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１卷第２期２００６年２月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ｓｈａ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０６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
黄婉梅
（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２３３０３９）
摘要：词类活用，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进行词类活用研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词类活用是一种共时平面的语法综合现象，涉及语义、句法、语用等诸多方面；词类活用作为一种语法现象，它的理论前提是“词有定类”；考察古代汉语中的活用现象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
关键词：古代汉语；词类活用；历史观点中图分类号：Ｈ１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６６６（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６０－０４
一
词类活用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古代汉语和
现代汉语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考察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要困难得多，自陈承泽第一次明确提
［１］
出“本用活用问题”以来，论者颇多，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总起来看，大家多半是在对具体词语是否活用的鉴别以及鉴别的标准、方法上存在分歧，而对于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现象的理论认识则基本趋同。本文主要讨论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下文将直接写为词类活用。
（一）词类活用是一种共时平面的语法综合现象
活用是一种语法综合现象，涉及到语义、句法、语用和修辞等方方面面。不过我国语言学史上，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是从语义平面开始的。清代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卷三列举了“实字活用例”：“以女妻人即谓之‘女’，以食饮人即谓‘食’，
［２］
古人用字类然。”（Ｐ２８８）可见俞樾是从语义角度
来谈论活用现象的。直到《马氏文通》提出“字分九
［３］
在此基础上提出“字类假借”类，足类一切之字”，
说，随后陈承泽对此条分缕析，随着我国科学语法学的创立和发展，活用现象中属于句法平面的词类临时转化这一内容才被揭示出来。现在各家古代汉语教材谈及词类活用时基本都要列举名词活用做动词、形容词活用做动词、名词用做状语等，也就是说所谓词类活用就是原属甲类的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临时改变其语法功能而被用做乙类。词类活用首先是语法领域词类的临时改变，这一点与现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其本质应是一致的。
此外，词类活用还是一种修辞现象。宋代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六）里说：“《左氏传》好用‘门焉’字，如‘晋侯围曹，门焉’；‘齐侯围龙庐蒲就魁，门焉’……‘门于阳州’之类，皆奇葩之语也。然《公羊传》云：‘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又
［２］
杰出有味。”（Ｐ２８６）现在看来，洪迈眼中的“奇葩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６－０２
作者简介：黄婉梅（１９６８－），女，安徽蚌埠人，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讲师，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专业２００４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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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语”、“杰出有味”，实际上就是说名词活用做动词有时能起到非同寻常的修辞效果。现代汉语也把词类活用看成一种修辞手段，常举的例子如王安石《泊船瓜州》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加下横线为词类活用，下同），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粪土当年万户侯”，鲁迅《无题》诗中的“血沃中原［４］
而灵活运用。”对于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在古代
训诂文献和文章家的有关陈述、品评中找到支持。上文提到，宋代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说到《左氏传》好用“门焉”，皆“奇葩之语”，这实际上就是后代论说的名词活用为动词。接着洪迈又评价道：“《公羊传》云：‘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肥劲草”等。
