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9期经济众说
论“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金融监管
○周敦卿
２００８年９月，一场撼动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着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为我们审视“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视角。两种“共识”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境况表明：深化金融监管的改革已成为两种不同“共识”中的共识。
一、全球金融危机中，“华盛顿共识”的“百花凋零”重创于乏力的金融监管
容。“华盛顿共识”提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影响。
本轮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预计２００９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为－０．３％，远低于２００７年的２．６％。其中，美国为－０．７％，欧盟为－０．５％（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经济增长率均为负值），日本为－０．２％。数据显示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西方国家其金融和实体经济都受到重创和波及，一番“百花凋零”。风雨，
探讨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虽然不能简单归罪于“华盛顿共识”，但造成这场危机的思想理论根源，却与“华盛顿共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的完全自由竞争思想，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它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强调“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自由化”
它笃信市场的力量，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甚至是万能的。认为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因而主张实行彻底的都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
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美国现有金融机构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体系的“影子银体系。“影子银行”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金融产品、行”
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创新，突破既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以便在这种无监管金融交易中获得最大利润。而有关的金融系统和政府部门，又过高估计了资本运行自律性以及自我调节的有效性，放松对于的合理性、
资本市场的监督和管理。
简言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罪不在“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而在于政府对于金融的自由放任。不是市场调节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调控和金融监管不力出了问题。
19
“华盛顿共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世界主流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应当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种概括。目前已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解读版本：第一种版本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在１９８９年提出的最“华盛顿共识”。这份共识是为应对拉美国为原始的
家的债务危机而生的，它包含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十条政策措施：降低汇率，从而促使非传统性产品出口的迅速增长；取消对贸易的数量限制，减让关税；取消国外直接投资壁垒；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初创企业放松管制；取缔对竞争的限制；更好地保护产权，尤其是非正规部门的产权；等等。第二种版本指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第一版本的基本内容以及后来增添的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和汇率政策两极化（严格的固定汇率制或完全的浮动汇率制）两项新内容。第三种版本是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所理解并使用的概念，即把这一概念理解为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完全超脱于宏观调控之外的新自由主义或者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尽管对“华盛顿共识”的解读版本存在差异，但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等还是构成了“华盛顿共识”的重要内
经济众说党政干部论坛
二、全球金融危机中，“北京共识”的“一枝独秀”得益于有效的金融监管
“市场失灵”，用“社会主义”原则来约束和调控来弥补
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抵制原教旨的、
的负面作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中期，国际和国内的部分专家，都力主中国尽快对外全面开放资本市场，但中国政府坚守不放。结果，１９９７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不仅自己基本上平安无事，而且对亚洲各国克服金融危机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之所以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特定的金融控管体系密切相关。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确立了人民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监管货币市场和外银监会（监管银行）、证监会（监管证券业）和保汇市场）、
监会（监管保险业）“一行三会”的金融调控监管模式。三个正部级机构对于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保证了我国金融运行的健康。正是由于中国高度重视监管的金融体制再加上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无法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歪打正着”，从而使得我们侥幸躲过一劫。
三、金融监管改革：两种“共识”中的共识
２００４年５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论文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２０多年的经济改革（转型）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雷默把“北京共定义为：一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二是积极维护识”
国家边境和利益；三是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它的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准则是务实性和理想性相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发展相统一。在“北京共识”中，雷默把重点放在了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功能上，但这一点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国内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北京共识”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概括。
本轮金融危机，中国虽受“殃及池鱼”之灾，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表现得“一枝独秀”：汇率坚挺、经济一向饱受西方指责的金融体系健康继续保持正增长、安全。
中国之所以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选择和坚持“北京共识”密切相关。
北京共识”的特点之一是“坚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２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内含着深刻历史辩证法的命“走自己的路”
