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剩勇/文
大禹是我们中华国家的立国之祖，是古代史上少数几个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伟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大禹对于中国历史的主要贡献，一是立国，二是治水。作为立国之祖，大禹在公元前21世纪长江、黄河流域万邦林立争夺混战之世，通过“逼舜”、“征苗”等一系列战争征服天下，进而在强化“夏后氏”酋邦统治权力机构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作为治水英雄，大禹生当“洪水滔天，泛滥于天下”之世，他劳身焦思，治理洪水，“十三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由此而赢得后人的崇敬，不愧是一个把我们的民族从洪水中拯救出来的伟大英雄。
然而，大禹的生平史事，因年代久远，史书记载语焉不详，近代史家颇多争议。关于大禹的出生之地，历代史家说法不一：先秦史家说夏禹诞生于有莘氏姓族集团，但未明确地望所在，《大戴礼记·帝系》云：“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即禹）。”西汉历史家司马迁则认为鲧、禹均为中原人、黄帝的后代，《史记·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西汉末的扬雄又说禹是西南夷人，其著《蜀王本纪》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汉汶山郡治所在汶江（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以上三说，以司马迁的说法影响最大。今人治夏史者，多信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夏，中国之人也。”夏族既为中原人，其首领自是中原之人。但司马迁把三代各大姓族统统归于黄帝麾下的一元论神话，经古史辩派历史家的缜密考证和田野考古的发现研究，已证明其说之背离历史、不足为训，而所谓“夏为中国之人”说，据我研究也不符合历史本相。然则大禹究为何方人氏？他的出生地何在？本文将以先秦史书记载为依据，结合田野考古资料，“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试对大禹的出生地问题作一粗略的考释。
一
我认为，要揭开大禹的出生地之谜，首先要明确二个前提，一是夏人的原居地所在，二是鲧、禹时代作为社会组织结构之基础的继嗣制和婚后从居模式。前一个问题即夏人的原居地问题，与鲧、禹父子尤其是夏鲧的原居地，实乃二而一的问题，弄清了夏族的发祥地，则夏鲧的原居地就迎刃而解，而夏禹出生地的考实也就有了坚实的立足点。至于鲧、禹时代的继嗣制和婚后从居模式，更是论定大禹出生地的关键所在。
关于夏人的发祥地，拙著《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曾经作过比较深入的考证。笔者在考定夏人原居地或夏文化起源地时，摒弃一般学者习用的那种仅仅根据中原某处遗址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数据是否进入夏代纪年来定夺的做法，而另辟蹊径，以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文化内涵为标尺，参照典籍所记夏族活动区域中某遗址的年代，进行综合的考察分析，认为：
从先秦典籍记载看，夏文化的基本要素，应当涵摄以下几项内容，即夏钺、夏鼎和饕餮纹、夏后氏玉璜、夏后氏社祀、夏族埋葬习俗、夏朝历法和神龟负书传说等。其中，钺作为夏朝军权的象征、鼎作为夏朝立国的重器，是夏、商，周三代相承的重要礼制，这一礼制始创于夏人，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因袭夏礼的商朝早期玉钺和青铜钺，从形制和文化内涵看都是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中玉，石钺的延续和发展；从早商遗址出土的青铜鼎，其形制渊源于东南史前文化，其灵魂——饕餮纹及其布局方式也与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如出一辙；作为夏文化主要礼仪用器的玄圭、夏后氏之璜和夏人的历代图等，不见于中原而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发现原型，三代“封土为社”的社祀礼典、“夏后氏●周”的葬俗和以鼎豆壶为组合的礼祭器等，也都是从良渚文化的祭坛、葬俗及其礼祭发展而来，而不见于中原史前文化遗址。这就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定：夏文化萌生于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
其实，夏人原居地在长江下游这一史实，在先秦典籍的记载中也可找到蛛丝马迹，例如《山海经·海内经》就说：“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共工即鲧．“共工”二字为“鲧”字之缓声，“鲧”字为“共工”二字之急音；后土即句龙、即禹，顾颉刚、陈梦家、童书业等历史家曾经对上古时代有关鲧、禹和共工、后土事迹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全面、完整地归纳、综合和研究，从文字训诂、版本对勘和史事分析等方面，通盘考察了鲧与共工、禹与后土(句龙)的关系，确认了鲧与共工、禹与后土(句龙)为同一人物同一传说之分化的事实。《山海经》上这则记载的‘江”，即长江；复土壤即典籍所谓“布土”、“敷士”、“平水土”。祝融降处于江水而生共工(即鲧)、鲧处江水以生后土(即禹)，是鲧和夏人的原居地在长江流域无疑也。
