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利益影响

  要准确把握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需要先厘清此项改革所涉及的几组利益关系。

存款保险机制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

(一)存款保险制度产生于对商业银行缺乏监管的年代

  人们通常认为,利率市场化过程伴随利率中枢走高,银行利差缩小,商业银行可能会出现破产倒闭等现象,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次系统工程。   为什么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那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美国的很多银行破产倒闭,1933年美国颁布有关法律,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对因银行破产倒闭的个人储蓄存款损失进行一定额度的保险赔偿。此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联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在60年代后期就实现了存款利率自由化。德国为防止银行经营风险,不允许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其时的存款保险只保障小额储户的利益。日本1971年成立了存款保险公司,存款利率自由化在此之后。

(二)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实际是建立了贷款风险保险和保障机制

  随着金融产品的发展和银行业务的发展,依然有银行破产倒闭,催生了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对银行监管提出了资本充足率8%和核心资本充足率4%的要求。2010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Ⅲ》的内容达成一致,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6%,并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8.5%-11%。   我国监管部门也要求大型银行按11.5%、中小银行按10%的资本充足率计提资本,在2018年底达到11.5%的资本充足率。不仅如此,中国银监会2010年10月要求银行将信托、理财合作业务中,所有表外资产在两年内全部转入表内,并按150%的拨备覆盖率计提拨备。这有利于控制和防范、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减少和避免商业银行破产倒闭。   对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意味着银行信贷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保险制度和保险机制,相对于存款保险制度来说,可以称之为贷款保险制度。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同一笔资金进行两次保险

  银行存款和贷款是同一笔资金,如果建立了信贷保险机制或监管制度,意味着存款保险制度已经通过贷款建立起来。在贷款保险机制的基础上再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同一笔资金进行了两次保险,其资金成本将大大提高。如果信贷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贷款没有问题或委托很小,存款人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障。除非贷款保险——各种监管机制无效,比如银行进行投机炒作,比如股票、房地产,或者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字画、古董,或者社会创新了新的金融衍生产品,银行投机,损失巨大,导致银行信用违约而破产倒闭。正常情况下,如果承认监管有效、及时,信贷风险通过监管制度完善就有了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也间接就得到了保障。   因此,我们今天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背景大为不同,与90年代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存款保险机制背景也不同。

(四)国家(政府)信用保护下,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不明显

  我国的国有银行是国家信用,股份制银行很大部分也是国有企业出资建立的,也是国家信用。地方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是地方财政或政府出资建立的,是地方政府信用。如果我国的商业银行能够破产和倒闭,就意味着国家信用已经转化为企业信用和市场信用,但我国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难以让国有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破产倒闭,除非是那些无关大局的小银行和金融机构。既然主要银行的国有性质和国家、政府信用没有改变,就不可能或者难以破产倒闭。这样,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只能增加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和压力,减少其流动性,不会对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产生明显作用。   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任用制度没有市场化,也难说银行会有市场化的破产倒闭机制。商业银行如果真实行市场化的自负盈亏经营机制,政府对国有和地方银行的高层经营管理人员任命机制就要改变。市场机制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对存款人和股东利益负责,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董事长和行长都是市场化机制产生的,而我们现在的机制是组织部门先任命党委书记或党委委员,然后将董事长、行长的位置走程序,这样的董事长和行长该对谁负责呢?如果经营失败或者亏损乃至破产倒闭,到底该追究谁的责任呢?如果组织部门选人用人没有约束责任,商业银行的经营怎么能完全市场化呢?由此可见,在建立存款保险机制之前,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即使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也不能说我们的银行经营机制实行了市场化。如果银行的机制没有市场化,那么,银行资金价格机制的市场化,就不是完全意义上有硬约束的市场化。

