弱,大多数是以领袖魅力争取认同并求得发展;发展后期的政党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衰落、政党组织的软弱,而不得不借用政党领袖的人格力量和形象魅力为政党拉票。
政党执政绩效、政策议题、竞选策略等外部因素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实际上是政党认同衰落或者危机的先兆。在单纯依靠执政绩效,特别是经济发展绩效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政党要树立和维护自己的权威,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公众作出高速增长的承诺;反过来,由于其认同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增长绩效上,一旦增长承诺无法兑现,其认同度必然大受影响。而当新的政党上台执政后,在难以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无法营造其他的政党认同资源基础时,为迎合公众的心理,同样也只能在盲目许诺经济发展与绩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此循环往复,不仅政党认同会出现危机,政治体系和政党体系也有可能陷于困境之中。
(责任编辑:李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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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09.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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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00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IssuesofContemporaryWorldSocialismJun.2009AQuarterly,No.2
西方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的关系
柴宝勇
摘要: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过程:政党组织是政党认同的制度性资源,拥有健全有效、组织严密、动员有力的组织既是政党组织制度化的结果,也是政党争取认同的有效手段;而政党认同也是政党组织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西方政党组织的嬗变折射出政党系统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党认同总体发展的曲线。
关键词:政党组织;政党认同;历史分析
中图分类号:D1;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2-0098-09
政党认同(PartyIdentification)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坎贝尔在《美国的选民》中提出来的,其表述为“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就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①。这一概念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选民的为何要参与投票,认为选民的政党认同是一种长期的心理倾向,即选民选举行为的稳定程度。但此后其适用领域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四十年来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中心理论”②,无论在探讨政党与选民关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还是研究政党的组织形态时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于此。
一、政党认同的涵义及其层次
从政党认同的本义上而言,坎贝尔等人实际上认为它是选民的一种稳定的非理性的 作者简介:柴宝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主要从事政党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级一般项目“政党认同问题研究”。
①AngusCampbell,TheAmericanVoter,NewYork:JohnWilley&Sons,1960,p.121.
②RussellJ.DaltonandMartinP.Wattenberg,PartieswithoutPartisans:PoliticalChangeinAdvancedIndustrial:,p
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党认同已成为用社会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以反对理性选择方法的典范”①。然而,就是政党认同者的坚定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对比主要是语词上或者说理论上的。在实践中,无论是政党认同理论还是理性选择理论,还是那些基于社会组织心理分析的相关理论,都列出了两种影响投票决定的因素:对某一政党的长期的、稳定的心理认同和短期的刺激效应(比如政党执政绩效、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和政治纲领等)。实质问题在于,如何区分上述两者,以及如何排除相互影响和投票影响而对它们加以观察和理解。实际上,透过政党认同在投票时的“非理性”,而去看政党认同的形成与变迁,我们已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蕴涵了某种理性的因素。
再者,政党认同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其含义也越来越宽,理性的因素也越来越得以凸显。达尔德尔(H.Daalder)曾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党认同危机”作了如下概括:(1)从原则上否定政党,即一贯否认政党的合法地位,从根本上而言,政党是对社会良好的政治秩序的一种威胁;(2)不是从原则上否定政党,而是有选择地否定一些在他们看来运作不良,作为“好政党的变异”的政党;(3)不是否定政党,也不是否定某些政党体制,而是有选择性地否定某些“变异”的政党体制;(4)从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看,不否定政党对于民主政治发展曾经起到的某些重大作用,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其他的政治行为主体和政治制度已经取代了政党和政党制度以前的大多数功能,政党终将衰败②。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学者对于政党认同的概念界定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依附了。
