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3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付淑薇
【摘要】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本文论述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回顾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现状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原因，介绍了城市化的几种模式，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探求适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最后指出中国应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并提出了我国实现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和应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 中国 城市化 质量研究
【Abstract 】 Citil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ne of the essential processes of modernization. In this essay, the very situation of the citilization of China is discussed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itilization development is reviewed. The fact that the citilization lagging behi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s discussed, and also, the patterns of citilization are analyzed. Aim at the f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suitable strategies for China citilization development are searched. At the las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citilization should be a special way suitable for China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 citilization are raised.
【Key words】 China citilization quality study
城市化是20世纪以来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社会过程，它几乎被所有领域的学者共同关注，并被看作是反映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对于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城市化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有两件事将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二是中国内地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化迎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近年来，城市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把问题深入下去，以找寻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摆在理论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我国城市化发展状况分析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
早在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进一步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我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不同步。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 ，我国仿照前苏联的发展模式，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大大推进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同时城市化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城市化水平由1952
年的12.5％增加到1957 年的15.4％。
“大跃进”至国民经济恢复期(1958-1965年)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工业的发展依赖于“人海战术”，农业人口爆发性进入城市，1960年城市化水平为19.7％。1961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注重现代化的内涵建设，动员大批城镇过剩人口返回农村，1965年城市化水平下降至17.9％，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当时错误地推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工厂内迁，大批城市人口迁往农村，1976年城市化水平降至17.4％，这种非正常现象极大的阻碍了工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由此阻碍全国现代化建设，国民经济持续恶化。
建设“ 四个现代化” 时期(1978-1992)，“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现代化建设曾有短暂的“洋冒进”，总的看来，城市化进程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我国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的方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使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化进程本质上没有得到很好结合，城市化扯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
现代化城市建设时期(1992-)，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城市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力，招商引资、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评比相继拉开城市环境建设的高潮，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深圳、上海按西方口径统计已率先步入现代化城市行列，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相得益彰，而农村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形势依然严峻[1]。
（二）我国城市化滞后的情况
城市化能否快速发展，关键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副产品供应能力，二是城镇就业容量[2]。那么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是否严重滞后呢？
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向前推进的。我国1949年城市化水平只有12％左右[3]。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化在曲折中发展，至1978年城市化水平不超过17.9％。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到1998年城市化水平达到30％[3]。与工业化程度相比较，我国的城市化已经滞后了，而且它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提升，阻滞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47%，我国只达到了30.4%，我国1995年的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世界上1950年的平均水平，落后45年[3]。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的城市化明显地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的低水平相适应，两者的落后互为因果。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3]。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高。按我国目前的人口统计口径，定居在城市近郊、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部分农业人口和改革
开放以来进入各级城镇、长期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的部分农业人口被排除在城镇人口之外。前者按国际通用的占该类人口总量的25％左右计算，约为0.97亿人；后者按目前全国跨省流动农民工总量0.8亿人的65％计算，则为0.52亿人[4]。如果加上这两部分人口，199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实际应为35.8％[4]。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非农化水平，可以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但并不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4]。例如，根据《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计算的结果显示，1992年人均310-470美元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在25-29%之间，中国的情况基本上处于这一范围内的低限[4]。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数》所提供的1996年美元价格计算结果，人均1000-1500 美元时，城市化率在30-40 %之间[4]。1997年我国人均GDP 大约为740美元左右，城市化率在30 %以下，基本符合上述判断[5]。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均衡城市化角度来分析，目前中国城市化的状况是，将城市化与非农经济发展指标、世界各国城市化规律进行比较，是一种“滞后型”；从城市化的农业基础看，它又是一种“超前型”。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全国38个县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调查提供的数据计算，1997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9393万人，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31.5 %，为15558.8万人，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者占12 %，为5927.2万人，二者合计为21486万人。由于这些人口不属于城市户籍人口，因而称为隐性城市人口。为此，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60.3 %[6]。这一城市化率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6424美元的水平，与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比较，显然是超城市化了，或称为隐性超城市化[7]。
