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艳
史学月刊 2007年09期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6-0088-08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是五四以来政治家与学者争相解说且聚讼纷纭的重要历史话题之一。很明显，在各种各样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性中，有两种比附最为常见，即把它称为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和把它视为主张理性、反抗权威的“启蒙运动”。正因如此，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余英时先生发表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以下简称余文）一文，对五四“启蒙运动”说和“文艺复兴”说进行的反思和质疑，自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余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固执于死板的比附”，反对五四诠释中的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以一个史学家的敏锐识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对新文化运动诠释上的深刻对立；同时强调五四思想的多元特性，主张“完全抛弃比附”，“从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1](p17)读之让人倍觉有一种老吏断狱般的明达和深刻。不过，在赞同该文总体观点的同时，笔者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在个别问题上与余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一是关于五四“启蒙运动”说出现的时间；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启蒙运动”说的使用情况。本文主要就这两个问题做一些具体考辨，并进一步分析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多种内涵，以就教于余先生与其他学界前辈。
一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说何时出现
在考察五四“启蒙运动”话语的来源时，余文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一个“启蒙运动”，是由1936年共产党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首开先例。①因此，余文在一开头就说，“1930年代后期与1940年代早期”，“中国的作家”“开始赋予五四运动这一新的身份”[1](p1)；文中又具体指出：“‘启蒙运动’这一措词直到1936年才应用到五四。”[1](P13)
事实上，据笔者所知，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五四“启蒙运动”说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1927年年底，左翼文艺理论家成仿吾在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就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展的“启蒙思想的运动”，它的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在“旧思想的否定”和“新思想的介绍”两方面都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2]这种认识构成了1930年代前期左翼文化人认识五四的一种普遍思路，因此奠定了后来“左联”评价五四的基础。例如瞿秋白认为，“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3](p472)茅盾也曾用文学语言多次把五四拟称为“启蒙先生”。[4](p52)在政界，王稼祥在1930年批判“陈独秀主义”时也把新文化运动比附为“启蒙运动”，他说，五四运动“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启明运动（即启蒙运动——引者）——思想运动，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特别是智识份子——教授学生等的爱国运动”。[5](p389)在史学界，1933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也明确把五四运动称为“启蒙运动”，把五四时代称为“启蒙时代”[6](p243)。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他是余文所反复强调的“偏好”“文艺复兴”说的代表人物）也是较早使用“启蒙运动”说的人之一。1933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演讲他心目中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曾说到，五四时期北大被“全国青年视为新启蒙运动的中心”[7](p188)。
以上这些说明，五四“启蒙运动”的说法，新启蒙运动并非始作俑者。
还需指出的是，如果注意到五四“启蒙运动”说在新启蒙运动前10年就产生了，则还可以发现，左翼文化人在最初使用“启蒙运动”为五四定性时，并非如余文开头所言，“是打算经由比附的方式，对五四尽可能作出最高程度的一种礼赞”[1](p1)，相反，他们则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由于1927年蒋介石的清党，国共合作宣告破产，从此至1930年代中期，共产党进入了艰苦的理论和组织再生之路，它重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现实的阶级关系，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苏维埃时期”，要确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制”。在此期间，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革命的性质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但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胜利”；“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极大部分”，也已“动摇而背叛革命”；革命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了。[8](p298～304)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共产党人以更加严格的阶级意识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基本上采取了批判和否定态度。
对于五四政治运动，共产党人反复说明的是它的“资产阶级性”。无论五四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运动”[9](P481、403)，还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10](p208～209、384～385)，都无法摆脱这种“资产阶级性”的缺陷。由于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而“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也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所以共产党人对纪念五四并不十分看重。每年五月有多个纪念日，如“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等，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是处于次要地位的，有时甚至根本不提五四纪念的问题。如 1932年中共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指出：“整个红五月的工作，应以‘五一’与‘五卅’为中心。在今年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斗争中，纪念‘五五’，‘五七’，‘五九’等，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p180)从这个决议可以推知，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五四运动并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与此相适应，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对五四文化运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虽然在 1927年前共产党人就曾有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的判断，如瞿秋白认为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觉悟”，新文化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12]但他同时还指出，在参与主体方面，这一运动很明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13](p460)他特别强调在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力量的出现及其作用，对资产阶级在其中的作用也基本持肯定态度。这种表述和评价与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参与者进行的阶级定性和阶级划分已很相似。但是， 1927年后，左翼文化人却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当作“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14](p22)，认为它所追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遗毒”[15](p329)，所以，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五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声称新文学必须由文学革命迈进到革命文学，即以农工大众的意识为文学的意识，以农工大众为文学创作的对象。[2]彭康则习惯于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胡适等的文化运动”。