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李建明
2013年第9期 ——经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强调必须坚持“四化同步”发展，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这一新形势下对“三农”工作的新判断、新部署，必将对未来“三农”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面对新任务、新要求，如何抓机遇、探路径、促转型，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问题。
一、农业红利，仍然厚重
农业稳则天下安，农业兴促百业兴。无论历史如何演进，这一基本规律不会改变，永不过时。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农业的依存度高，不论是强调农业基础地位，还是确保耕地“红线”，都显示了对农业发展的强烈关注。作为一项基础产业、战略产业，农业具有二、三产业不可比拟的发展红利，转型发展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
一是政策红利汇集。近十年来，中央每年下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三农”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和战略举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不能动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能减弱”。这表明，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投入力度越来越大，政策“红利”越来越多。荆州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必将在分享这些重大利好政策方面赢得先机，必将会争取更多的政策和项目资金支持。可以说，“三农”工作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二是改革红利凸显。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鼓励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些关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顶层设计”，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消费需求和增长空间。
三是产业红利较大。农业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产业，也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万岁产业”。初级农产品价值较低，经过深加工，就会产生可观的附加值。以粮食为例，一斤大米售价2.5元左右，加工成饼干、膨化食品可以增值3—5倍，应用现代生物技术转化为多功能淀粉、植物蛋白，可以增值10—15倍。荆州福娃集团，立足以“糙米”为主导的农产品加工产业，短短10年，就由一家小型粮食加工厂发展成为产值74.8亿元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即使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产品加工业也是“一枝独秀”。以荆州为例，2012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700亿元、同比增长31%，远高于其它行业增幅。可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有前景、大有奔头。
二、农业时代，悄然变化
长期以来，家庭经营在农业发展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业分散经营逐步转向规模经营，农村分散住户逐步向城镇社区集中，农民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农业转型发展已初见端倪。这标志着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积极变化，预示着新的“农业时代”已经来临。
一是农民职业化。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后，职业农民就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从提出“职业农民”，到支持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充分说明农民职业化将是大势所趋。农民职业化，不仅有效缓解日益增长的城乡就业压力，而且还将从根本上解决未来农村“谁来种地”的问题。
二是农业现代化。在国家鼓励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实现由过去的家庭分散经营、粗放种养、低效作业向更加依靠科技进步、规模优势的效益型经营方式转变。以监利县为例，该县积极推广水稻种植“四代一管”模式，即代育秧、代耕作、代机插、代机收和田间全程管理，实行规模化经营、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专业化服务，水稻生产从育秧插秧到田间管理，从收割脱粒到市场销售的各个环节，都有专业公司或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农民不出家门，只需一个电话就能享受“菜单式”、“托管式”农业生产服务，农民称现在种田是“市场服务”、“休闲种地”。所谓“现代农业”，必然是工农复合、市场农业、科技农业，这将更好地解决“怎么种地”的问题。
三是农村城镇化。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趋势日益明显。河南省大规模合并村组、迁村腾地，引导农村人口集中，一些新型农村社区人口规模达到1万多人，有的高达8万人。仙洪试验区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积极打造中心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成为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截至目前，荆州市建成新型农村社区116个（可容纳1.7万户），全市基本实现建制镇（场）总规和村庄规划全覆盖，改变了农村长期处于建设无秩序、建房无章法的“自然”、“自由”状况。蓬勃兴起的农村城镇化“大潮”，将有效解决农民“怎么居住”的问题。
三、农业瓶颈，依然突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千方百计加大惠农投入，当前农业农村工作已经呈现积极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仍然不可小视，客观上对转型发展提出迫切要求。
一是资金短缺。当前，农村村级债务包袱沉重，村级集体经济内生性造血功能缺失，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基本上依靠借贷、集资或向本村在外成功人士“化缘”。一部分村为债所累、被债所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举步维艰，农村集体经济亟需“输血补氧”。同时，农村金融给力不足，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金融机构少、权限小，存在惜贷、惧贷现象，普遍存多贷少，导致支农作用弱化，不仅不能满足种养大户的资金需求，相反还抽走了大量的农村资金，农村金融亟需“活血化淤”。