有的学者不同意中国存在隐性超城市化的观点，认为城市化绝不仅仅是指职业非农业化，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城市的集聚是其基本含义，它包含生活方式城市化，以及为集聚的人口提供社会化服务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等内容。其次，也不应把乡镇企业职工及其供养人口全部算作城镇人口。从乡镇企业职工和外出打工人员的就业特征看，有相当比例是既务工又务农；有的是农闲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务农；有的是男方外出打工，女方在家务农；有的是年轻时外出打工，到中老年时即回家务农。所以简单地不加区别地把他们都视为城市人口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次，近几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都已注明，市镇辖区的人口是指常住人口。按这一统计口径，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如果他们有比较稳定的职业或收入来源) 和一些在城镇的乡镇企业职工，实际上已大部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因此不存在所谓隐性城市人口，也就不存在隐性超城市化。我国小城镇规模普遍比较小，基础设施条件差，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离城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以上几种观点，虽然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承认中国城市化“滞后”，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对城市化标准的不同理解。那种“超前型”的观点，把外
出打工的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当作“隐性城市人口”，并作为中国实际城市化率的依据，以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只能与世界各国城市化规律进行比较，城市人口只能以常住人口为标准。据此，中国城市化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为什么会滞后。
（三）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
1、计划经济手段阻碍了城市化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最突出的特点是运用计划经济手段，采取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限制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只有少数满足条件的劳动力才能进入城市。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使得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相分离，农民的职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相分离[4] [8]。
2、体制因素阻碍了城市化发展。首先，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很高的“门槛”。由于城市中的市民有更多的福利，所以，一系列的制度障碍阻止了农村人口的流入，从而在客观上对我国的城市化起了阻碍作用。其次，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一些具有垄断性质行业的经营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城市化，使城市不能继续扩大容量，从而把农村和城市隔离开来[8]。
3、金融体制的僵化阻碍了城市化发展。单一的国有银行体制存在许多弊端。一方面政府对非国有经济贷款实行严格的限制，大量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资本积累缓慢；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低。在资本市场上，大量效益低的国有企业借改革名义进行包装上市和企业“寻租”上市，而高科技民营企业上市困难。许多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由于缺乏融资渠道而得不到开发。这样，社会资源流向效益低企业，大量的经济剩余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不仅加大了金融风险，也阻碍了非农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难以实现资本迅速积累和创造出新的产业形式，也就不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职位，从而使城市化进入了加速阶段却发展滞后[9]。
4、城市化政策的偏差阻碍了城市化发展。在“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指导下，过分强调乡村城市化，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进程[10]。在城市化起始阶段，城市化主要由少数几个大城市来带动；进入加速阶段后，大城市的数量和人口规模迅速增加，从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之后，大城市发展减缓，代之而起的是中等城市的发展。小城镇虽然数量众多，但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却一直很微弱。特别是在加速阶段，没有大城市发展的带动，就没有小城镇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10]。
5、弱质工业化是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弱质性，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弱质性导致了中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速度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速度，以及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速度滞后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速度，这双
重滞后最终造成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9]。
城市化滞后的原因还有许多方面的，如发展战略、制度和各种物质条件、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小，大大限制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政府方面对城市化关注太少，管理和引导滞后，有关制度安排还存在不合理的内容等[4]。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重点发展何种规模的城市
城市化道路如何选择是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合理发展大中小型城市，建立协调的城镇规模体系。理论界对于这个问题争论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主张：
（一） 大城市重点论
世界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这反映了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大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认为应重点发展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的较快发展，对于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1]。这也是世界各国城市化初、中期的共同特征。第一，大城市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第二，中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由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向中期集中化阶段转变。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12]。第四，大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浪潮的一部分，因此，也将遵循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走上大城市发展的道路
[13]。
（二） 中等城市重点论
中等城市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等城市处于即将升为大城市的特殊地位，发展潜力巨大而且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相对较低，与大、小城市相比，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会更大，同时中等城市也易于吸引大城市中结构性剩余的科技力量、设备和资金[14]。这种对上对下的强大吸纳能力，使大城市富余科技力量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在这里进行有效地配置，有利于国民经济中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15]。其二，中等城市往往是连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桥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是大城市辐射的中转站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转站[14]。其三，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比小城市好得多，而且也不比大城市差。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14]。
总之，认为应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中等城市已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正处于规
模扩展阶段，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包容度，能够充分起到缓解大城市压力、消化农村人口、推动农村工业和区域经济繁荣的作用[16]。中等城市不仅在集聚效益及城市与农村交流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国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出路，并且不会带来较大的环境、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问题[5]。
