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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别康桥》的双重告别主题
/［天津］范 伟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发表已逾八十载，但对这首诗的解读热情似乎最近几年才开始释放。上世纪90年代，关于《再别康桥》的研究文章每年约三四篇，但从新千年开始，每年的论文数量忽然增加到二十多篇，个别年份达三十多篇，从研究比重来看，可以说，没有一个领域能够和对《再别康桥》的研究相颉颃。但遗憾的是，这些解读“有效分析非常稀缺”①，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一些本该形成定论的问题却依然悬而难决，突出的表现是对诗歌主题的定性上，至今还在“咏物诗”、“爱情诗”、“政治诗”三个观点上推轱辘，使得一些论争文章也成为浪费的论争。既然在诗歌“表现了什么”上都找不到准确定位，那么，在“如何表现”的分析上，也就难免沙上建塔。这一情况说明，虽然阅读了八十年，但迟至今日，我们还必须重新认识《再别康桥》。
从题目来看，《再别康桥》要表达的主题可谓一目了然，它首先是一首表达别情的诗，其次这别情是对康桥的离情。也正因此，许多论者把这首诗看做是一首咏物诗，主要的艺术手段是写景抒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光中，在《徐志摩诗小论》中，余光中拿《偶然》和《再别康桥》相对比，他指出，两首诗尽管所抒发的情感都是“貌若洒脱而心实惆怅”，但“《偶然》之惆怅乃因人而起，《再别康桥》之惆怅乃因地而生”②，这种对比论述，完全排除了因其他因素产生别情
《吸烟与文化》)，的可能。诚然，因为“康桥的洗礼”，诗人几乎“变气息，脱凡胎”(徐志摩：对于
这样一块寄托了自己全部人生理想的再生之地，诗人因为远别而产生别情及诗情可谓理所当然，事实上，这也不是诗人第一次以康桥立意命笔。而在诗中，我们也看到许多具有康桥地方特征的自然风物，如“金柳”、“榆荫”、拜伦潭等，看到在康桥环境下诗人点篙撑船、自由潇洒的风姿，这些，在徐志摩其他取材于康桥的诗文中都曾一再提及。不过，尽管如此，把《再别康桥》的别情完全归之于康桥，仍然值得商榷。因为，既然这离情因康桥而生，那么，最起码的一点，这首诗中所表现的康桥景物就应该是真实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比如，“软泥上的青荇”之“青荇”。“青荇”即“荇”，又称“荇菜”，朱熹《诗集传》云其“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赤，圆
③。这一描述和《十三经注疏》中陆机的《疏》基本一致，茎寸余，浮在水面”后来的《康熙字典》
也沿袭了这一描述。但和这一描述相比，《再别康桥》里的“青荇”有许多不符。首先，《再别康桥》里的“青荇”叶子没有“浮在水面”，而是“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即根叶全长在水下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康河里的水深大大超过了“荇”的生物性要求，朱熹说荇“圆茎寸余”，不过“钗股”般大小，如此，如果叶子要漂浮在水面，就只能生长在浅水里，但康河的水却深得可以“撑一支长篙”，从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我们知道，康河的水“深不足四尺”，但这已经是荇菜茎长
的近四十倍。这样深的水里也长着水草，但却是“长条的水草”，而不是青荇，因为荇的叶子是圆的。从这许多不符可知，《再别康桥》里的“青荇”恐非实有。值得注意的是，英语里也没有与“荇”相对应的词，所以，作为《本草纲目》里的一味药材，《新汉英医学词典》只能将其意译为“herb nymphoidis
④。peltati或shield floating-heart herb”这显然给
荇”还是“荇菜”，对于旧学根基深厚的徐志摩而言，都不过是个常识；三，这首诗从发表到结集唯一的一处改动，就发生在这句诗。在最初发表时，诗人借用朱熹“根生水底”这一描述，写做“软泥生的青荇”，后来收入《猛虎集》时，才改“生”为“上”。这一
改动，说明诗人在这一诗句上曾经反复琢磨，煞费周章，反映出诗人对这一诗句异乎寻常的重视。由于这一改动最鲜明的变化是淡化并模糊了青荇和康河的所属关系，所以，透过这一改动还不难捉摸到诗人在选择这一意象上的复杂心态。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青荇”绝不是一个随意选择的意象，也不是诗人率性而为的一个虚构，他虚构，必然有非它不能承载的意义和功能，而这一意义和功能在“因地而生”写景抒情的释义框架里显然无法彰显出来。也正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再别康桥》的别情因康桥而生，但却又不是别情的全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论者在不满足于把《再别康桥》单纯看做写景抒情的咏物诗时，却又将诗歌的另一重主题往政治上延伸，认为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破甚至将其论定为“一灭后“心灵和精神的伤痛”⑩，
首政治诗”11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显示出一种过度阐释的倾向。出现这一误读的原因，主要是混淆了徐志摩留学四年中在美国两年和在英国两年的不同。徐志摩在回忆留学美国时说：“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
《〈猛虎集〉自序》）一个中国的Hamilton！”(徐志摩：
