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大略可分婉约与豪放。然而这两大派别如何形成，各自有什么特点？讨论一下也很有必要。我很孤陋，不知当代学界对此有没有专题的研究，我只根据我的理解“自定方圆”，讲错了请大家包涵并批评。 一、词的形成及豪放与婉约的分流
中国的诗，最初都是歌。《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足以说明诗和歌的关系。《诗经》都是用来演唱的，汉有乐府，唐有教坊。总之，诗与歌，密不可分。
词从什么时候形成？有人说远在梁朝就有了，但不可确证。应该是起源于唐正确。唐教坊的乐师感到过于规整的五言七言的诗句难以尽情表达情感，于是，就在原诗的基础上予以增减字数，就形成了最初的长短句。我见过一首据说是唐人改编的王维的《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一霎浥轻尘。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缕柳色新。更洒遍客舍青青，千缕柳色新。休烦恼，劝君更进一杯酒。人生会少，自古富贵功名有定分。莫遣容仪瘦损。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旧游如梦，眼前无故人。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
如果此词确是唐教坊乐师改编，那么就可以推断，词就是这样产生的。不必拘泥于词来源于民间的陈说。
１８９９年，敦煌石室发现了一大批唐代珍宝，其中就有著名的《敦煌曲子词》，其年代作者皆不可确考，手法也还有些稚嫩，大多是民间的作品。可见，唐时，词这种文学形式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
真正有年代可考并可信的，是唐代的张志和《渔歌子》，韦应物《调笑令》，白居易《忆江南》《长相思》，刘禹锡《忆江南》《潇湘神》等。这些都是非常优美的真正的小词。（传说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不予采信。）
词的成熟，是晚唐五代时的事。五代人编了两本词集：一本是《尊前集》，我没见过原书,没有发言权，从略。一本是《花间集》，这是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其作者以蜀人为主（１８个作者有１４个与蜀有关），词有５００余首，主要是供士大夫宴会间演唱的，故名《花间集》。不管内容如何，单看艺术水平，已经是相当高的了。
和《花间集》同时的南唐，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词作家。最著名的是李煜和冯延巳。他们不仅可以和《花间集》抗衡，甚至到李煜北掳以后，成就远远超过了《花间》，直到现在，仍令我们觉得高不可及。
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可以说，婉约与豪放在这时已经出现分流的端倪。〈花间〉诸人除偶有山川羁旅之作外，皆流连光景，词风柔婉，为词奠定了婉约的基调。南唐以李煜为代表，国破前亦多靡靡之音，国破后则杂家国之恨、身世之感，渐有金石之音。注意我以上所用的三个概念(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金石之音），这其实就是豪放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李煜北掳后的一些作品，已开豪放派之先河。王国维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我说，李煜的某些词，已的确让我们听到了豪放的声音。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浪淘沙〉“往事只堪哀”，等等。
进入北宋后，柔婉之词风占主流。晏、欧、秦、柳诸人，可作为婉约一派的代表。而大文豪带有大英雄气的苏轼，自然不甘受此柔靡之风约束。他不仅拓宽了词的领域，扩展了词的体裁，也改变了词的风格。于是，他就成为北宋乃至后来豪放词派的杰出的代表。
到了南宋，由于国破家亡的社会背景，许多词人以笔为刀枪、以词为号角，尽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把豪放词风推到了极致。当然，也有一大批词人仍在走婉约的老路，如范成大、吴文英、史达祖、姜白石等等。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豪放词与婉约词中间存在着差异。苏轼有件轶事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一个幕僚：“我词何如柳七？”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明人们很早就意识到豪放词和婉约词味道大不相同。
最早对豪放与婉约的问题提出思考的是李清照。她在〈论词〉一文中简述了词的发展史，批评了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第一次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但是，她只对平仄、四声做作了强调。至于究竟怎样才“别是一家”，她没有说得很分明。
到了元初，宋的遗民张炎写了一篇〈词源〉，他说：“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这个“豪气词”，已和“豪放词”的含义差不多了。
第一次明确提出豪放与婉约概念的是一个叫做张世文的人（此人我不甚了了），他说：“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他不仅提出概念，也给它们分别下了定义：婉约，词情蕴藉；豪放，气象恢弘。这个定义下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二、豪放词与婉约词之区别
那么，豪放词与婉约词区别在何处呢？下面，我就真的来个“自定方圆”了。