二是人才匮乏。村干部任务重、待遇低、压力大，大多数“农二代”更愿意选择外出务工，而不愿意当村干部，导致村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青黄不接”。以荆州为例，全市现任村干部年龄大多都在50岁以上。特别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聚集，留守农村种田的农民以老弱为主，他们大多没有受过系统农技培训，接受农业科技的能力普遍不强。实施“以钱养事”制度后，乡镇原有农技推广人员大量分流，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边缘，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成为“卡脖子”问题。
三是机制不活。首先是传统经营机制不优。土地二轮延包后，农村土地确权到户，虽然较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依然没有改变小而散的农业传统经营模式。其次是农业投入机制不优。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空前，对农村公益性事业设施的投入更是前所未有，但从投入的方式上看，是多头管理、多管分流的分散式投入，难以发挥资金整合使用的“拳头”效应。
四、转型发展，必由之路
推动农业转型是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战略任务，是强农富农的战略举措。遍观当代中国，农业大市往往是“工业弱市”、“财政穷市”。既要“粮食”，又要“经济”，做到“鱼”
与“熊掌”兼得，必须探索管用、实用的新办法，加快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要倡导新理念。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路径，给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要按照“四化同步”发展要求，倡导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发展的新理念，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广大农民就业在“全产业链”上，居住在“新型城镇”里，生活在“均等公共服务”中。一是扶持产业发展。每当春节长假结束，“中国式离别”在全国各地上演，亿万农民为了生计，告别亲人，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途。从依依不舍的离别中，折射出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告别“中国式离别”，关键之举是坚持产业立城、产业兴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城镇化进程中就地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二是创新土地经营。要树立经营土地理念，坚持以地生财、以地兴城。加强土地一级市场垄断和二级市场开发，引导、鼓励农民以流转土地换社会保障，以宅基地换住房，推动农民“洗脚上楼”、“转地进城”。三是加强公共服务。城镇化不是为了“造城”，不是让农民“被城镇化”，而是更好地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妥善解决就医、就学、社会保障、住房等现实利益问题，努力使城镇成为“优生活”的代名词，成为有“善意”的地方，真正让农民“进得放心，入得安心”。
要探索新模式。“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最基本的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发源于农村，新时期的“三农”工作也要大力弘扬改革精神，用市场的办法、群众的智慧，闯出增收致富的新路子。一是培育新型主体。农民合作社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选择一批管理好、实力强的专业合作社，在政策上倾斜，在资金上扶持，鼓励跨行业、跨区域联合经营。培育家庭农场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的重要途径，要在“补、奖、贷、保”四个方面加以扶持：“补”就是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倾斜；“奖”就是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予以奖励；“贷”就是将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纳入金融机构信用贷款支持范围，并探索将农作物产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纳入抵押担保范围；“保”就是提高财政对农业保费补贴比例，增强抗风险能力。二是培育先进典型。“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是做好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方法。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一个典型胜过一千次说教”。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成长的环境，挖掘典型、培育典型、宣传典型、推广典型，成功的典型自然会引来农民效仿和追随。三是培育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要以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为平台，以阳光工程创业培训为抓手，开展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培训，着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懂科技、善管理的家庭农场主、种养大户、科技示范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积极引导中职和高等学校毕业生、转业退伍军人和农业科技人才扎根农村、投身农业。
要建设新生活。建设“美丽中国”一经提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它顺应了人民群众从“求温饱”到“优生活”的更高需求。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建设“美丽中国”，更要呵护“美丽乡村”，倍加关注农村生态环境。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抓好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设施建设。对农村这些环保项目，要在城乡规划中明确布局，在涉农项目中予以倾斜。多方筹措资金，完善农村污水收集管网、垃圾转运配套设施建设，补助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营运经费，保障农村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统筹城乡规划和建设管控，完善生态镇村建设、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等扶持政策，建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让广大农村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让农村人口也过上城市现代文明生活。■ （作者系荆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转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李建明