题，它强调了历史主体的主动性、选择性和能动性。正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简单地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简单地照搬任何外国模式，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我们才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保持了较大的主动性，没有完全被这场金融危机所左右。
“北京共识”的特点之二是经济改革坚持“市场导向＋政府调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又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冠以“社会主义”的名头，其意是用宏观20
全球性危机呼唤着全球性应对。虽然人们对本次金融危机的成因还在不断探讨之中，但在应对危机上，无论是以欧美为策源地的“华盛顿共识”，还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京共识”，一种明确的共识已经形成———改革金融监管体制。
1.“华盛顿共识”的策源地—美国金融监管的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这一格局符合美国一直倡导的分权和制约精神。应该承认，美国的这套监管体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一是监管出现盲点，某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成为“漏网之鱼”；二是美国监管体系机构太多，权限互有重叠；三是监管规则巨细无遗，保证了监管的准确性，但却牺牲了监管的效率；四是权力分散，缺乏统一监管。
金融危机暴露出当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弊端，也使改革这一体系成为美国各界的共识。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７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白宫发表讲话，公布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这将是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体系最大胆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改革。金融监管改革
2009年第9期经济众说
“新政”将从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消费者权危机处置和国际合作等５个方面构筑监管安益保护、全防线。
综观改革措施，最核心部分为两项：一是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打造成“超级监管者”，全面加强对大金融机构的监管，这是第一次提出了金融体系的全面集中监管；二是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新成立的机构将负责制定和推行消费者保护法规，例如在抵押贷款和信用卡方面等等，务求提供给消费者的金融服务“简单、透明、准确”。新机构对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产品有权严格审查，并可以进行处罚。
这一改革方案的主要亮点是：首先，改革方案提出对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进行监管，特别是提出了在顺其周期和经济低迷时期，对杠杆率进行周期性调控。次，改革方案加强了对场外交易的监管，特别是针对信用违约掉期这一类产品，要求提高资本金，并把之前的场外交易纳入市场体制内，提高了透明度。再次，改革方案提出要加强对对冲基金以及私募资本和风险资本的监管。这很有前瞻性，等于是要打开对冲基金交易的黑匣子。最后，改革方案也注意到目前高管薪酬问题，提出监管机构要对薪酬制订提供指导，一方面要限制薪酬过高，另一方面要避免薪酬与公司短期盈利过度挂钩。
改革方案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多头监管弊端未除。改革方案中打算撤销美国财政部下面的存款机构管理局，却又新建了全国银行监管会。其次，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可以监管产品，制定规则，如果权力过大，会影响金融创新。最后，监管体系中缺乏激励机制。
紧随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也推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改革计划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新设立两套机构，分别加强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金融监管。新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有望于２０１０年诞生。
2.“北京共识”的中心—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机构是“一行三会”，一行是人民银行，三会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一行三会”体现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管理的理念，它们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减缓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应看到，中国的证券业、保险业发
展迅速且竞争日益激烈，国内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的我国金融业正在由分业经营向界限事实上已被打破。
混业经营过渡，与之相适应，中国也要从分业监管向现代化混业监管转变。从总体上来看，由于当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尚未形成规模和分业监管模式相对固化，在混业经营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采用在统一监管的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的监管体系，即成立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主体，内部构建由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分工的“三合一”的监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如同美国的“美联储”和英国的英格兰“监管的大管家”，它进银行金融服务局一样成为一个
行综合金融管理，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订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收集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通过统一的监管机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部门和金融构，对银行业、市场进行监管，以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发展。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将机构性监管模式转化为功能性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监管，二者紧密协调的金融监管框架。
改革可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完善现有金融管理体制。要明确职能、职责，转变监管理念，改进监管方法，加强监管等；第二阶段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再成立一个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协调“一行三会”之间的关系；第三阶段，在条件成熟后，设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它和中国人民银行并列，直属于国务院。中国保险、银行，都由金融人民银行监管货币市场，证券、监管委员会负责，现在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变成金融监管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证监局、银监局、保监局，各自分工负责，对金融业进行功能监管。
当然，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遵行“北京共识”的内核，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金融人才的培养、金融机构的公司化改革、金融风险控制系统、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等方面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减小金融改革的风险。
（作者单位湖北省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劳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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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金融监管