至于鲧、禹时代的继嗣规则和婚后从居模式，在一般读者来说似乎是个不值一提的普通常识，因为，国内近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国原始社会包括“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二个阶段，“母系社会”是女子在上统治男子的时代，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前期达到鼎盛，而后为父系社会所取代。鲧、禹既然处于父权制社会，其继嗣规则自然是父系继嗣制，其婚后从居模式则是婚后从夫居。事实上，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说法并不是历史家深入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对于19世纪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摩尔根原始社会史理论模式的生搬硬套，因而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
据我研究，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女性统治男子的“母权制”社会。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中国古代史上的某个阶段无疑也盛行过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但这个阶段决非如郭沫若等历史学家按照摩尔根模式演绎而来的说法，即认为母系社会始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而终于新石器时期中期。在中华文明史的纵轴上，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制”实际上盛行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也就是中国历史由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转变、从酋邦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转型阶段。
从上古文献记载看，当夏王朝崛起之际，尧、舜、禹、殷契、周弃、大业等人为首的姓族集团内部，均盛行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如尧为喾子，喾为姬姓，《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帝(喾)高辛氏，姬姓也。”其子尧却不姓姬而姓伊祁氏，《史记索隐》引皇甫谧支“尧，帝喾之子，姓伊祁氏。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又如继尧而起的舜，《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正义引孔安国曰：“瞽叟姓妫。”又据索隐引皇甫谧云：“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可见舜与瞽叟也是父子异姓，舜从母居、并以母姓为姓。再如夏禹，《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国号为夏后，姓姒氏。”夏禹姓姒，而据文献记载，姚为禹母所在的有莘氏之姓，《史记·周本纪》：“乃求有莘氏美女。”正义引《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可见禹也是以母亲的姓为姓的。
由此可见，在鲧、禹时代，社会组织是以母系继嗣制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母系制被父系制所取代，实乃夏王朝建立、夏启确立父传子的王位传承制以后之事。
二
明确了夏鲧和夏人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鲧禹时代盛行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这两个史实，我们再结合历史文献中鲧、禹婚娶情况的记载，来考释大禹的出生之地。
据先秦典籍《世本》、《帝系》等记载，大禹的父亲夏鲧是与有莘氏联姻的，《大戴札记·帝系》云：“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禹)。”《世本》中也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载：“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旧注以为高密即禹所封国。“夏鲧娶于有莘氏”这一记载所涵摄的文化密码，笔者曾在拙著《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一书中试予破译，根据我的粗泛研究，在距今四千一、二百年前后，原居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夏人因遭受“宇宙期”发生的海侵、干旱、严寒和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毁灭性打击，被迫北迁南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其中北上的一支由豫、鲁、皖、苏四省交界处向中原挺进时，几乎立即与中原原住民如陶唐氏、有虞氏、少昊氏等姓族集团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夏人便通过鲧与有莘氏联姻的方式，建立起夏、羌军事同盟。因此，文献所谓“夏鲧娶于有莘氏”，实际上就是夏鲧出嫁到有莘氏姓族集团，从而实现夏人与羌人联盟以对抗中原各大姓族集团的目的。
