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论坛
2005年第
3期
简论儒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影响
方国根
1罗本琦
2!
（1、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北京
100706；2、安庆师院经法学院，安庆
246011）
摘要：中国儒学，源远流长，早在秦末汉初就传入朝鲜（韩国），随后又在日本等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形成了其各具民
族特色的儒学，先后演变成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占据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成为东亚的主流思想之一。人们习惯
上把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随着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
关系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考察和探讨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及影响，深入了解东亚国家儒学的发展及其特点，对于科学
认知和评价儒学在东亚历史上、特别是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
21世纪儒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学；朝鲜；日本；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
G1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
-7110（2005）03
-0021
-09
一、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发展和影响
足以消灭儒学在民间的影响。公元前
195年，由于
1.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发展秦末汉初的战乱，燕人卫满率领千余难民归化朝
在东亚诸国中，朝鲜与中国之间无论在地缘关鲜。众所周知，思想文化是人创造的，当然以人为
系上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上，都有着与众不同最主要的载体和传播工具。卫满等人归化朝鲜，必
的特点。中朝两国直接接壤，至少从秦朝末年起两然将春秋战国时产生并广播于民间的儒学带到朝
国人民就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并形成了共同的或近鲜。公元前
194年，卫满联合朝鲜本土反对派势力
似的经济文化特质。其突出的表现就在于，朝鲜在
夺取王位后，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出发，保留了古
14世纪初以前（即在创立自己的民族文字“训民正
朝鲜原有的制度及风俗习惯，其本人也穿上朝鲜服
音”以前）一直借用汉文字，在朝鲜三国时代公文记
装，但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其自身固有的生命
录中使用的仍然是汉文字。或许正是由于中朝两
力、亲和力使之不可能就此销声匿迹。公元前
109
国关系的这种特殊性使得中国儒学得以很早就在
年，汉朝对卫满王朝发动了历时一年多的战争，消
朝鲜传播，进而把两国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
学在朝鲜的传播与中国儒学的发展也有着某种程
灭了卫满王朝，并在其旧址上设置了乐浪、临屯、真
度的一致性。因此，笔者根据中国儒学的发展阶
番和玄菟四郡，古称
“汉四郡”。至此，儒学在朝鲜
段，结
合儒学在朝鲜的发展历史，把儒学在朝鲜的
的传播已成为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在“独尊儒术”
传播分为四个时期：汉唐儒学的传播时期、朱子儒的汉代，已成为汉王朝行政区之一的“朝鲜”被直接
学的传播时期、阳明儒学的传播时期、实学儒学的置于中国儒学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朝鲜的思想
传播时期。文化与汉王朝的儒家思想文化几乎融为一体。
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可以推算到秦末汉初。中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朝鲜脱离汉唐统治
国儒学产生于春秋时代，虽然经过秦朝专制统治之后，儒学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朝鲜传播。到公
“焚书坑儒”的打击，但秦王朝统治时间较短，远不元
7世纪即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指公元
1世纪
!收稿日期：
2005
-06
-26
作者简介：方国根（1963
-），安徽绩溪人，现为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副主任、编审，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研究；
罗本琦（1963
-），安徽潜山人，现为安庆师范学院经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法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文化研究。
（P54）
至公元
7世纪的约
700年时间）末期［1］，高句
丽!、百济、新罗相继派遣留学生赴唐朝学习，儒学
也得到了朝鲜国家的正式承认。据《旧唐书》东夷
列传记载，高句丽最早接受儒学，在小兽林王二年
（P73）
即
372年［1］，就已设立儒学教育机关，以“太学”
为最高学府，传授“五经”、“三史”等儒家经典和中
国史籍，以培养国家官吏；在地方设立“扃堂”，面向
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传授“五经”“三史”
、和射箭技
术。三国中的百济从建国初便接受儒学，到公元
4
世纪也有了完备的儒学教育机关，并对儒学传入日
本起着重要作用，正是百济儒学博士王仁把《论语》
等儒学经典传到日本。新罗地处朝鲜半岛中部，虽
发展较迟，但在公元
6世纪时，儒学也获得了官学
的地位。公元
503年，新罗国王正式称王时便是按
儒家的方式改换年号和国号的。至统一新罗时期
（公元
7世纪至公元
10世纪），由于朝鲜在历史上
第一次实现了国土的真正统一，儒学思想已在朝鲜
半岛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新罗神文王二年（公
元
682年）在礼部下属设立（·
“国学”《三国史记》
神
文王条），元圣王四年（公元
788年），又设“读书三
（P292
-293）
品科”的考试制度［1］。不仅如此，新罗王还
直接派遣贵族子弟到中国留学。据记载，公元
837
年新罗在中国的留学生就有
2
16人，公元
840年学
成回国的留学生达
150人，一部分新罗留学生在唐
朝参加
科举考试及第后留唐为官，这些人进而把科
举制度传入朝鲜［2］。这一时期朝鲜儒学的主要代
表如崔致远（857—957年）、崔承祜、金云卿、金可纪