综合西方学者关于政党认同的观点,可以把政党认同概括为:政党认同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作出的一种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③。它是在政党政治生态下,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从更为宏阔的历史视角看,政党认同的产生、发展与衰亡,也反映出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折射出政党的兴盛与衰亡。
从广义上而言,政党认同的客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认同政党政治,认同某一政党制度和认同某一政党。
一般意义上而言,认同某一个政党往往是以上述两个认同为前提的,但是也不排除例外情况。认同某一政党可以是由于认同该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治纲领、政党领袖、执政绩效等;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以及参与投票或者自觉地遵守政党的章程,拥护党的领导等政治行为体现出来。狭义上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政
①[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页。②HansDaalder,ACrisisofParty,ScandinavianPoliticalStudies,2001,Vol.15,No.4,pp.269—70.③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政党认同”定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般西方学者所言的狭义的把它定义为一种
“非理性的心理依附”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就把政党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高级层次;国内有些学者已经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定义政党认同。例如:王庆兵在《发展中国家政党认同比较研究》中就将其“界定为更为开放的概念,是选民个体对执政党体系的总体评价,将政党认同的转换归结于客观环境以及政党与公民个体客观关系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心理依恋现象。”参见王庆兵《发》,年版,页
党认同只是最后一个层次。比如在美国,一般意义上谈的政党认同是指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或是独立选民。之所以美国的政党认同只是涉及第三个层次,主要是因为美国公众在前两个层次上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对于美国的政党制度和民主价值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二、政党组织的涵义及功能
美国学者弗格森(HarveyFerguson)在其《组织与国民权力》一书中曾经指出:“一切权力产生于组织,一切组织的目的,乃在谋求其权力。”①政党组织是在现实生活中由特定的人群(即党员群体)结合而成的。作为组织的一种,它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与权力的密切关联:其目的是谋求执掌或者参与执掌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权力———国家政权。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个组织的功能是由其组织内部的结构来决定的。政党组织正是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组织结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党影响或者达到执掌国家政权的目的。政党组织是政党发挥作用的载体,同时政党组织的发展与嬗变正是体现了政党自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形态和发挥的不同功能。
从组织成员也就是党员的角度而言,党员作为政党的基本组成要素,也只有在政党组织的作用下,众多独立分散、原子式的党员才能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因此,凡是党员参加组织后,根据党的要求行事,这对于政党组织和党员自身都是很必要的。一方面,这可以使党员及时而准确地了解政党的有关情况,进而在此基础上对政党组织工作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使政党能够据此制定或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党员能够在政党组织中,加强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解,建立感情,发展友谊,从而也能够尽可能地统一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观念,使之团结一致,使政党的组织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强大的组织和动员力量。比如在西方选举中,政党可以凭借组织的力量迅速地对此进行布置和动员,促使党员采取一致行动支持本政党的领袖从事竞选。如果平时没有政党组织,或者政党组织太过涣散,党员与政党严重脱节,只是等到选举或者危机来临时,才想利用政党组织的动员作用,则势必在效率和功能上大打折扣。政党组织的巨大凝聚和动员力量在政党凭借武力夺取政权的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和平年代中的作用也非同一般。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政党组织的严密性和制度化是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有效保障。这一点,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在传统政治制度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
①转引自DiamondLaryandRichardGunther,PoliticalPartiesandDemocracy,Baltimore:JohnsHopkinsUni-,,.123
稳定的先决条件至少得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①。在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政治稳定,必须要有一个具备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的政党作为政治体制的核心。