１、两派词人个性不同，关注的对象也不同
豪放派词人大多是有着一种英雄情结的人。他们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有着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也往往是一些情绪化的人，当理想和现实出现落差，就容易愤激。他们多关注国家大事，关心民众疾苦，敢于抨击时政。如韩愈言:“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他们大多是这样的一些敢怒敢恨的怒目金刚。
还是举例以说明之吧：第一个豪放大家苏轼，是一个自小就“奋厉有当世之志”的人。仁宗帝读他和其弟的策论，高兴地说“为儿孙得两宰相”。他对治国，治吏，用兵等，都有一整套的见解。若真能得用，未必不为贤宰相。象这样的一个慷慨激昂的人物，你让他去拿腔捏调去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他怎么会甘心？还有辛弃疾，这个孔文孔武的英雄，其文，有其词作证，勿庸赘言。其武，亦冠绝一世：二十起兵，只身擒贼，率众归国，镇抚百姓......真可谓辅弼之臣也。这样的人，登高北望，必作收复之想，发而为词，必作金铁之鸣！
婉约派词人则多性格冲淡平和。他们大多安于现状，对政治不很敏感。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就是，这类词人往往“风云气少，儿女情多”。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是他们笔下经常性的题材。
也来举几个例子：晏殊，贵为宰相，其为词虽“不作妇人语”，但也没见有与其身份相称的佳作。欧阳修地位也很高，但平时也喜艳词，甚至为此遭人诬陷。还有南宋的范成大，他面对和陆游辛弃疾同样的时局，而地位也比他们高得远，但是，他除了出使金国写了一组很有现实感的纪程诗外，他的词就没有多少可读的了。这个官阶最高到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国家高级干部，其词基本不涉军国之事。一本《石湖词》十之八九皆游赏宴饮赠答之作。
我无意评价这两类人物的优劣，只重在说明，这两类人因性格的不同，其所关注的事情也不同。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区别。
２、表达方式不同
豪放派词人表达情感多喜欢直截了当，直抒胸臆。有人说苏轼写诗词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去”，这话很形象地点明了豪放派词人表达情感的特点。
以苏轼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上片写景，大刀阔斧，气象雄浑，能激起人建功立业之渴望。下片，人我对照，怀古伤今，感慨苍凉！其表达方式也是直截了当的，我们很容易触摸到他跳动的脉搏，甚至在远隔９００余年的今天，我们似乎仍能听到他粗壮的呼吸。
到了南宋诸人那里，直抒胸臆的特点就更为鲜明了。辛弃疾“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傻子也晓得他在骂谁。他的“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传宋孝宗读此“颇不悦”。也就是说，即使他也用了典故，也用了隐喻，但表达还是比较简单，比较直接。至于刘克庄“两河萧瑟唯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这哪里是在写词，简直就是在怒骂！
与之相反，婉约派词人在表达上就细腻得多。打个同样的比喻，就象女性出门，要反复想穿什么服装，褂子和裤子颜色怎么搭配，描描眉，搽搽粉等。总之是复杂一些。说得具体一点吧，就是，婉约词人多注重技巧，多用隐喻暗示，表达含蓄蕴藉。基于这一点，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就是他们常用的手法。
兹以姜夔的名作《齐天乐。蟋蟀》为例：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侯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首以庾信起兴，庾漂泊异国，写过《愁赋》，这里引以自况，算是为此词定了个由听蟋蟀而生愁的基调。接着回忆在“铜铺”“石井”这些地方听蟋蟀的往事；接着又用“思妇无眠”来衬托听蟋蟀的悲凉心境。下片，接着写蟋蟀在雨中悲鸣，让离家的人（“侯馆”“离宫”）听来“伤心无数”。接着暗引《诗经》“七月在野。。。。。”，又想起儿时提着灯笼捉蟋蟀的情景。最后回到现实，耳听蟋蟀“一声声更苦”。主题倒还明白，就是一个：“苦”。反复的联想，反复的陈述，说来说去，就这个意思。他的更为有名的《暗香》《疏影》，和这都是同一机杼。这首词意思还是明确的。《暗香》的意思，已经颇费猜测。《疏影》的主题几乎不好把握。
总结一下以姜白石为代表的词家的这类咏物作品，其特点“数言以蔽之”：华丽的文藻，朦胧的主题，跳跃的思维，丰富的联想，剪接的镜头，飘忽的情感。——就这些吧。反正在我读来，是颇为吃力的。——这和“大江东去”真是截然不同的风味。
当然，早期的婉约词也比较明朗。他们的明朗也和豪放词不同。他们主要表现在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十分细致，在表达上往往争一字之巧，竞一句之奇。什么“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什么“三影郎中”，“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多是这一路人搞的把戏。
３、给读者的感觉不同
有人评稼轩词曰：“大声镗鎝，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可能是我生性粗豪的缘故，我就比较喜欢读豪放词。读豪放词，我的感觉就象与二三同道，登山临水，举目四望，把酒临风，抵掌快谈。给人以阳刚之美。
读婉约词，则如和爱人相对，花前月下，耳鬓廝磨，别有一种阴柔的况味。（当然，我们还可以创设很多情景，来想象读豪放词和婉约词的不同感觉。）
