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1936年10月，最后一支红军抵达陕北，结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历程。红军铁流两万里，从东南地区转移到西北，进入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的陕甘宁。中国革命力量重新在西北建立了新的战略基地，为随后迎接全国抗战高潮并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红军“三方四路”长征时间、里程各不同 通常说长征的开始时间是1934年10月，这是以中央红军离开赣南根据地为标志。这支红军历时一年，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有人认为整个长征结束时间是在1936年10月，是因为三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不相同。 过去出版的一些工具书中把“长征”一词解释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简称”，或认为其特指“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说法，是指中共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的行军里程。中央红军从江西的瑞金、福建的长汀等地出发后，经过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解放后该省建制取消，其东部并入四川）、甘肃、宁夏，最后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从里程看，这是走得最远的一路红军。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四川北部突破嘉陵江西进算起，经过四川、西康、甘肃、宁夏，最后在陇东的会宁县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了长征。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出发，经过贵州、云南、四川，到达西康的甘孜，同红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编为二方面军，最后经青海到达甘肃接近宁夏的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而结束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湖北出发，经过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到达陕西同陕北红军会师。 各路红军出发时间、到达陕甘时间也不一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南部开始长征，历时一年，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结束长征。此后一方面军又东征山西，接着西征宁夏，接迎二、四方面军。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长江以北的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在党中央到达陕北的前一个月即1935年9月前期抵达那里。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西进，此后因张国焘错误指导的干扰，在川西和西康往返行动，三过草地，最终于1936年10月到达陕甘宁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经过向西的万里大迂回，于1936年7月在西康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随后也于同年10月到达陕甘宁根据地。总计起来，红军长征历时两年，有些部队也确实走了这么长时间。如朱德总司令以及原属一方面红五、九军团，从瑞金出发后历时两年才到达陕甘宁苏区。 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表现长征的故事片《万水千山》问世后，毛泽东就表示不能光写一方面军，还要写其他红军。从当时的全国战略大局看，在南方的各支主力红军，除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根据地外，都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向陕甘宁地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长途行军，都属于长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靠相互配合才赢得胜利。 回顾红军三大主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过程，可以看出各支部队走的路程不同、里程不一，到达时间也有差异，然而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来，“二万五千里”这一称谓在革命斗争中渐渐约定俗成，中国人民在艰苦奋斗时又产生了“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的激励之词。万里长征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的精神在世界上的光荣象征，并将激励着后人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屈指行程二万”――中央红军长征里程 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是红军原来的最大主力，出发时有8.6万人，中共中央又随军行动，因为国民党军投入最多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比例最大，行军也极为艰苦。 当年红一军团留下一份详细的里程一览表，累计长征1.8万华里，为什么到陕北后并没有“一万八千里长征”的说法，只有“二万里”、“二万五千里”的说法呢？ 1935年秋，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宁夏六盘山，曾写下著名的《清平乐》――“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此后，人们讲起红军长征，大都习惯说成“两万长征”或“二万五千里长征”。 “屈指行程二万”，这虽是艺术语言却基本符合事实。到达陕北后一个月，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首先明确地宣布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结论，并在《抗日救国宣言》中说明：“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有一份《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这是红一方面军部队最早的、最详细的可靠资料。此表以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中每天的记录为依据，标明每天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宿营，行军里程多少。累记下来，从赣南到陕北一年间共行走18095华里。中共中央机关基本与红一军团同路，每天行军里程累计，也是1.8万华里。 若仔细考察，这一里程累计数字只是中央机关、军团司令部直属队从每天出发到宿营的统计，并非实际所走的全部里程统计。以机关人员而论，到宿营地后多数人还要外出找粮、砍柴和奔走向群众宣传；战斗部队经常要迂回行动，有时反复冲锋；此外，中央和军团直属队驻扎时，各师、各团还要继续担负警戒，或进行侦察和筹粮活动。中共中央机关、红军直属队，可谓是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走路最少的。作战部队同他们相比，估计至少要多走1/3的路，以此估算“二万五千里”只少不多。 当年在红三军团长征的张爱萍后来在回忆遵义战役的情况时曾说过，他们一个团在大部队占领遵义后，向敌军一次反击就追出70华里，再返回遵义找大部队，这往返140里都没有算在军团直属队的长征里程统计中。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部队，还有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随总司令部行动的红五、九军团，他们走的路程比一方面军计算的还要长约一万里。这是由于他们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随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区，转战近一年，后分别调属二、四方面军北上。朱德、刘伯承便随这些队伍行动，他们行军两年，走的路程有三万多里，是长征中走得最远的。 休整和跃进相结合的进军――二方面军长征 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中，二方面军在途中的损失比例最小。二方面军是1936年7月进入西康藏区后才正式组建的，此前其主要成分是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红六两个军团。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而四方面军转入川康边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红二、六军团就成为长江以南最后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和最大的红军主力，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集中20余万兵力准备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围剿”。当时红二、六军团只有1.7万人，根据地又很不稳固，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毅然决定在敌人围攻之前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从此开始了长征。经过2个多月转战，部队于1936年2月渡过乌江，进入了贵州西部的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政权。3月下旬，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认为北进是出于全国革命战略的要求，决定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会合红四方面军北上。