《再别康桥》的英译带来困难。在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英文版现代文学作品集中，《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将其笼统地译为“green plants”⑤，《中国现代诗选》更简单，连“青”字也省掉，只译成一个“plants”⑥。此外，在单篇发表的译文中，Ediard Connynkam将其译为“green grasses”，丁祖馨、拉菲尔译为“Green Wee”⑦，实质和上面的译法并无区别，都只是译出了“青荇”的类属，而不是这一植物本身，“青荇”这一独特意象在诗中的美感也丧失得踪影全无。也有译者试图求得准确，但不幸结果是
⑧，误译，如戴金玉将其译为“green floating algae”
“algae”在英语里指一种无茎无叶的藻类，这和有茎有叶的青荇根本不同，而且，把其译为浮藻，和下一句的“在水底招摇”矛盾，令人读后费解。目前流行于网络却未具名的译本将其译为“floating heart”，显然是借鉴了《新汉英医学词典》，但由于《新汉英医学词典》里原本就是个意译，这样掐头去尾加工之后，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笔者在美国讲授这首诗时有意向学生介绍这个译本，学生竟然都对“floating heart”不知所云。上述情况说明一个基本事实，即“青荇”实非康桥所有，属于诗人虚构。事实上，在徐志摩其他关于康桥的诗文中，也找不到这个植物的影踪，这和其他反复提及的康桥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再别康桥》的别情既然因康桥而生，可这康桥景物却来自虚构，那么，如果不否认这别情的真挚性，那诗人所抒之情的来源就成了问题；而如果承认这别情存在不真挚的成分，那这个虚构就成了诗人失误造成的一个瑕疵。但诗人也不可能出现此类失误，因为：一，在康桥诸多景观中，对于能够入诗的景观诗人原本就做了精挑细选，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康桥再会吧》就可知道；二，徐志摩四岁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后来入“洋学堂”，《十三经注疏》依然被列为教材之
⑨因为学习好，一，时有“神童”之誉，因此，无论“青
但是，在他决定摆脱“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诱惑”到英国追随罗素时，他的人生理想已经变了，而康桥生活的习染，使他的眼睁开了，从而发现了自然之美，“我只要草青人远，一流清涧”“；求知欲”被“拨动”了，使他找到了诗歌，“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自我的意识”被“胚胎”出来了，使他发现了个性，珍重起自由，并在爱与婚姻的问题上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安排。这一切，构成了徐志摩《康桥再会吧》所说的“心灵革命的怒潮”，标志着徐志摩经历了一个“康桥觉醒”，并使剑桥的两年和美国的两年判然划为两个时期。他嘲讽在美国的自己是“一肚子颟顸”“、一个不含糊的草包”。他的人生志向从政治转向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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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也根本改变，在美国时，每天六点起床，十点半就寝，并在七点钟安排了一个激发国耻的活动 ；而在英国，则忙的是“散步”、“抽烟”、“吃五点钟茶”、“划船”、体会“神妙的春信”、沉迷于一望无际的罂粟花，以及婚外恋。这一切从国家意识向自我意识、政治承担向个人趣味的转移，显示出诗人对自我认识的深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内心生活的尊重，形成了胡适所谓“爱”、“自由”和“美”的“单纯信仰”。诗的题目既然是“再别康桥”而不是“再别美国”，自然与诗人在康桥的生活体验和心路历程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还认为徐志摩“信仰坚定并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心想成为一代政治家”可谓是胶柱鼓瑟，认为《再别康桥》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徐志摩因黑暗的中国社会现实而造成的“极具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的内心感受，更是荒谬。此类内容，不只《再别康桥》没有，其他康桥题材的诗文里也没有。这样的解读，完全抹杀了诗人告别美国后在思想和人生形式上谋求转变的努力，是茅盾《徐志摩论》那种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拙劣搬演！
既然《再别康桥》的别情不只是“因地而生”，认为《再别康桥》是政治理想幻灭后“极具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自慰之作又阐释过度，那么，除了康桥，诗人的别情还因何而起呢？本文认为是林徽因。当然，这也并非什么新见，早在2002年陈子善就曾指出：“徐志摩的《月下待杜鹃不来》《月夜听琴》《一个祈祷》《明星与夜蛾》《拿回吧，劳驾，先生》《在病中》《你去》等动人的诗篇都是写给林徽因的，就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又何尝没有林徽因的倩没有论证，影投射在内？”只是这判断出于直觉，