（三） 小城镇重点论
小城镇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点，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具有为周围乡村提供生产资料和日常工业品的功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还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农村资源的转化，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国情出发，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解决，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有效减轻大城市压力，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国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17]。那么认为重点发展小城镇，就是因为发展小城镇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走乡村城市化的一条可行之路，小城镇将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和“蓄水池”，如果三五年内再发展1万个小城镇，就可转移1-2亿农村人口[18]。例如浙江省，小城镇(指建制镇) 从1978年的167个，发展到1998年的965个，镇区人口(指建制镇) 达1400万，已占到全省总人口的1/3[5]。
（四） 三者并举论
大中小并举的城市发展战略就是指不应控制大城市规模，应采取大中小并举，重点发展大中城市的发展战略。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孤立发展哪个层次的城市都不可取，应从国情出发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层次递进、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网络式、金字塔型的城市结构体系，通过不断改善城市体系的结构并强化其功能来实现城市化，这是一条更有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能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既符合城市化发展的时间递进和空间梯度规律，也符合我国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2]。认为发展大、中、小城市应当并举，因为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吸纳能力不足的矛盾，单一发展大中城市或小城镇都不可取[8]。要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目标，分流巨大的农村人口，需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共同完成。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必须采取符合国情的综合性多元的对策，不同区域的条件不一样，其城市化的方式、动力和战略应有差异[5]。
（五）“两头”重点论
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来带动农村的发展[19]。而“两头”重点论就是认为既不能偏重于某一方面，也不应齐头并进，而应当重点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因为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具
有比中小城市高得多的经济效益。大城市的再发展，既是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及其质量的需要。目前我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虽然不小，但效益指标比世界上同等规模的城市低得多。如上海的GDP 总量仅为香港的1/ 5 左右，为东京的1/ 20。因此，从效益指标上讲，我国的大城市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从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来看，大城市和小城镇将是我国具有最大潜力的区域。因此，未来几十年，我国应逐步形成一个以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金字塔城镇体系[5]。
三、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一）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
上述关于中国城市化规模的各种观点，虽然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
第一，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就业压力大，给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实现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要延续到２０２０年以后。在这个长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必须始终给予高度注意的。需要有新的立法和大的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总的来说，要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适当向农民和农村倾斜。这也是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第二，我国人口密度、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刀切的大城市重点论或小城镇重点论都行不通。地区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自古以来发展不平衡，今后发展仍将具有不平衡的特点。城市化的进程也将是不平衡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地区不可能齐头并进。讲城市化和城镇化，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之所以用“城镇化”的提法，是要注意发挥小城镇的作用，防止一些国家人口拥入大城市所产生的“城市病”，这样的问题是必须引起注意的。但是，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也要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实际社会经济效果来权衡，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要重视小城镇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但现阶段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还是大中小城市。
第三是管理和教育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混乱和社会的不稳定，需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和教育，使之有秩序地进行。除了改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外，还有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问题和子女受教育的问题。要通过培训帮助进城务工农民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样做所费不多，好处很大。进城务工农民的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子女的教育是个大问题。
（二）根据地区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模式
结合上面的分析，根据现代化的内涵，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应局限于“大城市论、小城市论和中等城市论”的争论，而应注重于现代化内涵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目前，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现状是工业现代化建设程度快于农业现代化建设程度，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总的看来农业发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城市化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现代化发展存在着地带性差异，所以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不仅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问题，还要考虑不同地区的适宜性问题。
(1)东部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工农业生产率、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思想观念也较先进。同时，本地区设市城市和大城市多，分别占全国的44％和43％，城市设施和条件相对较好，但由于绝对人口和外来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城市负荷重，以致非农人口转化压力大，旧城改造难度大。如果我们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中不分析该地区特点，盲目强调本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势必影响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限制了先进思想在本地区的普及，由此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因此本地区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重点是要突出非农人口的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两个方面。选择的城市化道路要以保护耕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核心，强化区域城市规划，有针对性的发展小城市、小城镇；大城市则在内涵建设基础上，形成有生命力的城市带、城市圈，发展都市农业，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2)中部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现代化发展程度居中的地区，它的现代化发展优势有：人均耕地最为丰富，农业生产潜力大，同时其农业生产率较高，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正处于工业化的前半阶段，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考虑到工业的现代化建设问题。本区城市化已有一定的基础，城市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城市化正从发育阶段进入成长阶段. 但是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地位不突出，或者城市首位度过高，缺乏承上启下的次级经济中心城市。结合现代化与城