有莘氏的地望，据《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嚣享焉。”是莘地在春秋虢国境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陕州硖石镇西十五里，古原为虢之莘地，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即此。”又据《史记·周本纪》“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正义曰：“《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由此可知，夏鲧所嫁的有莘氏，其地望与周人相近，其地的一部分在春秋时为虢国所有。《史记·周本纪》正义又引《插地志》说：“古新(莘)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同州乃西魏时设置，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唐代时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的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
鲧出嫁到有莘氏姓族集团、有莘氏地望在今陕西境内，这与文献所记夏鲧居崇、称“崇伯鲧”一点正可互相印证。《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淫其心。”韦昭注：“鲧，禹父；崇，鲧国。”《逸周书·世俘》“乙卯，●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开即夏后开即夏后启；称禹为崇禹，以其生于崇地故也。
崇国的地望，据《太平御览》卷155引《帝手世纪》：“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案，赵穿侵崇事见《左传·宣公元年》：“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晋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杜预注：“崇，秦之与国。”晋侵之而秦必急救之地，必在秦晋两国交界地带。又据《竹书纪年》：“帝尧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然则崇国之地必在晋、陕之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亦即上文考定的有莘氏活动区域也。
有莘氏活动区域即现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西部地区的田野考古资料，也透露了原居于东南地区的夏鲧出嫁到有莘氏姓族集团和夏人北迁与西北羌人联姻的历史信息。
考古发掘资料告诉我们，在陕西境内黄河以北的延安、甘泉、富县、宜川、黄龙、吴旗、安寨、子长、华县等地，均出上过玉琮、玉璧、玉斧等良渚文化玉器。例如，陕西华县梓里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曾经出土了一批玉琮、玉璧等良渚文化玉器；在甘泉县府村乡和玉坪乡征集到玉斧、玉壁、玉环；在黄龙县曹店乡木瓜寨遗址采集到一件玉环残件；在富县吉子现乡西屯么遗址征集有玉斧；在吴旗、安寨、子长、宜川均曾发现或征集有玉刀、玉琮、玉壁等[1]；在延安市郊的芦山峁村，出土和采集的良渚文化玉器多达数十件，器种包括玉琮、玉壁、玉圭、玉钺、玉璜、玉环、玉瑗、玉镯等[2]。现据简报的描述，简要介绍一下芦山峁出土的几件琮、璧、圭、钺、璜等贵重玉礼器的器物特征：
玉圭二件，黄褐色，呈狭长条形，其中一件长31.4厘米，背窄刃宽，背宽7厘米，刃宽9厘米，刃部经两面磨制，靠近背部的地方有一小孔，孔径约l厘米；另一件长39.5厘米，宽6厘米。这二件玉圭，原报告称为玉铲，但从器形看，它与浙江吴兴杨家埠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圭形器相似，似应称作玉圭。
玉壁二件，其中一件为浅绿色，间有黄白色条纹和斑点，表面有两道墨绿色，间有米黄色纹斑，通径17.8厘米，孔径7厘米，厚0.3厘米，外沿有两处微残损。
玉钺(原报告称玉斧)一件，色呈墨绿，略呈梯形，长10.1厘米，上宽4.5厘米，刃宽5厘米。两面刃，靠背部穿有二小孔，上部小孔正面孔径1.1厘米，背面0.95厘米，下孔正面孔径0.5厘米，背面0.3厘米。
玉琮二件，其中一件为翡翠色，间有墨绿纹斑，高4.1厘米，外径7.l厘米，内径6.4厘米；内圆外方。器表中间有直线刻划纹，上、下分饰饕餮纹。另一件色呈乳白，间有茶褐色纹斑。高4.4厘米，外径7厘米，内径6.7厘米。内圆外方，器表刻划凸出的直条纹，上层三道，下层两道，四角上下均饰兽面纹。
