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沈志华
提 要:, 但
, 度离规范化、法制化还有一定的距离, ; 因此, , 、充分利用地方档案、、档案文献收集与利用的国际合作等方 档案 收集 利用
在20世纪最后10年, 人们惊异地发现, 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致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项目以新的概念, 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 , 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
(CW I HP B ulleti n ) ①。此后, “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盖迪斯在1997年出版的一部专著《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重新思考》中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 2ry ) ②。无论称呼如何, 国际史学界普遍认可: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 冷战刚刚结束后10年内对于冷战历史的研究, 的确开拓了研究者的视角和思路, 并且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合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正是在这个时期, 中国学者加入了冷战史研究的国际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前, 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进行冷战历史的专门研究, 即使有所涉猎, 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③。究其原因, 恐怕主要是人们对于“冷战”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差。那时, 在中国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笔①该刊物目前已出版到12/13期, 不仅为有需求的各国学者提供免费邮寄, 其主要内容也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下载。网址:http ://cwihp. si. edu
②John Lewis G addis ,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 ar History . New Y 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冷战史新研究”的译法参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③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自1975年以来至今已出版11卷, 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及其发展的重要史料, 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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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或言谈中, 极少使用“冷战”一词①。即使偶尔提到, 也仅仅将其视为一项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 而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国际现象②。更不用说, 由于人们在“冷战”中只看到了对抗, 而没有看到缓和———尽管缓和本身就是冷战的主要内涵之一, 因此, 总体上说来, “冷战”在中国只是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③。进入90年代以后, 特别是最近几年,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学术论著频频出现, 专题讨论会年年召开, 在此基础上, 一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已经逐渐形成。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并发行了《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每年两期)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冷战史研究通讯》(不定期) 。
冷战国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上述进展,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和突破。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 探讨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 通过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 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 近10年以来, 解密和广泛利用。, , , 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一件具。, , 以致对一些基本史实的了解, 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 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 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近几年, 俄罗斯档案管理趋于紧缩, 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⑤。
另一方面, 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 也相应地导致了研究基础的扩大:其一, 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罗斯、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行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 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 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 并被译成其他文字, 引入世界论坛⑥; 其二, 研究领域大为拓宽, 研究内容日益丰富, 研究角度
①笔者查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全部外交文献, “冷战”一词出现不过4—5处。
②参见周恩来1955年7月30日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 中央
文献出版社, 1993年, 第47页) ; 宦乡1960年5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 第200—201页) 。
③关于这一点较为详细的论述, 参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2001年第6期。
④关于俄罗斯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介绍, 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
(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 余敏玲《俄国主要研究》1998年第5期) 、《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
档案馆现状简介》(《近代中国》(台北) 第140期, 2000年) 。
⑤在这方面, 美国历史学家Vojtech Msteny 主持的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NA TO and Warsaw Pact ) 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详细介绍见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印《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2年3月) 第174—176页。
⑥近年来, 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的论文和档案
资料, 其数量在逐步增长。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如俄罗斯学者I. V. G aiduk 关于越南战争的专著The Soviet U nion and the V ietnam W ar (Chicago , 1996) , 中国学者牛军与美国学者M. Hunt 合编的Tow 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 m 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1960, 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 pproaches (Washington D. C. ,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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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2003年第1期
也越来越多样化。学者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 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 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外交思路和社会发展模式, 或者反过来, 从国际的角度, 即一种能综合反映东西方的观点, 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①。
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相比, 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 曾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 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走出神秘的光环。然而, 进入21世纪以后, 人们发现, 虽然中国的档案文献集出版了不少②, 利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③, 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 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 就是与俄罗斯近些年的情况相比, 中国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 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 中国虽然公布了档案法, 也规定了30, , 特别是中央一级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档案, 门都是决策机构, 那里的档案不开放, 。不过, 最近也有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 不仅一般中国公民, ④。
其二, , 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 。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不仅十分不公平, 而且也很危险, 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 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 就会以讹传讹, 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例如, 官方修史者都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11笔, 约56176亿卢布, 其根据是经贸部的档案记录。但据笔者考察并对比俄罗斯资料, 应是13笔, 共66亿卢布。因为当时中方的统计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 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 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同时, 贷款中用于经济建设的份额也不是23%, 而是不足5%⑤。
其三, 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 也没有规范而科学的解密程序, 某件或某些档案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 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 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件档案, 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 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 甚至在同一个档案馆, 这个馆长批准查阅, 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和政策水平。例如, 笔者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已经开放并允许复印的档案还要外交部专门出具公函才能得
①前引G addis 那本专著的书名, 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 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②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 外, 比较重要的还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
《建
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已出版27卷) 、《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 、《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 、《彭德怀军事文选》等等。笔者最近获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推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修订版) 和《毛泽东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 。
③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机构根据档案文献编撰的各种年谱、大事记和传记。
④目前外交部正在积极进行开馆前的准备工作, 第一批档案开放到1955年, 以后逐年向后推移。
⑤详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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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