以上是我对豪放词与婉约词之区别的理解。说明两点：一、都是我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理解，我以为对，你可能认为不对，这个正常；二、我只说了三点，肯定是不全面的，大家静下来还可以继续找出很多的不同点来。
三、豪放与婉约词的一些其它问题
１、豪放词人也写婉约的东西，婉约词人也会写豪放的作品
社会科学的原理和自然科学的公式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以此类推，一理可以代入无穷。而社会科学只能是大致判分，常有特例。
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其婉约处，恐怕秦少游、柳永未必能过之。有人说：“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春闺》曰：‘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
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最早提出者，应该是婉约的代表吧？但是，她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我看也够豪的，且不说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
我们说豪放与婉约，从词风来说，是对的，具体到某个个人，就不那么绝对化了。辛弃疾亦可婉，姜白石亦有豪。所谓才人伎俩，深不可测。也说明人的性格是多元的，复杂的。不过各有其主流而已。
２、豪放派与婉约派，只有风格的不同，没有高下的区别。
沈去矜说：“词不在大小浅深，贵于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殊，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不论豪放婉约，只是一种词风，写的好，能打动人，引起读者的共鸣，就是好词。
３、两派均须守持其度，允执厥中
凡事过犹不及，必须守持其度。
豪放词以气、以刚胜。若不能守度，易犯粗疏叫嚣之病，筋爪毕露，面目可憎。
另外，学豪放词犹难。王国维还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我深然其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我那句老话：读书、养气！
婉约词以巧、以柔胜。若不能守度，则柔如无骨，格调卑下，如寒虫之号于西风。
写婉约词，尤要戒之的是：千万莫堕入轻薄之恶道！婉约词多写儿女情长，最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点到而止，莫要放纵。莫叫那些不好的东西玷污了神圣的诗词。
我非学者，平时亦不多读理论的书。因杏花兄将军，叫我也讲一课，临时抱佛脚，就想起讲讲这个题目来。一家之言，多无依傍。谬误之处，敬请指正！
词大略可分婉约与豪放。然而这两大派别如何形成，各自有什么特点？讨论一下也很有必要。我很孤陋，不知当代学界对此有没有专题的研究，我只根据我的理解“自定方圆”，讲错了请大家包涵并批评。 一、词的形成及豪放与婉约的分流
中国的诗，最初都是歌。《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足以说明诗和歌的关系。《诗经》都是用来演唱的，汉有乐府，唐有教坊。总之，诗与歌，密不可分。
词从什么时候形成？有人说远在梁朝就有了，但不可确证。应该是起源于唐正确。唐教坊的乐师感到过于规整的五言七言的诗句难以尽情表达情感，于是，就在原诗的基础上予以增减字数，就形成了最初的长短句。我见过一首据说是唐人改编的王维的《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一霎浥轻尘。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缕柳色新。更洒遍客舍青青，千缕柳色新。休烦恼，劝君更进一杯酒。人生会少，自古富贵功名有定分。莫遣容仪瘦损。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旧游如梦，眼前无故人。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
如果此词确是唐教坊乐师改编，那么就可以推断，词就是这样产生的。不必拘泥于词来源于民间的陈说。
１８９９年，敦煌石室发现了一大批唐代珍宝，其中就有著名的《敦煌曲子词》，其年代作者皆不可确考，手法也还有些稚嫩，大多是民间的作品。可见，唐时，词这种文学形式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
真正有年代可考并可信的，是唐代的张志和《渔歌子》，韦应物《调笑令》，白居易《忆江南》《长相思》，刘禹锡《忆江南》《潇湘神》等。这些都是非常优美的真正的小词。（传说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不予采信。）
词的成熟，是晚唐五代时的事。五代人编了两本词集：一本是《尊前集》，我没见过原书,没有发言权，从略。一本是《花间集》，这是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其作者以蜀人为主（１８个作者有１４个与蜀有关），词有５００余首，主要是供士大夫宴会间演唱的，故名《花间集》。不管内容如何，单看艺术水平，已经是相当高的了。
和《花间集》同时的南唐，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词作家。最著名的是李煜和冯延巳。他们不仅可以和《花间集》抗衡，甚至到李煜北掳以后，成就远远超过了《花间》，直到现在，仍令我们觉得高不可及。