(五)结论

  由上可见,目前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商业银行体制和机制如何改革问题,与利率市场化没有关系。如果银行的国家信用和政府任命管理人员制度没有调整,商业银行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和倒闭,除非因宏观环境变化,发生系统性风险。   反过来说,那种认为我国缺乏存款保险机制,存款利率市场化不能推进的认识不可靠。政策更多的精力应该预防银行破产和倒闭,而银行破产倒闭的根源在于银行不本分,常常过度发展超越当时监管的创新业务,因而发生危机。只要监管部门在日常管理中,跟踪创新业务,进行规范,将创新业务与银行正常业务的监管分业经营和管理,就可以控制和避免风险。当监管条件成熟时,再将分业的业务纳入银行业务。当前,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于影子银行,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银行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   考虑到贷款保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能没有那么紧迫,与存款利率市场化关系也不密切。即使要建立存款保险机制,通过存款保险基金的形式可能更有效,更符合中国国情,而不是建立存款保险公司。考虑到贷款保险制度的有效,存款保险交纳的比例比国际应该很低,否则,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少,成本和负担增加。真正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应该是中小银行和小微银行尤其是地市县的城市商业银行、县以下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存款保险制度应更多着力于这些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基金。

利率市场化对利率、汇率的影响

(一)对利差的影响

  美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年均利差有所波动,但总体说来基本稳定,利率市场化完成以后,利差有所扩大。日本平均存贷利差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一直相对稳定(另一个数据,日本在利率自由化的1978年-1983年,存款贷款利差在0.08-0.71之间。见铃木淑夫《日本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政策》77页,夏斌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而韩国则相对降低(见表1)。台湾岛内银行存贷款加权平均利差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1985年-1991年只有3.2%左右,1991年以后逐步下降。总体来说,在利率市场化没有完成之前,存款贷款利差在早期可能会保持管制利差水平,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利差将有所缩小,但基本稳定。

(二)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率趋势

  美国1973年放开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1980年放松存款利率管制,1986年利率完全自由化。放松管制的1976年-1982年,利率上升幅度较大,1976年名义年均存款贷款利率分别为5.26%和6.84%,1981年分别为 15.91%和18.87%,1986年以后利率趋向下降(见表1)。   日本1977年-1994年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率水平一直相对平稳,早期略高,后期趋向下降。   韩国1976年-1981年存款利率持续不断攀高,1981年-1987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利率水平开始下降。1988年后韩国的存款和贷款利率上升,利率保持在10%相对高的水平。期间,部分利率波动比较大,如1988年11月到1989年6月公司债券利率由4.4%上升到16.3%,非银行间活期利率由11.6%上升到17.5%。   1975年巴西除对某些特定部门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外,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存贷利率,利率水平持续飙升。以年均国库券利率为例,从1973年-1974年的13.8%-15.8%上升到1975年的18.3%,以后持续上升,1982年-1983年达到了110%和168.6%。智利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1976年-1982年实际平均存款利率达到32%。

(三)对本币汇率的影响

  从表2数据看,利率市场化期间,日本的汇率持续升值。1977年到1994年,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从年末的292.8:1上升到99.74:1,升值193.56%。韩国在第一次利率改革的1981年-1988年期间,韩元兑换美元从早期的700韩元兑换1美元贬值到1985年的890韩元,之后则开始升值,但1988年的利率改革之后,货币则开始贬值,1991年第二次利率改革之后,韩元开始贬值。   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巴西、阿根廷利率改革期间,货币大幅度升值,以后又大幅度贬值,引发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改革之中和以后,汇率有升值也有贬值的情况,二者的相关关系更多要看看具体情况。