随后，红二、六军团先以佯攻昆明吸引滇军主力，接着迅速向西渡过金沙江，翻越雪山，于7月初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还保留了1.4万人。 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和原在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等领导人通过对张国焘的耐心说服和适当斗争，终于使得二、四方面军能够并肩北上。两个方面军通过了茫茫数百里草地，于9月初进入甘南并控制了8座县城。此时张国焘又不执行中央电令一意西进，国民党中央军胡南部乘机将孤立的红二方面军包围，经过指战员奋勇拼杀，红二方面军损失2000多人后终于冲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下旬同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会师。到达陕甘宁苏区时统计，红二方面军还保留1.1万人。毛泽东接见贺龙时称赞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 从红二、六军团自湖南西部桑植出发算起，11个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走的路程为两万里。他们长征时采取了跃进一段、再休整一段的方式，并以灵活的方式打转，途中还大量扩军。国民党军追击他们的部队也比较少，且多非主力，以上各种因素使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总减员较少。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时所拟定的军事报告，对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方式还专门做了赞扬。 三过草地曲折长征的红军――四方面军 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中，四方面军走的路线最曲折，所用的时间也最长，这是因为负责人张国焘犹豫动摇，总想逃避北上抗日前线，使部队在北上与南下中反复走了许多弯路。 1935年春，在四方面军负总责的张国焘认为全国革命形势低落，于5月初擅自决定放弃已开辟了两年的川陕根据地，以四方面军主力、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全部西进，开始了长征。西进之初，四方面军占领了川北十几个县，人力物力得到了补充，却因放弃了根据地陷入了无依托的游动作战困境。此后，张国焘对于同国民党军作战感到悲观失望，一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这种错误一度分裂了党和红军，并造成了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区近一年的往返徘徊局面。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会师，全军兵力相加有10万人。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经说服勉强同意。第一次通过草地后，张国焘又反悔要求南下，拒不执行中央命令，使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掉头再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由于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经4个月苦战仍难以立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 南下的失败和中央北上的胜利，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以及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于6月间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后，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动摇了，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再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坚持逃跑主义的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 从地图上看，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的直线距离不到1000里，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红二方面军，艰苦程度却不逊色，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进行“小长征”的红二十五军 长征的红军除了三个方面军之外，还有红二十五军进行了一次“小长征”。这支部队数量不大却很精干，是长征中惟一数量不减反增的部队。 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在1934年内外处境日益艰难。周恩来认为如果该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只有向外发展才能保存力量，引开大批敌军又会减轻根据地的压力。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率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根据地，留下一部分人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游击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突围和留下的部队都有了发展。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的一个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了长征。同年12月，部队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经半年战斗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在长征途中还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徐海东、吴焕先等领导人得到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才知道，红军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下部分人员坚持陕南斗争，主力继续长征迎接中央。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部队转向北进，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到达陕北时，红二十五军还有3400人，此外在陕南还留下了2000多人，比长征开始时的人数还有增加。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总计约9000里，历时10 个月。同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他们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然而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政委吴焕先在火线指挥时牺牲，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这一支红军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下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长征后的红军保存下多少人 对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时还剩下多少人，过去长期有着“3万人”或“8万人”的不同说法。其实，这两种说法是由于算法不同，因此得到的数字不同。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南部根据地出发时是8.6万人的大队伍，一年后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当时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合了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一年内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总计又发展到3万余人，二、四方面军接着又北上到陕甘宁。三大主力会师前，陕甘的红军后勤部门准备了冬衣7万套，还是不足，因为三大主力会师时全军统计有8万人。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又渡过黄河西进组成西路军，结果于1937年春基本失败，不过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野战部队为4.2万人，此外还包括地方部队以及院校学生、医院和残废院中的伤残军人、后方被服和制械工厂的人员。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 过去的党史书中，长期有“长征后红军只剩3万”一说，这其实是指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 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当时红军处于激烈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之中，除战斗伤亡外，因病和意外情况造成的损失也经常发生，部队的人员时时都在变化中，统计数字不可能很准确。不过大致上讲，有3万多名经历过万里长征考验的指战员保存下来，这是当时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是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其中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尽管后人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有不同说法，却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人数虽减少，革命力量却增强了，并最终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1936年10月，最后一支红军抵达陕北，结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历程。