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可以说，婉约与豪放在这时已经出现分流的端倪。〈花间〉诸人除偶有山川羁旅之作外，皆流连光景，词风柔婉，为词奠定了婉约的基调。南唐以李煜为代表，国破前亦多靡靡之音，国破后则杂家国之恨、身世之感，渐有金石之音。注意我以上所用的三个概念(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金石之音），这其实就是豪放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李煜北掳后的一些作品，已开豪放派之先河。王国维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我说，李煜的某些词，已的确让我们听到了豪放的声音。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浪淘沙〉“往事只堪哀”，等等。
进入北宋后，柔婉之词风占主流。晏、欧、秦、柳诸人，可作为婉约一派的代表。而大文豪带有大英雄气的苏轼，自然不甘受此柔靡之风约束。他不仅拓宽了词的领域，扩展了词的体裁，也改变了词的风格。于是，他就成为北宋乃至后来豪放词派的杰出的代表。
到了南宋，由于国破家亡的社会背景，许多词人以笔为刀枪、以词为号角，尽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把豪放词风推到了极致。当然，也有一大批词人仍在走婉约的老路，如范成大、吴文英、史达祖、姜白石等等。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豪放词与婉约词中间存在着差异。苏轼有件轶事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一个幕僚：“我词何如柳七？”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明人们很早就意识到豪放词和婉约词味道大不相同。
最早对豪放与婉约的问题提出思考的是李清照。她在〈论词〉一文中简述了词的发展史，批评了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第一次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但是，她只对平仄、四声做作了强调。至于究竟怎样才“别是一家”，她没有说得很分明。
到了元初，宋的遗民张炎写了一篇〈词源〉，他说：“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这个“豪气词”，已和“豪放词”的含义差不多了。
第一次明确提出豪放与婉约概念的是一个叫做张世文的人（此人我不甚了了），他说：“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他不仅提出概念，也给它们分别下了定义：婉约，词情蕴藉；豪放，气象恢弘。这个定义下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二、豪放词与婉约词之区别
那么，豪放词与婉约词区别在何处呢？下面，我就真的来个“自定方圆”了。
１、两派词人个性不同，关注的对象也不同
豪放派词人大多是有着一种英雄情结的人。他们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有着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也往往是一些情绪化的人，当理想和现实出现落差，就容易愤激。他们多关注国家大事，关心民众疾苦，敢于抨击时政。如韩愈言:“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他们大多是这样的一些敢怒敢恨的怒目金刚。
还是举例以说明之吧：第一个豪放大家苏轼，是一个自小就“奋厉有当世之志”的人。仁宗帝读他和其弟的策论，高兴地说“为儿孙得两宰相”。他对治国，治吏，用兵等，都有一整套的见解。若真能得用，未必不为贤宰相。象这样的一个慷慨激昂的人物，你让他去拿腔捏调去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他怎么会甘心？还有辛弃疾，这个孔文孔武的英雄，其文，有其词作证，勿庸赘言。其武，亦冠绝一世：二十起兵，只身擒贼，率众归国，镇抚百姓......真可谓辅弼之臣也。这样的人，登高北望，必作收复之想，发而为词，必作金铁之鸣！
婉约派词人则多性格冲淡平和。他们大多安于现状，对政治不很敏感。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就是，这类词人往往“风云气少，儿女情多”。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是他们笔下经常性的题材。
也来举几个例子：晏殊，贵为宰相，其为词虽“不作妇人语”，但也没见有与其身份相称的佳作。欧阳修地位也很高，但平时也喜艳词，甚至为此遭人诬陷。还有南宋的范成大，他面对和陆游辛弃疾同样的时局，而地位也比他们高得远，但是，他除了出使金国写了一组很有现实感的纪程诗外，他的词就没有多少可读的了。这个官阶最高到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国家高级干部，其词基本不涉军国之事。一本《石湖词》十之八九皆游赏宴饮赠答之作。
我无意评价这两类人物的优劣，只重在说明，这两类人因性格的不同，其所关注的事情也不同。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区别。
２、表达方式不同
豪放派词人表达情感多喜欢直截了当，直抒胸臆。有人说苏轼写诗词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去”，这话很形象地点明了豪放派词人表达情感的特点。
以苏轼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上片写景，大刀阔斧，气象雄浑，能激起人建功立业之渴望。下片，人我对照，怀古伤今，感慨苍凉！其表达方式也是直截了当的，我们很容易触摸到他跳动的脉搏，甚至在远隔９００余年的今天，我们似乎仍能听到他粗壮的呼吸。