（P298
-301）
等都是留唐学者［1］。公元
993年至公元
1023年，契丹人三次入侵严重阻碍了朝鲜官方儒
学的发展，但同时也促进了儒学在朝鲜民间的广泛
传播。当“官学”被阻碍时，“私学”应运而生，崔冲
（984—1068年）等人兴办“私学”，专心儒学教育，一
方面给国家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也把儒学进一步
推到民间。
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大约在高丽王朝末年到
李王朝的建立期间。朱子学传入朝鲜之初与汉唐
儒学的传入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以移民为传播纽
带。公元
1224年春（嘉定十七年），朱熹的曾孙朱
潜弃官，“与门人中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
应奎、杜行秀、陶成河七学士浮海而东。..舟泊
［2］
锦城乃居焉”。朱潜等来到朝鲜后，建书院讲学，
对朱子学的传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这一时期朱
子学在朝鲜只是以民间私学的形式存在和发展。
朱子学产生于南宋时期，其时，朝鲜高丽王朝重点
扶持佛学，高丽太祖王建在自己的《十训要》中第一
条里明确规定了弘扬佛学之国策：必
“我国家大业，
资诸佛护卫之力。
”由于受佛学的排挤，儒学只能作
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一翼而得到发展。而且，由
于战争等关系，统治阶级所弘扬的主要还是汉唐儒
学。至高丽王朝末年，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
学随着王朝的衰落而腐化堕落，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抱着挽救国家危亡、维系人心的目的开始从元朝引
进朱子学，试图以此取代佛学。其早期代表是安
（王
+向）（1243—1306年）、白颐正、权溥（
1262—
1346年）、禹倬（
1263—1342年）、李齐贤（
1278—
（P92）
1367年）等［1］。公元
1289年，高丽集贤殿大学
士安（王
+向）随高丽忠烈王赴元大都，首次接触到
《朱子大全》，于是手抄此书，回国后在太学中讲授；
又因十分敬慕和尊崇朱熹，遂将自己的号也改为晦
轩。
1298年后，白颐正随高丽忠宣王专赴元大都
攻读朱子学达十年之久；学成回国时带回大量的儒
学典籍，设馆讲学。李齐贤滞留元大都三十余年，
至
54岁时才回国。到
14世纪初，朱子学在朝鲜得
到广泛的传播、发展，李穑（1328—1396年）、郑梦周
（1337—1392年）、李崇仁、郑道传（1337—1398年）、
权近（1352—1409年）等是
这一时期传播朱子儒学
（P93）
的杰出代表［1］。他们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从
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等各个领
域对佛教展开批
判。由于郑传道、权近等均为李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李王朝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为
15
-16世纪朱
子儒学在朝鲜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郑传道
与权近被称为李王朝初期朝鲜朱子学的“双璧”，虽
然他们的思想各有侧重，郑氏致力于排佛，而权氏
则致力于对朱子学的探究和发展。李王朝建立以
后，伴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以开国功臣为核
心的勋旧派和地方书院里受到朱子学影响的士林
派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权力斗争，曾经发生
“戊午”（1498年）、“甲子”（1504年）、“己卯”（1519
年）、（1545年）史称“士祸”。
“乙巳”四次流血事件，
虽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前期士林派的学者如金宗
直（1431—1492年）、金宏弼（1454—1504年）、赵光
祖（1482—1569年）、李彦迪（1491—1553年）等一大
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名儒，历尽磨难，成为这四次
“士祸”主要的受害者，但他们以朱子学为理论武
!关于高句丽政权的定位，目前中韩（朝）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我国学界认为，高句丽政权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
疆民族政权
器，通过实际运用，大大扩展了朱子学的思想影响，
也促进了朱子学的长足发展，产生了像李氵晃
（1501—1570年）、李珥（1536—1584年）性理学那样
真正朝鲜化的朱子学派。被称之为后期士林派的
代表人物如李氵晃、李珥正是在前士林派的基础上
集朝鲜朱子学之大成，使成为朝鲜正统理念的朱子
学（又称性理学）蓬勃发展，将朝鲜朱子学发展到哲
学思维水平的顶峰，从而引发了朝鲜朱子学史上围
绕被称为后朱子学“双璧”的李氵晃与李珥之间的
“四七理气论辩”以及性情善恶、人心道心问题等，
展开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学派论辩公案。
李氵晃，字季浩、景浩，号退溪、退陶，朝鲜庆北
安东郡陶山面温溪里人。
6岁学《千字文》，12岁学
《论语》，20岁游太学，
33岁考取庆尚道乡举第一
名，任承文院副正字，后历任多种官职，因忧于“士
祸”纷争，无意于官场，屡次辞官，立志终身从事学
问。
60岁时开始辩论奇大升的“四七论辩”，逐渐
显露其学问业绩。其著述颇丰，收录于《退溪全
书》，其主要著作是《圣学十图》、《心无体用辩》，将
圣人的学问内容整理、归结为图和学说，强调对心
性要从根源上致力于道义生活。李退溪的《圣学十
图》和“四端七情说”是他一生学问的结晶，也是退
溪学的精髓和特色所在，他笃学精思，德慧双修，教
泽广远，尤能“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
［3］
来学，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P1），称誉
于海内外学林，终成朝鲜一代哲人，被人们称之为
“东方百世之师”、。李退溪十分推崇
“朝鲜之朱子”
朱熹，曾编纂《朱子书节要》，以为初学者之门径。
他绍承朱熹理本论思想，以“理”为哲学的最高范
畴，在理气关系上肯定理主气从，并将理气关系推
导到人的性情关系，从而提出了在朝鲜哲学史上著
名的“四七理气论辩”，把朱熹“四端是理之发，七情
是气之发”的命题，阐发为“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
［4］
则气发而理乘之耳”（P151）的命题。
李珥，字叔献，号栗谷，朝鲜江原道江陵北坪村
人。李珥少时就聪颖过人，八九岁能诗文，
13岁初
试进士合格，以圣贤自期。
19岁入金刚山研习佛
道，
20岁下山重新回归儒学。
23岁在礼安的陶山
谒见李退溪，求道之心更坚；是年冬，应考别试科，
以《天道策》状元及第，名扬国内外。
29岁时，考取
文科殿试状元，任户曹佐郎，后历任司谏院正言、吏
曹佐郎、弘文馆校理、清州牧使、弘文馆直提学、承
政院右副承旨、黄海道观察使、弘文馆副提学、司谏
院大司谏、司宪府大司宪、弘文馆大提学以及户、
