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哥说：“ 每一年，世界各地都会举行纪念二战胜利的庆祝活动。无论是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抑或是莫斯科的红场，总会出现一群身着军服的耄耋老人，他们胸前的勋章熠熠生辉。女王、总统、总理、首相乃至路人纷纷到场向他们致敬。”（Fans互动请加微信号：huangkuangdili）
撰文、摄影：葛亚琪
在中国，曾经在正面战场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老兵，有很多都被社会遗忘了。经历过卢沟桥事变的老兵付锡庆曾是张自忠将军麾下的机枪手，他在北京与鬼子肉搏时失去一条腿，后来作为天津的一名清洁工度过了余生。另一位同样经历卢沟桥事变的老兵杨云峰，甚至乞讨到了“抗日战争纪念馆”。许多老兵就这样在贫困和无名中离开了人世，令人唏嘘不已。
这些曾经抵御外敌入侵、为国战斗的抗战老兵，他们的功绩和尊严需被重新拾起，这段历史正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应该知晓，应该铭记，应该传颂的！“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好莱坞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用他父亲的这句话来形容健在老兵的心境，它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抗战老兵。目前内地国军抗战老兵只剩不到20000名，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且正以瞬息而逝的速度离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这样一组老兵的影像，希望借此铭记那些抗战时期的峥嵘岁月，并以我们一视同仁的崇敬之情，为这些国军战士戴上那枚迟到的勋章。
卢满庆，95岁。
21岁参军的卢满庆1940年被编入远征军新38师，在抗战名将孙立人的指挥下到印度、缅甸一带与日军作战。当时作为侦察兵的他练就了一身丛林作战本领。1944年10月，参加了进攻八莫、南坎的战役，日本宣布投降后，随部队凯旋。
这段参军经历让卢满庆以后的生活非常艰难，受过5年管制的他从没谈过恋爱，最终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跟了他，并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如今他跟小女儿一家生活在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没有退休金和养老金。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回到湖南永州老家。
楼云祥，92岁。
见到楼云祥时，他正站在书桌前用放大镜看《读者》杂志，胸前还佩戴着志愿者赠予的抗战纪念奖章，据说得到这块奖章后老人开心极了，除了睡觉，平时都会把它戴在身上。
1939年，17岁的楼云祥自愿参军，加入国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连，任连队文书，上士军衔，在富阳诸暨一带同日军作战。由于与日军装备差距极大，楼云祥所在的部队伤亡惨重。
楼云祥与老伴居住在杭州市楼塔镇岩下村，每月有退休工资2000元左右，身体尚好，只是腿脚有所不便。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比较孝顺，平时会过来照顾。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经历过游街批斗的楼云祥做梦都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施皆庭，89岁。
看到有人到访，正在午睡的施皆庭从床上爬起。施皆庭1945年参军，加入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连，在浙江临安、安徽徽州一带驻防。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到浙江杭州、江苏溧阳、常州、滁州等地接收日军投降。
施皆庭边吃棒冰边和我们聊天，他吃得极慢，棒冰化了一地。老人目前身体尚健康，和女儿一家居住，每月有失地农民养老保险1100元。他的心愿是得到社会认可。
李益三，91岁。
李益三艰难地打开门走到室外透透气，前不久他摔伤了腰，卧床不起。屋外的盆栽也因此疏于照料，渐渐枯萎。
1944年，21岁的李益三参加忠义救国军，随部到桐庐、建德、淳安训练，后到昌化、於潜一带开展敌后抗战活动。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到北京军官学校培训学习，1947年分配到13军297师担任教官，1949年随部起义。
1955年李益三被划为反革命，判刑3年，在萧山盈丰农场劳改，后留场工作直到1969年。文革开始后，他又被批斗，吃尽苦头，无妻无子，孤苦一人，直到1980年平反。目前每月仅靠高龄费数百元度日。
金城，94岁。
金城，家中独子，1943年春在诸暨师范读书时，响应蒋介石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号召，投笔从戎。他被上级挑选至云南编入远征军54军36师，任上士特务长。1944年参加滇西反攻战，在夺回腾冲的战斗中，他同三位炊事员在送饭途中遭遇敌机轰炸被泥土掩埋，死里逃生的他从泥土中爬出，继续把饭菜送上火线，得到首长表扬。后升任整编74师57旅少校军需主任，解放战争时在济南随部队起义。
目前，老人身体健康思维灵活，94岁高龄依然负责四家店铺的会计工作。他的心愿是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来汝福，98岁。
来汝福在找他当年的笔记。原为黄炎培学生的他，1938年1月经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介绍，到江西清江工兵学校当学员，结业后为陆军工兵学校中尉助教，1941年5月21日调为军政部城塞局训练班上尉队副和城塞局设计科上尉科员，负责防御日军进攻的军事工程技术工作，前后在军队四年。