语气也不是十分肯定，没有什么影响。两年后，孙绍振采用“还原”式分析方法，指出《再别康桥》隐含了一个“徐志摩不能明言的真正的秘密”，即在康桥和林徽因结下的恋情。随之引来商榷文章，孙绍振为解读《再别康桥》所提供的这条重要思路也因而被干扰甚至被转移。这说明，仅有正确的发现还不够，还必须寻觅一个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论证发现的可信度。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还是让诗歌分析回到语言本身。事实上，当徐志摩重新回到康河的时候，无论是林徽因与梁思成新婚的消息还是他和陆小曼失败的婚姻
现实，都有可能触发徐志摩去缅怀那段康河之恋。但是，由于这类内容在诗歌中找不到可靠的语言记录，有的论者就只好用“可能有一个徐志摩不能明言的秘密”、“当为获悉林梁成婚之后”、“据此，似可推断，徐志摩此诗当与林漫步剑桥有关”之类的推测语气，这显然不能服人。毕竟，离开诗歌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传记材料和诗歌内容始终还只是各说各话的两张皮。不过，诗歌语言不同于实用语言，也不同于叙事、说明、议论文体中的艺术语言，诗人要表达的隐秘心结也不同于公共性社会生活，所以，在进行诗歌的语言分析时必须注意到诗歌文体的特殊性，比如，诗歌使用的“隐语”现象。“中国诗人好作隐语的习惯向来很深”，《诗经》如此，“屈原的‘香草美人’大半有所寄托，是多数学者的公论。无论这种公论是否可靠，它对于诗的影响很大实无庸讳言”。上文所提出的“青荇”其实就属于这一现象。“青荇”来自《诗经·关雎》篇里的“荇菜”，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到“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时间跨越了两千多年，但意象之间、句式之间的传承关系却脉络清晰。因此，要破解“青荇”的“密码”，就有必要先追溯一下《关雎》中“荇菜”这一意象承载的文化内涵。
首先，就题材而言，《关雎》是一首恋歌。根据朱熹在《诗集传》中的解释，该诗以“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的“雎鸠”起兴，引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主题，然后，以荇菜喻淑女，叙述了君子求淑女从“未得”到“得之”以及得到后“亲爱而娱乐之”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左右流之”是言荇菜“无方也”，这写出了君子未得淑女之时淑女性情未定、左顾右盼的样子，这使得君子“寤寐求之”，“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这也成为全诗最为动人的部分，成为后来沉溺爱河中人每常自况的套语。上述内容构成了荇菜的基本语境，荇菜也因之成为与爱情相关联的符码。
其次，作为恋歌，《关雎》又不是一首普通的恋歌。自胡适以来，现代学者多把《关雎》看做一首一在这以前，也就是在徐志摩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中，包括朱熹在内的历代解诗者都因《关雎》位于三百篇之首而把它推崇到“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的重要地位，认为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妃太姒，诗歌主题，是对“后妃之德”的咏赞。但作为文化传统却又是事实。其中所谓“后妃之德”，《大雅·思齐》有这样的记载：“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里的“徽音”，指美好的声誉。林徽因原名徽音，在徐志摩去世前一直使用，它的出处就是“大姒嗣徽音”，可以说，做一个像大姒那样有美好声誉的人，正寄托了命名者的美好希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青荇”和林徽因名字原来来自共同的历史语境！由“青荇”到“荇菜”到太姒到林徽因是一个脉络清晰的联想线索！当徐志摩化用“荇菜”为“青荇”，并“移植”到康河水底的时候，“荇菜”在《关雎》中对爱情的表现功能也随之被“移植”到了康河现实，他和林徽因康河之恋这一隐秘心结也就得到了最为巧妙的暗示。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再别康桥》的第三节，诗歌的内容就不单再是景物描写，所谓“招摇”就产生一个顾盼生情的视觉形象，而“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也显然是抒情主人公对 “招摇”着的青荇的回应，一个“甘心”，可以说倾注了诗人全部情感力量！
在徐志摩两年的康桥生活中，林徽因是一重要内容，如果没有林徽因，诗人“单纯信仰”中的“爱”自然无法谈起，就是“美”和“自由”也无从谈起，更不要说有机会发现康桥了。既然如此，那么当我们在“青荇”这个虚构意象中寻觅到和林徽因的关联时，我们也就找回了那个完整的康河，获得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艺术境界，诗歌要告别的对象，除了康河，还有与林徽因在康桥经历的那段爱情，是一种双重告别主题。
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5页。
⑤Joseph S. M. Lau & Howard Goldblatt.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03.