(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率、汇率趋势变化分析

  实际上,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率走高因素很复杂。美国、韩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的利率走高与两次石油价格危机阶段全球通货膨胀严重关系密切。美国1981年消费物价比1976年上涨59.42%,年均增长幅度达到9.78%(见表3),1980年生产者物价和消费物价分别达到16.2%和13.5%,1981年两种物价分别为10.7%和10.3%,因此,央行持续不断提高利率以及市场化利率走高是必然的。1980年-1981年美国官方利率就分别为13%和12%,市场化的最低利率分别为21.5%和15.75%(数据来源:宫山义一 《日元的崛起》141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安邦富译)。   韩国1981年物价比1976年增长132.69%,年均物价上涨18.4%,因此,1976年-1981年存款利率持续不断攀高,1981年-1987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物价增长幅度下降,利率水平也开始下降。1988年-1991年后消费物价进入上涨周期,利率也随之提高。   日本虽然也曾经受到两次石油价格危机的冲击,但处理通货膨胀问题比较成功,其通货膨胀率远低于同期的美国和韩国,得益于日本批发物价的大幅度降低,其利率相对平稳。而阿根廷、巴西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走高与物价飞涨关系密切。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利率高企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放松利率管制不必然导致利率高企。   汇率升值与利率市场化有关,也无关。当本国利率远高于国际利率,资本则大量进入,必然引起货币升值。韩国在第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中,采取了货币贬值,贬值幅度比较大,而到第一阶段后期尤其是1985年以后,汇率开始升值,第二阶段汇率改革之后,汇率有所升值,主要是因为其利率比国际高。而日本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没有超过美国,甚至远低于美国,日元的升值,是因为日本经济高速成长、贸易长期顺差、美国压迫日元升值以及日元国际化所导致,与利率市场化无关。而拉美国家的汇率升值主要是利率过高所导致,后来的贬值是因为资本流出。

(五)中国利率市场化后的利率和汇率趋势分析

  利率市场化过程伴随利率走高,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利率降低。我国价格改革、汇率改革和股票价格改革经验表明,在双轨制、多轨制下,市场价格高于管制价格,当管制部分完全市场化后,整体商品价格下降、汇率升值、股价下跌。国内利率目前是双轨制。管制的存款利率相对于市场化的存款利率来说,是低估的,在管制与自由并存的阶段,管制的利率及其对应的资金走向市场,会使利率中枢走高,但利率完全市场化了,全部资金都市场化了,市场化的存款资金增加,资金价格——中枢利率必然会均衡、下降,利率将围绕物价和社会平均利润率曲线波动,不会偏离很大。   中央银行的资金供求未必影响资金价格,市场依然能起决定性作用。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不同在于商品供给、需求有竞争,竞争会降低价格,而资金市场虽然有竞争,但资金的总闸门在央行,因此,中央银行是否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与利率趋势关系密切。应该说,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事实远非如此。当今社会,各种准货币(股票、债券、票据、各种衍生工具、抵押担保物等)的创造和发展,使得货币的发行已经从中央银行的独家垄断转变为多主体发行和创造,电子技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货币已经成为符号,也再次体现了货币的本质是社会劳动、信用、媒介,不能把货币简单地理解为流通中的现金了。   因此,即使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有限,发展本身也会生成资金,影响资金的供求和价格,关键在于信用支付体系和制度的完善。   人民币汇率可能继续升值。我国人民币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利率水平,贷款利率放开以后,市场利率持续走高,对境外资金吸引力增加。由于境外资金利率很低,无风险套利资金的回报很高,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和外汇增加,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目前,已经市场化的利率不是均衡利率,存款利率没有完全放开,信贷资金的利率是不对称的市场价格,利率不会下降,汇率升值预期也不会结束,而一旦完全放开存款利率或者说大部分存款利率市场化了,利率将趋向均衡,整体利率水平将下降,只有进入那个阶段,汇率升值预期才会消失。目前阶段,由于预期利率高企,人民币汇率也将继续升值。

利率市场化的若干问题

(一)利率市场化如何定义?

  利率市场化就是利率自由化,它是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早期我国忌讳自由化这个“词”,用了“市场化”这一概念。当然,其中也许有中国国情的考虑。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在金融管制时代,汇率、利率等价格信号是管制的,政府确定价格及其变动,市场主体无权确定资金价格和波动。不仅如此,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置、兼并、新业务开展以及业务数量等也受到管制。   利率市场化就是取消对利率及其变动的管制或行政审批,让决定利率的市场机制——资金供求及其变化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的利率管制已经放开了很多,目前只剩余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未市场化,央行对市场的干预手段也未完全市场化。但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也在于商业银行的资金供求没有数量控制或行政管制,如果放开了利率,但对信贷依然有管制,这个市场的利率就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利率。央行利率在市场上不具有敏感性,即使存款利率没有管制了,利率也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利率,不是市场均衡利率,而是有限的市场化利率。

(二)目前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时机是否成熟?