作为一个政党,其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目标,但是一个总的目标应该不会改变,那就是夺取或者维持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组织是政党谋求政权的物质载体和生命机体,只有靠政党组织,才能实现政党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或参与执掌政权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一个目的,一个更为直接的目标就是要争取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使他们对于政党组织产生信任和良好的心理认知,也就是说政党必须能够取得“选民中”的政党认同和“组织中”的政党认同,才能够实现其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组织变革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和原因就是争取政党认同,政党认同是政党组织嬗变的直接动因,西方政党组织发展的历史线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西方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发展的演变逻辑
在西方的政党政治学研究中,政党组织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研究政党的经典作家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米歇尔斯、韦伯、迪韦尔热都是从研究政党组织入手来揭示政党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就像国内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只有研究政党的组织,才抓住了政党问题的核心”②。
理论界一般认为,西方政党组织的发展大概经历了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兼容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四个发展阶段,而后三个阶段也是在西方政治学界对于政党政治研究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且形成先后替代关系的政党分析模式③。
权贵型(CaucusParty)政党:低认同度的政党组织形态
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与工业化进程紧密关联。18世纪70、80年代,政党首先出现在工业化的故乡———英国。工业化初期的政党(或者说党派)基本都是出于议会政治斗争的需要,属于在议会政治中活动的内生型政党。这些党由地位相近、政见相近的议员联合而成,所以称为权贵型政党,也有人将其称作核心型政党。因其党员大多是议员,多数又拥有贵族身份和地位,他们组织政党、控制政党、发挥政党的应有政治影响和政治功用,也大多与其身份和经济、政治地位有关。权贵型政党的党员是议会成员及其亲信好友,政党组织及其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依托议员、党员私人的社交群体网络,通过权贵实际控制的地方选举将权贵或其代理人送入议会和政府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5页。
②孔凡义:《政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③当然,这四个阶段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理论描述,并非完全真实的历史发展脉络,而且,各国的情况也不尽
一致,是一种包涵着特定的基本范式(即制约着研究工作的一系列假设和概念、研究重点、乃至价值判断①
就组织形态和组织结构而言,这种政党结构简单,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缺乏密切联系,甚至就没有地方组织。至多不过是议员加上一些各界的社会名流,选举时临时招募几个工作人员,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而言,也显得非常不规范。英美两国的政党在刚刚出现时,都没有正式的地方组织,只是议会中的议员为谋求连任而形成的联合体而已。在英国无论宫廷党、乡村党,还是托利党、辉格党,最初指的都是议会议员出于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的需要而组成的议会内的小集团。在美国,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经常利用地方上的各种组织来为自己拉选票。1789年建立的圣·塔姆梅尼协会,就是共和党人经常利用的力量。但是这些政治团体本身就是独立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不是党的地方组织,只不过政党跟它建立了一种友好的互相合作关系。早期政党组织的不成熟,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对于当时是否存在政党都表示怀疑。例如研究政治史的教授刘易斯·纳米尔认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辉格党、托利党与其他的社会组织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因此,“无须使用政党名词也能对该时期的政治生活作出完整的描述”。他甚至主张用“类型”的概念取代“政党”的概念①。
就政党认同角度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组织中的政党”———即党员(权贵),一个是“选民中的政党”———即普通群众。
前一个方面实际上是政党初创者对于政党的认识,这些人往往也不承认自己的党派性,对于政党及政党政治的前景缺乏应有的自信度和认同度。例如美国共和党的领袖杰斐逊,在有人称他为共和党人时,他隐晦地回答,“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②。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则断然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政党。在英国,早期的两党在议会内相互攻讦,两党的名称就是在议会的对骂中逐渐演变形成的。这种状况的出现,同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政党的认识有关:人们倾向于把政党看作是少数人为了取得权力而搞阴谋诡计的小团体,看作是一个祸害。
就“选民中的政党”而言,在选举资格的限制且主要是财产资格的限制下不仅使更广大的人口无法参与政治,而且政治斗争的内容相对简单,因为一些政见分歧而在议会中以政党名义活动的政治派别也无必要去扩大或者争取一般民众的支持。从组织行为上看,由于只是为了确保自己对选举的控制,确保自己的成员顺利当选,政党及其党员不太关注社会大众的反应,反而对公众参与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这样的政党需要有人协助动员选民,那么它会竭力确保这些人不会因协助行为而产生要求对政党事务施加影响作为回报的想法”③。
大众型(MassParty)政党:高政党认同度的政党
19世纪中后期以来,工业化在欧美的深入发展彻底摧毁了西方权贵试图将政党政治控制在议会政治范围的枷锁,一种新型的政党———大众型政党逐渐发展起来。这类政
转引自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②转引自王建华《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PartyS,,1995,p.①