⑥Michelle Yeh: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P11.
⑦龙敏：《“三美论”观照下的〈再别康桥〉两译本评析》，惠州学院学报2007年2月。
⑧戴金玉：《再别康桥》，《英语知识》2001年第3期。⑨郁达夫：《自传·水样的春愁》。
⑩张新民：《文学鉴赏：既要“还原”，还要深度阐释——也以〈再别康桥〉为例兼与孙绍振先生商榷》，《名作欣赏》2005年第15期。
1
刘廷乾：《沉默的康桥——徐志摩〈再别康桥〉
评析》，《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2
Pang-Mei Natasha Chang: BOUND FEET
& WETERN DRESS.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P95.
陈子善：《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2002年
６月１日《文艺报》“艺术周刊”头版。
孙绍振：《再谈“还原”分析方法——以〈再别
康桥〉为例》，《名作欣赏》2004年第8期。
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
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胡适文集》5
卷，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9年
版，第2页。
①孙绍振：《再谈“还原”分析方法——以〈再别康桥〉为例》，《名作欣赏》2004年第8期。
②余光中：《徐志摩诗小论》，《名作欣赏》2005年第9期。
③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④《新汉英医学词典》，白永权主编，河南科学技
作 者： 范伟，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导师。
编 辑：王朝军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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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别康桥》的双重告别主题
/［天津］范 伟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发表已逾八十载，但对这首诗的解读热情似乎最近几年才开始释放。上世纪90年代，关于《再别康桥》的研究文章每年约三四篇，但从新千年开始，每年的论文数量忽然增加到二十多篇，个别年份达三十多篇，从研究比重来看，可以说，没有一个领域能够和对《再别康桥》的研究相颉颃。但遗憾的是，这些解读“有效分析非常稀缺”①，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一些本该形成定论的问题却依然悬而难决，突出的表现是对诗歌主题的定性上，至今还在“咏物诗”、“爱情诗”、“政治诗”三个观点上推轱辘，使得一些论争文章也成为浪费的论争。既然在诗歌“表现了什么”上都找不到准确定位，那么，在“如何表现”的分析上，也就难免沙上建塔。这一情况说明，虽然阅读了八十年，但迟至今日，我们还必须重新认识《再别康桥》。
从题目来看，《再别康桥》要表达的主题可谓一目了然，它首先是一首表达别情的诗，其次这别情是对康桥的离情。也正因此，许多论者把这首诗看做是一首咏物诗，主要的艺术手段是写景抒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光中，在《徐志摩诗小论》中，余光中拿《偶然》和《再别康桥》相对比，他指出，两首诗尽管所抒发的情感都是“貌若洒脱而心实惆怅”，但“《偶然》之惆怅乃因人而起，《再别康桥》之惆怅乃因地而生”②，这种对比论述，完全排除了因其他因素产生别情
《吸烟与文化》)，的可能。诚然，因为“康桥的洗礼”，诗人几乎“变气息，脱凡胎”(徐志摩：对于
这样一块寄托了自己全部人生理想的再生之地，诗人因为远别而产生别情及诗情可谓理所当然，事实上，这也不是诗人第一次以康桥立意命笔。而在诗中，我们也看到许多具有康桥地方特征的自然风物，如“金柳”、“榆荫”、拜伦潭等，看到在康桥环境下诗人点篙撑船、自由潇洒的风姿，这些，在徐志摩其他取材于康桥的诗文中都曾一再提及。不过，尽管如此，把《再别康桥》的别情完全归之于康桥，仍然值得商榷。因为，既然这离情因康桥而生，那么，最起码的一点，这首诗中所表现的康桥景物就应该是真实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比如，“软泥上的青荇”之“青荇”。“青荇”即“荇”，又称“荇菜”，朱熹《诗集传》云其“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赤，圆
③。这一描述和《十三经注疏》中陆机的《疏》基本一致，茎寸余，浮在水面”后来的《康熙字典》
也沿袭了这一描述。但和这一描述相比，《再别康桥》里的“青荇”有许多不符。首先，《再别康桥》里的“青荇”叶子没有“浮在水面”，而是“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即根叶全长在水下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康河里的水深大大超过了“荇”的生物性要求，朱熹说荇“圆茎寸余”，不过“钗股”般大小，如此，如果叶子要漂浮在水面，就只能生长在浅水里，但康河的水却深得可以“撑一支长篙”，从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我们知道，康河的水“深不足四尺”，但这已经是荇菜茎长