问题的关键, 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 一方面在于档案管理者的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 查阅和使用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 是重在保管收藏, 还是重在利用? 虽然这两方面的改进, 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①, 但是, 作为档案的使用者,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者也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 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高其公正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面对21世纪学术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前景, 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 应该说, 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可以有所作为, 而且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 , :“冷战时期, , 是双方施加影响与显示敌意时的
②因此, , 自然也离不开使用美国、俄罗斯的历史档案。主要目标。”
, , 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会谈, 从来不允许中方做记录③。
然而, 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国外档案, 并非没有需要排除的阻力和障碍。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学者利用美国档案研究中美关系已经习以为常, 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令人不解的是, 利用俄罗斯档案研究中苏关系却经常受到某种政治上的指责。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历史档案的披露, 将冷战国际史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国际上研究中苏关系以及冷战史的学者, 无不力求使用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④。可是在目前的中国, 要把已经有多种文字刊行的俄罗斯档案文献翻译、出版, 却显得困难重重。即使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为数有限的俄罗斯档案文献, 因为在个别问题上与中国历史文献的说法有出入, 竟然遭到了人们的“围攻”。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1995年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扬关于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给苏共中央报告的全文, 其中引用了两份俄罗斯档案: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说, 中国革命胜利后, 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 实行一党制; 1948年
①有些外国同行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中国学者能提供新的档案文献, 显然是有些苛求于中国学者了, 他们
大概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
②安德鲁・内森、罗伯斯・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 柯雄等译, 新华出版社, 1997
年, 第18页。
③在中国的档案中, 刘少奇和毛泽东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 只能通过参与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反映出来。
④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S. G oncharov , J. Lewis and Xue Litai , U ncertain Partner :S talin , M ao , and the
Korean W ar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该书附录中刊印的中国档案文献就有70余件。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 一书, 也是利用中俄双方档案资料论述中苏关系史的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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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斯大林回电说, 苏共不同意这种做法, 认为中共应该吸收其他党派参加①。由于米高扬的报告只是转引了电报的部分内容, 且没有注明档案出处, 而在中国档案中又没有发现这两份档案, 于是, 很多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②。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说法与当时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 这是事实, 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 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人们没有把精力用于探赜索隐, 而是轻易地否定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 并先后在中国四种主要史学刊物上发表质疑或指责性文章, 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③。这种学术氛围无论如何是不利于历史研究的④。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 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 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⑤。这套文献集选编了自1917年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 其中相当一部分译自俄罗斯档案原件, 相信会对苏联史、世界现代史和冷战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当然, 放程度而言, 这一点点翻译、整理工作实在只是九牛一毛因而未能出版———包括130万字的中苏关系档案和行的档案文献, 目前, , 其内容之详尽, 20世纪中苏关系
) , 仅第4卷(1937—1945年) 即有16开档案集》(РутношениявⅩⅩВеке
两大本, 件, 其中1945年的文献单成一册, 共233件, 包括了从雅尔塔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 直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及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全部内容, 而且注释完整、全面。关于这方面的英文和中文档案, 美国外交文件集(FR US ) 和台北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已经发表了许多, 如果再充分利用这批俄罗斯档案, 将会把对战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轨及中苏关系走向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东欧各国的档案越来越受到国际冷战史研究者的青睐。目前在世界上有三份较有影响的冷①А.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миссяА. И. МикоянавКитай, январь2
февраль1949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1995, №. 2, c. 102. 中译文发表在《国外中共党史动态》1995年第5期和《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1996年第1、3期。
②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 《近代史研究》1996年
第3期; 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 《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就笔者所见, 惟一在刊物上公开认可这些俄罗斯档案并对此情况提出个人见解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的马贵凡(见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
④笔者曾在莫斯科就此事询问列多夫斯基, 他说俄罗斯档案中确有这些文件。后来这两份文件在俄罗斯
刊物上全文发表了。见А. Ледовский, ДветелеграммыизперпискиМаоЦздунасИ. В. Сталиным, 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2000, №. 6, c c. 117—122。中译文见《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⑤笔者已将所收集的俄罗斯档案原文(包括未翻译的部分) 复制了一套, 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供一
般读者随时查阅和核对。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已经组织力量翻译这批档案。此外, 陶文钊和牛军主编的3卷本《美
国对华政策文献选编》(300余万字) 历经数年努力, 目前也已经交稿。这些都说明, 利用国外档案文献从事历史研究本是学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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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战史学术专业刊物, 除《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外, 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编辑的《冷战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 d W ar S t udies ) , 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编辑的《冷战史》(Col d W ar History ) 。如果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 在这三份英文刊物中, 东欧各国档案文献的译文和利用东欧档案撰写的论文正在逐渐增多。特别是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正在进行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即收集、整理和翻译华沙条约各参加国的有关档案文献, 而参加者均是从这些国家聘请来的学者(包括一名中国学者) , 相信他们的工作将对冷战史研究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 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以朝鲜战争为例, 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 关于这个专题披露和发表的各国档案恐怕是最全面的了。正是由于美国、苏联和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出现, 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几年形成了一个高潮, 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值得指出的是, 。韩国本身的档案文献已大部毁于战火, 、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 ①。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文献影印出版, 、朝鲜政治经济状况、, 这些文件当然也是研究朝鲜战争不可或缺的史料。。
。不久前人们发现, 关于1950年10月2, 有两份内容正好相反的档案,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有关文献公布的这封电报中, 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 同意立即派出中国志愿军援助朝鲜, 而俄罗斯档案馆出示的同一天的电报则显示, 毛泽东提出了众多理由拒绝出兵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一番不小的争论。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 还是一真一假? 经过认真的考察和分析, 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 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 而俄罗斯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经过这种对比和鉴别, 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以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②。
当然, 对于国外档案也存在一个鉴别和比较的问题。由于语言障碍或情况不熟, 任何一方的会谈记录都可能出现差错, 如果不进行比较和鉴别就直接引用, 当事人的失误就会转变成学者的错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曾于1998年将越南档案中收藏的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国与越、老、柬等国领导人的77个谈话记录译成英文发表③。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和翻译了这批文件, 并经过与中文记录(未刊) 对比, 发现其中不乏互相不符之处, 当然许多系时间、地点、人物记录有误, 但也确有不少当时国外记录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讲话的本意, 以致错记或漏记了一些内容④。试想, 如果在研究中不加鉴别地直接引用档案中毛泽东等人的讲话, 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收藏有这套文献的影印本。
②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质疑》,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动态》1996年第2期。该文以英文发表于CW I HP B ulletin , 1997, no. 8—9。
③O. A. Westad , Chen Jian , Stein Tonnesson , N. Tun g and J. Hershberg (eds. ) , 77Conversations Be 2
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 1964—1977. CW I HP Working Paper , no. 22, May 1998, Washington D. C. .