[5](p102～109)这一说法本身，既表达了共产党人对五四“资产阶级性质”的判断，也以最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使复杂的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变成了一个负面的符号。在彭康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可以划等号的。所以，他试图通过对所谓胡适的这一立场的批判，来划清五四的文化运动与新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左联”于1930年成立后，左翼文化人更明确地把在文艺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它的职志，要求文学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方面军。他们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一个重要的论题就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与批判。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里，“五四新文化”进一步失去了积极意义。瞿秋白认为，到1927年下半年中国思想界已分化为工农民众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后者“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3](p536)，他们“投降了封建残余，做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在文化运动方面，“已经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14](p22)。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五四的文艺和白话是资产阶级的“欧化文艺”和“欧化语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14](p177)茅盾在总结五四运动的阶级性质和意义时也认为，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在破除封建思想方面有它的历史意义，然而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致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是五四却只能产生“反革命的作用”。为此，他提出了扫除“残存的‘五四’”的任务。[16](p247～248)所以，在赞赏五四是“启蒙先生”的同时，他又强调现在要把这个“启蒙先生”“骂在里头”[4](p52)。
应该说，左翼文化人对五四作出的“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的论述与评判，同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是一致的，目的在于从阶级论的框架内寻求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路向，把文化运动作为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一个方面军”的作用，因而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和实践指导性质。在他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而从1927年开始的新的文化运动则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其主题、概念、话语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前者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只能产生“反革命”的作用，所以必须对之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
二 中共对“启蒙运动”说的态度
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新文化运动的诠释上的深刻对立以及它们各自的某种片面性时，余文因胡适曾倡言“文艺复兴”和马克思主义者曾发起“新启蒙运动”，就认为五四的“文艺复兴”诠释和“启蒙运动”诠释存在着自由主义方案与马克思主义方案的对立，并认为“启蒙运动”阐释是共产党人为服务于其政治激进主义而作出的“一种蓄意又预先计及的选择”[1](p9)，因而“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方案”[1](p13)，则显得有简单化的倾向，似还有进一步补充和商榷的余地。
要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启蒙运动”阐释的态度，首先需要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复兴”阐释的态度。共产党人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既然以“阶级”这一集团性概念作为动员民众和组织社会的手段，就势必强化“阶级”价值的重要性，而把个人主义视为一种反组织力。因此，以彰显个人主义价值为主要特征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必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共产党人不仅认为胡适把五四解释成“文艺复兴”是“自诩的手段”、“无耻的自夸”，其批判矛头主要还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抹煞了五四的“人民”的意义；二是抹煞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194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时任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主编的邵荃麟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对“文艺复兴”说的批评很有代表性。邵文认为，五四的伟大意义在于“人民的自觉”，胡适把五四解释为“人的自觉”而不是“人民的自觉”的运动，这体现了他与“人民”对立的“反动思想”：
胡适只看到他自己阶级的“人”，却忘记了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着重了个人的解放忘记了人民的解放。他一开始就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这是他一切反动思想的根源。[17](p691～692)
邵文得出结论说：
无论这种或那种，有意或无意的对于五四的曲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漠视了五四的人民意义，漠视了五四以来人民革命的传统与力量。[17](p694)
邵文还带着鲜明的不容辩驳甚至诉诸人身攻击的语气，指斥胡适用英文写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本无耻的卖弄自己的书”。[17](p690)
其实，如果撇开价值判断，认为胡适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人的自觉”运动确实抓住了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说的核心。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五四话语的差异，那就是所谓“人民”与“人”的不同，而其背后正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诉求：自由主义的“个人的自由”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解放”。
另外，是否承认五四运动具有“彻底性”特征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彻底性”也显示了这两种五四话语的对立。“文艺复兴”说的理论预设是承认中国古代文化中仍有值得开掘和“复兴”的价值，这种不能与过去决裂的态度显然也不符合“人民”要“彻底”打破旧世界的要求，所以共产党人认为“文艺复兴”说否认了五四的“彻底性”，表现了胡适要“抹煞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自觉精神和斗争事实”[17](p691～692)的目的，这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正因此，当有人以五四时人盲目反对中国旧文化为由，不认为五四是“文艺复兴”而期待发起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18](p41～42)时，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批判。如邵荃麟认为，“彻底不妥协精神”正是五四运动的优点，而不承认或批评这种“彻底”精神则是知识分子“妥协和动摇”的表现，“他们恰恰把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彻底不妥协精神理解为‘五四’的一种缺点。从这样观点去看‘五四’，自然是‘看不出五四有什么成就’了”[17](p693)。1950年代，在大陆举行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李长之对自己在抗战期间所写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也进行了“检讨”，认为它“充满提倡倒退复古思想”[19](p225)，因为该书认为五四是“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希望在中国能出现一个“文艺复兴”运动。
上述共产党人对五四“文艺复兴”说的批判似乎可以验证余文的看法，即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用“文艺复兴”来指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在1920至30年代，“文艺复兴”说也被不少中共的理论家所采用。1928年，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曾明确地把“1919—1925年的革命学生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20](p28)后来，在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他还曾把这一运动即他所谓的“无产阶级的‘五四’”设想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3](p489～490)。在倡导新启蒙运动的左翼文化人中，更不乏把五四视为“文艺复兴”者，如当时已信奉辩证唯物论的青年胡绳就特别强调五四运动作为“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的意义，并号召进一步推动这种“人的发现”的运动。[21](p456～461)何干之在他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尽管批评胡适的历史观是“唯人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22](p142)但他也常把五四运动说成是“文艺复兴”[22](p86,98)。艾思奇也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可以说就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缩影”。[23]