  有人担心,国际上除少数国家外,推行利率自由化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金融动荡,我国目前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时机是否成熟?   应该说,目前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时机相对有利。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担忧就是利率高企,这有利率市场化本身的问题,也有物价上涨的问题,目前的物价环境相对有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环境有利。2011年四季度以来,由于我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需求相对稳定和下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跌、震荡、波动阶段,这种状态预计将持续到2015年,大宗商品价格因为供求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再创历史新高。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说明美国经济、就业好转,美元将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下跌。因此,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我国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推动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相对减弱,这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二是国内物价相对稳定。就国内来说,虽然我国存在消费物价上涨的压力,如货币供应量增长相对高,环境成本和劳工成本上升,汇率升值,资源价格(包括水)、一些公共服务(如城市公交车、地铁)价格、土地和住房以及生活成本等面临上涨压力,但由于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和压缩产能的周期相对比较长,总体的消费物价上涨基本不会超过4%-5%。物价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利率维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三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风险没有那么大。我国已经有了生产资料价格、汇率改革的经验,从管制走向双轨制,从双轨制走向市场化,获得了成功。我国也有股票价格多轨制的改革经验,并从多轨制基本走向了市场化。这三个大的价格改革,应该说其冲击力很大,但我们适应了,这说明中国经济和社会对价格改革的承受力和适应能力大大提高。今天,进行资金价格改革,其冲击力和影响力不会超过前面价格改革的冲击,故不必担心其出现金融动荡。我国金融价格改革,放在了其他价格改革和经济改革之后,整个改革过程积累的调控经验,完全可以应对金融价格改革产生的问题。因此,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风险没有那么可怕。四是从经验来说,结果好于预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就有很多担心。极端的说法是花旗银行一年的全部利润可以买下中国银行业的全部资产,金融开放后,中国的银行业不堪一击。而事实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增长超预期,银行业地位不断提高,乃至走到了世界大银行前列。我们要相信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竞争水平,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管制和控制,担心种种风险,压抑了活力和动力,发展反而缓慢,而放开了,发展更快、更好。我们需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但不能因此停步不前。事实上,贷款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在很大程度通过理财、信托等也已经实现了市场化,总体来说,放开存款利率的风险可控。

(三)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央行利率与国债利率关系协调

  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央银行利率能够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市场对央行利率反映敏感,而这需要央行利率的确定相对科学、合理、协调。   央行利率确定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有看法认为,要形成相对合理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央行基准利率就有了参照系,基准利率就可以发挥作用。其实,看央行利率的历史应该清楚,央行基准利率首先对应的是物价,而不是国债收益率曲线。但是,欧洲、美国等国债规模巨大,交易频繁,占交易比重较高,国债收益率曲线与央行基准利率变化关系密切。   央行的利率政策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目标的需要,国债利率影响政府的债务负担,也影响国家的财政开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政策的两个主要工具,这两个政策的协调非常重要。当国债利率达到了一定水平,央行货币政策和基准利率不能简单根据单一目标调整,而要考虑国债利率变动,确保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债务危机期间,欧洲央行从开始不降低利率,后来改变为降低利率;从不提供流动性和不购买债券,改变为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和购买债券,目的就是保障危机国家的国债发行利率降低而不是高企,保障危机国家的国债发行顺利。如果国债利率抬高,政府负担加重,赤字比率难以下降。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保持零利率,也是为保持美国国债利率相对合理,否则,长期利率上升到5%以上乃至7%,政府债务负担压力就大了。   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央行利率变动与国债利率变动关系如何?由于我国国债数量相对小,交易占比有限,国债利率变动不是央行基准利率考虑的,事实上,国债利率主要看物价、市场化的存款和贷款利率,一般比存款利率高一些。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要准确把握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需要先厘清此项改革所涉及的几组利益关系。