吏、刑、兵四曹判书等，其著述收录于《栗谷全书》。
李栗谷通经学，知时务，明事理，善经济，以道学闻
名于世。他在政治上，倡导王道、仁政，主张社会改
革，提出一系列革新图治的方案；在哲学思想上，与
李退溪不同，虽然推崇朱子学，但不排斥阳明学，并
对老庄、佛教思想多有研究和吸纳。具体到“四七
理气论辩”上，李栗谷既批评了李退溪的理本论，反
对退溪“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的“理气互
发”说，又不同意徐敬德的气一元论，提出了“四端
七情”都是气包理、“气发而理乘之”的观点。特别
是李栗谷性理学中重视内王外之道，强调经世致
用、经国治民，立足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权
思想，提出了务实、时宜、变法更张、抗战便民的经
世策略，使其成为朝鲜实学思想的嚆
矢。（P165
-210）
［5］］
作为一代儒宗的李氵晃、李珥是朝鲜当时最杰
出、最著名的性理学家，各自都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使朝鲜性理学划分为以推崇退溪学说即以主
理为特征的岭南学派与推崇栗谷学说即以主气为
特征的畿湖学派，且门人弟子辈出，
影响颇大。在
李氵晃门人中，配享书院、祠宇者多达
74人，如赵
穆、李德弘、郑逑、柳成龙、金诚一、李玄逸、李象靖、
李震相等著名朝鲜学者不是出自李氵晃门下，就是
（P176）
继承其学系
［5］。而李珥门下著名学者也不乏
其人，尤以金长生（
1548—1631年）、宋时烈为
（P211）
最［5］。与此同时，张显光（1554—1637年）的太
极思想，权（言字旁
+思）的“好生”、“生民”哲学思
想也影响一时，共同成为
17世纪前后朝鲜思想的
主流，成为连接
16世纪性理学与
18世纪前后的实
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
朱子学在李王朝迅速发展的同时，
16世纪初
阳明学也开始传入朝鲜。朴阳（1747—1530年）在
《讷斋集》附录年谱中有“阳明文字东来，东儒莫知
其为何等语，先生见其《传习录》，斥谓禅学”的记
载。金世弼（1473—1553年，号十清轩）在《十清轩
集》中说：出入三家晚有闻，
“阳明老子治心学，道脉
千年传孔孟，一毫差爽亦嫌去。
”又据朝鲜《宣祖实
录》记载，宣祖王与李瑶等人曾谈论过有关阳明学
的情况，宣祖王对领议相柳成龙说：
“若使阳明为今
年日经略，则此贼可以荡扫矣。
”但阳明学初传朝鲜
时正值朱子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朱子学的强大
影响，尤其是朱子学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使得阳明
学难以立足。李氵晃就曾著《传习录辨》一文专门批
驳阳明学：“其心强狠自用，其辞张皇震耀，使人眩
惑而丧其守，贼仁义，乱天下，未必非此人也。
”只是
由于许筠（1569—1618年）、张维（1587—1638年）等
人的努力才使阳明学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许筠发
［6］
挥王阳明“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思
想，反对礼教，倡导平等。而张维则肯定和推崇王
阳明“知行合一”说以及强调主体“良知”、尊重个性
的思想，在朝鲜阳明学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并对朝鲜阳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郑齐斗
（1649—1736年）产生颇深的影响。郑齐斗，号霞
谷，曾官拜汉城府尹、元子辅养官等。他全然不顾
朱子学派将阳明学视为“异端”学说，积极研究和传
播阳明学，并通过批判朱熹“析心理为二”，全面阐
明和论证了王阳明“心外无理”、“心即理”、“致良
知”、学说的精髓，
“知行合一”建构了自身独特的理
论体系，成为朝鲜阳明学思想的确立者和集大成
者，形成了一脉相承、弟子众多的学派。郑齐斗之
后，郑原一、郑文升、李匡明、李匡师等还以阳明学
为基础，在史学、书法、诗
歌、实学等学术领域多有
成就。但由于正统朱子学派的镇压，阳明学长期被
斥为异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阳明学在朝鲜只
是作为私学流传。直到
20世纪初的“光复运动”时
期，以朴殷植（1859—1926年）、郑寅普为代表，引进
［7］
西方进化论重释阳明学才使之获得新生，成为朝鲜
“独立运动”的思想基础。（P49
-77）
就朝鲜哲学思想思潮而言，在
15—19世纪，与
朝鲜朱子学、阳明学、实学思潮发展的同时，还相互
交织和渗透着气学一系。对此，国内外学者在理解
和看法上有所差异，韩国学者也有争议，有的将朝
鲜气学一系归结为朝鲜的道家哲学思想，认为最早
可追溯至朝鲜古神道思想和三国时期“元气论”，但
是，作为学问研究来说，是对老、庄思想的关注，是
从气学开始的，所以又称“道家哲学是唯气哲
（P337）
学
”［5］，“是儒家的道家哲学，是气哲
［5］
学”（P345）。在高丽末至朝鲜李朝初期，郑道传、权
近就将道家哲学理解为气哲学，而真正建立朝鲜气
哲学体系的是
16世纪的徐敬德（1489—1546年）。
徐敬德，字可久，号复斋，朝鲜京畿道开城人。因其
受学教育和隐遁的地方叫花潭，又称花潭先生。自
幼家境贫苦，勤奋好学，少时就学习儒学，好思考问
题。
14岁授《尚书》，18岁学《大学》，作为一名年轻
的儒士，以孝行楷模于世。为避“士祸”，终生无意
于官场，隐遁山林，安贫乐道，虽屡被举荐，固辞不
就。其著述收录于《徐花潭集》，主要哲学著作有
《原理气》、、等。他接受和发挥
《理气说》《太虚说》
张载的“太虚即气”说，以“气”为先天本体论的实
体，并由此来阐明宇宙世界的造化图式。在徐敬德
之后，又出现了以李氵晃为代表的主理论与李珥为
代表的主气论之间的三百年论争，特别是李珥注解
《道德经》，诸多学者参与其中的争辩。其间，以朴
世堂（1629—1703年）、韩元震（1682—1750年）、徐
命膺（1716—1787年）、洪周（1774—1842年）等为
代表对老庄哲学进行研究，使韩国道家哲学（气学）
（P347）
在哲学史上的位置趋于明朗［5］。直到
18世纪
的任圣周（1711—1788年）提出“气一分殊”说的唯
气论哲学与奇正镇（1798—1876年）主张“理一分
（P190）
殊”说的唯理论哲学对这一论争作了总结［5］。
19世纪朝鲜哲学家崔汉绮则在继承前人思维成果
和接受西学影响的基础上，对气哲学进行概括和整
［4］
理，集气一元论之大成。（P167
-168）
如果说
朝鲜的儒学从古典儒学到阳明学主要
是从中国引进并得以发展，那么朝鲜实学则更多的
是土生土长的，有着自身的鲜明特征：朝鲜实学思
想是伴随朝鲜后期的社会变动而产生的，其哲学的
基本立场是在不断吸收同时代诸思想的基础上，着
眼于对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
解决，立足于现
实意识和实用要求展开批判和反思，提出对朝鲜政
治、经济、军事、道德、科举等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主
张，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批判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
（P82
-88）
思想个性［7］。朝鲜实学的发展（公元
17世
纪至公元
19世纪）大致经历了如下过程：
17世纪
朝鲜实学早期代表人物李日卒光（1563—1628年）、
柳馨远、朴世堂等；
18世纪朝鲜实学开化期形成了
星湖学派与北学派，其代表人物人分别为李氵翼、安