④档案译文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0年
) , 特别见译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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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总之, 利用双方档案研究双边关系, 利用多方材料研究综合事件, 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 可充分加以利用的地方档案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出发点及其决策过程, 因此研究者重视国家级档案的公布和利用,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说, 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中国颇有困难, 而学者又不能守株待兔。于是, 查阅和利用地方档案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地方档案, 包括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从管理制度上讲, 学者(包括国外学者) 查阅这些地方档案相对容易一些。当然, 这与管理者的观念和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 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 研究者的遭遇可能完全不同, 在地方档案馆中, 管理比较规范、观念比较开放的, , 。
在冷战史研究中利用中国的地方档案, 了。, 档案馆的材料, , 也使用了江苏省等地方的档案, , 但作为中央档案材料的补充, 却有大量决策的结果, , 而这些材料也是冷战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笔者在研究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课题时, 到吉林、辽宁、福建、内蒙和新疆档案馆查阅档案, 惊喜地发现, 那里保管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外国专家局有关苏联专家问题的各种规定和通知, 以及各地专家工作开展的情况通报, 从聘请专家的程序和手续、如何接待专家、为专家来华所做的准备工作、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直到对苏联专家衣食住行的安排和规定, 样样俱全, 面面俱到。此外, 笔者在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等大企业的档案馆(室) , 也得到了许多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资料②。显然, 如果没有这些活生生的地方档案材料, 对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个题目的研究, 只能是简单的说教和空洞无物的政治性分析。
实际上, 地方档案的利用并非只能起到某种补充作用, 有些课题的研究, 比如某些具体事件或涉及某一地区的问题, 只有利用地方档案才能开展。为了弄清1962年伊塔事件真相以及中苏关系在新疆地区的特点, 1998年笔者与李丹慧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查阅档案, 并走访了当地的党史、公安、外贸等部门, 收获颇丰, 不仅有馆藏的档案文献, 还有一些部门整理的工作报告或编写的背景材料。正是在这一基础上, 才能对新疆中苏关系的特点和伊塔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③。其次, 为了研究越南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 李丹慧还在铁道部档案室
①可参阅Shu Guang Zhang , Economic Cold W ar , A merica π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 ino 2Soviet A l 2
liance ,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Qiang Zhai , China and the V ietnam W ars , 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2000。
②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
1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中共党史研究》
2002年第2期) 。
③详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该
文英译文发表在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2001, no. 3;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 》,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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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工作多日, 利用那里的档案文献, 弄清了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中苏之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的具体过程①。
就中国范围内而言, 台湾的档案管理和开放应该说是走在前列了。笔者承蒙“陆委会”和中研院邀请于2002年6—8月到台湾学术访问, 收益匪浅。无论是在近史所档案馆、“国史馆”, 还是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外交部”档案库, 所到之处, 在享受其周到、热情服务的同时, 也感到现代化、国际化的档案管理手段和档案利用观念正在融入东方大地。尽管有些部门(如“外交部”档案库) 的繁复手续难免使短期访问学者心焦, 但毕竟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特别是台湾学者最近编辑并公开出版的4卷本《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 , 更是令大陆学者感叹不已。
从目前中国档案管理的整体状况而言,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发掘和利用地方档案, 恐怕也是冷战国际史研究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 南省档案馆和广西自治区档案馆曾签订合同, , 现在, 《云南与援越抗美———果多一些, , , 或利用当事人的回忆录。在这方面, 台湾学者已经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绩②。对冷战国际史研究来说, 运用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是主要方法之一。例如, 在冷战史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及《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等专著, 就利用了大量对中国和苏联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或回忆录③。
口述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 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 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据知情者说, 当时为了保密, 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 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 更多的情况是目前找不到或无法看到有关的档案文献。因此, 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陷。例如, 在朝鲜战争研究中, 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的会谈, 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但直到目前为止, 学者尚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 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回忆录, 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 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 否则, 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
其次, 与档案文献相比, 当事人通过其个人的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 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景鲜活起来。美国学者黛博拉・凯佩尔在研究苏联在华专家这一课题时, 就把俄罗斯有关档案文献与专家本人的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方法, 凯佩尔联系到了30多名曾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他们的回忆和感受, 加深了作者对俄罗斯档案文献的理解,
①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1961—1973) 》,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②自20世纪50年代末,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先生便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 以
后不断有学者接替, 至90年代末, 已整理、出版访问记录70多部。
③G oncharov , Lewis and Xue Litai , U ncertain Partner . Chen Jian , China πs Road to the Korean W ar :The
M aking of the S ino 2A merican
Conf rontation. New Y 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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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而作者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情形也描写得更加生动活泼①。此外还有一件趣事很说明问题。笔者和李丹慧曾在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文件, 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教育, 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 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条道路———社会主义”。难道解放十几年了, 新疆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档案文献本身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才得知, 从三区革命时期起至1958年, 伊犁地区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一直使用苏联版本的教科书, 以致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 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
②。如果没有当事人的解释, 学者只能去猜测个中原因了。己的第二祖国”
尽管口述史料很重要,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 作为历史研究, 不能孤立地和简单地使用口述史料, 因为人的记忆是会出现误差的。如果研究者没有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型史料进行鉴别或核查, 就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这方面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 毛泽东公开发表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是在1949年6月30日。过去有学者认为, 言, 是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③, 刘少奇是在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④。但1996, 。
⑥表俄罗斯学者公布的档案“明, 6月27日夜间, 。会谈记录显示, 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 。所以, 毛泽东的宣言实际上是, 刘少奇一行是6月26日下午2时抵达莫斯科的⑦。如果仅仅以当事人的述说为依据做出历史判断, 的确是危险的。在冷战史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很令人生疑。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 在台湾海峡引发了一场危机, 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 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 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 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的反应, 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 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⑧。追根寻源, 笔者看到,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刘晓说, 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
①D. K aple , S 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 O. A. Westad (ed. ) , B rothers in A 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 ino 2Soviet A lliance (1945—1963)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②参见沈志华1998年8月27日采访张克迅(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 记录; 9月3日采访陈
锡华(曾任邓力群和赛福鼎的翻译) 记录; 1963年3月28日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伊犁州档案馆, 全宗11, 目录1, 卷号120, 第228、231页
) ; 1962年10月10日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伊犁州档案馆, 全宗11, 目录1, 卷号114, 第143页) 。
③G oncharov , Lewis and Xue Litai , U ncertain Partner , p. 64.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李海文整理,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 第396页。⑤ПроблемыДалвнегоВостока, 1996, №. 4, c. 68.
⑥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 1996, №. 5—6, c. 56.
