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2015-03-10 10:41 来自 翻书党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三百多年来，这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在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觉。我在想，这个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 位诺贝尔奖得主、7个美国总统，他们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大概都不过三十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在十八岁时的某个秋夜，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像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尚未翻耕过的心土中。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像李普曼那样的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四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六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像李普曼那样的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出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作一本书；我还幻想像李普曼那样的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飘渺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遇到了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物质时代。财富的暴发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追逐，没有人有兴趣聆听那些虚无空洞的公共议题，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诞生在今日中国，销售量大概不会超过2000册，社会价值的物质性趋同让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最边缘、最被扭曲和受冷淡的一个族群。
这里没有李普曼的新闻传统和传播土壤，思想在一条预先设定好的坚壁的峡谷中尴尬穿行，新闻沦为意识形态的“弄臣”。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我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财经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写给大学同学、也是一位伟大记者约翰·里德――他写出过《改变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做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会坐立不安。这个天才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到中国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而熟悉，渐渐地越来越刺耳，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简直听得到思想厉鬼般的尖叫声。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身无法摆脱。我常常会很好奇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当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衍变型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把自己的时间大半都投入到中国企业史的梳理和写作中，我想在这个极其庞杂却并不辽阔的课题里寻找一些答案出来。我想静下心来做一点事，为后来者的反思和清算预留一些略成体系的素材，我还企图证明，这个社会的很多密码和潜流可能会淹没在中国经济和公司成长的长河中。
我倒是做过一件与李普曼最接近的事情。
2005年，我创办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在一次版权交易中偶尔得悉，我当年在大学时读过的那本《李普曼传》（1982年，新华出版社版），并没有得到作者罗纳德·斯蒂尔的授权，是一本“盗版书”。于是，我设法找到了翻译者，竟又得知斯蒂尔还活着，隐居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我通过e-mail联系上他，斯蒂尔对当年的“盗版”非常恼怒，得知我想再度得到授权，先是表示不信任，后又委派华人朋友到上海面谈确认，经历三年时间，到2008年11月，我终于购得中文版权，并出版了最新版的《李普曼传》。此事几经周折，结局却得偿心愿——我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对李普曼致敬。
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唯留下的只有一些听上去很遥远、却让人在某些时刻会产生坚定心的声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二十多年前，一个叫吴晓波的中国青年读到李普曼和他说过的这段文字。二十多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
吴晓波
2015-03-10 10:41 来自 翻书党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三百多年来，这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在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觉。我在想，这个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 位诺贝尔奖得主、7个美国总统，他们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大概都不过三十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在十八岁时的某个秋夜，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像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尚未翻耕过的心土中。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像李普曼那样的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四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六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像李普曼那样的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出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作一本书；我还幻想像李普曼那样的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飘渺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遇到了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物质时代。财富的暴发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追逐，没有人有兴趣聆听那些虚无空洞的公共议题，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诞生在今日中国，销售量大概不会超过2000册，社会价值的物质性趋同让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最边缘、最被扭曲和受冷淡的一个族群。
这里没有李普曼的新闻传统和传播土壤，思想在一条预先设定好的坚壁的峡谷中尴尬穿行，新闻沦为意识形态的“弄臣”。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我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财经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写给大学同学、也是一位伟大记者约翰·里德――他写出过《改变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做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会坐立不安。这个天才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到中国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而熟悉，渐渐地越来越刺耳，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简直听得到思想厉鬼般的尖叫声。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身无法摆脱。我常常会很好奇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当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衍变型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把自己的时间大半都投入到中国企业史的梳理和写作中，我想在这个极其庞杂却并不辽阔的课题里寻找一些答案出来。我想静下心来做一点事，为后来者的反思和清算预留一些略成体系的素材，我还企图证明，这个社会的很多密码和潜流可能会淹没在中国经济和公司成长的长河中。
我倒是做过一件与李普曼最接近的事情。
2005年，我创办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在一次版权交易中偶尔得悉，我当年在大学时读过的那本《李普曼传》（1982年，新华出版社版），并没有得到作者罗纳德·斯蒂尔的授权，是一本“盗版书”。于是，我设法找到了翻译者，竟又得知斯蒂尔还活着，隐居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我通过e-mail联系上他，斯蒂尔对当年的“盗版”非常恼怒，得知我想再度得到授权，先是表示不信任，后又委派华人朋友到上海面谈确认，经历三年时间，到2008年11月，我终于购得中文版权，并出版了最新版的《李普曼传》。此事几经周折，结局却得偿心愿——我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对李普曼致敬。
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唯留下的只有一些听上去很遥远、却让人在某些时刻会产生坚定心的声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二十多年前，一个叫吴晓波的中国青年读到李普曼和他说过的这段文字。二十多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