存款保险机制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

(一)存款保险制度产生于对商业银行缺乏监管的年代

  人们通常认为,利率市场化过程伴随利率中枢走高,银行利差缩小,商业银行可能会出现破产倒闭等现象,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次系统工程。   为什么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那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美国的很多银行破产倒闭,1933年美国颁布有关法律,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对因银行破产倒闭的个人储蓄存款损失进行一定额度的保险赔偿。此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联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在60年代后期就实现了存款利率自由化。德国为防止银行经营风险,不允许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其时的存款保险只保障小额储户的利益。日本1971年成立了存款保险公司,存款利率自由化在此之后。

(二)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实际是建立了贷款风险保险和保障机制

  随着金融产品的发展和银行业务的发展,依然有银行破产倒闭,催生了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对银行监管提出了资本充足率8%和核心资本充足率4%的要求。2010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Ⅲ》的内容达成一致,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6%,并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8.5%-11%。   我国监管部门也要求大型银行按11.5%、中小银行按10%的资本充足率计提资本,在2018年底达到11.5%的资本充足率。不仅如此,中国银监会2010年10月要求银行将信托、理财合作业务中,所有表外资产在两年内全部转入表内,并按150%的拨备覆盖率计提拨备。这有利于控制和防范、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减少和避免商业银行破产倒闭。   对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意味着银行信贷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保险制度和保险机制,相对于存款保险制度来说,可以称之为贷款保险制度。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同一笔资金进行两次保险

  银行存款和贷款是同一笔资金,如果建立了信贷保险机制或监管制度,意味着存款保险制度已经通过贷款建立起来。在贷款保险机制的基础上再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同一笔资金进行了两次保险,其资金成本将大大提高。如果信贷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贷款没有问题或委托很小,存款人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障。除非贷款保险——各种监管机制无效,比如银行进行投机炒作,比如股票、房地产,或者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字画、古董,或者社会创新了新的金融衍生产品,银行投机,损失巨大,导致银行信用违约而破产倒闭。正常情况下,如果承认监管有效、及时,信贷风险通过监管制度完善就有了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也间接就得到了保障。   因此,我们今天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背景大为不同,与90年代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存款保险机制背景也不同。

(四)国家(政府)信用保护下,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不明显

  我国的国有银行是国家信用,股份制银行很大部分也是国有企业出资建立的,也是国家信用。地方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是地方财政或政府出资建立的,是地方政府信用。如果我国的商业银行能够破产和倒闭,就意味着国家信用已经转化为企业信用和市场信用,但我国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难以让国有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破产倒闭,除非是那些无关大局的小银行和金融机构。既然主要银行的国有性质和国家、政府信用没有改变,就不可能或者难以破产倒闭。这样,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只能增加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和压力,减少其流动性,不会对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产生明显作用。   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任用制度没有市场化,也难说银行会有市场化的破产倒闭机制。商业银行如果真实行市场化的自负盈亏经营机制,政府对国有和地方银行的高层经营管理人员任命机制就要改变。市场机制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对存款人和股东利益负责,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董事长和行长都是市场化机制产生的,而我们现在的机制是组织部门先任命党委书记或党委委员,然后将董事长、行长的位置走程序,这样的董事长和行长该对谁负责呢?如果经营失败或者亏损乃至破产倒闭,到底该追究谁的责任呢?如果组织部门选人用人没有约束责任,商业银行的经营怎么能完全市场化呢?由此可见,在建立存款保险机制之前,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即使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也不能说我们的银行经营机制实行了市场化。如果银行的机制没有市场化,那么,银行资金价格机制的市场化,就不是完全意义上有硬约束的市场化。