的近四十倍。这样深的水里也长着水草，但却是“长条的水草”，而不是青荇，因为荇的叶子是圆的。从这许多不符可知，《再别康桥》里的“青荇”恐非实有。值得注意的是，英语里也没有与“荇”相对应的词，所以，作为《本草纲目》里的一味药材，《新汉英医学词典》只能将其意译为“herb nymphoidis
④。peltati或shield floating-heart herb”这显然给
荇”还是“荇菜”，对于旧学根基深厚的徐志摩而言，都不过是个常识；三，这首诗从发表到结集唯一的一处改动，就发生在这句诗。在最初发表时，诗人借用朱熹“根生水底”这一描述，写做“软泥生的青荇”，后来收入《猛虎集》时，才改“生”为“上”。这一
改动，说明诗人在这一诗句上曾经反复琢磨，煞费周章，反映出诗人对这一诗句异乎寻常的重视。由于这一改动最鲜明的变化是淡化并模糊了青荇和康河的所属关系，所以，透过这一改动还不难捉摸到诗人在选择这一意象上的复杂心态。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青荇”绝不是一个随意选择的意象，也不是诗人率性而为的一个虚构，他虚构，必然有非它不能承载的意义和功能，而这一意义和功能在“因地而生”写景抒情的释义框架里显然无法彰显出来。也正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再别康桥》的别情因康桥而生，但却又不是别情的全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论者在不满足于把《再别康桥》单纯看做写景抒情的咏物诗时，却又将诗歌的另一重主题往政治上延伸，认为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破甚至将其论定为“一灭后“心灵和精神的伤痛”⑩，
首政治诗”11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显示出一种过度阐释的倾向。出现这一误读的原因，主要是混淆了徐志摩留学四年中在美国两年和在英国两年的不同。徐志摩在回忆留学美国时说：“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
《〈猛虎集〉自序》）一个中国的Hamilton！”(徐志摩：
《再别康桥》的英译带来困难。在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英文版现代文学作品集中，《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将其笼统地译为“green plants”⑤，《中国现代诗选》更简单，连“青”字也省掉，只译成一个“plants”⑥。此外，在单篇发表的译文中，Ediard Connynkam将其译为“green grasses”，丁祖馨、拉菲尔译为“Green Wee”⑦，实质和上面的译法并无区别，都只是译出了“青荇”的类属，而不是这一植物本身，“青荇”这一独特意象在诗中的美感也丧失得踪影全无。也有译者试图求得准确，但不幸结果是
⑧，误译，如戴金玉将其译为“green floating algae”
“algae”在英语里指一种无茎无叶的藻类，这和有茎有叶的青荇根本不同，而且，把其译为浮藻，和下一句的“在水底招摇”矛盾，令人读后费解。目前流行于网络却未具名的译本将其译为“floating heart”，显然是借鉴了《新汉英医学词典》，但由于《新汉英医学词典》里原本就是个意译，这样掐头去尾加工之后，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笔者在美国讲授这首诗时有意向学生介绍这个译本，学生竟然都对“floating heart”不知所云。上述情况说明一个基本事实，即“青荇”实非康桥所有，属于诗人虚构。事实上，在徐志摩其他关于康桥的诗文中，也找不到这个植物的影踪，这和其他反复提及的康桥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再别康桥》的别情既然因康桥而生，可这康桥景物却来自虚构，那么，如果不否认这别情的真挚性，那诗人所抒之情的来源就成了问题；而如果承认这别情存在不真挚的成分，那这个虚构就成了诗人失误造成的一个瑕疵。但诗人也不可能出现此类失误，因为：一，在康桥诸多景观中，对于能够入诗的景观诗人原本就做了精挑细选，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康桥再会吧》就可知道；二，徐志摩四岁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后来入“洋学堂”，《十三经注疏》依然被列为教材之
⑨因为学习好，一，时有“神童”之誉，因此，无论“青