综合众说，我们认为，词类活用是一种首先涉及到句法平面词类临时转变的语法现象，所以有些著作如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白兆麟著《文法学及其散论》等在论及词类活用时，都分别从鉴别的角度对词类活用在句法表现上的种种特征做了详细考察。如“某个名词位于代词、另一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之前，构成述宾关系时，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左传・成公二年》：从左右，皆肘之。）某个名词处于助动词或副词之后，受助动词或副词修饰，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荀子・劝学》：假舟楫
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２］（Ｐ２７）等等。近年人们
注意到研究语法仅着眼于句法平面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的探索，提出从多
角度多侧面来研究语法，形成了三个平面语法观。词类活用现象中词语意义的变化重新被重视，如
白兆麟先生指出：名词活用为动词，含义变得较为
复杂，如“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杜
牧《金谷园》）和“食吾之所耕，衣吾之所蚕。”（苏洵
）其中名词用如动词的“春”表达了草木由
枯到荣、由黄转绿的过程，“蚕”则包含更复杂的内容，从养蚕到抽丝，到纺织，到制成绸衣。“究其实
质，是把某些需要用词组，甚至用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加以高度浓缩，只用一个关键词表达出来。”从而“在句中产生了单纯动词所不能产生的表达效
果”［２］（Ｐ２９８）。
（二）词类活用的理论前提是“词有定类”我们考察各家对词类活用所做的解释和有关文章的讨论发现，词类活用主要是针对汉语名词、形容词、动词这三大实词而言，是相对于这三大实词类各有其固定的语法功能而论，由此我们认为词类活用的理论前提是“词有定类”。王力主编和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在解释词类活用前都明确对“词有定类”做了强调。如“在古代汉语里，某词属于某一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各类词在句中的职务也有一定的分工。这种情况，古今是相同的。但是，在上古汉语里，词类活用的现象比现代汉语更多一些，有些词可以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
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又杰出有味。何休注‘堂无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绝语辞。堂不设守视人，故不言堂焉者。’休之学可谓精切，能尽立言之深意。”同是名词活用为动词，比起《左氏传》，《公羊传》为何又“杰出有味”？显然是因为《公羊传》中的“门”与“闺”都是前句用如名词，后句用如动词，形成对比；另外“闺”的动词用法好像又是承前面“门”名词活用为动词类推而来，从下文何休注看，如果现实允许，“堂”这一名词也可以活用做动词的。仔细体会这段话，我们觉得古人意识中隐含了词类活用是相对“词有定类”而言的。另外，《马氏文通》和陈承泽的有关论说也从反面透露了这一“前提”。马氏在“字分九类”与“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矛盾中提出“字类假借”说，陈承泽在
“字类系统问题”和“字类界划问题”之后提出“活用本用问题”，今天看来，他们把词类活用与兼类混为一谈。可以说正是由于语法学这一阶段对“汉词有无定类”的模糊认识，从而使他们对词类活用现象的界说也不够清楚。（三）考察词类活用现象要有历史观，切忌以今律古词类活用是相对于词有定类而言，而词的划类或归类属于共时语言学范围的问题。一个词从古至今不仅词义发生了很大的演变，其语法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只能对特定历史平面上的词语划分词类，而不能对贯通古今流动变化着的语词划分类别。虽然我们划分词类的理论依据可以古今相通，但我们面对的语料却古今有别，甚至古代汉语内部不同分期之间也有分别。所以考察词类活用现象要有历史观念，鉴别上古词类活用现象应以上古词类归属现实为据，不能以现代汉语为标准，否则就是以今律古；同理，考察中古、近古词类活用现象应以中古、近古词类归属为凭，如果还以上古为准，就是以远律近。其实，语言学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研究语法也分共时和历时两个平面，这种理论由来已久，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鉴别古代汉语具体词语的词类活用意见不一时，人们发现分清历时和共时可以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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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论》
种分歧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在讨论词类活用时，往往要强调这一观念，白兆麟先生综合各家论述，甚至把分清历时和共时当作考察词类活用现象应当首先注意的重要原则。
被公认为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而海柳文通过对《尚
书》、《春秋左传》、《论语》、《孟子》、《韩非子》五部先秦文献中“衣”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其名词与动词的使用次数比例分别是：２／２，１１／１３，８／５，４／９，２７／３５。从而得出“衣”在上古汉语中是个兼类词，不存在活用问题［５］。但据陈涛的研究，“衣”，像上衣形，名词，《诗经》中“衣”出现４３次，可以解为“穿衣、给某人穿衣”的只有５次，像“衣锦迥衣，裳锦迥裳”（《诗经・郑风・丰》）中的“衣”“裳”对举，“衣”带有明显的活用特点［６］。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二
在“词有定类”的前提下，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词类活用这一语法综合现象，我们不妨对词类活用涉及的一些常用术语做番梳理，对词类活用的相关现象做些说明，或许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活用”与“本用”“、常用”自从陈承泽提出“活用本用问题”，认为“凡字一义只有一质而可有数用，从其本来之质而用之