2013年第9期 ——经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强调必须坚持“四化同步”发展，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这一新形势下对“三农”工作的新判断、新部署，必将对未来“三农”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面对新任务、新要求，如何抓机遇、探路径、促转型，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问题。
一、农业红利，仍然厚重
农业稳则天下安，农业兴促百业兴。无论历史如何演进，这一基本规律不会改变，永不过时。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农业的依存度高，不论是强调农业基础地位，还是确保耕地“红线”，都显示了对农业发展的强烈关注。作为一项基础产业、战略产业，农业具有二、三产业不可比拟的发展红利，转型发展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
一是政策红利汇集。近十年来，中央每年下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三农”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和战略举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不能动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能减弱”。这表明，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投入力度越来越大，政策“红利”越来越多。荆州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必将在分享这些重大利好政策方面赢得先机，必将会争取更多的政策和项目资金支持。可以说，“三农”工作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二是改革红利凸显。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鼓励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些关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顶层设计”，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消费需求和增长空间。
三是产业红利较大。农业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产业，也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万岁产业”。初级农产品价值较低，经过深加工，就会产生可观的附加值。以粮食为例，一斤大米售价2.5元左右，加工成饼干、膨化食品可以增值3—5倍，应用现代生物技术转化为多功能淀粉、植物蛋白，可以增值10—15倍。荆州福娃集团，立足以“糙米”为主导的农产品加工产业，短短10年，就由一家小型粮食加工厂发展成为产值74.8亿元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即使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产品加工业也是“一枝独秀”。以荆州为例，2012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700亿元、同比增长31%，远高于其它行业增幅。可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有前景、大有奔头。
二、农业时代，悄然变化
长期以来，家庭经营在农业发展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业分散经营逐步转向规模经营，农村分散住户逐步向城镇社区集中，农民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农业转型发展已初见端倪。这标志着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积极变化，预示着新的“农业时代”已经来临。
一是农民职业化。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后，职业农民就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从提出“职业农民”，到支持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充分说明农民职业化将是大势所趋。农民职业化，不仅有效缓解日益增长的城乡就业压力，而且还将从根本上解决未来农村“谁来种地”的问题。
二是农业现代化。在国家鼓励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实现由过去的家庭分散经营、粗放种养、低效作业向更加依靠科技进步、规模优势的效益型经营方式转变。以监利县为例，该县积极推广水稻种植“四代一管”模式，即代育秧、代耕作、代机插、代机收和田间全程管理，实行规模化经营、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专业化服务，水稻生产从育秧插秧到田间管理，从收割脱粒到市场销售的各个环节，都有专业公司或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农民不出家门，只需一个电话就能享受“菜单式”、“托管式”农业生产服务，农民称现在种田是“市场服务”、“休闲种地”。所谓“现代农业”，必然是工农复合、市场农业、科技农业，这将更好地解决“怎么种地”的问题。
三是农村城镇化。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趋势日益明显。河南省大规模合并村组、迁村腾地，引导农村人口集中，一些新型农村社区人口规模达到1万多人，有的高达8万人。仙洪试验区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积极打造中心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成为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截至目前，荆州市建成新型农村社区116个（可容纳1.7万户），全市基本实现建制镇（场）总规和村庄规划全覆盖，改变了农村长期处于建设无秩序、建房无章法的“自然”、“自由”状况。蓬勃兴起的农村城镇化“大潮”，将有效解决农民“怎么居住”的问题。
三、农业瓶颈，依然突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千方百计加大惠农投入，当前农业农村工作已经呈现积极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仍然不可小视，客观上对转型发展提出迫切要求。
一是资金短缺。当前，农村村级债务包袱沉重，村级集体经济内生性造血功能缺失，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基本上依靠借贷、集资或向本村在外成功人士“化缘”。一部分村为债所累、被债所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举步维艰，农村集体经济亟需“输血补氧”。同时，农村金融给力不足，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金融机构少、权限小，存在惜贷、惧贷现象，普遍存多贷少，导致支农作用弱化，不仅不能满足种养大户的资金需求，相反还抽走了大量的农村资金，农村金融亟需“活血化淤”。