市化水平的实际，本区的城市化发展应在不抑制区域大城市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地区中心城市，形成多个中心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以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使城市化与现代化同步发展。
(3)西部地区是我国待开发地区，其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建设程度最低。目前该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是现有基础较差，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其工业化发展程度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化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不仅中小城市、小城镇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而且大城市发展也显得不足，所以本区城市化发展道路应是在加强农牧业. 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大城市，提高它的功能和实力，以带动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近期目标则以“大城市、小城镇” 的两头重点为宜。
（三）创造条件走区域综合协调发展的都市区域城市化道路
要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不能单纯靠提高城市的数目，不应重蹈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所走过的以单个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市化道路，而应根据国际、国内的现实情况，创造条件，走出一条建立在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道路，才能迅速将我国的城市化推上一个新的台阶[5]。我国目前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不少大规模的都市区。比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区，南京-上海-杭州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区，北京-天津-唐山的北方大都市区等等[8]。这些都市区对带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努力方向。
选择走发展都市区城市化道路的理由是：第一，中国幅员辽阔，仅靠发展单个城市，对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而将城市化建立在区域综合发展的基础上，则可带动一个大范围区域的发展与繁荣[20]。第二，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调整劳动力的区域分工，降低劳动力成本[1]。第三，有利于加强城乡联系，促使我国农村发展尽快进入到与城市合作， 并相互促进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1]。第四，有利于降低城乡之间经济合作的成本，促进城乡间非国有经济的更快发展[22]。第五，有利于促进城市生活方式的相互融合，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由此而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政治危机，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23]。
（四）协调发展、提高质量，实现和谐城市化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扩大规模，发展成为适度的更优城市也是必要的。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要求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得到合理发展。选择和确定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战略，一定要符合国情和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走低成本、节约型、空间布局“紧凑型”、集约化的协调发展之路。不要片面追求城市化率，追求过快过大的城市规模扩张，追求高、大、洋、国际化等，导致无序扩张，大量损耗资源，包括土地、自然空间等。中国绝不能走高成本、浪费型的城市化道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节约资源的体制和机制以及节约资源的法规、标准和监管体系，实现和谐的城市化。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２１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
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靠工业化，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建成制造业中心，而是同时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
是以新型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但当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５０％以上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要与基础设施的布局、水资源的分布、人口和资金流动的方向等相协调。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做好规划，处理好城市发展容量与土地利用、新老城区建设的关系，创造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
总之，城市化过程是提高城镇人口比重和提高城镇综合文明程度相统一的过程，城市建设现代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是当代实施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只有全面把握城市化目标体系，重点提高城镇建设和管理质量，城市化才能健康有序推进。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和挑战的中国应该努力去实现全面的城市化——不仅在人口上游更多的农民进入了城市，而且，人们的就业、生活甚至文化观念也能够同步实现城市化。唯有这样，中国的“三农”问题才可能得一彻底解决，城乡才真正实现统筹发展，我们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和谐的社会。
小结
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很大，各地区城市化水平不可能一样，不能走一些国家只发展大城市和农村劳动力都涌进大城市的路子。我国的城市化要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方针，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市体系。注重发展小城镇，同时积极发展大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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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四年的学业即将结束，衷心感谢尊敬的学校老师们对我在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关心与帮助。四年来，老师们热爱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老师们对科研的敏锐洞察力、渊博的知识和对学生的严格训练使我对公共事业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具备了一定的科研素质和能力，为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向呕心沥血教导我的老师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衷心感谢院长邱鸿钟教授以及我的指导老师傅诗济老师悉心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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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3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付淑薇
【摘要】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本文论述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回顾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现状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原因，介绍了城市化的几种模式，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探求适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最后指出中国应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并提出了我国实现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和应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 中国 城市化 质量研究
【Abstract 】 Citil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ne of the essential processes of modernization. In this essay, the very situation of the citilization of China is discussed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itilization development is reviewed. The fact that the citilization lagging behi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s discussed, and also, the patterns of citilization are analyzed. Aim at the f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suitable strategies for China citilization development are searched. At the las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citilization should be a special way suitable for China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 citilization are raised.
