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陶渊明，不知为什么，有如喉咙里卡了一根鱼刺，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不舒服，不吐不快。
大凡读书人，恐怕没有不知道陶渊明的，文学也罢，文化也罢，只要是涉及到中国的，都无法绕开他。历代以来，无论朝野，文化人都把他奉若神明。“挂冠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种豆南山”、“采菊东篱”，成为其浊世独立、独善其身、高洁傲岸的标志，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我有些糊涂了。在我看来，陶渊明的所谓“归隐”，不是人格有问题，不是别有用心，他就是天底下第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冒。
古往今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做官？因为做了官就可以捞钱，捞了钱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快活日子，就可以做更大的官。做更大的官，就可以捞更多的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更多的钱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多少人为了做官，头可以悬梁，刺可以锥股，可以忍人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一部《官场现形记》，活画出准备入仕和入仕者的种种嘴脸，可谓穷形尽相。
千里做官为发财。这么浅显的道理，我想陶渊明不应该不懂。既然选择了做官，迎来送往，媚上哄下，多说少做，那是基本常识。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约定俗成，就得遵守。督邮是上司，能做到上司，自有他的能耐。这能耐，不是表面识得那么几个字，吟得几首诗那么简单。做官的本领，与识字多少无关，用的是“术”，是头脑，是手腕。学问渊博，未必就能做官，就做得了官。孔子够有学问的了吧，结果那官是做得糟糕透顶。屈原、东方朔、司马迁、李白、苏轼……他们哪个不是学富五车，但是他们又有哪一位把官做深透利索了的。好一点的落得个善终，不好的死于非命。就如余秋雨所说的那样，中国文人，一入仕途，便无足观。换句话说，做官未必要有文化。比如，大字识得几箩筐的陈永贵，还风风光光做了好几年国务院副总理呢？
尊敬上司，逢迎上司，本就是为官之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即使是陶渊明公本人，也未必能容忍下属不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吧。督邮是上司，铁板钉钉的，再愚蠢、再卑鄙，再龌龊，都是上司，代表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陶渊明竟然为此而挂冠，实在幼稚得可笑，冲动得可怜。一个下属挂冠归隐，莫非就把这督邮撤了？少了一个县老爷，政府机构就不运转了，老百姓就不过日子了？不知还有多少人像狼一样地盯着那“五斗米”的位子呢？莫说折腰，叫这些人去舔督邮沟子、尝督邮粪便，恐怕都要挤得个头破血流。有位子不坐，不利用位子将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不是天下第一傻蛋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按说 ，陶公能写诗著文，成为文坛之豪，不应该傻呀？那么，“归隐”就当是别有用心了。“归隐”，可以说是“官粹 ”，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畸形产物。儒家推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许多官场上的人，在不得意时借此成为一种以进为退的手段。蒋介石蒋总裁不也就玩过好几次这样的把戏吗？“挂冠归隐”，拿着好好的县令不做，回家做农民，无疑具有轰动效应。这一退，与那些打得头破血流的争，形成强烈的反差。说不定，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官场另类，反而会受到庙堂行走者的关注，因此而得到意外的升迁。谁能肯定陶公就没有打过这样的小算盘？这无疑是一次人生的豪赌。按这样的思维推演下去，陶公实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做农民，肯定不是陶公的真实想法。“性嗜酒”，这种嗜好由来已久。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普通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喝酒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奢侈。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底， 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能耐。一介书生，吟几句歪诗，写点公文，想几个解决问题的点子，不是什么难事，但要犁田打耙，伺弄庄稼，则要力气，要技术。为生存的劳动，特别是繁重的体力活，既不自由，也难说快乐。“ 环堵萧然，短褐穿结”，是陶公想要的那个结果吗？但是，玩过头了，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做农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潇洒吗？不愁吃不愁穿，自然毋庸置疑。饥寒交迫，恐怕就是另外一番心境了。但话说回来，不这样，又能怎样？这所谓的“悠然”，恐怕还多少有些失落、无奈吧。
既然如此，文人们对陶渊明的推崇备至，我们就应该打个问号。我敢断言，越是推崇陶渊明的，越不会真去学陶渊明。
准备当官的人和正在当官的人，不但不能推崇陶渊明，还要打倒他，把他当做反面教材。学他那样，必定有你好果子吃。咱老百姓就更要与陶渊明划清界限，彻底清算他在我们思想意识里的影响，才能与时俱进。那所谓的清高，是会害死人的。千万别上当。
这地球，离开任何一个人，它照样会滴溜溜的转。小老百姓，这地球，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如果也像陶渊明那样自个儿太把自个儿当回事了，结果是没人把你当回事。逆来顺受才是福，安分才是福。