这批玉器，从形制看与良渚文化玉器如出一辙，如二件玉琮器表所饰的饕餮纹(或称兽面纹)，以圆目突出来表现兽面的主要特征，迥异于中原地区商周以后流行的“臣”字形眼的饕餮纹，而与江苏武进寺墩出士的良渚文化玉琮兽面纹几无二致，且均以琮体转角为中轴线在两边对称琢出饕餮的双眼。从埋葬情况看，延安一带的玉器“出土地点位置较高，大都位于山颠附近，离耕地表层很浅，有些是社员在耕地、取土和刨柴时发现的”，这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玉器出土情况也很相似。耐人寻味的是，与玉器一起出土的还有一种简报称作“石犁”的农具，该器长24.5厘米、宽14.7厘米，刃部两面面磨制，从简报描述和照片看，这种“石犁”实际上是良渚文化中常见的“斜把破土器”（或称“V型破土器”）。
从以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两方面的综合考察互相释证，我们不难发现，原居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夏人因遭受“宇宙期”特大自然灾害而北迁后，通过“鲧娶于有莘氏”而与西北的羌人联姻，夏鲧出嫁到有莘氏姓族集团、在那里与有莘之女生下大禹。夏朝崛起前夕，有莘氏活动地域在陕西北部（即流经陕、晋二省之间的黄河南段的西部地区），故上古史家说大禹诞生于西北的羌族，如《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说“大禹出于西羌”，《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
大禹的出生地在现今陕西北部，其父鲧和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澄清了这一点，则我们先前一度感到困惑不解的疑团，即上古史书所记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越国双双宣称自己是夏禹之苗裔的记载，由此可以焕然冰释矣。夏人的原居地在东南地区，当夏族的主体部分在夏朝崛起之际北迁后，留下的一支在江南地区繁衍生息，于春秋时代重新崛起争霸，号为“於越”，故越王勾践宣称自己是大禹的后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又因“鲧娶于有莘氏”，乃夏鲧出嫁到西北的羌族中，与有莘女生下大禹，与西羌有渊源关系的匈奴遂宣称禹是他们的先祖，故《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至于扬雄等人“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之说，则显然是西北羌族的一支迁入四川之后附衍而来的小说家者言，非信史也。
注释：
[1]姬乃军：《延安市芦山茆出土玉器有关问题探讨》，载《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西安。
[2]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载《文物》1984年第2期，北京。
——原载《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
陈剩勇/文
大禹是我们中华国家的立国之祖，是古代史上少数几个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伟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大禹对于中国历史的主要贡献，一是立国，二是治水。作为立国之祖，大禹在公元前21世纪长江、黄河流域万邦林立争夺混战之世，通过“逼舜”、“征苗”等一系列战争征服天下，进而在强化“夏后氏”酋邦统治权力机构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作为治水英雄，大禹生当“洪水滔天，泛滥于天下”之世，他劳身焦思，治理洪水，“十三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由此而赢得后人的崇敬，不愧是一个把我们的民族从洪水中拯救出来的伟大英雄。
然而，大禹的生平史事，因年代久远，史书记载语焉不详，近代史家颇多争议。关于大禹的出生之地，历代史家说法不一：先秦史家说夏禹诞生于有莘氏姓族集团，但未明确地望所在，《大戴礼记·帝系》云：“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即禹）。”西汉历史家司马迁则认为鲧、禹均为中原人、黄帝的后代，《史记·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西汉末的扬雄又说禹是西南夷人，其著《蜀王本纪》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汉汶山郡治所在汶江（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以上三说，以司马迁的说法影响最大。今人治夏史者，多信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夏，中国之人也。”夏族既为中原人，其首领自是中原之人。但司马迁把三代各大姓族统统归于黄帝麾下的一元论神话，经古史辩派历史家的缜密考证和田野考古的发现研究，已证明其说之背离历史、不足为训，而所谓“夏为中国之人”说，据我研究也不符合历史本相。然则大禹究为何方人氏？他的出生地何在？本文将以先秦史书记载为依据，结合田野考古资料，“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试对大禹的出生地问题作一粗略的考释。
一
我认为，要揭开大禹的出生地之谜，首先要明确二个前提，一是夏人的原居地所在，二是鲧、禹时代作为社会组织结构之基础的继嗣制和婚后从居模式。前一个问题即夏人的原居地问题，与鲧、禹父子尤其是夏鲧的原居地，实乃二而一的问题，弄清了夏族的发祥地，则夏鲧的原居地就迎刃而解，而夏禹出生地的考实也就有了坚实的立足点。至于鲧、禹时代的继嗣制和婚后从居模式，更是论定大禹出生地的关键所在。
