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内容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 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 拉美国家 和 东欧 转轨国家 的 新自由主义 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蠨现出失败， 宏观经济 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 北京共识 。
来源
1989年 陷于 债务危机 的 拉美国家 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 美国 国际经济研究所 邀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 美洲开发银行 和 美国 财政部 的研究人员以及 拉美国家 代表在 华盛顿 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 拉美国家 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美国 国际经济研究所 的 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对 拉美国家 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
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
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所谓“北京共识”，相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那么，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呢？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北京共识”从何而来呢？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目前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拉莫先生不久前发表了《北京共识》的论文，“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在拉莫那里，
对“北京共识”的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
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作者为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华盛顿共识”走入历史？——重思世界发展战略
“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深刻影响过去十几年的世界形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形势演变的重要术语。它几乎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然而，进入新世纪，“华盛顿共识”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甚至几乎垂死。
冷战刚结束前后，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它一般包括三大内容：“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这种政策建议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广开来。
“华盛顿共识”的原义和后来的引申义略微不同。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是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为了兜售他的政策建议，威廉姆森对“华盛顿共识”的定义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即财政戒律、谨慎的公共开支方向和供给方面的税收改革。威廉姆森之后，“华盛顿共识”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具有广泛的意义，一直演变成为国际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势力的时髦意识形态，那就是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1997年东亚数个国家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冲在“援助”这些国家的最前列。不过，该组织为这些危机国家开出的唯一方案是“华盛顿共识”，即按照全面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经济，否则，它就拒绝向危机国家提供贷款。尽管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分青红皂白的条件感到苛刻，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批评国际货币基金处理东亚危机的声音，但是，多数东亚危机国家还是同意基金组织全面卷入其经济改革进程。
6年多过去了，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后持续10年的美国“新经济”繁荣时代终结。“911”恐怖攻击事件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日程，刺激经济复苏让位于国家安全与反恐战争。一个个大的全球性金融、财政、会计丑闻相继暴露。而在一系列发展中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市场化方案不断出现大的问题，处处碰壁。在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这些国家一个个逐步走上了寻求符合自身发展与改革要求的道路。
马来西亚本来在金融危机期间就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泰国则在危机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大力支持农村地区和小企业的发展。这两年来，泰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东南亚最高的，达到5%左右。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印尼决定停止向基金组织贷款，显示这个东南亚最大国家的经济形势好转，而金融风暴后的国家信心基本恢复。韩国早早地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而基金组织则承认当初在处理韩国危机上的
失误。
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区。在其中的一些国家，该“共识”曾经取得非凡的成就。然而，拉美国家却积累起成堆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最近阿根廷和巴西等接近经济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加剧，接着而来的政局变动都把一些矢志革新的政治人物推上历史旋涡的中心。劳工出身的巴西新总统卢拉一反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强调改革、发展的社会方面，其政策明显向广大普通人民的基本需求倾斜。
从199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该运动实际上是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反全球化运动在“911事件”后一度沉寂，但很快又恢复了其活力。比如，以南美为中心的“世界社会论坛”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调门不同，后者也不得不探讨如何拥有一个更均衡的全球化这样的关键问题。
在“华盛顿共识”逐步走入死胡同，一系列批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概念，在一系列重要论著与演讲中批评不顾社会不满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今年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更是呼吁“负责任的市场经济（全球化）”。
过去几年，许多世界性的“共识”似乎都已经终结。保护世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由于美国的反对而半死不活；大西洋联盟（“共识”）对未来世界的治理原则发生重大分歧，一个要单极的美国化世界，一个则要多边协调的“全球治理”世界。“华盛顿共识”不过是这些已经死亡和还在垂死的许多“共识”中的一个罢了。
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似乎是所谓“三G”政策，即美国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新兴市场部主任、经济学家拉马柴德兰（Narayan Ramachandran）所概括的“让增长持续”（"get growth going"）。
“三G”政策是否可行，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是，“华盛顿共识”的过时，却是清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索新发展战略的时候，有必要理性回顾、反思和总结“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就明确指出，这个共识“是不完全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误导的”。对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必须善于把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让增长可持续，让社会可发展。（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内容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 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 拉美国家 和 东欧 转轨国家 的 新自由主义 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蠨现出失败， 宏观经济 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 北京共识 。