来汝福现独自居住在敬老院，作为当年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笔记都是用英文书写的，如今原版笔记已被当地档案馆收藏。来汝福的心愿是让中国更加强大。
王吾法，95岁。
见到王吾法时，他正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散步，由于眼睛患有白内障，老人基本看不清东西。
王吾法19岁被抽壮丁，到临安於潜管军用仓库，后来成为25集团军80师师部传令兵，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随部队参加浙赣会战，在义乌、金华、兰溪、安徽一带作战，最后在湘西抗战到日本投降。
王吾法目前身体状况一般，与儿媳及孙子一家居住，每月有高龄补贴230元。他的心愿是得到国家的承认。
孙取候，91岁。
1944年，响应政府知识青年从军号召，在贵州独山参军，被编入青年远征军205师614团1营1连，日本投降后复员。目前，老人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和老伴一起居住。每月有自己购买的养老保险500元，单位补贴120元，高龄补贴50元。孙取候的心愿是身体健康。
吕铁鹏，92岁。
吕铁鹏花了近20分钟，亲手写下“亲爱精诚”四个大字，这是他的母校黄埔军校的校训。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23总队的吕铁鹏是杭州地区极少数依然健在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入伍时年仅14岁的吕铁鹏17岁时考入黄埔军校，1942年毕业后在福州抗战，任陆军独立33旅排长，少尉军衔。曾经当过教师的吕铁鹏拥有每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现与老伴及小儿子一家居住。吕铁鹏希望中国永远不再被日本欺负。
余玉泉，88岁。
关爱老兵志愿者在证实余玉泉的抗战经历后为他戴上纪念章。
1941年参军的余玉泉被编入国军190师568团4连，先后在浙江、湖南等地与日军作战，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在志愿者找到他后，余玉泉表示已无未了心愿。
许校龙，94岁。
第二次见到许校龙时，他已躺在乡镇医院的病房里。志愿者和亲友们围坐在他的周围。
18岁那年，许校龙被抽壮丁，到江西上饶任通讯兵，后来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及衡阳保卫战。目前，老人身体情况不佳，每月仅有高龄补贴110元。当被问及心愿，他只说想在看病时得到应有的照顾。
詹春松，91岁。
17岁那年，詹春松被抓壮丁，在浙江东阳、江西高安、湖南湘西、广西桂林等地与日军作战，桂林战役时，詹春松所在的团几乎全军覆没，他因负伤被送往后方治疗而幸免于难，但失去了右臂。
詹春松独自居住在一所乡镇敬老院，每个月的生活来源仅有100元高龄补贴与200元伤残补贴，目前，因养老院涨价，老人已无力承担费用。詹春松希望能改善晚年的生活。
点击“阅读原文”参与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
框哥说：“ 每一年，世界各地都会举行纪念二战胜利的庆祝活动。无论是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抑或是莫斯科的红场，总会出现一群身着军服的耄耋老人，他们胸前的勋章熠熠生辉。女王、总统、总理、首相乃至路人纷纷到场向他们致敬。”（Fans互动请加微信号：huangkuangdili）
撰文、摄影：葛亚琪
在中国，曾经在正面战场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老兵，有很多都被社会遗忘了。经历过卢沟桥事变的老兵付锡庆曾是张自忠将军麾下的机枪手，他在北京与鬼子肉搏时失去一条腿，后来作为天津的一名清洁工度过了余生。另一位同样经历卢沟桥事变的老兵杨云峰，甚至乞讨到了“抗日战争纪念馆”。许多老兵就这样在贫困和无名中离开了人世，令人唏嘘不已。
这些曾经抵御外敌入侵、为国战斗的抗战老兵，他们的功绩和尊严需被重新拾起，这段历史正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应该知晓，应该铭记，应该传颂的！“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好莱坞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用他父亲的这句话来形容健在老兵的心境，它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抗战老兵。目前内地国军抗战老兵只剩不到20000名，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且正以瞬息而逝的速度离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这样一组老兵的影像，希望借此铭记那些抗战时期的峥嵘岁月，并以我们一视同仁的崇敬之情，为这些国军战士戴上那枚迟到的勋章。
卢满庆，95岁。
21岁参军的卢满庆1940年被编入远征军新38师，在抗战名将孙立人的指挥下到印度、缅甸一带与日军作战。当时作为侦察兵的他练就了一身丛林作战本领。1944年10月，参加了进攻八莫、南坎的战役，日本宣布投降后，随部队凯旋。
这段参军经历让卢满庆以后的生活非常艰难，受过5年管制的他从没谈过恋爱，最终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跟了他，并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如今他跟小女儿一家生活在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没有退休金和养老金。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回到湖南永州老家。
楼云祥，92岁。
见到楼云祥时，他正站在书桌前用放大镜看《读者》杂志，胸前还佩戴着志愿者赠予的抗战纪念奖章，据说得到这块奖章后老人开心极了，除了睡觉，平时都会把它戴在身上。