者，谓之本用。”［１］
（Ｐ１８）所谓“本来之质”，大家认为
当指词的本义所属的语义范畴或概念类别。如此以来，人们讨论词类活用时往往从分析字形、考察本义出发，把本义和与之相通的本用当作鉴别标准。陈承泽又提出区分本用与活用，“当未分本用、活用之前，应不设成见，先广搜各字之用例，然后参合比较，而得其孰为本用，孰为由本用而生之活
用，不当仅于实质上求之也。”
［１］
（Ｐ２０）这又发展出另一条考察活用现象的根本方法，即通过词频统计、以常用为标准鉴别活用。有些研究活用的文章就是运用这两种方法来考察鉴别古代汉语中某些具体词语的，如“雨、军、鼓、冠、前、先”等，根据它们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判断其动词义就是它们的本义，再根据它们在先秦文献中名词和动词使用的词频统计，发现它们的动词用法也相当常见，从而对以前人们普遍把它们的动词义当作名词活用提出质疑。但以本义、本用为据来鉴别活用的方法和以常用为准鉴别活用的方法也都分别受到质疑。因为活用的起点不一定就是本义或本义相关的本用，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有一部分词的常用功能已经不是本义所表示的词类了。而词频统计除了数据上难免出现“压界”难以对是否常用进行准确判断外，文献本身的性质也对词频产生影响。
应该承认自从陈承泽提出本用活用问题以来，人们对鉴别词类活用现象就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两种方法是难能可贵的成果。使用这两种方法对古代汉语中具体词语进行考察，也使词类活用研究更为深入。但是为什么还会产生质疑，甚至使用这两种方法对同一个词的考察还会得出相反的结果？如“衣”，其动词义“穿衣、给某人穿衣”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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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方面的，其中可能也有这种方法本身的因素。如果我们同意词类活用的前提是“词有定类”，我们就应该以词的“定类”为标准来鉴别活用。现代汉语对词类活用的考察意见相对统一，原因就在于现代汉语词类归属较为确定，鉴别词类活用时有“类”可依。古代汉语词类研究也取得了相当成果，但相对来说，古代汉语词类的划分和归类还远未尽如人意，所以鉴别活用时往往无“类”可依。当然古代汉语词类归属可能要参考“本义”和“常用”，但这毕竟不是词类划分或归类的根本依据。其实与“本义”相对的应是“引申义”或者“转义”，与“本用”相对的应是“词类转化”，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转用”，词类活用的出发点应该是词的“定类”。这样看来，古代汉语词类划分或归类问题完满解决之前，对词类活用的考察存在分歧就在所难免。
（二）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
从理论上说，词的兼类和词类活用是比较容易区分的。词的兼类和活用都是共时平面的语言现象，兼类又叫一词多类，是在语言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一个词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词类的语法功能。而词类活用指语言共时平面上原属甲类的词在句中临时用做乙类词的现象。但是，考察发现，词类活用总与词的兼类纠缠不清。上文说到讨论词类活用要有历史发展观，鉴别兼类与活用也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分清共时和历时。
首先，活用与兼类这两种现象在历时平面上往往可以互相转化，正如向光忠所言：“词的活用若渐趋经常化，而且有了固定性，则成为兼类词；词的兼类若使用频率降低而出现范围变狭，则近
于词类活用。”［７］
因此，我们鉴别具体语词的活用时不能过于简单化，应详细考察该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使用情况，根据古代汉语不同分期的词类划分，来判断该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属于兼类还是
属于活用。这样考察的结果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能展示该词语法功能的历时变迁序列。比如据陈涛考察，“目”本是名词，《左传》中“目”出现二十多次，只有一次可以解为动词义“看”（《宣公
［６］十二年》“目于眢井而拯之。”：）。再参考《吕氏春
军（指挥）。”（桓公５年）我们认为由于“军”的“进
攻”“列阵（把军队布成阵势）”“拥有军队”“指挥军队”等动词用法与作为“军队”的名词用法存在明显的意义联系，把这些动词义处理为名词义的活用比较好理解。为方便和醒目起见，现在我们把“军”和“将”“相”兼类和活用的情况图示如下（中括号表示兼类，箭头表示活用）：
军
秋》《韩非子》等文献资料中“目”的动词用法也相对较少的情况，“目”的动词用法在先秦视为名词
活用比较妥当。到了汉代，比如《史记》中“目”的动词用例多起来，并固定为“注视”和“使眼色”的义项，这时我们应把它处理为兼类。类似的还有“王”“刃”、等。相反，据郭锡良考察，有些词的动词用法在先秦不应看作活用，但到了汉代以后却又要承认它是活用，比如“树”“履”、“友”、等［８］。其次，先秦是兼类词，由于词义发展与词类转化，后代也完全可能独立成两个词，而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还可以被临时活用，就算是兼类词本身，其中的某一个义项也可能作为活用的起点。我们严格区分兼类和活用，但这和词兼类的同时被活用并不矛盾。比如“军”“将”“相”等，经过讨论，现在大多认为它们在上古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语法功能，属于名、动兼类词。其中“军”在《左传》中无论是作为名词（军队）还是作为动词（圜围、驻扎）都频繁出现，但“军”作为动词使用时其意义相当灵活，除了“圜围”和“驻扎”意义外，还有“进攻”“列阵（把军队布成阵势）”“拥有军队”“指挥军队”等意义。如“晋共仲、侯羽军（包围）楚师。”（成公７年）“／军（进攻）三旬而不降。”（僖公１９年）“／晋之余师不能军（列阵）。”（宣公１２年）“／蛮军（拥有军队）而不阵。”成公１６年）“／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