来源
1989年 陷于 债务危机 的 拉美国家 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 美国 国际经济研究所 邀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 美洲开发银行 和 美国 财政部 的研究人员以及 拉美国家 代表在 华盛顿 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 拉美国家 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美国 国际经济研究所 的 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对 拉美国家 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
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
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所谓“北京共识”，相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那么，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呢？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北京共识”从何而来呢？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目前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拉莫先生不久前发表了《北京共识》的论文，“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在拉莫那里，
对“北京共识”的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
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作者为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华盛顿共识”走入历史？——重思世界发展战略
“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深刻影响过去十几年的世界形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形势演变的重要术语。它几乎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然而，进入新世纪，“华盛顿共识”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甚至几乎垂死。
冷战刚结束前后，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它一般包括三大内容：“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这种政策建议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广开来。
“华盛顿共识”的原义和后来的引申义略微不同。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是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为了兜售他的政策建议，威廉姆森对“华盛顿共识”的定义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即财政戒律、谨慎的公共开支方向和供给方面的税收改革。威廉姆森之后，“华盛顿共识”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具有广泛的意义，一直演变成为国际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势力的时髦意识形态，那就是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1997年东亚数个国家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冲在“援助”这些国家的最前列。不过，该组织为这些危机国家开出的唯一方案是“华盛顿共识”，即按照全面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经济，否则，它就拒绝向危机国家提供贷款。尽管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分青红皂白的条件感到苛刻，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批评国际货币基金处理东亚危机的声音，但是，多数东亚危机国家还是同意基金组织全面卷入其经济改革进程。
6年多过去了，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后持续10年的美国“新经济”繁荣时代终结。“911”恐怖攻击事件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日程，刺激经济复苏让位于国家安全与反恐战争。一个个大的全球性金融、财政、会计丑闻相继暴露。而在一系列发展中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市场化方案不断出现大的问题，处处碰壁。在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这些国家一个个逐步走上了寻求符合自身发展与改革要求的道路。
马来西亚本来在金融危机期间就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泰国则在危机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大力支持农村地区和小企业的发展。这两年来，泰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东南亚最高的，达到5%左右。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印尼决定停止向基金组织贷款，显示这个东南亚最大国家的经济形势好转，而金融风暴后的国家信心基本恢复。韩国早早地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而基金组织则承认当初在处理韩国危机上的
失误。
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区。在其中的一些国家，该“共识”曾经取得非凡的成就。然而，拉美国家却积累起成堆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最近阿根廷和巴西等接近经济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加剧，接着而来的政局变动都把一些矢志革新的政治人物推上历史旋涡的中心。劳工出身的巴西新总统卢拉一反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强调改革、发展的社会方面，其政策明显向广大普通人民的基本需求倾斜。
从199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该运动实际上是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反全球化运动在“911事件”后一度沉寂，但很快又恢复了其活力。比如，以南美为中心的“世界社会论坛”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调门不同，后者也不得不探讨如何拥有一个更均衡的全球化这样的关键问题。
在“华盛顿共识”逐步走入死胡同，一系列批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概念，在一系列重要论著与演讲中批评不顾社会不满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今年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更是呼吁“负责任的市场经济（全球化）”。
过去几年，许多世界性的“共识”似乎都已经终结。保护世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由于美国的反对而半死不活；大西洋联盟（“共识”）对未来世界的治理原则发生重大分歧，一个要单极的美国化世界，一个则要多边协调的“全球治理”世界。“华盛顿共识”不过是这些已经死亡和还在垂死的许多“共识”中的一个罢了。
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似乎是所谓“三G”政策，即美国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新兴市场部主任、经济学家拉马柴德兰（Narayan Ramachandran）所概括的“让增长持续”（"get growth going"）。
“三G”政策是否可行，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是，“华盛顿共识”的过时，却是清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索新发展战略的时候，有必要理性回顾、反思和总结“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就明确指出，这个共识“是不完全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误导的”。对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必须善于把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让增长可持续，让社会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