(五)结论

  由上可见,目前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商业银行体制和机制如何改革问题,与利率市场化没有关系。如果银行的国家信用和政府任命管理人员制度没有调整,商业银行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和倒闭,除非因宏观环境变化,发生系统性风险。   反过来说,那种认为我国缺乏存款保险机制,存款利率市场化不能推进的认识不可靠。政策更多的精力应该预防银行破产和倒闭,而银行破产倒闭的根源在于银行不本分,常常过度发展超越当时监管的创新业务,因而发生危机。只要监管部门在日常管理中,跟踪创新业务,进行规范,将创新业务与银行正常业务的监管分业经营和管理,就可以控制和避免风险。当监管条件成熟时,再将分业的业务纳入银行业务。当前,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于影子银行,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银行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   考虑到贷款保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能没有那么紧迫,与存款利率市场化关系也不密切。即使要建立存款保险机制,通过存款保险基金的形式可能更有效,更符合中国国情,而不是建立存款保险公司。考虑到贷款保险制度的有效,存款保险交纳的比例比国际应该很低,否则,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少,成本和负担增加。真正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应该是中小银行和小微银行尤其是地市县的城市商业银行、县以下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存款保险制度应更多着力于这些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基金。

利率市场化对利率、汇率的影响

(一)对利差的影响

  美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年均利差有所波动,但总体说来基本稳定,利率市场化完成以后,利差有所扩大。日本平均存贷利差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一直相对稳定(另一个数据,日本在利率自由化的1978年-1983年,存款贷款利差在0.08-0.71之间。见铃木淑夫《日本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政策》77页,夏斌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而韩国则相对降低(见表1)。台湾岛内银行存贷款加权平均利差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1985年-1991年只有3.2%左右,1991年以后逐步下降。总体来说,在利率市场化没有完成之前,存款贷款利差在早期可能会保持管制利差水平,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利差将有所缩小,但基本稳定。

(二)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率趋势

  美国1973年放开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1980年放松存款利率管制,1986年利率完全自由化。放松管制的1976年-1982年,利率上升幅度较大,1976年名义年均存款贷款利率分别为5.26%和6.84%,1981年分别为 15.91%和18.87%,1986年以后利率趋向下降(见表1)。   日本1977年-1994年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率水平一直相对平稳,早期略高,后期趋向下降。   韩国1976年-1981年存款利率持续不断攀高,1981年-1987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利率水平开始下降。1988年后韩国的存款和贷款利率上升,利率保持在10%相对高的水平。期间,部分利率波动比较大,如1988年11月到1989年6月公司债券利率由4.4%上升到16.3%,非银行间活期利率由11.6%上升到17.5%。   1975年巴西除对某些特定部门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外,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存贷利率,利率水平持续飙升。以年均国库券利率为例,从1973年-1974年的13.8%-15.8%上升到1975年的18.3%,以后持续上升,1982年-1983年达到了110%和168.6%。智利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1976年-1982年实际平均存款利率达到32%。

(三)对本币汇率的影响

  从表2数据看,利率市场化期间,日本的汇率持续升值。1977年到1994年,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从年末的292.8:1上升到99.74:1,升值193.56%。韩国在第一次利率改革的1981年-1988年期间,韩元兑换美元从早期的700韩元兑换1美元贬值到1985年的890韩元,之后则开始升值,但1988年的利率改革之后,货币则开始贬值,1991年第二次利率改革之后,韩元开始贬值。   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巴西、阿根廷利率改革期间,货币大幅度升值,以后又大幅度贬值,引发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改革之中和以后,汇率有升值也有贬值的情况,二者的相关关系更多要看看具体情况。