可见，共产党人对五四“文艺复兴”说的排斥并不是绝对的，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而且，虽然总体上诚如余文所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对启蒙运动的偏好，甚于文艺复兴”，[1](p8)但是事实上，共产党人对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偏好”有时也是打了折扣的。
尽管“启蒙”比“文艺复兴”具有较强的革命导向作用，但它的根本精神则是理性和批判。康德对“启蒙”做出的经典论述就把它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4](p22)在这里，“启蒙”被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思想过程。近两百年后，法国哲学家福科进一步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批判是必要的”，启蒙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批判性，所谓启蒙时代就是“批判的时代”。[25](p428～429)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的危机日趋严重，救亡的民族主义诉求既是启蒙的动力，也是启蒙的目的。所以，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同于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之点，在于它的实质是“启‘救亡’之蒙”。这种救亡式的启蒙，“恰恰是边缘国之现代性的典型表现”[26](p9)。不过，矛盾在于，启蒙运动虽为“救亡”、为“革命”而产生，但其中所蕴含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以及由此带来的反权威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等也构成了“革命”的潜在威胁。1940年6月，陈伯达写给张申府的一封公开信很能说明问题，信中批评张氏倡导的“理性应该为一切的主宰”等口号“完全是唯心论的说法”，是“会使人混乱的”。在陈伯达看来，思想解放是完全应该服务于民族解放的，目前提倡理性只能破坏革命，如果提倡也只能提“新‘理性’”，即“唯物的‘理性’”，它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提出的理性是“有大分别的”。[27](p34)可见，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启蒙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也可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消解力量。
自1920年代末开始，新文化运动被共产党人赋予了“启蒙运动”的性质，但是，比较而言，自 19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章后，他们更倾向于用“文化革命”或“思想革命”等来诠释新文化运动。启蒙话语并不是中共阐释五四的主流，而是作为一种弱势话语忽隐忽现，偶有出现，也是为“革命”服务。这种现象当然与毛泽东以“革命”来诠释五四运动并成为共产党的权威话语有关。
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为五四运动树立了“革命”的称号，将其表述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8](p20)由于确认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文化性质的决定作用，所以毛泽东又将划分政治革命进程的标准用来衡量思想文化的发展阶段，强调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转折性意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性质。他指出，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使将五四视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它也“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一种表现形式”。[29](p9)他还说，“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与‘五四’以后，划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之前的“学校、新学、西学”，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8](p19)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新文化运动定性为一场“革命”运动，高度赞扬五四“文化革命”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28](p20)。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很明显来自于对五四政治性的理解。此后，能否为政治革命服务就成了考量文化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1947年5月3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加写了一段话：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事业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0](p186)。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政治意义。
查阅毛泽东有关五四运动和五四人物的论述，笔者发现只有1处提到“启蒙运动”，那是 1945年他在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绩时所说的。他说：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31](p294)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认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从中我们基本可以推知，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启蒙运动。但是，他在其它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章中为什么从不正面地这样说呢？我们从他的另一段谈论陈独秀的话中也许能找到原因。1942年3月 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内部讲话中，曾经这样说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32](p403)也就是说，此时要把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启蒙”功劳先搁置起来，等以后适当的时候再说。
把上述史料结合起来看，可知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具有明显的政治实用主义色彩，他此时不谈启蒙运动大概是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在“革命”成为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的年代，也许是害怕“启蒙”会危害“革命”，也许是觉得“启蒙”还不够“革命”，所以，在毛泽东心目中，新文化运动并不具有作为启蒙运动的独立意义，而只能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被戴上“革命”的光环。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发现，自由主义者胡适在描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也力避使用“启蒙运动”，其出发点却是因为启蒙运动曾为法国大革命开路，“更具有革命的气质”。[33](p189)比较毛泽东与胡适各自不用“启蒙运动”的原因，只能令人感慨他们各自的五四话语中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
由以上可知，虽然新启蒙运动使用“启蒙运动”来比附五四运动，但它并没有完全确立这一解读模式在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地位，共产党人也可能会出于“革命”需要而淡化或舍弃这一说法。
三 “启蒙运动”说的多重内涵
五四是一个意涵复杂的历史概念，广义的五四大致包括1915年至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政治事件，新文化运动也充满矛盾歧义的品格和芜杂多变的色彩。因此，余文倡导“从多重面相性与多重方向性的角度来了解五四”[1](p26)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把“启蒙运动”阐释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案”，显然忽视了西方启蒙传统的丰富多元性以及五四启蒙传统的丰富多元性，无以揭示“启蒙运动”作为五四描述词的不同内涵，以及使用这一词语的认识主体的复杂性。
18世纪的启蒙运动虽以导引了大革命的法国启蒙运动最为著名，但苏格兰启蒙运动、美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亦各具特色。这些源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欧美诸国的启蒙思想，构成了启蒙运动复杂的历史多样性，而这种多元的启蒙传统亦配合了不同的社会变迁路径。[26](p3)五四时期中西文化激荡，浓缩了二百年欧洲近代思想史，形形色色的西方近代思想，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思想资源。与西方启蒙传统的多元性相对应，五四启蒙本身以及五四时人与后人阐释出的五四启蒙亦有多元的面相。其中，陈独秀的卢梭式共和主义民主观念，形成了鲜明的法国式启蒙风格，具有激进主义的色彩；而胡适所信奉的杜威式实验主义则是美国式的自由秩序的产物，具有温和渐进的风格。