【Key words】 China citilization quality study
城市化是20世纪以来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社会过程，它几乎被所有领域的学者共同关注，并被看作是反映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对于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城市化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有两件事将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二是中国内地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化迎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近年来，城市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把问题深入下去，以找寻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摆在理论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我国城市化发展状况分析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
早在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进一步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我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不同步。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 ，我国仿照前苏联的发展模式，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大大推进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同时城市化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城市化水平由1952
年的12.5％增加到1957 年的15.4％。
“大跃进”至国民经济恢复期(1958-1965年)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工业的发展依赖于“人海战术”，农业人口爆发性进入城市，1960年城市化水平为19.7％。1961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注重现代化的内涵建设，动员大批城镇过剩人口返回农村，1965年城市化水平下降至17.9％，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当时错误地推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工厂内迁，大批城市人口迁往农村，1976年城市化水平降至17.4％，这种非正常现象极大的阻碍了工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由此阻碍全国现代化建设，国民经济持续恶化。
建设“ 四个现代化” 时期(1978-1992)，“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现代化建设曾有短暂的“洋冒进”，总的看来，城市化进程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我国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的方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使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化进程本质上没有得到很好结合，城市化扯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
现代化城市建设时期(1992-)，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城市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力，招商引资、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评比相继拉开城市环境建设的高潮，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深圳、上海按西方口径统计已率先步入现代化城市行列，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相得益彰，而农村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形势依然严峻[1]。
（二）我国城市化滞后的情况
城市化能否快速发展，关键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副产品供应能力，二是城镇就业容量[2]。那么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是否严重滞后呢？
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向前推进的。我国1949年城市化水平只有12％左右[3]。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化在曲折中发展，至1978年城市化水平不超过17.9％。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到1998年城市化水平达到30％[3]。与工业化程度相比较，我国的城市化已经滞后了，而且它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提升，阻滞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47%，我国只达到了30.4%，我国1995年的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世界上1950年的平均水平，落后45年[3]。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的城市化明显地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的低水平相适应，两者的落后互为因果。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3]。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高。按我国目前的人口统计口径，定居在城市近郊、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部分农业人口和改革
开放以来进入各级城镇、长期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的部分农业人口被排除在城镇人口之外。前者按国际通用的占该类人口总量的25％左右计算，约为0.97亿人；后者按目前全国跨省流动农民工总量0.8亿人的65％计算，则为0.52亿人[4]。如果加上这两部分人口，199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实际应为35.8％[4]。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非农化水平，可以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但并不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4]。例如，根据《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计算的结果显示，1992年人均310-470美元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在25-29%之间，中国的情况基本上处于这一范围内的低限[4]。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数》所提供的1996年美元价格计算结果，人均1000-1500 美元时，城市化率在30-40 %之间[4]。1997年我国人均GDP 大约为740美元左右，城市化率在30 %以下，基本符合上述判断[5]。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均衡城市化角度来分析，目前中国城市化的状况是，将城市化与非农经济发展指标、世界各国城市化规律进行比较，是一种“滞后型”；从城市化的农业基础看，它又是一种“超前型”。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全国38个县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调查提供的数据计算，1997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9393万人，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31.5 %，为15558.8万人，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者占12 %，为5927.2万人，二者合计为21486万人。由于这些人口不属于城市户籍人口，因而称为隐性城市人口。为此，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60.3 %[6]。这一城市化率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6424美元的水平，与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比较，显然是超城市化了，或称为隐性超城市化[7]。