但是，在他决定摆脱“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诱惑”到英国追随罗素时，他的人生理想已经变了，而康桥生活的习染，使他的眼睁开了，从而发现了自然之美，“我只要草青人远，一流清涧”“；求知欲”被“拨动”了，使他找到了诗歌，“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自我的意识”被“胚胎”出来了，使他发现了个性，珍重起自由，并在爱与婚姻的问题上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安排。这一切，构成了徐志摩《康桥再会吧》所说的“心灵革命的怒潮”，标志着徐志摩经历了一个“康桥觉醒”，并使剑桥的两年和美国的两年判然划为两个时期。他嘲讽在美国的自己是“一肚子颟顸”“、一个不含糊的草包”。他的人生志向从政治转向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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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也根本改变，在美国时，每天六点起床，十点半就寝，并在七点钟安排了一个激发国耻的活动 ；而在英国，则忙的是“散步”、“抽烟”、“吃五点钟茶”、“划船”、体会“神妙的春信”、沉迷于一望无际的罂粟花，以及婚外恋。这一切从国家意识向自我意识、政治承担向个人趣味的转移，显示出诗人对自我认识的深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内心生活的尊重，形成了胡适所谓“爱”、“自由”和“美”的“单纯信仰”。诗的题目既然是“再别康桥”而不是“再别美国”，自然与诗人在康桥的生活体验和心路历程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还认为徐志摩“信仰坚定并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心想成为一代政治家”可谓是胶柱鼓瑟，认为《再别康桥》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徐志摩因黑暗的中国社会现实而造成的“极具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的内心感受，更是荒谬。此类内容，不只《再别康桥》没有，其他康桥题材的诗文里也没有。这样的解读，完全抹杀了诗人告别美国后在思想和人生形式上谋求转变的努力，是茅盾《徐志摩论》那种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拙劣搬演！
既然《再别康桥》的别情不只是“因地而生”，认为《再别康桥》是政治理想幻灭后“极具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自慰之作又阐释过度，那么，除了康桥，诗人的别情还因何而起呢？本文认为是林徽因。当然，这也并非什么新见，早在2002年陈子善就曾指出：“徐志摩的《月下待杜鹃不来》《月夜听琴》《一个祈祷》《明星与夜蛾》《拿回吧，劳驾，先生》《在病中》《你去》等动人的诗篇都是写给林徽因的，就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又何尝没有林徽因的倩没有论证，影投射在内？”只是这判断出于直觉，
语气也不是十分肯定，没有什么影响。两年后，孙绍振采用“还原”式分析方法，指出《再别康桥》隐含了一个“徐志摩不能明言的真正的秘密”，即在康桥和林徽因结下的恋情。随之引来商榷文章，孙绍振为解读《再别康桥》所提供的这条重要思路也因而被干扰甚至被转移。这说明，仅有正确的发现还不够，还必须寻觅一个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论证发现的可信度。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还是让诗歌分析回到语言本身。事实上，当徐志摩重新回到康河的时候，无论是林徽因与梁思成新婚的消息还是他和陆小曼失败的婚姻
现实，都有可能触发徐志摩去缅怀那段康河之恋。但是，由于这类内容在诗歌中找不到可靠的语言记录，有的论者就只好用“可能有一个徐志摩不能明言的秘密”、“当为获悉林梁成婚之后”、“据此，似可推断，徐志摩此诗当与林漫步剑桥有关”之类的推测语气，这显然不能服人。毕竟，离开诗歌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传记材料和诗歌内容始终还只是各说各话的两张皮。不过，诗歌语言不同于实用语言，也不同于叙事、说明、议论文体中的艺术语言，诗人要表达的隐秘心结也不同于公共性社会生活，所以，在进行诗歌的语言分析时必须注意到诗歌文体的特殊性，比如，诗歌使用的“隐语”现象。“中国诗人好作隐语的习惯向来很深”，《诗经》如此，“屈原的‘香草美人’大半有所寄托，是多数学者的公论。无论这种公论是否可靠，它对于诗的影响很大实无庸讳言”。上文所提出的“青荇”其实就属于这一现象。“青荇”来自《诗经·关雎》篇里的“荇菜”，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到“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时间跨越了两千多年，但意象之间、句式之间的传承关系却脉络清晰。因此，要破解“青荇”的“密码”，就有必要先追溯一下《关雎》中“荇菜”这一意象承载的文化内涵。
首先，就题材而言，《关雎》是一首恋歌。根据朱熹在《诗集传》中的解释，该诗以“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的“雎鸠”起兴，引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主题，然后，以荇菜喻淑女，叙述了君子求淑女从“未得”到“得之”以及得到后“亲爱而娱乐之”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左右流之”是言荇菜“无方也”，这写出了君子未得淑女之时淑女性情未定、左顾右盼的样子，这使得君子“寤寐求之”，“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这也成为全诗最为动人的部分，成为后来沉溺爱河中人每常自况的套语。上述内容构成了荇菜的基本语境，荇菜也因之成为与爱情相关联的符码。