恩格斯在论述法国启蒙运动时曾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34](p355～356)恩格斯还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34](p355)。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启蒙运动的革命性及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经典认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启蒙运动”内涵的主流看法，无疑主要就是指法国启蒙传统，也即是导向革命的激进主义的启蒙传统。在共产党人看来，五四启蒙运动不仅为革命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正如张闻天在论述五四的意义时所言：“一般说来，在每一个革命运动爆发为革命之前，必有一次新文化运动（即启蒙运动）作为革命之意识上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35](p14)如果说张闻天在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是新文化运动与大革命的关系，那么丁守和、殷叙彝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则主要侧重于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意义。[36](p12)
但是，还需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启蒙”内涵的理解和言说，除了上述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三种与之含义接近或密切相关的解释：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启蒙”。前引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绩的评价，我们结合上下文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所说的“作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就是指这种启蒙。二是把五四“启蒙”等同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如在1940年代中期冯雪峰说，五四是“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运动”，也就是“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革命”，“是反映着和领导着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37](p95、107)这种对五四“启蒙”内涵的诠释，在1940年代后期直到1980年代前四十年间，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三是把五四“启蒙”的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启蒙”，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启蒙”。如早在 1930年代，李鼎声就认为新文化运动中“所谓文学革命之开展、科学思想之进展、反礼教的运动之发端、妇女解放运动之出现，所有这些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最初尚大部分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性质的。然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亦以此时期为出发点，这又奠定了劳动阶级的文化之础石”[6](p243)。晚至199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评“救亡压倒启蒙”论时也认为：“启蒙不能仅仅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为唯一标准。从五四时期起，中国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启蒙，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场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更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也赋予了新文化运动新的内容和特点……这一切都是更高层次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38]。当然，在这两种“启蒙”中，共产党人的价值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共产党人对五四“启蒙”内涵有以上多种阐释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则有一种自由主义的“启蒙”与之相对立。与马克思主义者凸显五四运动中法国式激进主义的启蒙传统，把五四运动作为“大革命”的“准备”，侧重于阐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道路，而贬低或否定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自由主义的启蒙传统相反，五四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却往往把后者作为自己追寻的文明理想，倡导以个人主义为主题的思想启蒙，并把“大革命”视为对五四个人主义启蒙的“干扰”。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要实现民主政治，只能用渐进的方式获得。有学者就曾对知识分子对五四个人主义启蒙精神的捍卫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知识分子对五四的回忆扩大了五四的含义：启蒙性质的活动，在知识分子的回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39](p6)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地区著名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就不认为五四是一个“类似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内新运动’”[40](p156)，他常常使用“启蒙运动”一词来描述五四，但是，殷氏一直把“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作为早期五四思想的代表[40]（代序二p6、8），甚至曾以“胡适思想”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41](p357～363)曾为殷门弟子的海外学者林毓生也多用“启蒙运动”阐释五四，他指出：五四是与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分不开的。虽然自五四以来这些目标受到了不少左右政治势力的分化和压迫，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内在思想混乱的干扰，但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五四对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要求是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不是任何统治集团可以抹煞的。[42](p336～337)可见，他们所谓的五四“启蒙运动”，是以实现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价值导向，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
此外，自1980年代尤其1990年代以来，大陆、港台及海外都有不少学者用“启蒙运动”来把握五四运动的主流。如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就认为，“启蒙运动”“比较能广泛的、具体的表示‘五四运动’的意义。从广义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43](p3)这些学者在采用“启蒙运动”说时，恐怕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对五四的认识和理解。
以上这些说明，使用“启蒙运动”来描述五四历史的认识主体是异常复杂的，而且，基于各自的政治关怀、文化理念和学术旨趣等，每个诠释者所说的“启蒙运动”可能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实质性的区别，正如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五四的民主和科学有多种“版本”一样，五四“启蒙运动”说无疑也有着多种多样的“版本”。这种现象反映了五四后思想文化界对新文化运动纷繁复杂的认知，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各种五四话语错综复杂的交叉、对抗与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从根本上说，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党人对“启蒙运动”说的认同是有限度和有选择的。陈伯达对所谓“唯心”的理性的批评，以及毛泽东对五四的“革命”化阐释等，都说明共产党人用“启蒙运动”来描述五四并非是一贯的。而且，在内涵上，他们所说的“启蒙”往往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说的“启蒙”有根本不同。他们所阐释出的五四“启蒙”，或者是为革命开辟道路的法国启蒙传统，或者直接等同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或者既包括资本主义启蒙又包括马克思主义启蒙，或者仅指马克思主义启蒙；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倡导和追求另一种内涵的启蒙，即以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个人主义为主题的思想启蒙。所以，把“启蒙运动”的阐释说成“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方案”就未免显得笼统和绝对化，它在强调五四历史本身的多元特性时却又低估了被阐释出的五四传统的错综复杂的特性。
收稿日期 2006-11-20
注释：
①一些学者也承袭此说，如李少兵在《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五四运动的定性及其历史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中说：“五四运动被定性为启蒙运动，是在1936年。”
作者介绍：张艳，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讲师。河南 开封 475001