｛
动词：圜围、驻扎名词：军队
｛
动词：列阵动词：进攻
动词：拥有军队、指挥军队
将
动词：率领
｛名词：
将领→动词：任命某人为将领
相
｛名词：官职，丞相→动词：任命某人为丞相
三
动词：辅助
长期以来，在词类活用的讨论中，对活用本身
的鉴别和与词的兼类的区分两方面成为老大难问题。其实正如张伯江所言：“词类活用这一名目的界限显然不太容易把握，也就是说‘临时活用→常见活用→兼类同形词’这个过程显然是连续的而
［９］
不是离散的。”共时平面的区分都很难，在古代汉语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历时平面要鉴别活用和兼类就更难，任何人为的处理都可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论怎么处理，词类活用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涉及了句法、语义和修辞的综合语法现象，这就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１］陈承泽．国文法草创［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２］白兆麟．关于词类转化［Ａ］．文法学及其散论［Ｃ］．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４．［３］马建忠．马氏文通［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４］王力．古代汉语（一）［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５］海柳文．关于古汉语词类活用的鉴别标准［Ｊ］．学术论坛，１９８６，（２）．
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８．［６］陈涛．上古汉语某些名词活用为动词质疑［Ａ］．郭锡良．古汉语语法论集［Ｃ］．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８．［７］向光忠．甲骨刻辞兼类词研究［Ａ］．郭锡良．古汉语语法论集［Ｃ］．北京：［８］郭锡良．古汉语词类活用浅谈［Ｊ］．湖北电大学刊，１９８７，（１）．［９］张伯江．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Ｊ］．中国语文，１９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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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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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０６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
黄婉梅
（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２３３０３９）
摘要：词类活用，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进行词类活用研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词类活用是一种共时平面的语法综合现象，涉及语义、句法、语用等诸多方面；词类活用作为一种语法现象，它的理论前提是“词有定类”；考察古代汉语中的活用现象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
关键词：古代汉语；词类活用；历史观点中图分类号：Ｈ１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６６６（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６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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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类活用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古代汉语和
现代汉语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考察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要困难得多，自陈承泽第一次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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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用活用问题”以来，论者颇多，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总起来看，大家多半是在对具体词语是否活用的鉴别以及鉴别的标准、方法上存在分歧，而对于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现象的理论认识则基本趋同。本文主要讨论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下文将直接写为词类活用。
（一）词类活用是一种共时平面的语法综合现象
活用是一种语法综合现象，涉及到语义、句法、语用和修辞等方方面面。不过我国语言学史上，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是从语义平面开始的。清代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卷三列举了“实字活用例”：“以女妻人即谓之‘女’，以食饮人即谓‘食’，