1939年，17岁的楼云祥自愿参军，加入国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连，任连队文书，上士军衔，在富阳诸暨一带同日军作战。由于与日军装备差距极大，楼云祥所在的部队伤亡惨重。
楼云祥与老伴居住在杭州市楼塔镇岩下村，每月有退休工资2000元左右，身体尚好，只是腿脚有所不便。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比较孝顺，平时会过来照顾。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经历过游街批斗的楼云祥做梦都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施皆庭，89岁。
看到有人到访，正在午睡的施皆庭从床上爬起。施皆庭1945年参军，加入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连，在浙江临安、安徽徽州一带驻防。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到浙江杭州、江苏溧阳、常州、滁州等地接收日军投降。
施皆庭边吃棒冰边和我们聊天，他吃得极慢，棒冰化了一地。老人目前身体尚健康，和女儿一家居住，每月有失地农民养老保险1100元。他的心愿是得到社会认可。
李益三，91岁。
李益三艰难地打开门走到室外透透气，前不久他摔伤了腰，卧床不起。屋外的盆栽也因此疏于照料，渐渐枯萎。
1944年，21岁的李益三参加忠义救国军，随部到桐庐、建德、淳安训练，后到昌化、於潜一带开展敌后抗战活动。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到北京军官学校培训学习，1947年分配到13军297师担任教官，1949年随部起义。
1955年李益三被划为反革命，判刑3年，在萧山盈丰农场劳改，后留场工作直到1969年。文革开始后，他又被批斗，吃尽苦头，无妻无子，孤苦一人，直到1980年平反。目前每月仅靠高龄费数百元度日。
金城，94岁。
金城，家中独子，1943年春在诸暨师范读书时，响应蒋介石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号召，投笔从戎。他被上级挑选至云南编入远征军54军36师，任上士特务长。1944年参加滇西反攻战，在夺回腾冲的战斗中，他同三位炊事员在送饭途中遭遇敌机轰炸被泥土掩埋，死里逃生的他从泥土中爬出，继续把饭菜送上火线，得到首长表扬。后升任整编74师57旅少校军需主任，解放战争时在济南随部队起义。
目前，老人身体健康思维灵活，94岁高龄依然负责四家店铺的会计工作。他的心愿是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来汝福，98岁。
来汝福在找他当年的笔记。原为黄炎培学生的他，1938年1月经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介绍，到江西清江工兵学校当学员，结业后为陆军工兵学校中尉助教，1941年5月21日调为军政部城塞局训练班上尉队副和城塞局设计科上尉科员，负责防御日军进攻的军事工程技术工作，前后在军队四年。
来汝福现独自居住在敬老院，作为当年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笔记都是用英文书写的，如今原版笔记已被当地档案馆收藏。来汝福的心愿是让中国更加强大。
王吾法，95岁。
见到王吾法时，他正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散步，由于眼睛患有白内障，老人基本看不清东西。
王吾法19岁被抽壮丁，到临安於潜管军用仓库，后来成为25集团军80师师部传令兵，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随部队参加浙赣会战，在义乌、金华、兰溪、安徽一带作战，最后在湘西抗战到日本投降。
王吾法目前身体状况一般，与儿媳及孙子一家居住，每月有高龄补贴230元。他的心愿是得到国家的承认。
孙取候，91岁。
1944年，响应政府知识青年从军号召，在贵州独山参军，被编入青年远征军205师614团1营1连，日本投降后复员。目前，老人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和老伴一起居住。每月有自己购买的养老保险500元，单位补贴120元，高龄补贴50元。孙取候的心愿是身体健康。
吕铁鹏，92岁。
吕铁鹏花了近20分钟，亲手写下“亲爱精诚”四个大字，这是他的母校黄埔军校的校训。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23总队的吕铁鹏是杭州地区极少数依然健在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入伍时年仅14岁的吕铁鹏17岁时考入黄埔军校，1942年毕业后在福州抗战，任陆军独立33旅排长，少尉军衔。曾经当过教师的吕铁鹏拥有每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现与老伴及小儿子一家居住。吕铁鹏希望中国永远不再被日本欺负。
余玉泉，88岁。
关爱老兵志愿者在证实余玉泉的抗战经历后为他戴上纪念章。
1941年参军的余玉泉被编入国军190师568团4连，先后在浙江、湖南等地与日军作战，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在志愿者找到他后，余玉泉表示已无未了心愿。
许校龙，94岁。
第二次见到许校龙时，他已躺在乡镇医院的病房里。志愿者和亲友们围坐在他的周围。
18岁那年，许校龙被抽壮丁，到江西上饶任通讯兵，后来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及衡阳保卫战。目前，老人身体情况不佳，每月仅有高龄补贴110元。当被问及心愿，他只说想在看病时得到应有的照顾。
詹春松，91岁。
17岁那年，詹春松被抓壮丁，在浙江东阳、江西高安、湖南湘西、广西桂林等地与日军作战，桂林战役时，詹春松所在的团几乎全军覆没，他因负伤被送往后方治疗而幸免于难，但失去了右臂。
詹春松独自居住在一所乡镇敬老院，每个月的生活来源仅有100元高龄补贴与200元伤残补贴，目前，因养老院涨价，老人已无力承担费用。詹春松希望能改善晚年的生活。
点击“阅读原文”参与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