作者：张艳
史学月刊 2007年09期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6-0088-08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是五四以来政治家与学者争相解说且聚讼纷纭的重要历史话题之一。很明显，在各种各样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性中，有两种比附最为常见，即把它称为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和把它视为主张理性、反抗权威的“启蒙运动”。正因如此，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余英时先生发表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以下简称余文）一文，对五四“启蒙运动”说和“文艺复兴”说进行的反思和质疑，自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余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固执于死板的比附”，反对五四诠释中的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以一个史学家的敏锐识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对新文化运动诠释上的深刻对立；同时强调五四思想的多元特性，主张“完全抛弃比附”，“从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1](p17)读之让人倍觉有一种老吏断狱般的明达和深刻。不过，在赞同该文总体观点的同时，笔者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在个别问题上与余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一是关于五四“启蒙运动”说出现的时间；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启蒙运动”说的使用情况。本文主要就这两个问题做一些具体考辨，并进一步分析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多种内涵，以就教于余先生与其他学界前辈。
一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说何时出现
在考察五四“启蒙运动”话语的来源时，余文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一个“启蒙运动”，是由1936年共产党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首开先例。①因此，余文在一开头就说，“1930年代后期与1940年代早期”，“中国的作家”“开始赋予五四运动这一新的身份”[1](p1)；文中又具体指出：“‘启蒙运动’这一措词直到1936年才应用到五四。”[1](P13)
事实上，据笔者所知，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五四“启蒙运动”说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1927年年底，左翼文艺理论家成仿吾在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就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展的“启蒙思想的运动”，它的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在“旧思想的否定”和“新思想的介绍”两方面都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2]这种认识构成了1930年代前期左翼文化人认识五四的一种普遍思路，因此奠定了后来“左联”评价五四的基础。例如瞿秋白认为，“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3](p472)茅盾也曾用文学语言多次把五四拟称为“启蒙先生”。[4](p52)在政界，王稼祥在1930年批判“陈独秀主义”时也把新文化运动比附为“启蒙运动”，他说，五四运动“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启明运动（即启蒙运动——引者）——思想运动，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特别是智识份子——教授学生等的爱国运动”。[5](p389)在史学界，1933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也明确把五四运动称为“启蒙运动”，把五四时代称为“启蒙时代”[6](p243)。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他是余文所反复强调的“偏好”“文艺复兴”说的代表人物）也是较早使用“启蒙运动”说的人之一。1933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演讲他心目中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曾说到，五四时期北大被“全国青年视为新启蒙运动的中心”[7](p188)。
以上这些说明，五四“启蒙运动”的说法，新启蒙运动并非始作俑者。
还需指出的是，如果注意到五四“启蒙运动”说在新启蒙运动前10年就产生了，则还可以发现，左翼文化人在最初使用“启蒙运动”为五四定性时，并非如余文开头所言，“是打算经由比附的方式，对五四尽可能作出最高程度的一种礼赞”[1](p1)，相反，他们则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由于1927年蒋介石的清党，国共合作宣告破产，从此至1930年代中期，共产党进入了艰苦的理论和组织再生之路，它重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现实的阶级关系，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苏维埃时期”，要确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制”。在此期间，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革命的性质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但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胜利”；“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极大部分”，也已“动摇而背叛革命”；革命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了。[8](p298～304)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共产党人以更加严格的阶级意识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基本上采取了批判和否定态度。
对于五四政治运动，共产党人反复说明的是它的“资产阶级性”。无论五四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运动”[9](P481、403)，还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10](p208～209、384～385)，都无法摆脱这种“资产阶级性”的缺陷。由于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而“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也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所以共产党人对纪念五四并不十分看重。每年五月有多个纪念日，如“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等，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是处于次要地位的，有时甚至根本不提五四纪念的问题。如 1932年中共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指出：“整个红五月的工作，应以‘五一’与‘五卅’为中心。在今年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斗争中，纪念‘五五’，‘五七’，‘五九’等，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p180)从这个决议可以推知，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五四运动并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与此相适应，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对五四文化运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虽然在 1927年前共产党人就曾有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的判断，如瞿秋白认为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觉悟”，新文化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12]但他同时还指出，在参与主体方面，这一运动很明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13](p460)他特别强调在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力量的出现及其作用，对资产阶级在其中的作用也基本持肯定态度。这种表述和评价与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参与者进行的阶级定性和阶级划分已很相似。但是， 1927年后，左翼文化人却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当作“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14](p22)，认为它所追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遗毒”[15](p329)，所以，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五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声称新文学必须由文学革命迈进到革命文学，即以农工大众的意识为文学的意识，以农工大众为文学创作的对象。[2]彭康则习惯于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胡适等的文化运动”。