二是人才匮乏。村干部任务重、待遇低、压力大，大多数“农二代”更愿意选择外出务工，而不愿意当村干部，导致村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青黄不接”。以荆州为例，全市现任村干部年龄大多都在50岁以上。特别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聚集，留守农村种田的农民以老弱为主，他们大多没有受过系统农技培训，接受农业科技的能力普遍不强。实施“以钱养事”制度后，乡镇原有农技推广人员大量分流，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边缘，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成为“卡脖子”问题。
三是机制不活。首先是传统经营机制不优。土地二轮延包后，农村土地确权到户，虽然较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依然没有改变小而散的农业传统经营模式。其次是农业投入机制不优。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空前，对农村公益性事业设施的投入更是前所未有，但从投入的方式上看，是多头管理、多管分流的分散式投入，难以发挥资金整合使用的“拳头”效应。
四、转型发展，必由之路
推动农业转型是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战略任务，是强农富农的战略举措。遍观当代中国，农业大市往往是“工业弱市”、“财政穷市”。既要“粮食”，又要“经济”，做到“鱼”
与“熊掌”兼得，必须探索管用、实用的新办法，加快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要倡导新理念。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路径，给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要按照“四化同步”发展要求，倡导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发展的新理念，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广大农民就业在“全产业链”上，居住在“新型城镇”里，生活在“均等公共服务”中。一是扶持产业发展。每当春节长假结束，“中国式离别”在全国各地上演，亿万农民为了生计，告别亲人，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途。从依依不舍的离别中，折射出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告别“中国式离别”，关键之举是坚持产业立城、产业兴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城镇化进程中就地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二是创新土地经营。要树立经营土地理念，坚持以地生财、以地兴城。加强土地一级市场垄断和二级市场开发，引导、鼓励农民以流转土地换社会保障，以宅基地换住房，推动农民“洗脚上楼”、“转地进城”。三是加强公共服务。城镇化不是为了“造城”，不是让农民“被城镇化”，而是更好地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妥善解决就医、就学、社会保障、住房等现实利益问题，努力使城镇成为“优生活”的代名词，成为有“善意”的地方，真正让农民“进得放心，入得安心”。
要探索新模式。“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最基本的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发源于农村，新时期的“三农”工作也要大力弘扬改革精神，用市场的办法、群众的智慧，闯出增收致富的新路子。一是培育新型主体。农民合作社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选择一批管理好、实力强的专业合作社，在政策上倾斜，在资金上扶持，鼓励跨行业、跨区域联合经营。培育家庭农场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的重要途径，要在“补、奖、贷、保”四个方面加以扶持：“补”就是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倾斜；“奖”就是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予以奖励；“贷”就是将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纳入金融机构信用贷款支持范围，并探索将农作物产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纳入抵押担保范围；“保”就是提高财政对农业保费补贴比例，增强抗风险能力。二是培育先进典型。“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是做好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方法。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一个典型胜过一千次说教”。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成长的环境，挖掘典型、培育典型、宣传典型、推广典型，成功的典型自然会引来农民效仿和追随。三是培育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要以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为平台，以阳光工程创业培训为抓手，开展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培训，着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懂科技、善管理的家庭农场主、种养大户、科技示范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积极引导中职和高等学校毕业生、转业退伍军人和农业科技人才扎根农村、投身农业。
要建设新生活。建设“美丽中国”一经提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它顺应了人民群众从“求温饱”到“优生活”的更高需求。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建设“美丽中国”，更要呵护“美丽乡村”，倍加关注农村生态环境。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抓好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设施建设。对农村这些环保项目，要在城乡规划中明确布局，在涉农项目中予以倾斜。多方筹措资金，完善农村污水收集管网、垃圾转运配套设施建设，补助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营运经费，保障农村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统筹城乡规划和建设管控，完善生态镇村建设、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等扶持政策，建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让广大农村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让农村人口也过上城市现代文明生活。■ （作者系荆州市人民政府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