有的学者不同意中国存在隐性超城市化的观点，认为城市化绝不仅仅是指职业非农业化，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城市的集聚是其基本含义，它包含生活方式城市化，以及为集聚的人口提供社会化服务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等内容。其次，也不应把乡镇企业职工及其供养人口全部算作城镇人口。从乡镇企业职工和外出打工人员的就业特征看，有相当比例是既务工又务农；有的是农闲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务农；有的是男方外出打工，女方在家务农；有的是年轻时外出打工，到中老年时即回家务农。所以简单地不加区别地把他们都视为城市人口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次，近几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都已注明，市镇辖区的人口是指常住人口。按这一统计口径，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如果他们有比较稳定的职业或收入来源) 和一些在城镇的乡镇企业职工，实际上已大部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因此不存在所谓隐性城市人口，也就不存在隐性超城市化。我国小城镇规模普遍比较小，基础设施条件差，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离城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以上几种观点，虽然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承认中国城市化“滞后”，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对城市化标准的不同理解。那种“超前型”的观点，把外
出打工的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当作“隐性城市人口”，并作为中国实际城市化率的依据，以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只能与世界各国城市化规律进行比较，城市人口只能以常住人口为标准。据此，中国城市化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为什么会滞后。
（三）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
1、计划经济手段阻碍了城市化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最突出的特点是运用计划经济手段，采取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限制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只有少数满足条件的劳动力才能进入城市。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使得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相分离，农民的职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相分离[4] [8]。
2、体制因素阻碍了城市化发展。首先，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很高的“门槛”。由于城市中的市民有更多的福利，所以，一系列的制度障碍阻止了农村人口的流入，从而在客观上对我国的城市化起了阻碍作用。其次，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一些具有垄断性质行业的经营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城市化，使城市不能继续扩大容量，从而把农村和城市隔离开来[8]。
3、金融体制的僵化阻碍了城市化发展。单一的国有银行体制存在许多弊端。一方面政府对非国有经济贷款实行严格的限制，大量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资本积累缓慢；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低。在资本市场上，大量效益低的国有企业借改革名义进行包装上市和企业“寻租”上市，而高科技民营企业上市困难。许多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由于缺乏融资渠道而得不到开发。这样，社会资源流向效益低企业，大量的经济剩余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不仅加大了金融风险，也阻碍了非农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难以实现资本迅速积累和创造出新的产业形式，也就不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职位，从而使城市化进入了加速阶段却发展滞后[9]。
4、城市化政策的偏差阻碍了城市化发展。在“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指导下，过分强调乡村城市化，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进程[10]。在城市化起始阶段，城市化主要由少数几个大城市来带动；进入加速阶段后，大城市的数量和人口规模迅速增加，从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之后，大城市发展减缓，代之而起的是中等城市的发展。小城镇虽然数量众多，但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却一直很微弱。特别是在加速阶段，没有大城市发展的带动，就没有小城镇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10]。
5、弱质工业化是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弱质性，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弱质性导致了中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速度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速度，以及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速度滞后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速度，这双
重滞后最终造成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9]。
城市化滞后的原因还有许多方面的，如发展战略、制度和各种物质条件、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小，大大限制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政府方面对城市化关注太少，管理和引导滞后，有关制度安排还存在不合理的内容等[4]。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重点发展何种规模的城市
城市化道路如何选择是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合理发展大中小型城市，建立协调的城镇规模体系。理论界对于这个问题争论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主张：
（一） 大城市重点论
世界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这反映了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大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认为应重点发展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的较快发展，对于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1]。这也是世界各国城市化初、中期的共同特征。第一，大城市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第二，中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由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向中期集中化阶段转变。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12]。第四，大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浪潮的一部分，因此，也将遵循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走上大城市发展的道路
[13]。
（二） 中等城市重点论
中等城市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等城市处于即将升为大城市的特殊地位，发展潜力巨大而且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相对较低，与大、小城市相比，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会更大，同时中等城市也易于吸引大城市中结构性剩余的科技力量、设备和资金[14]。这种对上对下的强大吸纳能力，使大城市富余科技力量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在这里进行有效地配置，有利于国民经济中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15]。其二，中等城市往往是连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桥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是大城市辐射的中转站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转站[14]。其三，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比小城市好得多，而且也不比大城市差。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14]。
总之，认为应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中等城市已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正处于规
模扩展阶段，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包容度，能够充分起到缓解大城市压力、消化农村人口、推动农村工业和区域经济繁荣的作用[16]。中等城市不仅在集聚效益及城市与农村交流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国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出路，并且不会带来较大的环境、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问题[5]。