[5](p102～109)这一说法本身，既表达了共产党人对五四“资产阶级性质”的判断，也以最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使复杂的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变成了一个负面的符号。在彭康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可以划等号的。所以，他试图通过对所谓胡适的这一立场的批判，来划清五四的文化运动与新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左联”于1930年成立后，左翼文化人更明确地把在文艺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它的职志，要求文学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方面军。他们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一个重要的论题就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与批判。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里，“五四新文化”进一步失去了积极意义。瞿秋白认为，到1927年下半年中国思想界已分化为工农民众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后者“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3](p536)，他们“投降了封建残余，做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在文化运动方面，“已经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14](p22)。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五四的文艺和白话是资产阶级的“欧化文艺”和“欧化语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14](p177)茅盾在总结五四运动的阶级性质和意义时也认为，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在破除封建思想方面有它的历史意义，然而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致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是五四却只能产生“反革命的作用”。为此，他提出了扫除“残存的‘五四’”的任务。[16](p247～248)所以，在赞赏五四是“启蒙先生”的同时，他又强调现在要把这个“启蒙先生”“骂在里头”[4](p52)。
应该说，左翼文化人对五四作出的“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的论述与评判，同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是一致的，目的在于从阶级论的框架内寻求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路向，把文化运动作为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一个方面军”的作用，因而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和实践指导性质。在他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而从1927年开始的新的文化运动则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其主题、概念、话语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前者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只能产生“反革命”的作用，所以必须对之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
二 中共对“启蒙运动”说的态度
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新文化运动的诠释上的深刻对立以及它们各自的某种片面性时，余文因胡适曾倡言“文艺复兴”和马克思主义者曾发起“新启蒙运动”，就认为五四的“文艺复兴”诠释和“启蒙运动”诠释存在着自由主义方案与马克思主义方案的对立，并认为“启蒙运动”阐释是共产党人为服务于其政治激进主义而作出的“一种蓄意又预先计及的选择”[1](p9)，因而“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方案”[1](p13)，则显得有简单化的倾向，似还有进一步补充和商榷的余地。
要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启蒙运动”阐释的态度，首先需要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复兴”阐释的态度。共产党人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既然以“阶级”这一集团性概念作为动员民众和组织社会的手段，就势必强化“阶级”价值的重要性，而把个人主义视为一种反组织力。因此，以彰显个人主义价值为主要特征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必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共产党人不仅认为胡适把五四解释成“文艺复兴”是“自诩的手段”、“无耻的自夸”，其批判矛头主要还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抹煞了五四的“人民”的意义；二是抹煞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194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时任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主编的邵荃麟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对“文艺复兴”说的批评很有代表性。邵文认为，五四的伟大意义在于“人民的自觉”，胡适把五四解释为“人的自觉”而不是“人民的自觉”的运动，这体现了他与“人民”对立的“反动思想”：
胡适只看到他自己阶级的“人”，却忘记了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着重了个人的解放忘记了人民的解放。他一开始就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这是他一切反动思想的根源。[17](p691～692)
邵文得出结论说：
无论这种或那种，有意或无意的对于五四的曲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漠视了五四的人民意义，漠视了五四以来人民革命的传统与力量。[17](p694)
邵文还带着鲜明的不容辩驳甚至诉诸人身攻击的语气，指斥胡适用英文写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本无耻的卖弄自己的书”。[17](p690)
其实，如果撇开价值判断，认为胡适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人的自觉”运动确实抓住了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说的核心。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五四话语的差异，那就是所谓“人民”与“人”的不同，而其背后正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诉求：自由主义的“个人的自由”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解放”。
另外，是否承认五四运动具有“彻底性”特征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彻底性”也显示了这两种五四话语的对立。“文艺复兴”说的理论预设是承认中国古代文化中仍有值得开掘和“复兴”的价值，这种不能与过去决裂的态度显然也不符合“人民”要“彻底”打破旧世界的要求，所以共产党人认为“文艺复兴”说否认了五四的“彻底性”，表现了胡适要“抹煞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自觉精神和斗争事实”[17](p691～692)的目的，这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正因此，当有人以五四时人盲目反对中国旧文化为由，不认为五四是“文艺复兴”而期待发起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18](p41～42)时，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批判。如邵荃麟认为，“彻底不妥协精神”正是五四运动的优点，而不承认或批评这种“彻底”精神则是知识分子“妥协和动摇”的表现，“他们恰恰把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彻底不妥协精神理解为‘五四’的一种缺点。从这样观点去看‘五四’，自然是‘看不出五四有什么成就’了”[17](p693)。1950年代，在大陆举行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李长之对自己在抗战期间所写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也进行了“检讨”，认为它“充满提倡倒退复古思想”[19](p225)，因为该书认为五四是“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希望在中国能出现一个“文艺复兴”运动。
上述共产党人对五四“文艺复兴”说的批判似乎可以验证余文的看法，即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用“文艺复兴”来指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在1920至30年代，“文艺复兴”说也被不少中共的理论家所采用。1928年，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曾明确地把“1919—1925年的革命学生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20](p28)后来，在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他还曾把这一运动即他所谓的“无产阶级的‘五四’”设想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3](p489～490)。在倡导新启蒙运动的左翼文化人中，更不乏把五四视为“文艺复兴”者，如当时已信奉辩证唯物论的青年胡绳就特别强调五四运动作为“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的意义，并号召进一步推动这种“人的发现”的运动。[21](p456～461)何干之在他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尽管批评胡适的历史观是“唯人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22](p142)但他也常把五四运动说成是“文艺复兴”[22](p86,98)。艾思奇也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可以说就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缩影”。[23]