○周敦卿
２００８年９月，一场撼动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着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为我们审视“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视角。两种“共识”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境况表明：深化金融监管的改革已成为两种不同“共识”中的共识。
一、全球金融危机中，“华盛顿共识”的“百花凋零”重创于乏力的金融监管
容。“华盛顿共识”提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影响。
本轮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预计２００９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为－０．３％，远低于２００７年的２．６％。其中，美国为－０．７％，欧盟为－０．５％（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经济增长率均为负值），日本为－０．２％。数据显示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西方国家其金融和实体经济都受到重创和波及，一番“百花凋零”。风雨，
探讨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虽然不能简单归罪于“华盛顿共识”，但造成这场危机的思想理论根源，却与“华盛顿共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的完全自由竞争思想，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它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强调“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自由化”
它笃信市场的力量，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甚至是万能的。认为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因而主张实行彻底的都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
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美国现有金融机构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体系的“影子银体系。“影子银行”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金融产品、行”
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创新，突破既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以便在这种无监管金融交易中获得最大利润。而有关的金融系统和政府部门，又过高估计了资本运行自律性以及自我调节的有效性，放松对于的合理性、
资本市场的监督和管理。
简言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罪不在“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而在于政府对于金融的自由放任。不是市场调节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调控和金融监管不力出了问题。
19
“华盛顿共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世界主流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应当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种概括。目前已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解读版本：第一种版本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在１９８９年提出的最“华盛顿共识”。这份共识是为应对拉美国为原始的
家的债务危机而生的，它包含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十条政策措施：降低汇率，从而促使非传统性产品出口的迅速增长；取消对贸易的数量限制，减让关税；取消国外直接投资壁垒；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初创企业放松管制；取缔对竞争的限制；更好地保护产权，尤其是非正规部门的产权；等等。第二种版本指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第一版本的基本内容以及后来增添的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和汇率政策两极化（严格的固定汇率制或完全的浮动汇率制）两项新内容。第三种版本是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所理解并使用的概念，即把这一概念理解为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完全超脱于宏观调控之外的新自由主义或者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尽管对“华盛顿共识”的解读版本存在差异，但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等还是构成了“华盛顿共识”的重要内
经济众说党政干部论坛
二、全球金融危机中，“北京共识”的“一枝独秀”得益于有效的金融监管
“市场失灵”，用“社会主义”原则来约束和调控来弥补
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抵制原教旨的、
的负面作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中期，国际和国内的部分专家，都力主中国尽快对外全面开放资本市场，但中国政府坚守不放。结果，１９９７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不仅自己基本上平安无事，而且对亚洲各国克服金融危机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之所以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特定的金融控管体系密切相关。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确立了人民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监管货币市场和外银监会（监管银行）、证监会（监管证券业）和保汇市场）、
监会（监管保险业）“一行三会”的金融调控监管模式。三个正部级机构对于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保证了我国金融运行的健康。正是由于中国高度重视监管的金融体制再加上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无法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歪打正着”，从而使得我们侥幸躲过一劫。
三、金融监管改革：两种“共识”中的共识
２００４年５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论文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２０多年的经济改革（转型）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雷默把“北京共定义为：一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二是积极维护识”
国家边境和利益；三是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它的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准则是务实性和理想性相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发展相统一。在“北京共识”中，雷默把重点放在了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功能上，但这一点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国内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北京共识”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概括。
本轮金融危机，中国虽受“殃及池鱼”之灾，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表现得“一枝独秀”：汇率坚挺、经济一向饱受西方指责的金融体系健康继续保持正增长、安全。
中国之所以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选择和坚持“北京共识”密切相关。
北京共识”的特点之一是“坚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２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内含着深刻历史辩证法的命“走自己的路”