［２］
古人用字类然。”（Ｐ２８８）可见俞樾是从语义角度
来谈论活用现象的。直到《马氏文通》提出“字分九
［３］
在此基础上提出“字类假借”类，足类一切之字”，
说，随后陈承泽对此条分缕析，随着我国科学语法学的创立和发展，活用现象中属于句法平面的词类临时转化这一内容才被揭示出来。现在各家古代汉语教材谈及词类活用时基本都要列举名词活用做动词、形容词活用做动词、名词用做状语等，也就是说所谓词类活用就是原属甲类的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临时改变其语法功能而被用做乙类。词类活用首先是语法领域词类的临时改变，这一点与现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其本质应是一致的。
此外，词类活用还是一种修辞现象。宋代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六）里说：“《左氏传》好用‘门焉’字，如‘晋侯围曹，门焉’；‘齐侯围龙庐蒲就魁，门焉’……‘门于阳州’之类，皆奇葩之语也。然《公羊传》云：‘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又
［２］
杰出有味。”（Ｐ２８６）现在看来，洪迈眼中的“奇葩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６－０２
作者简介：黄婉梅（１９６８－），女，安徽蚌埠人，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讲师，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专业２００４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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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语”、“杰出有味”，实际上就是说名词活用做动词有时能起到非同寻常的修辞效果。现代汉语也把词类活用看成一种修辞手段，常举的例子如王安石《泊船瓜州》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加下横线为词类活用，下同），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粪土当年万户侯”，鲁迅《无题》诗中的“血沃中原［４］
而灵活运用。”对于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在古代
训诂文献和文章家的有关陈述、品评中找到支持。上文提到，宋代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说到《左氏传》好用“门焉”，皆“奇葩之语”，这实际上就是后代论说的名词活用为动词。接着洪迈又评价道：“《公羊传》云：‘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肥劲草”等。
综合众说，我们认为，词类活用是一种首先涉及到句法平面词类临时转变的语法现象，所以有些著作如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白兆麟著《文法学及其散论》等在论及词类活用时，都分别从鉴别的角度对词类活用在句法表现上的种种特征做了详细考察。如“某个名词位于代词、另一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之前，构成述宾关系时，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左传・成公二年》：从左右，皆肘之。）某个名词处于助动词或副词之后，受助动词或副词修饰，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荀子・劝学》：假舟楫
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２］（Ｐ２７）等等。近年人们
注意到研究语法仅着眼于句法平面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的探索，提出从多
角度多侧面来研究语法，形成了三个平面语法观。词类活用现象中词语意义的变化重新被重视，如
白兆麟先生指出：名词活用为动词，含义变得较为
复杂，如“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杜
牧《金谷园》）和“食吾之所耕，衣吾之所蚕。”（苏洵
）其中名词用如动词的“春”表达了草木由
枯到荣、由黄转绿的过程，“蚕”则包含更复杂的内容，从养蚕到抽丝，到纺织，到制成绸衣。“究其实
质，是把某些需要用词组，甚至用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加以高度浓缩，只用一个关键词表达出来。”从而“在句中产生了单纯动词所不能产生的表达效
果”［２］（Ｐ２９８）。
（二）词类活用的理论前提是“词有定类”我们考察各家对词类活用所做的解释和有关文章的讨论发现，词类活用主要是针对汉语名词、形容词、动词这三大实词而言，是相对于这三大实词类各有其固定的语法功能而论，由此我们认为词类活用的理论前提是“词有定类”。王力主编和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在解释词类活用前都明确对“词有定类”做了强调。如“在古代汉语里，某词属于某一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各类词在句中的职务也有一定的分工。这种情况，古今是相同的。但是，在上古汉语里，词类活用的现象比现代汉语更多一些，有些词可以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
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又杰出有味。何休注‘堂无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绝语辞。堂不设守视人，故不言堂焉者。’休之学可谓精切，能尽立言之深意。”同是名词活用为动词，比起《左氏传》，《公羊传》为何又“杰出有味”？显然是因为《公羊传》中的“门”与“闺”都是前句用如名词，后句用如动词，形成对比；另外“闺”的动词用法好像又是承前面“门”名词活用为动词类推而来，从下文何休注看，如果现实允许，“堂”这一名词也可以活用做动词的。仔细体会这段话，我们觉得古人意识中隐含了词类活用是相对“词有定类”而言的。另外，《马氏文通》和陈承泽的有关论说也从反面透露了这一“前提”。马氏在“字分九类”与“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矛盾中提出“字类假借”说，陈承泽在