(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率、汇率趋势变化分析

  实际上,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率走高因素很复杂。美国、韩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的利率走高与两次石油价格危机阶段全球通货膨胀严重关系密切。美国1981年消费物价比1976年上涨59.42%,年均增长幅度达到9.78%(见表3),1980年生产者物价和消费物价分别达到16.2%和13.5%,1981年两种物价分别为10.7%和10.3%,因此,央行持续不断提高利率以及市场化利率走高是必然的。1980年-1981年美国官方利率就分别为13%和12%,市场化的最低利率分别为21.5%和15.75%(数据来源:宫山义一 《日元的崛起》141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安邦富译)。   韩国1981年物价比1976年增长132.69%,年均物价上涨18.4%,因此,1976年-1981年存款利率持续不断攀高,1981年-1987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物价增长幅度下降,利率水平也开始下降。1988年-1991年后消费物价进入上涨周期,利率也随之提高。   日本虽然也曾经受到两次石油价格危机的冲击,但处理通货膨胀问题比较成功,其通货膨胀率远低于同期的美国和韩国,得益于日本批发物价的大幅度降低,其利率相对平稳。而阿根廷、巴西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走高与物价飞涨关系密切。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利率高企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放松利率管制不必然导致利率高企。   汇率升值与利率市场化有关,也无关。当本国利率远高于国际利率,资本则大量进入,必然引起货币升值。韩国在第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中,采取了货币贬值,贬值幅度比较大,而到第一阶段后期尤其是1985年以后,汇率开始升值,第二阶段汇率改革之后,汇率有所升值,主要是因为其利率比国际高。而日本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没有超过美国,甚至远低于美国,日元的升值,是因为日本经济高速成长、贸易长期顺差、美国压迫日元升值以及日元国际化所导致,与利率市场化无关。而拉美国家的汇率升值主要是利率过高所导致,后来的贬值是因为资本流出。

(五)中国利率市场化后的利率和汇率趋势分析

  利率市场化过程伴随利率走高,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利率降低。我国价格改革、汇率改革和股票价格改革经验表明,在双轨制、多轨制下,市场价格高于管制价格,当管制部分完全市场化后,整体商品价格下降、汇率升值、股价下跌。国内利率目前是双轨制。管制的存款利率相对于市场化的存款利率来说,是低估的,在管制与自由并存的阶段,管制的利率及其对应的资金走向市场,会使利率中枢走高,但利率完全市场化了,全部资金都市场化了,市场化的存款资金增加,资金价格——中枢利率必然会均衡、下降,利率将围绕物价和社会平均利润率曲线波动,不会偏离很大。   中央银行的资金供求未必影响资金价格,市场依然能起决定性作用。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不同在于商品供给、需求有竞争,竞争会降低价格,而资金市场虽然有竞争,但资金的总闸门在央行,因此,中央银行是否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与利率趋势关系密切。应该说,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事实远非如此。当今社会,各种准货币(股票、债券、票据、各种衍生工具、抵押担保物等)的创造和发展,使得货币的发行已经从中央银行的独家垄断转变为多主体发行和创造,电子技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货币已经成为符号,也再次体现了货币的本质是社会劳动、信用、媒介,不能把货币简单地理解为流通中的现金了。   因此,即使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有限,发展本身也会生成资金,影响资金的供求和价格,关键在于信用支付体系和制度的完善。   人民币汇率可能继续升值。我国人民币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利率水平,贷款利率放开以后,市场利率持续走高,对境外资金吸引力增加。由于境外资金利率很低,无风险套利资金的回报很高,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和外汇增加,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目前,已经市场化的利率不是均衡利率,存款利率没有完全放开,信贷资金的利率是不对称的市场价格,利率不会下降,汇率升值预期也不会结束,而一旦完全放开存款利率或者说大部分存款利率市场化了,利率将趋向均衡,整体利率水平将下降,只有进入那个阶段,汇率升值预期才会消失。目前阶段,由于预期利率高企,人民币汇率也将继续升值。

利率市场化的若干问题

(一)利率市场化如何定义?

  利率市场化就是利率自由化,它是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早期我国忌讳自由化这个“词”,用了“市场化”这一概念。当然,其中也许有中国国情的考虑。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在金融管制时代,汇率、利率等价格信号是管制的,政府确定价格及其变动,市场主体无权确定资金价格和波动。不仅如此,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置、兼并、新业务开展以及业务数量等也受到管制。   利率市场化就是取消对利率及其变动的管制或行政审批,让决定利率的市场机制——资金供求及其变化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的利率管制已经放开了很多,目前只剩余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未市场化,央行对市场的干预手段也未完全市场化。但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也在于商业银行的资金供求没有数量控制或行政管制,如果放开了利率,但对信贷依然有管制,这个市场的利率就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利率。央行利率在市场上不具有敏感性,即使存款利率没有管制了,利率也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利率,不是市场均衡利率,而是有限的市场化利率。

(二)目前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时机是否成熟?