⑦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 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 第646页。但《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 第217页) 把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见说成是6月28日, 这不准确。根据俄罗斯档案记录, 会见是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的。师哲本人在后来的自述中对出访苏联的日期也做了订正(见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师秋朗笔录, 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291—292页) 。
⑧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 第304页;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 第303页。
・148・
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 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①。然而, 刘晓的说法有较多漏洞, 就连赫鲁晓夫访华和炮击金门的日期都说错了, 关于经苏联顾问转告苏国防部的说法在逻辑和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几年以后, 又有外交部官员写道:炮击
②。不知是作者看到了刘晓的回忆, 金门“事先曾通过苏联在我国的军事顾问通报了苏联当局”
还是他本人也有如此记忆, 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对此, 不仅苏联当事人的所有回忆录都没有这种记载, 而且也没有任何档案文献提供依据。对于这样的口述史料, 作为研究者是需要谨慎对待的, 即使一时没有找到相应的文献, 至少也应核对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材料③。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乔・奈(Joe Nye ) 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 ) 提出“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 ) 这一概念, 所强调的就是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 对所述史实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④。这种方法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尤其重要, 无论中美、中日, 还是中苏或中越, 对历史, 因此, 当事人的回忆不免带有时代的印迹史料与档案文献进行比较、鉴别, 的“。
总之, 在研究中, , 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 :、缺失的内容, 或给; 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述历史的差误, 或为; 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录进行综合整理, 勾勒出史事的背景, 并做出客观的评述。这无疑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五 档案文献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
“冷战史新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国际合作, 这尤其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面。在俄罗斯档案制度改革方面出现的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国际大合作是空前的, 各国学者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关注着事情的进展⑤。几年来, 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芬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 各国学者会聚一堂, 专门讨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开放和利用的问题⑥。在这个问题上促成国际合作的原因和结果是相同的, 即人们期望并认定,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开放和利用, 将引起苏联历史、冷战国际史乃至20世纪世界历史等一系列研究领域的革命。
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 是其内涵决定的, 也是90年代以来东方各国档案文献相继①刘晓:《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 第72
页。
②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 收入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年, 第135—137页。
③吴冷西后来回忆说, 关于炮击金门的事情, 中苏没有商量过, 中国领导人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 一
句话都没有谈到此事(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 第186页) 。
④参见R. K. Brigham ,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 Pre 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China , S outheast Asia , and the Indochina Wars ”, January 2000, Hong K ong 。
⑤详见前引《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一文。
⑥关于这些会议的具体情况可见Jim Hershberg , Russian Archives Review , CW I HP B ulletin , 1993, no. 4,
pp. 87—88。
・149・
历 史 研 究
开放的现实促成的。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 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 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 向外扩展, 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 向内延伸, 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探索, 都需要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这方面,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做出了贡献, 也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做法是:(一) 在不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上, 一方面发表各国学者研究冷战的新成果, 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俄罗斯、中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历史档案文献, 从而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 方便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 (二) 召开专题国际会议, 并通过会议组织相关国家的学者从不同国度和角度为与会者提供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①。其结果不仅有利于学者个人的研究,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国档案的发掘工作; (三) 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 每年组织一批中国、盛顿做数月的学术访问。, 档案的复印件②。最近, , 前往美国或欧洲收集有关档案资料, 也使同一、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 每年组织一次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双边学术讨论会, 而。目前, 中国学者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冷战史研究课题组也在尝试进行这方面的合作。今后,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更应该在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上多下功夫, 这是学者力所能及的。
总而言之, 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新世纪无疑将面临重大挑战。对于这个挑战, 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而漫长的。所谓艰难, 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 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 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 必然会有一个不断深化以往教训的认识的过程。所谓漫长, 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中国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 而且更要求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 新史料的不断涌现, 又将促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和分析, 并继续探寻新的文献资料, 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 〔作者沈志华, 研究员。北京东方历史学会 100036〕
(责任编辑:姚玉民 舒建军)
①这包括:1993年1月在莫斯科的“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 ; 1995年7月在华
盛顿的“朝鲜战争历史”; 1996年1月在香港的“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 ; 1997年10月在北京的“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 ; 1998年6月在奥斯陆的“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 ; 2000年1月在香港的“亚洲、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与香港大学合作) 等等。
②笔者和李丹慧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 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罗斯及
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CON TEN TS
The N e w Cold W ar History and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Cold W ar Files
Shen Zhihua (140)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ld war have become a prolific new academic field in the world. Breakthroughs in these studies heavily relied on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ld war files. However ,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n China for the records to be administered in a standard way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ule by law. Problems in this field cause great inconvenience for re 2search and use of the archives. While waiting for improvemen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we should make more use of foreign files and local Chinese archives , corroborate written literature with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 and develo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documents and files. Discussion and Reviews
My Vie ws on Contradictions bet w 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 overnments and the Population Survey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Chang πan R eign during the T ang Dynasty ———A with Mr. Meng Xianshi G eng Hu (151)
Otani Document No. 2835is an important for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s seen from this document the were positive towards the population survey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ugges 2tions for expedient policies put to fugitive households were partly adopted. The governments government of refugee localities of these fugi 2tives had very different policies of population survey. The tendencies of big landlords were manifested in their deeds instead of their words. The loss of households affect the tax revenues.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migration of house 2holds was not the policies of census , but the land problem.