“字类系统问题”和“字类界划问题”之后提出“活用本用问题”，今天看来，他们把词类活用与兼类混为一谈。可以说正是由于语法学这一阶段对“汉词有无定类”的模糊认识，从而使他们对词类活用现象的界说也不够清楚。（三）考察词类活用现象要有历史观，切忌以今律古词类活用是相对于词有定类而言，而词的划类或归类属于共时语言学范围的问题。一个词从古至今不仅词义发生了很大的演变，其语法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只能对特定历史平面上的词语划分词类，而不能对贯通古今流动变化着的语词划分类别。虽然我们划分词类的理论依据可以古今相通，但我们面对的语料却古今有别，甚至古代汉语内部不同分期之间也有分别。所以考察词类活用现象要有历史观念，鉴别上古词类活用现象应以上古词类归属现实为据，不能以现代汉语为标准，否则就是以今律古；同理，考察中古、近古词类活用现象应以中古、近古词类归属为凭，如果还以上古为准，就是以远律近。其实，语言学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研究语法也分共时和历时两个平面，这种理论由来已久，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鉴别古代汉语具体词语的词类活用意见不一时，人们发现分清历时和共时可以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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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歧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在讨论词类活用时，往往要强调这一观念，白兆麟先生综合各家论述，甚至把分清历时和共时当作考察词类活用现象应当首先注意的重要原则。
被公认为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而海柳文通过对《尚
书》、《春秋左传》、《论语》、《孟子》、《韩非子》五部先秦文献中“衣”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其名词与动词的使用次数比例分别是：２／２，１１／１３，８／５，４／９，２７／３５。从而得出“衣”在上古汉语中是个兼类词，不存在活用问题［５］。但据陈涛的研究，“衣”，像上衣形，名词，《诗经》中“衣”出现４３次，可以解为“穿衣、给某人穿衣”的只有５次，像“衣锦迥衣，裳锦迥裳”（《诗经・郑风・丰》）中的“衣”“裳”对举，“衣”带有明显的活用特点［６］。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二
在“词有定类”的前提下，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词类活用这一语法综合现象，我们不妨对词类活用涉及的一些常用术语做番梳理，对词类活用的相关现象做些说明，或许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活用”与“本用”“、常用”自从陈承泽提出“活用本用问题”，认为“凡字一义只有一质而可有数用，从其本来之质而用之
者，谓之本用。”［１］
（Ｐ１８）所谓“本来之质”，大家认为
当指词的本义所属的语义范畴或概念类别。如此以来，人们讨论词类活用时往往从分析字形、考察本义出发，把本义和与之相通的本用当作鉴别标准。陈承泽又提出区分本用与活用，“当未分本用、活用之前，应不设成见，先广搜各字之用例，然后参合比较，而得其孰为本用，孰为由本用而生之活
用，不当仅于实质上求之也。”
［１］
（Ｐ２０）这又发展出另一条考察活用现象的根本方法，即通过词频统计、以常用为标准鉴别活用。有些研究活用的文章就是运用这两种方法来考察鉴别古代汉语中某些具体词语的，如“雨、军、鼓、冠、前、先”等，根据它们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判断其动词义就是它们的本义，再根据它们在先秦文献中名词和动词使用的词频统计，发现它们的动词用法也相当常见，从而对以前人们普遍把它们的动词义当作名词活用提出质疑。但以本义、本用为据来鉴别活用的方法和以常用为准鉴别活用的方法也都分别受到质疑。因为活用的起点不一定就是本义或本义相关的本用，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有一部分词的常用功能已经不是本义所表示的词类了。而词频统计除了数据上难免出现“压界”难以对是否常用进行准确判断外，文献本身的性质也对词频产生影响。
应该承认自从陈承泽提出本用活用问题以来，人们对鉴别词类活用现象就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两种方法是难能可贵的成果。使用这两种方法对古代汉语中具体词语进行考察，也使词类活用研究更为深入。但是为什么还会产生质疑，甚至使用这两种方法对同一个词的考察还会得出相反的结果？如“衣”，其动词义“穿衣、给某人穿衣”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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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方面的，其中可能也有这种方法本身的因素。如果我们同意词类活用的前提是“词有定类”，我们就应该以词的“定类”为标准来鉴别活用。现代汉语对词类活用的考察意见相对统一，原因就在于现代汉语词类归属较为确定，鉴别词类活用时有“类”可依。古代汉语词类研究也取得了相当成果，但相对来说，古代汉语词类的划分和归类还远未尽如人意，所以鉴别活用时往往无“类”可依。当然古代汉语词类归属可能要参考“本义”和“常用”，但这毕竟不是词类划分或归类的根本依据。其实与“本义”相对的应是“引申义”或者“转义”，与“本用”相对的应是“词类转化”，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转用”，词类活用的出发点应该是词的“定类”。这样看来，古代汉语词类划分或归类问题完满解决之前，对词类活用的考察存在分歧就在所难免。