鼎福（1712—1791年）与洪大容（1731—1791年）、朴
趾源、朴齐家（1750—1805年），因前者致力于改善
土地、行政机构等社会制度，被称为“经世致用学
派”，而后者由于主要致力于实现工商业的流通、振
兴经济与一般技术的发展，被称为“利用厚生学
［7］
派”（P91）；经过
17—18世纪的形成和发展，到
19
世纪则是韩国实学思想集大成期，主要代表人物为
丁若镛（1762—1836年）、金正喜（1786—1856年）、
崔汉绮（1803—1877年）等。
丁若镛，字美镛、颂甫，号犹堂、茶山。他少时
颖悟，习儒学，成人后博学多闻，曾入太学，中进士，
官至修撰。一生致力于学，其著述收录于《与犹堂
主要著作有、
全书》，《经世遗表》《牧民心书》等。他
不满性理学空淡性理，直溯孔孟儒学，称自己的学
说为“洙泗之学”，并受清朝考据学派和朝鲜李氵翼
实学的影响，重视考证实事，长于经世致用之学，对
哲学、政治、经济、科技、历史、宗教等诸多领域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被称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
者，也是朝鲜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学大师。
朝鲜各时期的实学家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依照
其思想的相近性，可归纳为：以李光、柳馨远、李
氵翼、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家，注重民本思想，以土
地制度为核心，提倡从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等自
上而下的改革；而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为代表
的北学派则冲破“华夷之辨”的政治秩序，主张北学
清朝技艺，要求强邦富民；而金正喜、崔汉绮等实学
家则重视考证探讨和实证方法，务于经验，主张一
切从实证出发，致力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考
（Pl75）
证［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实学与朝鲜实
学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实学是儒学在明清
之际形成的一股学术思潮，是一批儒家学者针对明
王朝灭亡，痛定思痛，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
使命感，对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长达数百年
之久的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脱离实际学风所造成的
诸多负面效应进行深刻反
省、检讨，视理学为“虚
学”，于是，针锋相对地高举“实学”的旗帜，主张回
归和弘扬先秦原儒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
优良传统，保存和延续儒学的慧命及学脉，试图调
整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
物有颜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朝鲜实学的
发展与中国实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同步性。由于当
时中朝关系已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两国官方及民
间交往甚多，为中国实学传入朝鲜提供了极为有利
的条件。从朝鲜实学代表与中国的关系及其经典
特征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迹象。首先，朝鲜实学先
驱及其主要代表大多直接接触过中国实学或通过
其他途径借鉴了中国实学的精华。例如，朝鲜实学
先驱之一李日卒光曾三次出使中国，接触到中国及
东渐中国的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北学的主要思想
家洪大容也曾在中国滞留两个多月，饱览中国的政
治、经济、风土人情，结交了一批中国学者并保持书
信往来二十年之久。其次，中国实学书籍传到朝
鲜，成为朝鲜实学家们重要的参考资料。朝鲜实学
的集大成者丁若镛虽然未到过中国，但在其著作中
引述最多的却是明末清初经世实学思想家、经学家
的著述。他所写的《牧民论》明显受到顾炎武思想
的浸染和影响，在论及议守令之考绩时还建议采用
顾氏的“郡县论”“若夫太平之治，
：唯清儒顾炎武郡
县论，采而行之，斯可以成矣，不然皆苟然而
［4］
已。
”（Pl84）
2.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由于中朝两国特殊的历史渊源，儒学对朝鲜的
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明显。中、日、韩
诸国合称为“东亚文化圈”，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
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有着诸多共性，而儒学是这
一文化圈形成的基础。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难从
朝、韩两国，特别是韩国的社会道德规范及诸多文
化特色中看到儒学的影子。韩国高丽大学编写的
《韩国民俗大观》序言中说：儒教在韩国社会
“至今，
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
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
发生了大的变动。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
风潮中，韩
国在东亚三国中仍然是一个家长制、血
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备的纯韩国人的性
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
［4］
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底。
”（Pl86）
儒学对朝鲜的影响可以说是多方面的，甚至是
全方位的。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儒学奠定了朝鲜国人基本的世界观。中
国儒学传入朝鲜始于秦末，而
真正对朝鲜产生影响
是在汉代，汉儒在天道观上主张“天人感应”，常以
“白狐出”、等自然现象解释国家兴衰、
“黑蛙斗”战
争胜败以及人生祸福。在朝鲜亦然。
其二，儒学对朝鲜国人伦理观的影响。“忠孝”
思想是儒学的基本思想之一，被认为是人人应当遵
守的基本准则，并且把国与家联系在一起，所谓“齐
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点在韩国企业精神中可略
见一斑。韩国学者金中培把韩国企业精神概括为
三个方面：第一，对国家、社会、企业的同一性，即责
任心和忠诚性；第二，重感情、诚恳、热情、坦率；第
三，重权威、尊重老人和长辈。而这些正是儒学精
神之所在。
其三，儒学形成了朝鲜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框