党的出现是工业化中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表面化,阶级冲突尖锐化,以及选举权扩大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最早的一批既具有群众性基础又具有明确且永久性组织的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在一百多年中出现过的大众型政党有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主义政党和宗教政党①。大众型政党一般有两种生成方式,一种在议会内生成,一种在体制外生成,但它们都宣称代表社会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同权贵型政党时代相比,由于政党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是一种祸害的言论也逐渐边缘化;如果是一种祸害的话,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
由于需要对公众进行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大众型政党体现了同工业化造就的社会结构相一致的组织严密性和结构完整性。大众型政党首先最明显的标志在于它们有明确的党章和党纲,其中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对党组织以及党员参与决策和党内选举的程序,对党的目标包括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都有正式的规定。它们由党员和领袖构成,领袖通过制度化渠道推举产生,并向党员负责。同时,由于入党程序的特殊安排和党费的缴纳,由于广泛的基础组织的建立等等,使普通党员与政党高度认同且积极参与党内生活。大众型政党的组织也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地方组织,配备专业或业余的党务人员,维持各机关、部门的运转。群众性政党还发展起了包括党报、消遣性俱乐部等辅助性组织系统,除平常用做政治动员,还可用以满足党员交往、休闲等需要。因此,在大众型政党中,“组织中的政党”的政党认同度较高。
就“选民中的政党”而言,由于选民普选权的扩大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政党同选民的关系也趋于密切,普通民众同政党的认同度也比较高。这些政党还经常与商会、工会、教会等各种社团、集团结盟,既可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壮大自己的党员队伍,巩固、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又可以通过它们实现自己包括选举在内的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性策略、战略目的。
因这种组织形式在动员特定的选民群体和组织竞选方面的长处,使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也纷纷采用了这一组织模式,即“自左向右的蔓延”。这样就使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大众型政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形式②。
兼容型(Catch-allParty)政党:政党认同的弱化
二战后随着西方工业化走向尾声,努力拓展社会基础追求党员数量规模,在选举中广泛动员,依靠人数的优势进行竞争的模式逐步式微。传统的权贵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开始逐渐缩小它们在组织形态上的距离,前者进一步希望寻求来自公众的支持,后者退一步企图摆脱来自社会的操控,多数老党、大党开始向兼容型政党转变。兼容型政党,是美籍德裔政党政治学者基希海默尔在考察60年代西欧,特别是西德政党政治变迁趋
①
②R.Gunther,L.Diamond,“SpeciesofPoliticalParties:ANewTypology”,PartyPolitics,Vol.9,No.2.MauriceDuverge,PoliticalParties:theirOrganizationandActivityintheModernState,London:Methue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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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时所提出的分析概念。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
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一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工业化初期以来的那种传统的社会界限开始淡化。这意味着以往高度分明的社会群体集体认同的弱化,而这种集体认同的存在不仅使一般选民能够不加辨别地选择自己的投票方向,而且使人们也容易分辨选民的不同组成部分及假定其共同的长期利益;二是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的日益扩大客观上有利于制订那种主张为全体或几乎全体选民利益服务的纲领,而不一定是分歧性或党派性的纲领;三是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政党领袖开始能够向广大选民直接发出呼吁和召唤而不必依靠政党严密的选区组织;反过来,这些选民亦开始像消费者而非积极参政者那样采取行动。
兼容型政党的特征首先在于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政党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开始淡化。其次,兼容型政党的组织目标不是有针对性地维护社会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充当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掮客、经纪人,更好地管理国家和服务公益,因此政党的阶级界线日益模糊。
组织结构上,这些党基本延续了大众型政党的模式,由全国、地方组织和各类辅助系统组成,但又有所不同。首先,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下降,党比较强调党员的权利,但不大提及义务。其次,相对于大众型政党,兼容型政党党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党员和领袖、组织的关系比较疏离,政党认同度下降。同时,党的领袖与组织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有的领袖与党若即若离,有的根本就只是在借用党的招牌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最终造成的后果是,党员无法对领袖、政党形成约束,领袖、政党组织也无法对党员形成约束,政党组织对领袖和党员都不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总体上造成了政党组织的弱化。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在这方面就比较典型,除了初选产生各自的领袖外,两党的组织和党员基本都在充当大选吹鼓手,为大选造势和拉票的角色。