关于夏人的发祥地，拙著《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曾经作过比较深入的考证。笔者在考定夏人原居地或夏文化起源地时，摒弃一般学者习用的那种仅仅根据中原某处遗址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数据是否进入夏代纪年来定夺的做法，而另辟蹊径，以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文化内涵为标尺，参照典籍所记夏族活动区域中某遗址的年代，进行综合的考察分析，认为：
从先秦典籍记载看，夏文化的基本要素，应当涵摄以下几项内容，即夏钺、夏鼎和饕餮纹、夏后氏玉璜、夏后氏社祀、夏族埋葬习俗、夏朝历法和神龟负书传说等。其中，钺作为夏朝军权的象征、鼎作为夏朝立国的重器，是夏、商，周三代相承的重要礼制，这一礼制始创于夏人，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因袭夏礼的商朝早期玉钺和青铜钺，从形制和文化内涵看都是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中玉，石钺的延续和发展；从早商遗址出土的青铜鼎，其形制渊源于东南史前文化，其灵魂——饕餮纹及其布局方式也与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如出一辙；作为夏文化主要礼仪用器的玄圭、夏后氏之璜和夏人的历代图等，不见于中原而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发现原型，三代“封土为社”的社祀礼典、“夏后氏●周”的葬俗和以鼎豆壶为组合的礼祭器等，也都是从良渚文化的祭坛、葬俗及其礼祭发展而来，而不见于中原史前文化遗址。这就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定：夏文化萌生于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
其实，夏人原居地在长江下游这一史实，在先秦典籍的记载中也可找到蛛丝马迹，例如《山海经·海内经》就说：“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共工即鲧．“共工”二字为“鲧”字之缓声，“鲧”字为“共工”二字之急音；后土即句龙、即禹，顾颉刚、陈梦家、童书业等历史家曾经对上古时代有关鲧、禹和共工、后土事迹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全面、完整地归纳、综合和研究，从文字训诂、版本对勘和史事分析等方面，通盘考察了鲧与共工、禹与后土(句龙)的关系，确认了鲧与共工、禹与后土(句龙)为同一人物同一传说之分化的事实。《山海经》上这则记载的‘江”，即长江；复土壤即典籍所谓“布土”、“敷士”、“平水土”。祝融降处于江水而生共工(即鲧)、鲧处江水以生后土(即禹)，是鲧和夏人的原居地在长江流域无疑也。
至于鲧、禹时代的继嗣规则和婚后从居模式，在一般读者来说似乎是个不值一提的普通常识，因为，国内近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国原始社会包括“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二个阶段，“母系社会”是女子在上统治男子的时代，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前期达到鼎盛，而后为父系社会所取代。鲧、禹既然处于父权制社会，其继嗣规则自然是父系继嗣制，其婚后从居模式则是婚后从夫居。事实上，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说法并不是历史家深入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对于19世纪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摩尔根原始社会史理论模式的生搬硬套，因而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
据我研究，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女性统治男子的“母权制”社会。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中国古代史上的某个阶段无疑也盛行过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但这个阶段决非如郭沫若等历史学家按照摩尔根模式演绎而来的说法，即认为母系社会始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而终于新石器时期中期。在中华文明史的纵轴上，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制”实际上盛行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也就是中国历史由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转变、从酋邦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转型阶段。