题，它强调了历史主体的主动性、选择性和能动性。正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简单地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简单地照搬任何外国模式，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我们才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保持了较大的主动性，没有完全被这场金融危机所左右。
“北京共识”的特点之二是经济改革坚持“市场导向＋政府调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又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冠以“社会主义”的名头，其意是用宏观20
全球性危机呼唤着全球性应对。虽然人们对本次金融危机的成因还在不断探讨之中，但在应对危机上，无论是以欧美为策源地的“华盛顿共识”，还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京共识”，一种明确的共识已经形成———改革金融监管体制。
1.“华盛顿共识”的策源地—美国金融监管的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这一格局符合美国一直倡导的分权和制约精神。应该承认，美国的这套监管体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一是监管出现盲点，某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成为“漏网之鱼”；二是美国监管体系机构太多，权限互有重叠；三是监管规则巨细无遗，保证了监管的准确性，但却牺牲了监管的效率；四是权力分散，缺乏统一监管。
金融危机暴露出当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弊端，也使改革这一体系成为美国各界的共识。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７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白宫发表讲话，公布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这将是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体系最大胆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改革。金融监管改革
2009年第9期经济众说
“新政”将从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消费者权危机处置和国际合作等５个方面构筑监管安益保护、全防线。
综观改革措施，最核心部分为两项：一是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打造成“超级监管者”，全面加强对大金融机构的监管，这是第一次提出了金融体系的全面集中监管；二是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新成立的机构将负责制定和推行消费者保护法规，例如在抵押贷款和信用卡方面等等，务求提供给消费者的金融服务“简单、透明、准确”。新机构对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产品有权严格审查，并可以进行处罚。
这一改革方案的主要亮点是：首先，改革方案提出对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进行监管，特别是提出了在顺其周期和经济低迷时期，对杠杆率进行周期性调控。次，改革方案加强了对场外交易的监管，特别是针对信用违约掉期这一类产品，要求提高资本金，并把之前的场外交易纳入市场体制内，提高了透明度。再次，改革方案提出要加强对对冲基金以及私募资本和风险资本的监管。这很有前瞻性，等于是要打开对冲基金交易的黑匣子。最后，改革方案也注意到目前高管薪酬问题，提出监管机构要对薪酬制订提供指导，一方面要限制薪酬过高，另一方面要避免薪酬与公司短期盈利过度挂钩。
改革方案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多头监管弊端未除。改革方案中打算撤销美国财政部下面的存款机构管理局，却又新建了全国银行监管会。其次，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可以监管产品，制定规则，如果权力过大，会影响金融创新。最后，监管体系中缺乏激励机制。
紧随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也推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改革计划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新设立两套机构，分别加强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金融监管。新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有望于２０１０年诞生。
2.“北京共识”的中心—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机构是“一行三会”，一行是人民银行，三会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一行三会”体现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管理的理念，它们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减缓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应看到，中国的证券业、保险业发
展迅速且竞争日益激烈，国内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的我国金融业正在由分业经营向界限事实上已被打破。
混业经营过渡，与之相适应，中国也要从分业监管向现代化混业监管转变。从总体上来看，由于当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尚未形成规模和分业监管模式相对固化，在混业经营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采用在统一监管的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的监管体系，即成立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主体，内部构建由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分工的“三合一”的监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如同美国的“美联储”和英国的英格兰“监管的大管家”，它进银行金融服务局一样成为一个
行综合金融管理，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订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收集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通过统一的监管机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部门和金融构，对银行业、市场进行监管，以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发展。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将机构性监管模式转化为功能性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监管，二者紧密协调的金融监管框架。
改革可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完善现有金融管理体制。要明确职能、职责，转变监管理念，改进监管方法，加强监管等；第二阶段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再成立一个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协调“一行三会”之间的关系；第三阶段，在条件成熟后，设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它和中国人民银行并列，直属于国务院。中国保险、银行，都由金融人民银行监管货币市场，证券、监管委员会负责，现在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变成金融监管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证监局、银监局、保监局，各自分工负责，对金融业进行功能监管。
当然，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遵行“北京共识”的内核，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金融人才的培养、金融机构的公司化改革、金融风险控制系统、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等方面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减小金融改革的风险。
（作者单位湖北省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劳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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