卡特尔型政党(CartelParty):政党认同的危机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各国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工业化阶段板块式的社会结构被解构,社会碎片化趋势加剧,政治生活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凸显,社会生活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府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于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集团、群体试图通过制度规则来确立自己群体的社会权利和参政渠道。在这场权力结构调整的竞逐中,西方政党组织形态的演化也出现了新的动向。
1995年,西方政党政治学者卡茨和梅尔提出卡特尔型政党的概念。他们认为,随着政治活动越来越职业化和专业化,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和时代变迁,特别是面对来自其他社会团体的竞争,西方国家的各个政党开始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而融入国家,实际上是变成了一种“准国家机构”。按照他们的论述,“卡特尔政党”是指在目前的社会政治发展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政党类型。各派政治力量的目标不再是主张或反对大规模的社会改革,甚或不再是有限的微调改良,政治本身也日益变得更加专业化,政党之间有
西方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的关系105现为,政党之间不再为争夺选民支持或瓜分支持基础而争斗不休,而是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并且在有控制的条件下以有利于保证相互之间组织生存为前提分享自己的那一份。
在这样一种境况下,政党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纲领已经变得越来越次要,党的中央组织也就是党领导层甚至是党的领袖来决定一切重要事务。政党不再依靠党员的财政支持和人力支持,不再谋求独立的政治传播组织和手段;相反,却是依赖国家补贴进行资本密集型的政治活动,依赖国家所提供的特权而分享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政治宣传,政党组织更加松散,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失去原初的作用,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不清,党员与非党员的界限愈加模糊,判断标准更多的是在选举时投谁的票而已。无论是“组织中的政党”还是“选民中的政党”的政党认同愈加脆弱,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谓的“政党的衰弱”现象,政党认同出现深刻危机。
四、西方政党组织发展中的各个因素与政党认同的关系
在政党意识形态方面,总体上是由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向强意识形态色彩转变,大众型政党的出现使政党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达到了顶峰,后到兼容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中政党意识形态的色彩转为淡化,政党意识形态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日趋降低。西方政党意识形态“兼容化”,既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国内背景下,为争取选票而进行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同时也酝酿着深刻的危机。因为,在这种情境下,政党获取的更多是选票,而非选民出自内心的对于政党意识形态的信仰和认同,即政党意识形态“兼容化”并非巩固了政党认同,而是削弱了政党认同。实际上,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对于民众而言,灵魂的“丢失”与“混淆”,造成了政党自身的定位性不足和重大资源基础的流失。选民只能以其他的要素诸如领袖形象、执政绩效、政策议题等等来区分和选择政党,而从长远看,这样的区分不足以产生持续、稳定的心理认同。
在政党组织方面,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容许特定阶级或阶层加入,转变为相对开放的、包容性的、容许那些认同其政策主张的各种人等加入;在政党组织的内部沟通方面,由严格依靠党内特有的组织渠道和传达方式由党的干部逐级自上而下地公布党的主张和要求,转变为党的最高领袖更多地依赖于公共、公开的传媒工具直接向普通党员发出吁求和号召;党内民主方面,由过去的金字塔式的集中型决策结构,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多线平行式的直接民主体制。
政党组织的因素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类似于政党意识形态,在大众型政党这一阶段组织的严密性达到了顶峰,组织因素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也是最强,而后开始滑落,其他因素如政党领袖、政党执政绩效、竞选策略等在塑造政党认同中的作用开始上升。
106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西方政党组织发展中的塑造政党认同的各个因素所占比重 政党意识形态权贵型政党较强
大众型政党强
兼容型政党
卡特尔型政党较弱弱政党组织弱强较弱弱政党领袖强较强较强强政党执政绩效弱强强强政策议题、竞选策略等弱弱强强
政党领袖因素在塑造政党认同中的作用,是西方学者的政党认同研究中受到忽视的一个领域①。事实上,无论是在政党初创的权贵型政党时期,发展到后来的大众型政党时期、兼容型政党时期,以及后来的卡特尔政党时期,政党领袖在塑造政党认同中的作用无疑都是强或者较强的。虽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的原因不同:初创时期的政党组织力量较弱,大多数是以领袖魅力争取认同并求得发展;发展后期的政党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衰落、政党组织的软弱,而不得不借用政党领袖的人格力量和形象魅力为政党拉票。
政党执政绩效、政策议题、竞选策略等外部因素在政党认同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实际上是政党认同衰落或者危机的先兆。在单纯依靠执政绩效,特别是经济发展绩效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政党要树立和维护自己的权威,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公众作出高速增长的承诺;反过来,由于其认同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增长绩效上,一旦增长承诺无法兑现,其认同度必然大受影响。而当新的政党上台执政后,在难以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无法营造其他的政党认同资源基础时,为迎合公众的心理,同样也只能在盲目许诺经济发展与绩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此循环往复,不仅政党认同会出现危机,政治体系和政党体系也有可能陷于困境之中。
(责任编辑:李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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