（三） 小城镇重点论
小城镇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点，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具有为周围乡村提供生产资料和日常工业品的功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还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农村资源的转化，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国情出发，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解决，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有效减轻大城市压力，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国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17]。那么认为重点发展小城镇，就是因为发展小城镇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走乡村城市化的一条可行之路，小城镇将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和“蓄水池”，如果三五年内再发展1万个小城镇，就可转移1-2亿农村人口[18]。例如浙江省，小城镇(指建制镇) 从1978年的167个，发展到1998年的965个，镇区人口(指建制镇) 达1400万，已占到全省总人口的1/3[5]。
（四） 三者并举论
大中小并举的城市发展战略就是指不应控制大城市规模，应采取大中小并举，重点发展大中城市的发展战略。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孤立发展哪个层次的城市都不可取，应从国情出发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层次递进、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网络式、金字塔型的城市结构体系，通过不断改善城市体系的结构并强化其功能来实现城市化，这是一条更有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能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既符合城市化发展的时间递进和空间梯度规律，也符合我国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2]。认为发展大、中、小城市应当并举，因为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吸纳能力不足的矛盾，单一发展大中城市或小城镇都不可取[8]。要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目标，分流巨大的农村人口，需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共同完成。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必须采取符合国情的综合性多元的对策，不同区域的条件不一样，其城市化的方式、动力和战略应有差异[5]。
（五）“两头”重点论
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来带动农村的发展[19]。而“两头”重点论就是认为既不能偏重于某一方面，也不应齐头并进，而应当重点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因为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具
有比中小城市高得多的经济效益。大城市的再发展，既是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及其质量的需要。目前我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虽然不小，但效益指标比世界上同等规模的城市低得多。如上海的GDP 总量仅为香港的1/ 5 左右，为东京的1/ 20。因此，从效益指标上讲，我国的大城市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从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来看，大城市和小城镇将是我国具有最大潜力的区域。因此，未来几十年，我国应逐步形成一个以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金字塔城镇体系[5]。
三、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一）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
上述关于中国城市化规模的各种观点，虽然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
第一，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就业压力大，给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实现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要延续到２０２０年以后。在这个长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必须始终给予高度注意的。需要有新的立法和大的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总的来说，要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适当向农民和农村倾斜。这也是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第二，我国人口密度、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刀切的大城市重点论或小城镇重点论都行不通。地区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自古以来发展不平衡，今后发展仍将具有不平衡的特点。城市化的进程也将是不平衡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地区不可能齐头并进。讲城市化和城镇化，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之所以用“城镇化”的提法，是要注意发挥小城镇的作用，防止一些国家人口拥入大城市所产生的“城市病”，这样的问题是必须引起注意的。但是，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也要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实际社会经济效果来权衡，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要重视小城镇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但现阶段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还是大中小城市。
第三是管理和教育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混乱和社会的不稳定，需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和教育，使之有秩序地进行。除了改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外，还有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问题和子女受教育的问题。要通过培训帮助进城务工农民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样做所费不多，好处很大。进城务工农民的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子女的教育是个大问题。
（二）根据地区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模式
结合上面的分析，根据现代化的内涵，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应局限于“大城市论、小城市论和中等城市论”的争论，而应注重于现代化内涵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目前，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现状是工业现代化建设程度快于农业现代化建设程度，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总的看来农业发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城市化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现代化发展存在着地带性差异，所以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不仅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问题，还要考虑不同地区的适宜性问题。