Vie w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Non 2governmental Secret R eligious Societies in the Course of the Evo 2lution of the Yihetuan Movement ”Shao Y ong (155) N otes Research
On Wendi of the Chen Dynasty Offering a Sacrif ice to “H ugong ”———An Investigation of Surname of the Imperial Court Yan Yaozhong (156)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ime When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Commissioner in the N anjing G overnment W as Abolished Weng Y ouwei (160) Review Essays
What Type of N e w Historiography Is N eeded in China ? ———A Survey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H el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entenary of “N e w Historiography ”by Liang Q ichao
Liu Huanxing (164)
A Survey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Interaction among State , R egions and Mass 2es , and Social Changes
Tang Lixing Wu Jianhua Zhang Xiangfeng (171)
A Survey of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Methodologies Employed in Studie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Z ou Xiaozhan (179) A Surve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 einterpreting Christianity in E ast Asia :E ast 2West Cultural Exchanges in Modern History Tao Feiya (184)
・专题研究: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沈志华
提 要:, 但
, 度离规范化、法制化还有一定的距离, ; 因此, , 、充分利用地方档案、、档案文献收集与利用的国际合作等方 档案 收集 利用
在20世纪最后10年, 人们惊异地发现, 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致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项目以新的概念, 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 , 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
(CW I HP B ulleti n ) ①。此后, “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盖迪斯在1997年出版的一部专著《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重新思考》中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 2ry ) ②。无论称呼如何, 国际史学界普遍认可: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 冷战刚刚结束后10年内对于冷战历史的研究, 的确开拓了研究者的视角和思路, 并且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合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正是在这个时期, 中国学者加入了冷战史研究的国际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前, 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进行冷战历史的专门研究, 即使有所涉猎, 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③。究其原因, 恐怕主要是人们对于“冷战”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差。那时, 在中国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笔①该刊物目前已出版到12/13期, 不仅为有需求的各国学者提供免费邮寄, 其主要内容也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下载。网址:http ://cwihp. si. edu
②John Lewis G addis ,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 ar History . New Y 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冷战史新研究”的译法参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③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自1975年以来至今已出版11卷, 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及其发展的重要史料, 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140・
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下或言谈中, 极少使用“冷战”一词①。即使偶尔提到, 也仅仅将其视为一项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 而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国际现象②。更不用说, 由于人们在“冷战”中只看到了对抗, 而没有看到缓和———尽管缓和本身就是冷战的主要内涵之一, 因此, 总体上说来, “冷战”在中国只是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③。进入90年代以后, 特别是最近几年,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学术论著频频出现, 专题讨论会年年召开, 在此基础上, 一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已经逐渐形成。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并发行了《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每年两期)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冷战史研究通讯》(不定期) 。
冷战国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上述进展,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和突破。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 探讨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 通过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 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 近10年以来, 解密和广泛利用。, , , 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一件具。, , 以致对一些基本史实的了解, 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 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 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近几年, 俄罗斯档案管理趋于紧缩, 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⑤。
另一方面, 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 也相应地导致了研究基础的扩大:其一, 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罗斯、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行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 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 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 并被译成其他文字, 引入世界论坛⑥; 其二, 研究领域大为拓宽, 研究内容日益丰富, 研究角度
①笔者查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全部外交文献, “冷战”一词出现不过4—5处。
②参见周恩来1955年7月30日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 中央
文献出版社, 1993年, 第47页) ; 宦乡1960年5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 第200—201页) 。
③关于这一点较为详细的论述, 参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2001年第6期。
④关于俄罗斯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介绍, 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
(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 余敏玲《俄国主要研究》1998年第5期) 、《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
档案馆现状简介》(《近代中国》(台北) 第140期, 2000年) 。
⑤在这方面, 美国历史学家Vojtech Msteny 主持的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NA TO and Warsaw Pact ) 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详细介绍见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印《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2年3月) 第174—176页。
⑥近年来, 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的论文和档案
资料, 其数量在逐步增长。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如俄罗斯学者I. V. G aiduk 关于越南战争的专著The Soviet U nion and the V ietnam W ar (Chicago , 1996) , 中国学者牛军与美国学者M. Hunt 合编的Tow 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 m 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1960, 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 pproaches (Washington D. C. , 1995) 。
・141・
历 史 研 究2003年第1期
也越来越多样化。学者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 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 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外交思路和社会发展模式, 或者反过来, 从国际的角度, 即一种能综合反映东西方的观点, 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①。
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相比, 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 曾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 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走出神秘的光环。然而, 进入21世纪以后, 人们发现, 虽然中国的档案文献集出版了不少②, 利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③, 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 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 就是与俄罗斯近些年的情况相比, 中国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 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 中国虽然公布了档案法, 也规定了30, , 特别是中央一级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档案, 门都是决策机构, 那里的档案不开放, 。不过, 最近也有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 不仅一般中国公民, ④。
其二, , 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 。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不仅十分不公平, 而且也很危险, 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 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 就会以讹传讹, 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例如, 官方修史者都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11笔, 约56176亿卢布, 其根据是经贸部的档案记录。但据笔者考察并对比俄罗斯资料, 应是13笔, 共66亿卢布。因为当时中方的统计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 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 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同时, 贷款中用于经济建设的份额也不是23%, 而是不足5%⑤。
其三, 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 也没有规范而科学的解密程序, 某件或某些档案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 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 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件档案, 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 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 甚至在同一个档案馆, 这个馆长批准查阅, 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和政策水平。例如, 笔者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已经开放并允许复印的档案还要外交部专门出具公函才能得
①前引G addis 那本专著的书名, 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 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②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 外, 比较重要的还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
《建