其次，作为恋歌，《关雎》又不是一首普通的恋歌。自胡适以来，现代学者多把《关雎》看做一首一在这以前，也就是在徐志摩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中，包括朱熹在内的历代解诗者都因《关雎》位于三百篇之首而把它推崇到“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的重要地位，认为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妃太姒，诗歌主题，是对“后妃之德”的咏赞。但作为文化传统却又是事实。其中所谓“后妃之德”，《大雅·思齐》有这样的记载：“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里的“徽音”，指美好的声誉。林徽因原名徽音，在徐志摩去世前一直使用，它的出处就是“大姒嗣徽音”，可以说，做一个像大姒那样有美好声誉的人，正寄托了命名者的美好希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青荇”和林徽因名字原来来自共同的历史语境！由“青荇”到“荇菜”到太姒到林徽因是一个脉络清晰的联想线索！当徐志摩化用“荇菜”为“青荇”，并“移植”到康河水底的时候，“荇菜”在《关雎》中对爱情的表现功能也随之被“移植”到了康河现实，他和林徽因康河之恋这一隐秘心结也就得到了最为巧妙的暗示。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再别康桥》的第三节，诗歌的内容就不单再是景物描写，所谓“招摇”就产生一个顾盼生情的视觉形象，而“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也显然是抒情主人公对 “招摇”着的青荇的回应，一个“甘心”，可以说倾注了诗人全部情感力量！
在徐志摩两年的康桥生活中，林徽因是一重要内容，如果没有林徽因，诗人“单纯信仰”中的“爱”自然无法谈起，就是“美”和“自由”也无从谈起，更不要说有机会发现康桥了。既然如此，那么当我们在“青荇”这个虚构意象中寻觅到和林徽因的关联时，我们也就找回了那个完整的康河，获得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艺术境界，诗歌要告别的对象，除了康河，还有与林徽因在康桥经历的那段爱情，是一种双重告别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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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Joseph S. M. Lau & Howard Goldblatt.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03.
⑥Michelle Yeh: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P11.
⑦龙敏：《“三美论”观照下的〈再别康桥〉两译本评析》，惠州学院学报2007年2月。
⑧戴金玉：《再别康桥》，《英语知识》2001年第3期。⑨郁达夫：《自传·水样的春愁》。
⑩张新民：《文学鉴赏：既要“还原”，还要深度阐释——也以〈再别康桥〉为例兼与孙绍振先生商榷》，《名作欣赏》2005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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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乾：《沉默的康桥——徐志摩〈再别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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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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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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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绍振：《再谈“还原”分析方法——以〈再别康桥〉为例》，《名作欣赏》2004年第8期。
②余光中：《徐志摩诗小论》，《名作欣赏》2005年第9期。
③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④《新汉英医学词典》，白永权主编，河南科学技
作 者： 范伟，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导师。
编 辑：王朝军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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