近读陶渊明，不知为什么，有如喉咙里卡了一根鱼刺，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不舒服，不吐不快。
大凡读书人，恐怕没有不知道陶渊明的，文学也罢，文化也罢，只要是涉及到中国的，都无法绕开他。历代以来，无论朝野，文化人都把他奉若神明。“挂冠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种豆南山”、“采菊东篱”，成为其浊世独立、独善其身、高洁傲岸的标志，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我有些糊涂了。在我看来，陶渊明的所谓“归隐”，不是人格有问题，不是别有用心，他就是天底下第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冒。
古往今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做官？因为做了官就可以捞钱，捞了钱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快活日子，就可以做更大的官。做更大的官，就可以捞更多的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更多的钱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多少人为了做官，头可以悬梁，刺可以锥股，可以忍人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一部《官场现形记》，活画出准备入仕和入仕者的种种嘴脸，可谓穷形尽相。
千里做官为发财。这么浅显的道理，我想陶渊明不应该不懂。既然选择了做官，迎来送往，媚上哄下，多说少做，那是基本常识。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约定俗成，就得遵守。督邮是上司，能做到上司，自有他的能耐。这能耐，不是表面识得那么几个字，吟得几首诗那么简单。做官的本领，与识字多少无关，用的是“术”，是头脑，是手腕。学问渊博，未必就能做官，就做得了官。孔子够有学问的了吧，结果那官是做得糟糕透顶。屈原、东方朔、司马迁、李白、苏轼……他们哪个不是学富五车，但是他们又有哪一位把官做深透利索了的。好一点的落得个善终，不好的死于非命。就如余秋雨所说的那样，中国文人，一入仕途，便无足观。换句话说，做官未必要有文化。比如，大字识得几箩筐的陈永贵，还风风光光做了好几年国务院副总理呢？
尊敬上司，逢迎上司，本就是为官之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即使是陶渊明公本人，也未必能容忍下属不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吧。督邮是上司，铁板钉钉的，再愚蠢、再卑鄙，再龌龊，都是上司，代表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陶渊明竟然为此而挂冠，实在幼稚得可笑，冲动得可怜。一个下属挂冠归隐，莫非就把这督邮撤了？少了一个县老爷，政府机构就不运转了，老百姓就不过日子了？不知还有多少人像狼一样地盯着那“五斗米”的位子呢？莫说折腰，叫这些人去舔督邮沟子、尝督邮粪便，恐怕都要挤得个头破血流。有位子不坐，不利用位子将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不是天下第一傻蛋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按说 ，陶公能写诗著文，成为文坛之豪，不应该傻呀？那么，“归隐”就当是别有用心了。“归隐”，可以说是“官粹 ”，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畸形产物。儒家推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许多官场上的人，在不得意时借此成为一种以进为退的手段。蒋介石蒋总裁不也就玩过好几次这样的把戏吗？“挂冠归隐”，拿着好好的县令不做，回家做农民，无疑具有轰动效应。这一退，与那些打得头破血流的争，形成强烈的反差。说不定，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官场另类，反而会受到庙堂行走者的关注，因此而得到意外的升迁。谁能肯定陶公就没有打过这样的小算盘？这无疑是一次人生的豪赌。按这样的思维推演下去，陶公实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做农民，肯定不是陶公的真实想法。“性嗜酒”，这种嗜好由来已久。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普通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喝酒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奢侈。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底， 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能耐。一介书生，吟几句歪诗，写点公文，想几个解决问题的点子，不是什么难事，但要犁田打耙，伺弄庄稼，则要力气，要技术。为生存的劳动，特别是繁重的体力活，既不自由，也难说快乐。“ 环堵萧然，短褐穿结”，是陶公想要的那个结果吗？但是，玩过头了，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做农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潇洒吗？不愁吃不愁穿，自然毋庸置疑。饥寒交迫，恐怕就是另外一番心境了。但话说回来，不这样，又能怎样？这所谓的“悠然”，恐怕还多少有些失落、无奈吧。
既然如此，文人们对陶渊明的推崇备至，我们就应该打个问号。我敢断言，越是推崇陶渊明的，越不会真去学陶渊明。
准备当官的人和正在当官的人，不但不能推崇陶渊明，还要打倒他，把他当做反面教材。学他那样，必定有你好果子吃。咱老百姓就更要与陶渊明划清界限，彻底清算他在我们思想意识里的影响，才能与时俱进。那所谓的清高，是会害死人的。千万别上当。
这地球，离开任何一个人，它照样会滴溜溜的转。小老百姓，这地球，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如果也像陶渊明那样自个儿太把自个儿当回事了，结果是没人把你当回事。逆来顺受才是福，安分才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