架。在朝鲜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儒学是最
早传入的外来文化，并且很快被朝鲜诸学者吸收、
融合、消化，在朝鲜传统思想文化形成、发展的每个
阶段，儒学都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在佛学鼎盛的
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也概不例外。从朝鲜三国到
高丽时期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都在儒学思想的熏陶
和影响下建立了教学机构如太学、扃堂、国子监和
乡学等，并像中国一样采取科举制度，为管理国家
和社会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
其四，儒学成为推动朝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
力。朝鲜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儒学在朝鲜的传
播和发展的过程。古朝鲜迈进文明时代与儒学的
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毫无疑问，秦汉时代的儒学
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文明相比都是最先
进的文化，它的传入对于刚刚从野蛮时代脱胎而来
的朝鲜来说，无疑是一个催化剂。此后，儒学在朝
鲜的传播基本上都是在朝鲜社会处于社会变革的
时期，顺应其发展的需要。朱子学一传入朝鲜就被
掌握在以郑道传为首的改革派手里，成为他们为推
翻高丽王朝和建立李氏王朝的工具。李氏王朝建
立初，朱子学又成为国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改革的理论基础，成为李氏王朝实现改朝换代、重
整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阳明学在朝鲜的传播和
发
展对朝鲜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阳明学的“良
知”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平等思想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它不仅成为推翻日益没落的朱子学的思想
武器，而且对朝鲜的意识形态以及整个社会的变革
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为朝鲜实学的产生以及接受
西方近现代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外，儒学还渗透到了韩朝文学、习俗乃至政
治等方面。韩国的国旗图案，即使是不知根底的人
也能看
出，与儒学文化的关系，即取自《周易》中的
八卦图。韩国的货币也是以儒学人物的头像为图
案，如李退溪、李珥等。韩国还是惟一官方祭祀孔
子的国家，在时尚风俗方面与中国几无差异，他们
同样重视阴历及其节令，有春节、元宵节、寒食节、
中秋节等等深深打上儒学烙印的传统节日。
二、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其影响
1.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
史。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不仅影响了日本社会历
史的发展，广泛地渗透于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而且根植于日本文化传统之中，成为其文化传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是与日本固有的大和文化和民族精神糅合在一起
的，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一般认为，儒学在日本
的传播始于公元
6世纪，有学者把
794年至
1192
年称为儒学在日本的早期传播阶段。实际上，儒学
在日本的传播时期可能更早。对于儒学传入日本
的途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中国儒家经典通
过朝鲜传入日本。据成书于公元
720年的日本第
一部正史《日本书记》记载：在应神天皇十五年（284
年，即中国西晋武帝太康五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国
王派遣阿直歧出使日本，并成为日本太子菟道稚郎
子的老师。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王仁到日本
后，太子菟道稚郎子又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
成书于公元
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
《古事记》也有类似记载，并明确记载王仁带来的
《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据此推算，中国儒学
最早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应在公元
6世纪以前。又
据《日本书记》记载，继体天皇七年（513年），日本
出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渴求，将在朝鲜半岛南部属
地任那的四个县转让给百济国王，换取一名叫段柏
尔的五经博士来日讲授儒家经典。继体天皇十年
（516年），百济又派“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
段柏尔”。此后，百济继续以轮换的方法向日本派
遣五经博士，使得中国儒学源源
不断地传入日
本［8］。
（P4）
至公元
7世纪，日本开始直接从中国输入儒
学。从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开始，日本先
后三次派遣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来中国。这些人
归国时带走了大量的儒学经典。据记载，仅平安朝
初期传入日本的汉籍就达
1579部，
16790卷之多。
但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有所不同。朱子学从
一开始就是作为佛学的副产品传入日本的，因而有
“儒学在佛门学，儒生自佛门出”之说。公元
7世纪
左右，当日本直接从中国输入儒学时，也将中国的
佛教带到日本，形成了儒佛并存的局面。推古天皇
十二年（604年），太子发布的十七条宪法中虽然多
采用五经、四书等资料，也援引了“笃敬三宝”（第
2
条）、（第
10条）
“绝忿弃嗔”等佛教思想。公元
8世
纪至公元
12世纪前后，佛学地位与日俱增。特别
是到了公元
12世纪末，日本进入武士掌握中央政
权阶段，佛学中“生死如一”等精神与武士精神的一
致性使得佛教风行日本列岛。当时中日交流已较
频繁，中国土生土长的禅宗因其直截简明的“明心
见性”、的思想不仅在中国佛教中得到
“立地成佛”
广泛的认可，也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重视。于时禅
宗佛教迅速传入日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学。朱