可见，共产党人对五四“文艺复兴”说的排斥并不是绝对的，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而且，虽然总体上诚如余文所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对启蒙运动的偏好，甚于文艺复兴”，[1](p8)但是事实上，共产党人对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偏好”有时也是打了折扣的。
尽管“启蒙”比“文艺复兴”具有较强的革命导向作用，但它的根本精神则是理性和批判。康德对“启蒙”做出的经典论述就把它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4](p22)在这里，“启蒙”被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思想过程。近两百年后，法国哲学家福科进一步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批判是必要的”，启蒙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批判性，所谓启蒙时代就是“批判的时代”。[25](p428～429)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的危机日趋严重，救亡的民族主义诉求既是启蒙的动力，也是启蒙的目的。所以，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同于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之点，在于它的实质是“启‘救亡’之蒙”。这种救亡式的启蒙，“恰恰是边缘国之现代性的典型表现”[26](p9)。不过，矛盾在于，启蒙运动虽为“救亡”、为“革命”而产生，但其中所蕴含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以及由此带来的反权威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等也构成了“革命”的潜在威胁。1940年6月，陈伯达写给张申府的一封公开信很能说明问题，信中批评张氏倡导的“理性应该为一切的主宰”等口号“完全是唯心论的说法”，是“会使人混乱的”。在陈伯达看来，思想解放是完全应该服务于民族解放的，目前提倡理性只能破坏革命，如果提倡也只能提“新‘理性’”，即“唯物的‘理性’”，它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提出的理性是“有大分别的”。[27](p34)可见，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启蒙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也可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消解力量。
自1920年代末开始，新文化运动被共产党人赋予了“启蒙运动”的性质，但是，比较而言，自 19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章后，他们更倾向于用“文化革命”或“思想革命”等来诠释新文化运动。启蒙话语并不是中共阐释五四的主流，而是作为一种弱势话语忽隐忽现，偶有出现，也是为“革命”服务。这种现象当然与毛泽东以“革命”来诠释五四运动并成为共产党的权威话语有关。
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为五四运动树立了“革命”的称号，将其表述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8](p20)由于确认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文化性质的决定作用，所以毛泽东又将划分政治革命进程的标准用来衡量思想文化的发展阶段，强调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转折性意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性质。他指出，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使将五四视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它也“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一种表现形式”。[29](p9)他还说，“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与‘五四’以后，划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之前的“学校、新学、西学”，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8](p19)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新文化运动定性为一场“革命”运动，高度赞扬五四“文化革命”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28](p20)。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很明显来自于对五四政治性的理解。此后，能否为政治革命服务就成了考量文化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1947年5月3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加写了一段话：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事业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0](p186)。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政治意义。
查阅毛泽东有关五四运动和五四人物的论述，笔者发现只有1处提到“启蒙运动”，那是 1945年他在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绩时所说的。他说：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31](p294)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认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从中我们基本可以推知，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启蒙运动。但是，他在其它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章中为什么从不正面地这样说呢？我们从他的另一段谈论陈独秀的话中也许能找到原因。1942年3月 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内部讲话中，曾经这样说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32](p403)也就是说，此时要把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启蒙”功劳先搁置起来，等以后适当的时候再说。
把上述史料结合起来看，可知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具有明显的政治实用主义色彩，他此时不谈启蒙运动大概是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在“革命”成为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的年代，也许是害怕“启蒙”会危害“革命”，也许是觉得“启蒙”还不够“革命”，所以，在毛泽东心目中，新文化运动并不具有作为启蒙运动的独立意义，而只能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被戴上“革命”的光环。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发现，自由主义者胡适在描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也力避使用“启蒙运动”，其出发点却是因为启蒙运动曾为法国大革命开路，“更具有革命的气质”。[33](p189)比较毛泽东与胡适各自不用“启蒙运动”的原因，只能令人感慨他们各自的五四话语中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
由以上可知，虽然新启蒙运动使用“启蒙运动”来比附五四运动，但它并没有完全确立这一解读模式在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地位，共产党人也可能会出于“革命”需要而淡化或舍弃这一说法。
三 “启蒙运动”说的多重内涵
五四是一个意涵复杂的历史概念，广义的五四大致包括1915年至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政治事件，新文化运动也充满矛盾歧义的品格和芜杂多变的色彩。因此，余文倡导“从多重面相性与多重方向性的角度来了解五四”[1](p26)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把“启蒙运动”阐释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案”，显然忽视了西方启蒙传统的丰富多元性以及五四启蒙传统的丰富多元性，无以揭示“启蒙运动”作为五四描述词的不同内涵，以及使用这一词语的认识主体的复杂性。
18世纪的启蒙运动虽以导引了大革命的法国启蒙运动最为著名，但苏格兰启蒙运动、美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亦各具特色。这些源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欧美诸国的启蒙思想，构成了启蒙运动复杂的历史多样性，而这种多元的启蒙传统亦配合了不同的社会变迁路径。[26](p3)五四时期中西文化激荡，浓缩了二百年欧洲近代思想史，形形色色的西方近代思想，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思想资源。与西方启蒙传统的多元性相对应，五四启蒙本身以及五四时人与后人阐释出的五四启蒙亦有多元的面相。其中，陈独秀的卢梭式共和主义民主观念，形成了鲜明的法国式启蒙风格，具有激进主义的色彩；而胡适所信奉的杜威式实验主义则是美国式的自由秩序的产物，具有温和渐进的风格。