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已出版27卷) 、《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 、《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 、《彭德怀军事文选》等等。笔者最近获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推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修订版) 和《毛泽东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 。
③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机构根据档案文献编撰的各种年谱、大事记和传记。
④目前外交部正在积极进行开馆前的准备工作, 第一批档案开放到1955年, 以后逐年向后推移。
⑤详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42・
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以利用。
问题的关键, 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 一方面在于档案管理者的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 查阅和使用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 是重在保管收藏, 还是重在利用? 虽然这两方面的改进, 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①, 但是, 作为档案的使用者,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者也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 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高其公正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面对21世纪学术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前景, 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 应该说, 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可以有所作为, 而且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 , :“冷战时期, , 是双方施加影响与显示敌意时的
②因此, , 自然也离不开使用美国、俄罗斯的历史档案。主要目标。”
, , 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会谈, 从来不允许中方做记录③。
然而, 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国外档案, 并非没有需要排除的阻力和障碍。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学者利用美国档案研究中美关系已经习以为常, 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令人不解的是, 利用俄罗斯档案研究中苏关系却经常受到某种政治上的指责。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历史档案的披露, 将冷战国际史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国际上研究中苏关系以及冷战史的学者, 无不力求使用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④。可是在目前的中国, 要把已经有多种文字刊行的俄罗斯档案文献翻译、出版, 却显得困难重重。即使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为数有限的俄罗斯档案文献, 因为在个别问题上与中国历史文献的说法有出入, 竟然遭到了人们的“围攻”。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1995年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扬关于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给苏共中央报告的全文, 其中引用了两份俄罗斯档案: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说, 中国革命胜利后, 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 实行一党制; 1948年
①有些外国同行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中国学者能提供新的档案文献, 显然是有些苛求于中国学者了, 他们
大概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
②安德鲁・内森、罗伯斯・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 柯雄等译, 新华出版社, 1997
年, 第18页。
③在中国的档案中, 刘少奇和毛泽东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 只能通过参与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反映出来。
④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S. G oncharov , J. Lewis and Xue Litai , U ncertain Partner :S talin , M ao , and the
Korean W ar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该书附录中刊印的中国档案文献就有70余件。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 一书, 也是利用中俄双方档案资料论述中苏关系史的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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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4月20日斯大林回电说, 苏共不同意这种做法, 认为中共应该吸收其他党派参加①。由于米高扬的报告只是转引了电报的部分内容, 且没有注明档案出处, 而在中国档案中又没有发现这两份档案, 于是, 很多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②。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说法与当时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 这是事实, 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 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人们没有把精力用于探赜索隐, 而是轻易地否定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 并先后在中国四种主要史学刊物上发表质疑或指责性文章, 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③。这种学术氛围无论如何是不利于历史研究的④。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 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 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⑤。这套文献集选编了自1917年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 其中相当一部分译自俄罗斯档案原件, 相信会对苏联史、世界现代史和冷战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当然, 放程度而言, 这一点点翻译、整理工作实在只是九牛一毛因而未能出版———包括130万字的中苏关系档案和行的档案文献, 目前, , 其内容之详尽, 20世纪中苏关系
) , 仅第4卷(1937—1945年) 即有16开档案集》(РутношениявⅩⅩВеке
两大本, 件, 其中1945年的文献单成一册, 共233件, 包括了从雅尔塔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 直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及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全部内容, 而且注释完整、全面。关于这方面的英文和中文档案, 美国外交文件集(FR US ) 和台北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已经发表了许多, 如果再充分利用这批俄罗斯档案, 将会把对战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轨及中苏关系走向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东欧各国的档案越来越受到国际冷战史研究者的青睐。目前在世界上有三份较有影响的冷①А.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миссяА. И. МикоянавКитай, январь2
февраль1949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1995, №. 2, c. 102. 中译文发表在《国外中共党史动态》1995年第5期和《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1996年第1、3期。
②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 《近代史研究》1996年
第3期; 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 《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就笔者所见, 惟一在刊物上公开认可这些俄罗斯档案并对此情况提出个人见解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的马贵凡(见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
④笔者曾在莫斯科就此事询问列多夫斯基, 他说俄罗斯档案中确有这些文件。后来这两份文件在俄罗斯
刊物上全文发表了。见А. Ледовский, ДветелеграммыизперпискиМаоЦздунасИ. В. Сталиным, 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2000, №. 6, c c. 117—122。中译文见《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⑤笔者已将所收集的俄罗斯档案原文(包括未翻译的部分) 复制了一套, 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供一
般读者随时查阅和核对。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已经组织力量翻译这批档案。此外, 陶文钊和牛军主编的3卷本《美
国对华政策文献选编》(300余万字) 历经数年努力, 目前也已经交稿。这些都说明, 利用国外档案文献从事历史研究本是学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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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战史学术专业刊物, 除《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外, 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编辑的《冷战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 d W ar S t udies ) , 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编辑的《冷战史》(Col d W ar History ) 。如果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 在这三份英文刊物中, 东欧各国档案文献的译文和利用东欧档案撰写的论文正在逐渐增多。特别是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正在进行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即收集、整理和翻译华沙条约各参加国的有关档案文献, 而参加者均是从这些国家聘请来的学者(包括一名中国学者) , 相信他们的工作将对冷战史研究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 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以朝鲜战争为例, 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 关于这个专题披露和发表的各国档案恐怕是最全面的了。正是由于美国、苏联和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出现, 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几年形成了一个高潮, 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值得指出的是, 。韩国本身的档案文献已大部毁于战火, 、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 ①。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文献影印出版, 、朝鲜政治经济状况、, 这些文件当然也是研究朝鲜战争不可或缺的史料。。
。不久前人们发现, 关于1950年10月2, 有两份内容正好相反的档案,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有关文献公布的这封电报中, 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 同意立即派出中国志愿军援助朝鲜, 而俄罗斯档案馆出示的同一天的电报则显示, 毛泽东提出了众多理由拒绝出兵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一番不小的争论。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 还是一真一假? 经过认真的考察和分析, 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 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 而俄罗斯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经过这种对比和鉴别, 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以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②。
当然, 对于国外档案也存在一个鉴别和比较的问题。由于语言障碍或情况不熟, 任何一方的会谈记录都可能出现差错, 如果不进行比较和鉴别就直接引用, 当事人的失误就会转变成学者的错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曾于1998年将越南档案中收藏的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国与越、老、柬等国领导人的77个谈话记录译成英文发表③。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和翻译了这批文件, 并经过与中文记录(未刊) 对比, 发现其中不乏互相不符之处, 当然许多系时间、地点、人物记录有误, 但也确有不少当时国外记录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讲话的本意, 以致错记或漏记了一些内容④。试想, 如果在研究中不加鉴别地直接引用档案中毛泽东等人的讲话, 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收藏有这套文献的影印本。
②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质疑》,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动态》1996年第2期。该文以英文发表于CW I HP B ulletin , 1997, no. 8—9。
③O. A. Westad , Chen Jian , Stein Tonnesson , N. Tun g and J. Hershberg (eds. ) , 77Conversations Be 2
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 1964—1977. CW I HP Working Paper , no. 22, May 1998, Washington D. C. .