子学因为与禅宗的关系密切，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武士阶层的欢迎。于是，来华日本僧人学习中国禅
宗教义，也接触了当时作为中国官方哲学的朱子
学，并带到日本。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日本京
都泉涌寺开山大师俊（草字头下加“仍”字）（1116—
1227年）率弟子安秀长贺入宋，在学习佛教之余，
与江南儒士交往甚密，在滞留中国的十二年中深受
朱子学思想的影响，因而
1211年返回日本时携带
回中国书籍
2013卷，其中就有儒书
256卷。日本
伊地知季安在《汉学记源》第三卷中说：“宋书之入
本邦，盖首乎僧俊（草字头下加“仍”字）等，多购儒
［8］
书回自宋”（P37）。此后，又有日本僧人圆尔辨圆、
道元、绍明等来中国学习佛学和朱子学。另一方
面，中国僧人也不断前往日本，而且，远去日本的中
国僧人大多精通朱子学，成为在日本义务传播朱子
学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传播佛学的同时介绍二程、
张载和朱熹的思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兰溪
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子元祖元、一山一宁等。
但朱子学毕竟只是作为副产品在日本传播。
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朱子学才开始
摆脱禅宗的束缚
走向独立发展道路。
17世纪是日
本封建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旧的庄园制度的土地
所有制关系彻底崩溃，以幕府为中心的军事专制帝
国也建立起来，并形成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日
本德川幕府时代全国居民都被划分为一定的封建
等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完全附属于一般封建
主，一般封建主又附属于大封建主。大封建主以享
有“大将军”称号的德川家族为首，下列封建诸侯即
“大名”，诸侯又因政治经济地位不同而为分“谱代”
和“外样”。在封建军事
等级的上层之下，有更细致
的等级划分。等级森严的军事专制帝国需要有新
的意识形态，而朱子学正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制度
的最佳思想文化力量。于是，朱子学顺理成章地成
为德川时代的官方哲学。因此，德川时代是日本朱
子学的极盛时代。
朱子学成为日本官方哲学与藤原惺窝和他的
弟子林罗山有关密切的关系。藤原惺窝被认为是
日本朱子学的开山者人物，创立了京师朱子学派，
且门下名儒辈出，主要有林罗山、松永尺五、那波活
所、菅得庵、堀杏庵等，尤以林罗山为最。至于京师
朱子学派的著名学者还有木下顺庵（
1621—1698
年）、雨森芳洲（
1668—1755年）、室鸠巢（
1658—
1734年）、新井白石（1657—1725年）等。藤原惺窝
（1561—1619年），名门贵族藤原氏冷泉家的后裔，
名肃，字敛夫，号惺窝，又号紫立子，播摩国（今日本
兵库县）人。他七八岁时便入景云寺为僧，
30岁时
受朝鲜朱子学的影响，即通过与朝鲜朱子学大师李
退溪门人金一诚、许箴之、姜沆等的接触交往，放弃
（P177）
佛教思想，改依朱子学［8］。1590年，朝鲜通信
使许箴之（号山前）来到日本京都访问。惺窝前去
拜访，但因儒释不同道而被拒绝。这也许是刺激他
改依朱子学的重要原因。此后，在丰臣秀吉侵朝时
的俘虏姜沆的影响与帮助下，藤原惺窝比较系统地
了解了朱子学，并于
1599年完成了日本第一部用
朱子观点解释《四书五经》的著作，即《四书五经倭
训》。藤原惺窝的贡献不仅在于使日本朱子学摆脱
了佛学的束缚，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开一
代朱子学新风。我国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
三十二中说：“自藤原肃始为程朱学，师其说者，凡
［8］
百五十人。
”（P175）
林罗山（1583—1657年），名忠，字子信，号罗
山，是德川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也
是脱佛入儒的学者。但与藤原惺窝不同的是，他是
在
18岁读《朱子集注》时受其影响
而成为儒学学者
的，
22岁时林罗山投到藤原惺窝门下。林罗山极
为尊崇朱子学，是“日本文艺复兴期的大人
（P187）
物”［8］，由于他的特殊政治地位与经历，使得他
在日本朱子儒学的传播、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更为深
入和广泛。他
23岁时进入日本幕府阶层，历仕家
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在政治生涯中，林
罗山倡导儒家的名分论，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与
日本的本武士道精神相结合，运用朱子学思想来整
顿日本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进而影响着德川时代
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使朱子学取得了这
一时代官
（P197）
学独尊的地位［4］。
从日本朱子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看，学说庞
杂，有些学者与古学派与阳明学派相互交织，不仅
有许多学派，而且人物众多繁杂。除京师朱子学派
外，还有其他学派的许多著名学者，如海西朱子学
派的安东省庵（1622—1701年）、贝原益轩（1630—
1714年），海南朱子学派的谷时中（
1598—1649
年）、小仓三省（1604—1654年）、野中兼山（1605—
1663年）、山崎暗斋（1618—1682年），大阪朱子学
的五井持轩（
1641—1721年）、三宅石庵（
1665—
1730年）、中井竹山（
1730—1804年）、中井履轩
（1732—1816年），宽政以后朱子学派的柴野栗山
（1734—1807年）、古贺精里（1750—1817年），安积
艮斋（
1785—1860年），以及作为“朱子学派变
［9］
种”（P54）的水户学派的德川光国（
1628—1700
年）、安积淡泊（1656—1737年）、藤田幽谷（1774—
（P26
-63）
1828年）等等［8］。
中国阳明学在
1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当时日
本特定的政治背景使得阳明学在日本的命运与在
朝鲜的命运大不相同。德川时代后期和末期，日本
封建制内部已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封建
等级链条开始松弛，朱子学日渐没落，成为阳明学
的隆盛期。阳明学则成为强烈渴望变革社会现状
的下级武士和市民的理论指南。阳明学简易直截
的特色和知行合一的观点与日本武士性格的一致
性使之很快在日本得以传播。阳明学最早传入日
本可追溯到
1512年，日本禅僧庵桂梧以
83岁高
龄，奉足利义征之命，远使中国，与明朝的一代儒宗
王阳明相遇。一年后庵桂梧回国，成为阳明学最早
的传播者。据说庵桂梧离开中国时王阳明曾作《送
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送，对了庵的学识和
人品备加赞扬，此序在日本广泛流传。当然，阳明
学在日本的传播并非对中国阳明学的简单重复，而
是像朱子学一样被打上
日本民族的烙印，但是，中