从上古文献记载看，当夏王朝崛起之际，尧、舜、禹、殷契、周弃、大业等人为首的姓族集团内部，均盛行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如尧为喾子，喾为姬姓，《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帝(喾)高辛氏，姬姓也。”其子尧却不姓姬而姓伊祁氏，《史记索隐》引皇甫谧支“尧，帝喾之子，姓伊祁氏。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又如继尧而起的舜，《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正义引孔安国曰：“瞽叟姓妫。”又据索隐引皇甫谧云：“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可见舜与瞽叟也是父子异姓，舜从母居、并以母姓为姓。再如夏禹，《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国号为夏后，姓姒氏。”夏禹姓姒，而据文献记载，姚为禹母所在的有莘氏之姓，《史记·周本纪》：“乃求有莘氏美女。”正义引《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可见禹也是以母亲的姓为姓的。
由此可见，在鲧、禹时代，社会组织是以母系继嗣制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母系制被父系制所取代，实乃夏王朝建立、夏启确立父传子的王位传承制以后之事。
二
明确了夏鲧和夏人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鲧禹时代盛行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这两个史实，我们再结合历史文献中鲧、禹婚娶情况的记载，来考释大禹的出生之地。
据先秦典籍《世本》、《帝系》等记载，大禹的父亲夏鲧是与有莘氏联姻的，《大戴札记·帝系》云：“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禹)。”《世本》中也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载：“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旧注以为高密即禹所封国。“夏鲧娶于有莘氏”这一记载所涵摄的文化密码，笔者曾在拙著《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一书中试予破译，根据我的粗泛研究，在距今四千一、二百年前后，原居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夏人因遭受“宇宙期”发生的海侵、干旱、严寒和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毁灭性打击，被迫北迁南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其中北上的一支由豫、鲁、皖、苏四省交界处向中原挺进时，几乎立即与中原原住民如陶唐氏、有虞氏、少昊氏等姓族集团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夏人便通过鲧与有莘氏联姻的方式，建立起夏、羌军事同盟。因此，文献所谓“夏鲧娶于有莘氏”，实际上就是夏鲧出嫁到有莘氏姓族集团，从而实现夏人与羌人联盟以对抗中原各大姓族集团的目的。
有莘氏的地望，据《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嚣享焉。”是莘地在春秋虢国境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陕州硖石镇西十五里，古原为虢之莘地，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即此。”又据《史记·周本纪》“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正义曰：“《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由此可知，夏鲧所嫁的有莘氏，其地望与周人相近，其地的一部分在春秋时为虢国所有。《史记·周本纪》正义又引《插地志》说：“古新(莘)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同州乃西魏时设置，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唐代时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的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
鲧出嫁到有莘氏姓族集团、有莘氏地望在今陕西境内，这与文献所记夏鲧居崇、称“崇伯鲧”一点正可互相印证。《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淫其心。”韦昭注：“鲧，禹父；崇，鲧国。”《逸周书·世俘》“乙卯，●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开即夏后开即夏后启；称禹为崇禹，以其生于崇地故也。
崇国的地望，据《太平御览》卷155引《帝手世纪》：“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案，赵穿侵崇事见《左传·宣公元年》：“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晋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杜预注：“崇，秦之与国。”晋侵之而秦必急救之地，必在秦晋两国交界地带。又据《竹书纪年》：“帝尧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然则崇国之地必在晋、陕之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亦即上文考定的有莘氏活动区域也。