④档案译文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0年
) , 特别见译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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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总之, 利用双方档案研究双边关系, 利用多方材料研究综合事件, 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 可充分加以利用的地方档案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出发点及其决策过程, 因此研究者重视国家级档案的公布和利用,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说, 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中国颇有困难, 而学者又不能守株待兔。于是, 查阅和利用地方档案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地方档案, 包括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从管理制度上讲, 学者(包括国外学者) 查阅这些地方档案相对容易一些。当然, 这与管理者的观念和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 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 研究者的遭遇可能完全不同, 在地方档案馆中, 管理比较规范、观念比较开放的, , 。
在冷战史研究中利用中国的地方档案, 了。, 档案馆的材料, , 也使用了江苏省等地方的档案, , 但作为中央档案材料的补充, 却有大量决策的结果, , 而这些材料也是冷战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笔者在研究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课题时, 到吉林、辽宁、福建、内蒙和新疆档案馆查阅档案, 惊喜地发现, 那里保管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外国专家局有关苏联专家问题的各种规定和通知, 以及各地专家工作开展的情况通报, 从聘请专家的程序和手续、如何接待专家、为专家来华所做的准备工作、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直到对苏联专家衣食住行的安排和规定, 样样俱全, 面面俱到。此外, 笔者在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等大企业的档案馆(室) , 也得到了许多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资料②。显然, 如果没有这些活生生的地方档案材料, 对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个题目的研究, 只能是简单的说教和空洞无物的政治性分析。
实际上, 地方档案的利用并非只能起到某种补充作用, 有些课题的研究, 比如某些具体事件或涉及某一地区的问题, 只有利用地方档案才能开展。为了弄清1962年伊塔事件真相以及中苏关系在新疆地区的特点, 1998年笔者与李丹慧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查阅档案, 并走访了当地的党史、公安、外贸等部门, 收获颇丰, 不仅有馆藏的档案文献, 还有一些部门整理的工作报告或编写的背景材料。正是在这一基础上, 才能对新疆中苏关系的特点和伊塔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③。其次, 为了研究越南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 李丹慧还在铁道部档案室
①可参阅Shu Guang Zhang , Economic Cold W ar , A merica π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 ino 2Soviet A l 2
liance ,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Qiang Zhai , China and the V ietnam W ars , 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2000。
②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
1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中共党史研究》
2002年第2期) 。
③详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该
文英译文发表在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2001, no. 3;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 》,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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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工作多日, 利用那里的档案文献, 弄清了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中苏之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的具体过程①。
就中国范围内而言, 台湾的档案管理和开放应该说是走在前列了。笔者承蒙“陆委会”和中研院邀请于2002年6—8月到台湾学术访问, 收益匪浅。无论是在近史所档案馆、“国史馆”, 还是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外交部”档案库, 所到之处, 在享受其周到、热情服务的同时, 也感到现代化、国际化的档案管理手段和档案利用观念正在融入东方大地。尽管有些部门(如“外交部”档案库) 的繁复手续难免使短期访问学者心焦, 但毕竟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特别是台湾学者最近编辑并公开出版的4卷本《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 , 更是令大陆学者感叹不已。
从目前中国档案管理的整体状况而言,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发掘和利用地方档案, 恐怕也是冷战国际史研究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 南省档案馆和广西自治区档案馆曾签订合同, , 现在, 《云南与援越抗美———果多一些, , , 或利用当事人的回忆录。在这方面, 台湾学者已经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绩②。对冷战国际史研究来说, 运用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是主要方法之一。例如, 在冷战史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及《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等专著, 就利用了大量对中国和苏联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或回忆录③。
口述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 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 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据知情者说, 当时为了保密, 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 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 更多的情况是目前找不到或无法看到有关的档案文献。因此, 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陷。例如, 在朝鲜战争研究中, 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的会谈, 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但直到目前为止, 学者尚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 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回忆录, 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 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 否则, 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
其次, 与档案文献相比, 当事人通过其个人的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 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景鲜活起来。美国学者黛博拉・凯佩尔在研究苏联在华专家这一课题时, 就把俄罗斯有关档案文献与专家本人的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方法, 凯佩尔联系到了30多名曾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他们的回忆和感受, 加深了作者对俄罗斯档案文献的理解,
①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1961—1973) 》,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②自20世纪50年代末,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先生便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 以
后不断有学者接替, 至90年代末, 已整理、出版访问记录70多部。
③G oncharov , Lewis and Xue Litai , U ncertain Partner . Chen Jian , China πs Road to the Korean W ar :The
M aking of the S ino 2A merican
Conf rontation. New Y 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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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而作者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情形也描写得更加生动活泼①。此外还有一件趣事很说明问题。笔者和李丹慧曾在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文件, 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教育, 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 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条道路———社会主义”。难道解放十几年了, 新疆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档案文献本身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才得知, 从三区革命时期起至1958年, 伊犁地区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一直使用苏联版本的教科书, 以致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 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
②。如果没有当事人的解释, 学者只能去猜测个中原因了。己的第二祖国”
尽管口述史料很重要,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 作为历史研究, 不能孤立地和简单地使用口述史料, 因为人的记忆是会出现误差的。如果研究者没有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型史料进行鉴别或核查, 就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这方面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 毛泽东公开发表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是在1949年6月30日。过去有学者认为, 言, 是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③, 刘少奇是在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④。但1996, 。
⑥表俄罗斯学者公布的档案“明, 6月27日夜间, 。会谈记录显示, 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 。所以, 毛泽东的宣言实际上是, 刘少奇一行是6月26日下午2时抵达莫斯科的⑦。如果仅仅以当事人的述说为依据做出历史判断, 的确是危险的。在冷战史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很令人生疑。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 在台湾海峡引发了一场危机, 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 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 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 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的反应, 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 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⑧。追根寻源, 笔者看到,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刘晓说, 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
①D. K aple , S 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 O. A. Westad (ed. ) , B rothers in A 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 ino 2Soviet A lliance (1945—1963)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②参见沈志华1998年8月27日采访张克迅(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 记录; 9月3日采访陈
锡华(曾任邓力群和赛福鼎的翻译) 记录; 1963年3月28日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伊犁州档案馆, 全宗11, 目录1, 卷号120, 第228、231页
) ; 1962年10月10日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伊犁州档案馆, 全宗11, 目录1, 卷号114, 第143页) 。
③G oncharov , Lewis and Xue Litai , U ncertain Partner , p. 64.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李海文整理,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 第396页。⑤ПроблемыДалвнегоВостока, 1996, №. 4, c. 68.
⑥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 1996, №. 5—6, c. 56.