（二）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
从理论上说，词的兼类和词类活用是比较容易区分的。词的兼类和活用都是共时平面的语言现象，兼类又叫一词多类，是在语言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一个词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词类的语法功能。而词类活用指语言共时平面上原属甲类的词在句中临时用做乙类词的现象。但是，考察发现，词类活用总与词的兼类纠缠不清。上文说到讨论词类活用要有历史发展观，鉴别兼类与活用也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分清共时和历时。
首先，活用与兼类这两种现象在历时平面上往往可以互相转化，正如向光忠所言：“词的活用若渐趋经常化，而且有了固定性，则成为兼类词；词的兼类若使用频率降低而出现范围变狭，则近
于词类活用。”［７］
因此，我们鉴别具体语词的活用时不能过于简单化，应详细考察该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使用情况，根据古代汉语不同分期的词类划分，来判断该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属于兼类还是
属于活用。这样考察的结果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能展示该词语法功能的历时变迁序列。比如据陈涛考察，“目”本是名词，《左传》中“目”出现二十多次，只有一次可以解为动词义“看”（《宣公
［６］十二年》“目于眢井而拯之。”：）。再参考《吕氏春
军（指挥）。”（桓公５年）我们认为由于“军”的“进
攻”“列阵（把军队布成阵势）”“拥有军队”“指挥军队”等动词用法与作为“军队”的名词用法存在明显的意义联系，把这些动词义处理为名词义的活用比较好理解。为方便和醒目起见，现在我们把“军”和“将”“相”兼类和活用的情况图示如下（中括号表示兼类，箭头表示活用）：
军
秋》《韩非子》等文献资料中“目”的动词用法也相对较少的情况，“目”的动词用法在先秦视为名词
活用比较妥当。到了汉代，比如《史记》中“目”的动词用例多起来，并固定为“注视”和“使眼色”的义项，这时我们应把它处理为兼类。类似的还有“王”“刃”、等。相反，据郭锡良考察，有些词的动词用法在先秦不应看作活用，但到了汉代以后却又要承认它是活用，比如“树”“履”、“友”、等［８］。其次，先秦是兼类词，由于词义发展与词类转化，后代也完全可能独立成两个词，而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还可以被临时活用，就算是兼类词本身，其中的某一个义项也可能作为活用的起点。我们严格区分兼类和活用，但这和词兼类的同时被活用并不矛盾。比如“军”“将”“相”等，经过讨论，现在大多认为它们在上古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语法功能，属于名、动兼类词。其中“军”在《左传》中无论是作为名词（军队）还是作为动词（圜围、驻扎）都频繁出现，但“军”作为动词使用时其意义相当灵活，除了“圜围”和“驻扎”意义外，还有“进攻”“列阵（把军队布成阵势）”“拥有军队”“指挥军队”等意义。如“晋共仲、侯羽军（包围）楚师。”（成公７年）“／军（进攻）三旬而不降。”（僖公１９年）“／晋之余师不能军（列阵）。”（宣公１２年）“／蛮军（拥有军队）而不阵。”成公１６年）“／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
｛
动词：圜围、驻扎名词：军队
｛
动词：列阵动词：进攻
动词：拥有军队、指挥军队
将
动词：率领
｛名词：
将领→动词：任命某人为将领
相
｛名词：官职，丞相→动词：任命某人为丞相
三
动词：辅助
长期以来，在词类活用的讨论中，对活用本身
的鉴别和与词的兼类的区分两方面成为老大难问题。其实正如张伯江所言：“词类活用这一名目的界限显然不太容易把握，也就是说‘临时活用→常见活用→兼类同形词’这个过程显然是连续的而
［９］
不是离散的。”共时平面的区分都很难，在古代汉语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历时平面要鉴别活用和兼类就更难，任何人为的处理都可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论怎么处理，词类活用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涉及了句法、语义和修辞的综合语法现象，这就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１］陈承泽．国文法草创［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２］白兆麟．关于词类转化［Ａ］．文法学及其散论［Ｃ］．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４．［３］马建忠．马氏文通［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４］王力．古代汉语（一）［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５］海柳文．关于古汉语词类活用的鉴别标准［Ｊ］．学术论坛，１９８６，（２）．
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８．［６］陈涛．上古汉语某些名词活用为动词质疑［Ａ］．郭锡良．古汉语语法论集［Ｃ］．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８．［７］向光忠．甲骨刻辞兼类词研究［Ａ］．郭锡良．古汉语语法论集［Ｃ］．北京：［８］郭锡良．古汉语词类活用浅谈［Ｊ］．湖北电大学刊，１９８７，（１）．［９］张伯江．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Ｊ］．中国语文，１９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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