日两国的阳明学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真正将
王阳明心学传入日本，并使其发扬光大的是被推为
日本阳明学始祖的中江藤树（1608—1648年），名
原，字惟名，号默轩，又号颐轩，曾讲学于藤树下，世
称藤树先生。他
18岁就专奉朱子学，一直到
37岁
时购得《阳明全书》，读后颇受启悟，才真正从朱子
学转向阳明学。据说，中江藤树曾亲书“致良知”三
个大字，揭于楣间，并令其弟子皆攻读《王文成公全
书》。在其著作、等中，虽未重
《翁问答》《孝经启蒙》
复王阳明“心即理”等基本命题，但他的基本观点仍
然是以
“心”为本体，以“心”为天地万物之本源：
“心，统体之总号，太极之异名也。合理气、统性情
［4］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P199）中江藤树转入阳
明学后终生从事教学，为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他还令其弟子攻读《阳明全书》，遂
使阳明学在日本兴盛起来，开创了日本的阳明学
派。中江藤树的门人弟子主要有以熊泽蕃山
（1619—1691年）为代表的阳明学事功派与以渊冈
山（1617—1686年）为代表的阳明学存养派。必须
指出的是，日本的阳明学派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
不断与朱子学或古学派的矛盾、冲突，没有像日本
朱子学派那样有绵延不断的学统可寻。起自民间
的日本阳明学的发展演变，大体说来曾经呈现出三
次高潮，即除了始祖中江藤树和其两大门人的第一
次高潮外，还出现了以中兴之祖三轮执斋（1669—
1744年）为代表的第二次高潮，主要是针对在朱子
学包围之下的阳明学，采取折中的立场，竭力为阳
明学宣传和辩护，尤其看重“四句教”，认为“四句
教”是人人可以受用的规矩。而真正产生深巨影响
的是第三次高潮的近世日本阳明学，即幕末阳明学
派，以佐藤一斋（1772—1859年）、大盐中斋（1794—
1837年）、梁川星岩（1789—1858年）、佐久间象山
（1811—1864年）、西乡南洲（1826—1877年）、吉田
松阴（1830—1859年）等为代表，无不以尊信和倡导
阳明学著称，此时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说不仅成为
1837年大盐中斋领导的大阪农民与城
市贫民的联合起义的思想先导，而且已成为酝酿
（P80
-93）
“明治维新”运动的思想动力和指南［9］。值
得一提的是，我们从中应看到阳明学教育的世俗
化、平民化、政治化的倾向，对日本阳明学派的极大
影响。自“明治维新”起，日本一直十分重视国民教
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强调教育对促进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进步的作用。如阳明学大家山田方谷
（1805—1877年）、春日潜庵（1812—1878年）等人都
有浓厚的教育救国的思想理念，而“明治维新”的元
勋伊藤博文（1841—1909年）、井上馨（1836—1915
年）等都是阳明学大师吉田松阴的门徒，深受恩师
儒教立国思想的影响，注重教育。
2.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对近代以前的日本的影响本来是一个没
有争议的问题。但儒学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则是
众说纷纭。在很长时期，人们是把儒学的衰退与日
本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发展使国际学者对其经济发
展的奥秘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对于儒学在日本历
史
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重新肯定。美国环太
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
·吉布
尼认为：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
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
主义两者糅合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日本是东西
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
思想”，的人际关系，
“和谐高于一切的”“高产乃是
为善”的劳动道德观，是日本经济不容忽视的因
（P228）
素［4］。英国学者
R·多尔在题为《东亚各国经
济发展与儒教文化》的演说中指出：和
“义理”“非个
人主义”在履行契约和达到目标方面发挥了极大的
作用，这些都根源于儒教官吏的选拔制度。对于儒
学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及作用，日本学者也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
1987年日本文部省资助建立的跨学
校、跨学科的大型研究计划《关于东亚的经济社会
发展和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该项目的负责人东京
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在项目研究会上曾指出：
“儒教文化圈的特征是，与儒教伦理相结合的团体
主义，以汉字文化为中心的学习国家，传统地保持
儒教的伦理行规范和儒教的实学精神与经验主义
等。
”并主张“在新的现代化的框架中，重新考虑日
［10］
本人行为方式的儒教性因素的有效性”。
实际上，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决不局限于近现代
的日本。当中国儒学传入日本时，就是作为当时世
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被落后的日本所接受
的。因而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对日本的传统
文化乃至经济、政治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大体可
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日本民族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进而
积淀为日本国人的民族心理。日本民族中许多固
有的观念如“忠君爱国”“团体精神”
、等等在本质上
就是儒学“和为贵”“忠诚
”
、等基本观念。美国学者
赖肖尔在《日本人》“当代日本人，
一书中说：显然已
经不再是德川时代他们的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
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
观和伦理观。儒教或许比任何其他传统哲学或宗
教对它们的影响都大”。“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认参考文献：
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1］参见韩国哲学会编
.韩国哲学史：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4］1996
.