(1)东部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工农业生产率、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思想观念也较先进。同时，本地区设市城市和大城市多，分别占全国的44％和43％，城市设施和条件相对较好，但由于绝对人口和外来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城市负荷重，以致非农人口转化压力大，旧城改造难度大。如果我们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中不分析该地区特点，盲目强调本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势必影响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限制了先进思想在本地区的普及，由此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因此本地区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重点是要突出非农人口的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两个方面。选择的城市化道路要以保护耕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核心，强化区域城市规划，有针对性的发展小城市、小城镇；大城市则在内涵建设基础上，形成有生命力的城市带、城市圈，发展都市农业，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2)中部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现代化发展程度居中的地区，它的现代化发展优势有：人均耕地最为丰富，农业生产潜力大，同时其农业生产率较高，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正处于工业化的前半阶段，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考虑到工业的现代化建设问题。本区城市化已有一定的基础，城市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城市化正从发育阶段进入成长阶段. 但是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地位不突出，或者城市首位度过高，缺乏承上启下的次级经济中心城市。结合现代化与城
市化水平的实际，本区的城市化发展应在不抑制区域大城市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地区中心城市，形成多个中心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以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使城市化与现代化同步发展。
(3)西部地区是我国待开发地区，其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建设程度最低。目前该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是现有基础较差，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其工业化发展程度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化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不仅中小城市、小城镇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而且大城市发展也显得不足，所以本区城市化发展道路应是在加强农牧业. 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大城市，提高它的功能和实力，以带动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近期目标则以“大城市、小城镇” 的两头重点为宜。
（三）创造条件走区域综合协调发展的都市区域城市化道路
要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不能单纯靠提高城市的数目，不应重蹈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所走过的以单个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市化道路，而应根据国际、国内的现实情况，创造条件，走出一条建立在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道路，才能迅速将我国的城市化推上一个新的台阶[5]。我国目前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不少大规模的都市区。比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区，南京-上海-杭州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区，北京-天津-唐山的北方大都市区等等[8]。这些都市区对带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努力方向。
选择走发展都市区城市化道路的理由是：第一，中国幅员辽阔，仅靠发展单个城市，对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而将城市化建立在区域综合发展的基础上，则可带动一个大范围区域的发展与繁荣[20]。第二，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调整劳动力的区域分工，降低劳动力成本[1]。第三，有利于加强城乡联系，促使我国农村发展尽快进入到与城市合作， 并相互促进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1]。第四，有利于降低城乡之间经济合作的成本，促进城乡间非国有经济的更快发展[22]。第五，有利于促进城市生活方式的相互融合，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由此而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政治危机，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23]。
（四）协调发展、提高质量，实现和谐城市化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扩大规模，发展成为适度的更优城市也是必要的。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要求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得到合理发展。选择和确定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战略，一定要符合国情和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走低成本、节约型、空间布局“紧凑型”、集约化的协调发展之路。不要片面追求城市化率，追求过快过大的城市规模扩张，追求高、大、洋、国际化等，导致无序扩张，大量损耗资源，包括土地、自然空间等。中国绝不能走高成本、浪费型的城市化道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节约资源的体制和机制以及节约资源的法规、标准和监管体系，实现和谐的城市化。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２１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
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靠工业化，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建成制造业中心，而是同时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
是以新型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但当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５０％以上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要与基础设施的布局、水资源的分布、人口和资金流动的方向等相协调。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做好规划，处理好城市发展容量与土地利用、新老城区建设的关系，创造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
总之，城市化过程是提高城镇人口比重和提高城镇综合文明程度相统一的过程，城市建设现代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是当代实施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只有全面把握城市化目标体系，重点提高城镇建设和管理质量，城市化才能健康有序推进。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和挑战的中国应该努力去实现全面的城市化——不仅在人口上游更多的农民进入了城市，而且，人们的就业、生活甚至文化观念也能够同步实现城市化。唯有这样，中国的“三农”问题才可能得一彻底解决，城乡才真正实现统筹发展，我们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和谐的社会。
小结
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很大，各地区城市化水平不可能一样，不能走一些国家只发展大城市和农村劳动力都涌进大城市的路子。我国的城市化要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方针，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市体系。注重发展小城镇，同时积极发展大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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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红霞. 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社会观察，2005 (12): 13-14.
鸣谢：四年的学业即将结束，衷心感谢尊敬的学校老师们对我在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关心与帮助。四年来，老师们热爱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老师们对科研的敏锐洞察力、渊博的知识和对学生的严格训练使我对公共事业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具备了一定的科研素质和能力，为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向呕心沥血教导我的老师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衷心感谢院长邱鸿钟教授以及我的指导老师傅诗济老师悉心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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