到了南宋诸人那里，直抒胸臆的特点就更为鲜明了。辛弃疾“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傻子也晓得他在骂谁。他的“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传宋孝宗读此“颇不悦”。也就是说，即使他也用了典故，也用了隐喻，但表达还是比较简单，比较直接。至于刘克庄“两河萧瑟唯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这哪里是在写词，简直就是在怒骂！
与之相反，婉约派词人在表达上就细腻得多。打个同样的比喻，就象女性出门，要反复想穿什么服装，褂子和裤子颜色怎么搭配，描描眉，搽搽粉等。总之是复杂一些。说得具体一点吧，就是，婉约词人多注重技巧，多用隐喻暗示，表达含蓄蕴藉。基于这一点，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就是他们常用的手法。
兹以姜夔的名作《齐天乐。蟋蟀》为例：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侯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首以庾信起兴，庾漂泊异国，写过《愁赋》，这里引以自况，算是为此词定了个由听蟋蟀而生愁的基调。接着回忆在“铜铺”“石井”这些地方听蟋蟀的往事；接着又用“思妇无眠”来衬托听蟋蟀的悲凉心境。下片，接着写蟋蟀在雨中悲鸣，让离家的人（“侯馆”“离宫”）听来“伤心无数”。接着暗引《诗经》“七月在野。。。。。”，又想起儿时提着灯笼捉蟋蟀的情景。最后回到现实，耳听蟋蟀“一声声更苦”。主题倒还明白，就是一个：“苦”。反复的联想，反复的陈述，说来说去，就这个意思。他的更为有名的《暗香》《疏影》，和这都是同一机杼。这首词意思还是明确的。《暗香》的意思，已经颇费猜测。《疏影》的主题几乎不好把握。
总结一下以姜白石为代表的词家的这类咏物作品，其特点“数言以蔽之”：华丽的文藻，朦胧的主题，跳跃的思维，丰富的联想，剪接的镜头，飘忽的情感。——就这些吧。反正在我读来，是颇为吃力的。——这和“大江东去”真是截然不同的风味。
当然，早期的婉约词也比较明朗。他们的明朗也和豪放词不同。他们主要表现在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十分细致，在表达上往往争一字之巧，竞一句之奇。什么“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什么“三影郎中”，“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多是这一路人搞的把戏。
３、给读者的感觉不同
有人评稼轩词曰：“大声镗鎝，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可能是我生性粗豪的缘故，我就比较喜欢读豪放词。读豪放词，我的感觉就象与二三同道，登山临水，举目四望，把酒临风，抵掌快谈。给人以阳刚之美。
读婉约词，则如和爱人相对，花前月下，耳鬓廝磨，别有一种阴柔的况味。（当然，我们还可以创设很多情景，来想象读豪放词和婉约词的不同感觉。）
以上是我对豪放词与婉约词之区别的理解。说明两点：一、都是我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理解，我以为对，你可能认为不对，这个正常；二、我只说了三点，肯定是不全面的，大家静下来还可以继续找出很多的不同点来。
三、豪放与婉约词的一些其它问题
１、豪放词人也写婉约的东西，婉约词人也会写豪放的作品
社会科学的原理和自然科学的公式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以此类推，一理可以代入无穷。而社会科学只能是大致判分，常有特例。
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其婉约处，恐怕秦少游、柳永未必能过之。有人说：“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春闺》曰：‘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
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最早提出者，应该是婉约的代表吧？但是，她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我看也够豪的，且不说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
我们说豪放与婉约，从词风来说，是对的，具体到某个个人，就不那么绝对化了。辛弃疾亦可婉，姜白石亦有豪。所谓才人伎俩，深不可测。也说明人的性格是多元的，复杂的。不过各有其主流而已。
２、豪放派与婉约派，只有风格的不同，没有高下的区别。
沈去矜说：“词不在大小浅深，贵于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殊，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不论豪放婉约，只是一种词风，写的好，能打动人，引起读者的共鸣，就是好词。
３、两派均须守持其度，允执厥中
凡事过犹不及，必须守持其度。
豪放词以气、以刚胜。若不能守度，易犯粗疏叫嚣之病，筋爪毕露，面目可憎。
另外，学豪放词犹难。王国维还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我深然其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我那句老话：读书、养气！
婉约词以巧、以柔胜。若不能守度，则柔如无骨，格调卑下，如寒虫之号于西风。
写婉约词，尤要戒之的是：千万莫堕入轻薄之恶道！婉约词多写儿女情长，最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点到而止，莫要放纵。莫叫那些不好的东西玷污了神圣的诗词。
我非学者，平时亦不多读理论的书。因杏花兄将军，叫我也讲一课，临时抱佛脚，就想起讲讲这个题目来。一家之言，多无依傍。谬误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