恩格斯在论述法国启蒙运动时曾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34](p355～356)恩格斯还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34](p355)。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启蒙运动的革命性及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经典认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启蒙运动”内涵的主流看法，无疑主要就是指法国启蒙传统，也即是导向革命的激进主义的启蒙传统。在共产党人看来，五四启蒙运动不仅为革命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正如张闻天在论述五四的意义时所言：“一般说来，在每一个革命运动爆发为革命之前，必有一次新文化运动（即启蒙运动）作为革命之意识上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35](p14)如果说张闻天在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是新文化运动与大革命的关系，那么丁守和、殷叙彝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则主要侧重于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意义。[36](p12)
但是，还需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启蒙”内涵的理解和言说，除了上述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三种与之含义接近或密切相关的解释：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启蒙”。前引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绩的评价，我们结合上下文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所说的“作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就是指这种启蒙。二是把五四“启蒙”等同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如在1940年代中期冯雪峰说，五四是“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运动”，也就是“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革命”，“是反映着和领导着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37](p95、107)这种对五四“启蒙”内涵的诠释，在1940年代后期直到1980年代前四十年间，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三是把五四“启蒙”的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启蒙”，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启蒙”。如早在 1930年代，李鼎声就认为新文化运动中“所谓文学革命之开展、科学思想之进展、反礼教的运动之发端、妇女解放运动之出现，所有这些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最初尚大部分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性质的。然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亦以此时期为出发点，这又奠定了劳动阶级的文化之础石”[6](p243)。晚至199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评“救亡压倒启蒙”论时也认为：“启蒙不能仅仅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为唯一标准。从五四时期起，中国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启蒙，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场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更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也赋予了新文化运动新的内容和特点……这一切都是更高层次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38]。当然，在这两种“启蒙”中，共产党人的价值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共产党人对五四“启蒙”内涵有以上多种阐释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则有一种自由主义的“启蒙”与之相对立。与马克思主义者凸显五四运动中法国式激进主义的启蒙传统，把五四运动作为“大革命”的“准备”，侧重于阐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道路，而贬低或否定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自由主义的启蒙传统相反，五四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却往往把后者作为自己追寻的文明理想，倡导以个人主义为主题的思想启蒙，并把“大革命”视为对五四个人主义启蒙的“干扰”。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要实现民主政治，只能用渐进的方式获得。有学者就曾对知识分子对五四个人主义启蒙精神的捍卫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知识分子对五四的回忆扩大了五四的含义：启蒙性质的活动，在知识分子的回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39](p6)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地区著名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就不认为五四是一个“类似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内新运动’”[40](p156)，他常常使用“启蒙运动”一词来描述五四，但是，殷氏一直把“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作为早期五四思想的代表[40]（代序二p6、8），甚至曾以“胡适思想”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41](p357～363)曾为殷门弟子的海外学者林毓生也多用“启蒙运动”阐释五四，他指出：五四是与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分不开的。虽然自五四以来这些目标受到了不少左右政治势力的分化和压迫，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内在思想混乱的干扰，但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五四对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要求是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不是任何统治集团可以抹煞的。[42](p336～337)可见，他们所谓的五四“启蒙运动”，是以实现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价值导向，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
此外，自1980年代尤其1990年代以来，大陆、港台及海外都有不少学者用“启蒙运动”来把握五四运动的主流。如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就认为，“启蒙运动”“比较能广泛的、具体的表示‘五四运动’的意义。从广义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43](p3)这些学者在采用“启蒙运动”说时，恐怕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对五四的认识和理解。
以上这些说明，使用“启蒙运动”来描述五四历史的认识主体是异常复杂的，而且，基于各自的政治关怀、文化理念和学术旨趣等，每个诠释者所说的“启蒙运动”可能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实质性的区别，正如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五四的民主和科学有多种“版本”一样，五四“启蒙运动”说无疑也有着多种多样的“版本”。这种现象反映了五四后思想文化界对新文化运动纷繁复杂的认知，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各种五四话语错综复杂的交叉、对抗与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从根本上说，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党人对“启蒙运动”说的认同是有限度和有选择的。陈伯达对所谓“唯心”的理性的批评，以及毛泽东对五四的“革命”化阐释等，都说明共产党人用“启蒙运动”来描述五四并非是一贯的。而且，在内涵上，他们所说的“启蒙”往往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说的“启蒙”有根本不同。他们所阐释出的五四“启蒙”，或者是为革命开辟道路的法国启蒙传统，或者直接等同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或者既包括资本主义启蒙又包括马克思主义启蒙，或者仅指马克思主义启蒙；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倡导和追求另一种内涵的启蒙，即以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个人主义为主题的思想启蒙。所以，把“启蒙运动”的阐释说成“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方案”就未免显得笼统和绝对化，它在强调五四历史本身的多元特性时却又低估了被阐释出的五四传统的错综复杂的特性。
收稿日期 2006-11-20
注释：
①一些学者也承袭此说，如李少兵在《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五四运动的定性及其历史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中说：“五四运动被定性为启蒙运动，是在1936年。”
作者介绍：张艳，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讲师。河南 开封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