红军铁流两万里，从东南地区转移到西北，进入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的陕甘宁。中国革命力量重新在西北建立了新的战略基地，为随后迎接全国抗战高潮并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红军“三方四路”长征时间、里程各不同 通常说长征的开始时间是1934年10月，这是以中央红军离开赣南根据地为标志。这支红军历时一年，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有人认为整个长征结束时间是在1936年10月，是因为三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不相同。 过去出版的一些工具书中把“长征”一词解释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简称”，或认为其特指“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说法，是指中共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的行军里程。中央红军从江西的瑞金、福建的长汀等地出发后，经过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解放后该省建制取消，其东部并入四川）、甘肃、宁夏，最后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从里程看，这是走得最远的一路红军。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四川北部突破嘉陵江西进算起，经过四川、西康、甘肃、宁夏，最后在陇东的会宁县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了长征。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出发，经过贵州、云南、四川，到达西康的甘孜，同红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编为二方面军，最后经青海到达甘肃接近宁夏的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而结束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湖北出发，经过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到达陕西同陕北红军会师。 各路红军出发时间、到达陕甘时间也不一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南部开始长征，历时一年，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结束长征。此后一方面军又东征山西，接着西征宁夏，接迎二、四方面军。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长江以北的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在党中央到达陕北的前一个月即1935年9月前期抵达那里。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西进，此后因张国焘错误指导的干扰，在川西和西康往返行动，三过草地，最终于1936年10月到达陕甘宁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经过向西的万里大迂回，于1936年7月在西康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随后也于同年10月到达陕甘宁根据地。总计起来，红军长征历时两年，有些部队也确实走了这么长时间。如朱德总司令以及原属一方面红五、九军团，从瑞金出发后历时两年才到达陕甘宁苏区。 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表现长征的故事片《万水千山》问世后，毛泽东就表示不能光写一方面军，还要写其他红军。从当时的全国战略大局看，在南方的各支主力红军，除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根据地外，都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向陕甘宁地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长途行军，都属于长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靠相互配合才赢得胜利。 回顾红军三大主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过程，可以看出各支部队走的路程不同、里程不一，到达时间也有差异，然而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来，“二万五千里”这一称谓在革命斗争中渐渐约定俗成，中国人民在艰苦奋斗时又产生了“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的激励之词。万里长征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的精神在世界上的光荣象征，并将激励着后人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屈指行程二万”――中央红军长征里程 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是红军原来的最大主力，出发时有8.6万人，中共中央又随军行动，因为国民党军投入最多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比例最大，行军也极为艰苦。 当年红一军团留下一份详细的里程一览表，累计长征1.8万华里，为什么到陕北后并没有“一万八千里长征”的说法，只有“二万里”、“二万五千里”的说法呢？ 1935年秋，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宁夏六盘山，曾写下著名的《清平乐》――“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此后，人们讲起红军长征，大都习惯说成“两万长征”或“二万五千里长征”。 “屈指行程二万”，这虽是艺术语言却基本符合事实。到达陕北后一个月，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首先明确地宣布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结论，并在《抗日救国宣言》中说明：“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有一份《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这是红一方面军部队最早的、最详细的可靠资料。此表以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中每天的记录为依据，标明每天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宿营，行军里程多少。累记下来，从赣南到陕北一年间共行走18095华里。中共中央机关基本与红一军团同路，每天行军里程累计，也是1.8万华里。 若仔细考察，这一里程累计数字只是中央机关、军团司令部直属队从每天出发到宿营的统计，并非实际所走的全部里程统计。以机关人员而论，到宿营地后多数人还要外出找粮、砍柴和奔走向群众宣传；战斗部队经常要迂回行动，有时反复冲锋；此外，中央和军团直属队驻扎时，各师、各团还要继续担负警戒，或进行侦察和筹粮活动。中共中央机关、红军直属队，可谓是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走路最少的。作战部队同他们相比，估计至少要多走1/3的路，以此估算“二万五千里”只少不多。 当年在红三军团长征的张爱萍后来在回忆遵义战役的情况时曾说过，他们一个团在大部队占领遵义后，向敌军一次反击就追出70华里，再返回遵义找大部队，这往返140里都没有算在军团直属队的长征里程统计中。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部队，还有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随总司令部行动的红五、九军团，他们走的路程比一方面军计算的还要长约一万里。这是由于他们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随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区，转战近一年，后分别调属二、四方面军北上。朱德、刘伯承便随这些队伍行动，他们行军两年，走的路程有三万多里，是长征中走得最远的。 休整和跃进相结合的进军――二方面军长征 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中，二方面军在途中的损失比例最小。二方面军是1936年7月进入西康藏区后才正式组建的，此前其主要成分是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红六两个军团。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而四方面军转入川康边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红二、六军团就成为长江以南最后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和最大的红军主力，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集中20余万兵力准备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围剿”。当时红二、六军团只有1.7万人，根据地又很不稳固，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毅然决定在敌人围攻之前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从此开始了长征。经过2个多月转战，部队于1936年2月渡过乌江，进入了贵州西部的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政权。3月下旬，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认为北进是出于全国革命战略的要求，决定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会合红四方面军北上。