  有人担心,国际上除少数国家外,推行利率自由化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金融动荡,我国目前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时机是否成熟?   应该说,目前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时机相对有利。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担忧就是利率高企,这有利率市场化本身的问题,也有物价上涨的问题,目前的物价环境相对有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环境有利。2011年四季度以来,由于我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需求相对稳定和下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跌、震荡、波动阶段,这种状态预计将持续到2015年,大宗商品价格因为供求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再创历史新高。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说明美国经济、就业好转,美元将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下跌。因此,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我国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推动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相对减弱,这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二是国内物价相对稳定。就国内来说,虽然我国存在消费物价上涨的压力,如货币供应量增长相对高,环境成本和劳工成本上升,汇率升值,资源价格(包括水)、一些公共服务(如城市公交车、地铁)价格、土地和住房以及生活成本等面临上涨压力,但由于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和压缩产能的周期相对比较长,总体的消费物价上涨基本不会超过4%-5%。物价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利率维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三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风险没有那么大。我国已经有了生产资料价格、汇率改革的经验,从管制走向双轨制,从双轨制走向市场化,获得了成功。我国也有股票价格多轨制的改革经验,并从多轨制基本走向了市场化。这三个大的价格改革,应该说其冲击力很大,但我们适应了,这说明中国经济和社会对价格改革的承受力和适应能力大大提高。今天,进行资金价格改革,其冲击力和影响力不会超过前面价格改革的冲击,故不必担心其出现金融动荡。我国金融价格改革,放在了其他价格改革和经济改革之后,整个改革过程积累的调控经验,完全可以应对金融价格改革产生的问题。因此,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风险没有那么可怕。四是从经验来说,结果好于预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就有很多担心。极端的说法是花旗银行一年的全部利润可以买下中国银行业的全部资产,金融开放后,中国的银行业不堪一击。而事实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增长超预期,银行业地位不断提高,乃至走到了世界大银行前列。我们要相信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竞争水平,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管制和控制,担心种种风险,压抑了活力和动力,发展反而缓慢,而放开了,发展更快、更好。我们需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但不能因此停步不前。事实上,贷款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在很大程度通过理财、信托等也已经实现了市场化,总体来说,放开存款利率的风险可控。

(三)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央行利率与国债利率关系协调

  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央银行利率能够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市场对央行利率反映敏感,而这需要央行利率的确定相对科学、合理、协调。   央行利率确定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有看法认为,要形成相对合理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央行基准利率就有了参照系,基准利率就可以发挥作用。其实,看央行利率的历史应该清楚,央行基准利率首先对应的是物价,而不是国债收益率曲线。但是,欧洲、美国等国债规模巨大,交易频繁,占交易比重较高,国债收益率曲线与央行基准利率变化关系密切。   央行的利率政策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目标的需要,国债利率影响政府的债务负担,也影响国家的财政开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政策的两个主要工具,这两个政策的协调非常重要。当国债利率达到了一定水平,央行货币政策和基准利率不能简单根据单一目标调整,而要考虑国债利率变动,确保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债务危机期间,欧洲央行从开始不降低利率,后来改变为降低利率;从不提供流动性和不购买债券,改变为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和购买债券,目的就是保障危机国家的国债发行利率降低而不是高企,保障危机国家的国债发行顺利。如果国债利率抬高,政府负担加重,赤字比率难以下降。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保持零利率,也是为保持美国国债利率相对合理,否则,长期利率上升到5%以上乃至7%,政府债务负担压力就大了。   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央行利率变动与国债利率变动关系如何?由于我国国债数量相对小,交易占比有限,国债利率变动不是央行基准利率考虑的,事实上,国债利率主要看物价、市场化的存款和贷款利率,一般比存款利率高一些。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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