⑦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 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 第646页。但《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 第217页) 把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见说成是6月28日, 这不准确。根据俄罗斯档案记录, 会见是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的。师哲本人在后来的自述中对出访苏联的日期也做了订正(见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师秋朗笔录, 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291—292页) 。
⑧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 第304页;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 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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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 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①。然而, 刘晓的说法有较多漏洞, 就连赫鲁晓夫访华和炮击金门的日期都说错了, 关于经苏联顾问转告苏国防部的说法在逻辑和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几年以后, 又有外交部官员写道:炮击
②。不知是作者看到了刘晓的回忆, 金门“事先曾通过苏联在我国的军事顾问通报了苏联当局”
还是他本人也有如此记忆, 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对此, 不仅苏联当事人的所有回忆录都没有这种记载, 而且也没有任何档案文献提供依据。对于这样的口述史料, 作为研究者是需要谨慎对待的, 即使一时没有找到相应的文献, 至少也应核对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材料③。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乔・奈(Joe Nye ) 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 ) 提出“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 ) 这一概念, 所强调的就是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 对所述史实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④。这种方法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尤其重要, 无论中美、中日, 还是中苏或中越, 对历史, 因此, 当事人的回忆不免带有时代的印迹史料与档案文献进行比较、鉴别, 的“。
总之, 在研究中, , 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 :、缺失的内容, 或给; 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述历史的差误, 或为; 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录进行综合整理, 勾勒出史事的背景, 并做出客观的评述。这无疑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五 档案文献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
“冷战史新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国际合作, 这尤其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面。在俄罗斯档案制度改革方面出现的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国际大合作是空前的, 各国学者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关注着事情的进展⑤。几年来, 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芬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 各国学者会聚一堂, 专门讨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开放和利用的问题⑥。在这个问题上促成国际合作的原因和结果是相同的, 即人们期望并认定,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开放和利用, 将引起苏联历史、冷战国际史乃至20世纪世界历史等一系列研究领域的革命。
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 是其内涵决定的, 也是90年代以来东方各国档案文献相继①刘晓:《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 第72
页。
②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 收入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年, 第135—137页。
③吴冷西后来回忆说, 关于炮击金门的事情, 中苏没有商量过, 中国领导人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 一
句话都没有谈到此事(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 第186页) 。
④参见R. K. Brigham ,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 Pre 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China , S outheast Asia , and the Indochina Wars ”, January 2000, Hong K ong 。
⑤详见前引《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一文。
⑥关于这些会议的具体情况可见Jim Hershberg , Russian Archives Review , CW I HP B ulletin , 1993, no. 4,
pp.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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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开放的现实促成的。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 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 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 向外扩展, 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 向内延伸, 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探索, 都需要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这方面,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做出了贡献, 也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做法是:(一) 在不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上, 一方面发表各国学者研究冷战的新成果, 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俄罗斯、中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历史档案文献, 从而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 方便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 (二) 召开专题国际会议, 并通过会议组织相关国家的学者从不同国度和角度为与会者提供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①。其结果不仅有利于学者个人的研究,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国档案的发掘工作; (三) 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 每年组织一批中国、盛顿做数月的学术访问。, 档案的复印件②。最近, , 前往美国或欧洲收集有关档案资料, 也使同一、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 每年组织一次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双边学术讨论会, 而。目前, 中国学者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冷战史研究课题组也在尝试进行这方面的合作。今后,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更应该在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上多下功夫, 这是学者力所能及的。
总而言之, 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新世纪无疑将面临重大挑战。对于这个挑战, 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而漫长的。所谓艰难, 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 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 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 必然会有一个不断深化以往教训的认识的过程。所谓漫长, 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中国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 而且更要求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 新史料的不断涌现, 又将促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和分析, 并继续探寻新的文献资料, 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 〔作者沈志华, 研究员。北京东方历史学会 100036〕
(责任编辑:姚玉民 舒建军)
①这包括:1993年1月在莫斯科的“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 ; 1995年7月在华
盛顿的“朝鲜战争历史”; 1996年1月在香港的“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 ; 1997年10月在北京的“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 ; 1998年6月在奥斯陆的“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 ; 2000年1月在香港的“亚洲、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与香港大学合作) 等等。
②笔者和李丹慧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 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罗斯及
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CON TEN TS
The N e w Cold W ar History and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Cold W ar Files
Shen Zhihua (140)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ld war have become a prolific new academic field in the world. Breakthroughs in these studies heavily relied on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ld war files. However ,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n China for the records to be administered in a standard way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ule by law. Problems in this field cause great inconvenience for re 2search and use of the archives. While waiting for improvemen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we should make more use of foreign files and local Chinese archives , corroborate written literature with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 and develo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documents and files. Discussion and Reviews
My Vie ws on Contradictions bet w 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 overnments and the Population Survey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Chang πan R eign during the T ang Dynasty ———A with Mr. Meng Xianshi G eng Hu (151)
Otani Document No. 2835is an important for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s seen from this document the were positive towards the population survey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ugges 2tions for expedient policies put to fugitive households were partly adopted. The governments government of refugee localities of these fugi 2tives had very different policies of population survey. The tendencies of big landlords were manifested in their deeds instead of their words. The loss of households affect the tax revenues.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migration of house 2holds was not the policies of census , but the land problem.
Vie w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Non 2governmental Secret R eligious Societies in the Course of the Evo 2lution of the Yihetuan Movement ”Shao Y ong (155) N otes Research
On Wendi of the Chen Dynasty Offering a Sacrif ice to “H ugong ”———An Investigation of Surname of the Imperial Court Yan Yaozhong (156)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ime When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Commissioner in the N anjing G overnment W as Abolished Weng Y ouwei (160) Review Essays
What Type of N e w Historiography Is N eeded in China ? ———A Survey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H el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entenary of “N e w Historiography ”by Liang Q ichao
Liu Huanxing (164)
A Survey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Interaction among State , R egions and Mass 2es , and Social Changes
Tang Lixing Wu Jianhua Zhang Xiangfeng (171)
A Survey of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Methodologies Employed in Studie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Z ou Xiaozhan (179) A Surve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 einterpreting Christianity in E ast Asia :E ast 2West Cultural Exchanges in Modern History Tao Feiya (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