随后，红二、六军团先以佯攻昆明吸引滇军主力，接着迅速向西渡过金沙江，翻越雪山，于7月初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还保留了1.4万人。 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和原在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等领导人通过对张国焘的耐心说服和适当斗争，终于使得二、四方面军能够并肩北上。两个方面军通过了茫茫数百里草地，于9月初进入甘南并控制了8座县城。此时张国焘又不执行中央电令一意西进，国民党中央军胡南部乘机将孤立的红二方面军包围，经过指战员奋勇拼杀，红二方面军损失2000多人后终于冲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下旬同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会师。到达陕甘宁苏区时统计，红二方面军还保留1.1万人。毛泽东接见贺龙时称赞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 从红二、六军团自湖南西部桑植出发算起，11个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走的路程为两万里。他们长征时采取了跃进一段、再休整一段的方式，并以灵活的方式打转，途中还大量扩军。国民党军追击他们的部队也比较少，且多非主力，以上各种因素使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总减员较少。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时所拟定的军事报告，对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方式还专门做了赞扬。 三过草地曲折长征的红军――四方面军 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中，四方面军走的路线最曲折，所用的时间也最长，这是因为负责人张国焘犹豫动摇，总想逃避北上抗日前线，使部队在北上与南下中反复走了许多弯路。 1935年春，在四方面军负总责的张国焘认为全国革命形势低落，于5月初擅自决定放弃已开辟了两年的川陕根据地，以四方面军主力、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全部西进，开始了长征。西进之初，四方面军占领了川北十几个县，人力物力得到了补充，却因放弃了根据地陷入了无依托的游动作战困境。此后，张国焘对于同国民党军作战感到悲观失望，一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这种错误一度分裂了党和红军，并造成了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区近一年的往返徘徊局面。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会师，全军兵力相加有10万人。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经说服勉强同意。第一次通过草地后，张国焘又反悔要求南下，拒不执行中央命令，使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掉头再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由于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经4个月苦战仍难以立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 南下的失败和中央北上的胜利，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以及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于6月间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后，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动摇了，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再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坚持逃跑主义的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 从地图上看，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的直线距离不到1000里，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红二方面军，艰苦程度却不逊色，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进行“小长征”的红二十五军 长征的红军除了三个方面军之外，还有红二十五军进行了一次“小长征”。这支部队数量不大却很精干，是长征中惟一数量不减反增的部队。 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在1934年内外处境日益艰难。周恩来认为如果该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只有向外发展才能保存力量，引开大批敌军又会减轻根据地的压力。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率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根据地，留下一部分人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游击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突围和留下的部队都有了发展。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的一个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了长征。同年12月，部队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经半年战斗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在长征途中还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徐海东、吴焕先等领导人得到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才知道，红军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下部分人员坚持陕南斗争，主力继续长征迎接中央。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部队转向北进，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到达陕北时，红二十五军还有3400人，此外在陕南还留下了2000多人，比长征开始时的人数还有增加。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总计约9000里，历时10 个月。同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他们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然而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政委吴焕先在火线指挥时牺牲，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这一支红军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下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长征后的红军保存下多少人 对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时还剩下多少人，过去长期有着“3万人”或“8万人”的不同说法。其实，这两种说法是由于算法不同，因此得到的数字不同。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南部根据地出发时是8.6万人的大队伍，一年后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当时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合了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一年内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总计又发展到3万余人，二、四方面军接着又北上到陕甘宁。三大主力会师前，陕甘的红军后勤部门准备了冬衣7万套，还是不足，因为三大主力会师时全军统计有8万人。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又渡过黄河西进组成西路军，结果于1937年春基本失败，不过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野战部队为4.2万人，此外还包括地方部队以及院校学生、医院和残废院中的伤残军人、后方被服和制械工厂的人员。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 过去的党史书中，长期有“长征后红军只剩3万”一说，这其实是指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 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当时红军处于激烈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之中，除战斗伤亡外，因病和意外情况造成的损失也经常发生，部队的人员时时都在变化中，统计数字不可能很准确。不过大致上讲，有3万多名经历过万里长征考验的指战员保存下来，这是当时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是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其中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尽管后人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有不同说法，却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人数虽减少，革命力量却增强了，并最终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