有莘氏活动区域即现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西部地区的田野考古资料，也透露了原居于东南地区的夏鲧出嫁到有莘氏姓族集团和夏人北迁与西北羌人联姻的历史信息。
考古发掘资料告诉我们，在陕西境内黄河以北的延安、甘泉、富县、宜川、黄龙、吴旗、安寨、子长、华县等地，均出上过玉琮、玉璧、玉斧等良渚文化玉器。例如，陕西华县梓里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曾经出土了一批玉琮、玉璧等良渚文化玉器；在甘泉县府村乡和玉坪乡征集到玉斧、玉壁、玉环；在黄龙县曹店乡木瓜寨遗址采集到一件玉环残件；在富县吉子现乡西屯么遗址征集有玉斧；在吴旗、安寨、子长、宜川均曾发现或征集有玉刀、玉琮、玉壁等[1]；在延安市郊的芦山峁村，出土和采集的良渚文化玉器多达数十件，器种包括玉琮、玉壁、玉圭、玉钺、玉璜、玉环、玉瑗、玉镯等[2]。现据简报的描述，简要介绍一下芦山峁出土的几件琮、璧、圭、钺、璜等贵重玉礼器的器物特征：
玉圭二件，黄褐色，呈狭长条形，其中一件长31.4厘米，背窄刃宽，背宽7厘米，刃宽9厘米，刃部经两面磨制，靠近背部的地方有一小孔，孔径约l厘米；另一件长39.5厘米，宽6厘米。这二件玉圭，原报告称为玉铲，但从器形看，它与浙江吴兴杨家埠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圭形器相似，似应称作玉圭。
玉壁二件，其中一件为浅绿色，间有黄白色条纹和斑点，表面有两道墨绿色，间有米黄色纹斑，通径17.8厘米，孔径7厘米，厚0.3厘米，外沿有两处微残损。
玉钺(原报告称玉斧)一件，色呈墨绿，略呈梯形，长10.1厘米，上宽4.5厘米，刃宽5厘米。两面刃，靠背部穿有二小孔，上部小孔正面孔径1.1厘米，背面0.95厘米，下孔正面孔径0.5厘米，背面0.3厘米。
玉琮二件，其中一件为翡翠色，间有墨绿纹斑，高4.1厘米，外径7.l厘米，内径6.4厘米；内圆外方。器表中间有直线刻划纹，上、下分饰饕餮纹。另一件色呈乳白，间有茶褐色纹斑。高4.4厘米，外径7厘米，内径6.7厘米。内圆外方，器表刻划凸出的直条纹，上层三道，下层两道，四角上下均饰兽面纹。
这批玉器，从形制看与良渚文化玉器如出一辙，如二件玉琮器表所饰的饕餮纹(或称兽面纹)，以圆目突出来表现兽面的主要特征，迥异于中原地区商周以后流行的“臣”字形眼的饕餮纹，而与江苏武进寺墩出士的良渚文化玉琮兽面纹几无二致，且均以琮体转角为中轴线在两边对称琢出饕餮的双眼。从埋葬情况看，延安一带的玉器“出土地点位置较高，大都位于山颠附近，离耕地表层很浅，有些是社员在耕地、取土和刨柴时发现的”，这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玉器出土情况也很相似。耐人寻味的是，与玉器一起出土的还有一种简报称作“石犁”的农具，该器长24.5厘米、宽14.7厘米，刃部两面面磨制，从简报描述和照片看，这种“石犁”实际上是良渚文化中常见的“斜把破土器”（或称“V型破土器”）。
从以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两方面的综合考察互相释证，我们不难发现，原居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夏人因遭受“宇宙期”特大自然灾害而北迁后，通过“鲧娶于有莘氏”而与西北的羌人联姻，夏鲧出嫁到有莘氏姓族集团、在那里与有莘之女生下大禹。夏朝崛起前夕，有莘氏活动地域在陕西北部（即流经陕、晋二省之间的黄河南段的西部地区），故上古史家说大禹诞生于西北的羌族，如《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说“大禹出于西羌”，《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
大禹的出生地在现今陕西北部，其父鲧和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澄清了这一点，则我们先前一度感到困惑不解的疑团，即上古史书所记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越国双双宣称自己是夏禹之苗裔的记载，由此可以焕然冰释矣。夏人的原居地在东南地区，当夏族的主体部分在夏朝崛起之际北迁后，留下的一支在江南地区繁衍生息，于春秋时代重新崛起争霸，号为“於越”，故越王勾践宣称自己是大禹的后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又因“鲧娶于有莘氏”，乃夏鲧出嫁到西北的羌族中，与有莘女生下大禹，与西羌有渊源关系的匈奴遂宣称禹是他们的先祖，故《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至于扬雄等人“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之说，则显然是西北羌族的一支迁入四川之后附衍而来的小说家者言，非信史也。
注释：
[1]姬乃军：《延安市芦山茆出土玉器有关问题探讨》，载《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西安。
[2]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载《文物》1984年第2期，北京。
——原载《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