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P232）版社，
第二，影响日本的社会结构，成为日本社会发
［2］张品端
.日本、朝鲜对朱子学的接受及其特征［J］.中华儒学：第
一辑
.
展的精神动力。
日本的家族式社会与中国的血缘［3］引自张立文主编
.退溪书节要
·前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家族不同，其成员未必出自同一血统，但长幼之间、1989.
主仆之间均被自觉地界定为亲子关系。其他社会［4］又参见张立文主编
.中外儒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组织、团体及人际关系也都模拟这种亲子关系。而1998.
［5］韩国哲学会编
.韩国哲学史：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是儒学倡导的“道德”。
社，
1996.
第三，为西学在日本的传入奠定了一定思想基
［6］王守仁
.答顾东桥书［A］.王文志公全书：卷二［M］.
础。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后并不是直接地被吸收，而［7］参见韩国哲学会编
.韩国哲学史：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是被日本学者结合日本的现实加以改造，因而，无版社，
1996
.
论朱子学还是阳明学在日本的发展都是以经验主［8］参见朱谦之著
.日本的朱子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义为主线发展的。如日本朱子学热衷于形而下的［9］朱谦之著
.日本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10］［日本］东亚比较研究，
（1）
1987，.
格物、穷理，从而开日本经验主义之先河，成为西学
责任编辑：刘忠世
输入的桥梁。
The
Dissemination，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in
Korea
and
Japan
FANG
Guo-gen
LUO
Ben-gi
1.
PhiIosophy
EditoriaI
Office，the
PeopIe’s
PubIishing
House，Beijing
100706，China
2.
CoIIege
of
Economics，Anging
Teachers’CoIIege，Anging
246011，China）
Abstract：Confucianism
spread
into
Korea（South
Korea）at
the
end
of
the
Oi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and
then
reached
Japan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It
took
o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for
a
Iong
time
in
these
countries.
Hence
China，Korea，Japan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referred
to
as“circIes
of
Confucian
cuIture.
”With
the
rise
of
the“IittIe
four
tigers”，the
reI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of
East
Asia
beca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erefore，an
examination
and
expIora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Confucianism
in
this
region
and
the
roIe
it
pIaye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in
these
countries
is
of
great
theoreticaI
and
reaI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Confucianism；Japan；dissemination；infIuence
简论儒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影响
作者：方国根， 罗本
琦， FANG Guo-gen， LUO Ben-qi
作者单位：方国根,FANG Guo-gen(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北京,100706)， 罗本琦,LUO Ben-qi(安庆师
院,经法学院,安庆,246011)
刊名：
东方论坛
英文刊名： ORIENTAL FORUM
年，卷(期)： 2005(3)
被引用次数：2次
参考文献(10条)
1.朱谦之日本哲学史 2002
2.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 2000
3.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 1996
4.王守仁答顾东桥书
5.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 1996
6.张立文中外儒学比较研究 1998
7.张立文退溪书节要@前言 1989
8.张品端日本、朝鲜对朱子学的接受及其特征
9.查看详情
10.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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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琳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期刊论文]-新西部(下半月)2007(9)
7.李浩亮.Li Haoliang浅谈儒学与韩国民族精神[期刊论文]-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9(4)
8.李相圭中国国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期刊论文]-历史教学2002(10)
9.黄伟中华文化的世界坐标——以宋代儒学对东亚的影响为中心[期刊论文]-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4)
10.汤晓黎儒学日本化的现代诠释--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剖析[期刊论文]-广西社会科学2002(2)
引证文献(2条)
1.孙英春东北亚文化传统的同质性与"文化共同体"远景[期刊论文]-浙江学刊 2009(4)
2.何璠试论中国学者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
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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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论坛
2005年第
3期
简论儒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影响
方国根
1罗本琦
2!
（1、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北京
100706；2、安庆师院经法学院，安庆
246011）
摘要：中国儒学，源远流长，早在秦末汉初就传入朝鲜（韩国），随后又在日本等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形成了其各具民
族特色的儒学，先后演变成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占据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成为东亚的主流思想之一。人们习惯
上把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随着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
关系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考察和探讨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及影响，深入了解东亚国家儒学的发展及其特点，对于科学
认知和评价儒学在东亚历史上、特别是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
21世纪儒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学；朝鲜；日本；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
G1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
-7110（2005）03
-0021
-09
一、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发展和影响
足以消灭儒学在民间的影响。公元前
195年，由于
1.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发展秦末汉初的战乱，燕人卫满率领千余难民归化朝
在东亚诸国中，朝鲜与中国之间无论在地缘关鲜。众所周知，思想文化是人创造的，当然以人为
系上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上，都有着与众不同最主要的载体和传播工具。卫满等人归化朝鲜，必
的特点。中朝两国直接接壤，至少从秦朝末年起两然将春秋战国时产生并广播于民间的儒学带到朝
国人民就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并形成了共同的或近鲜。公元前
194年，卫满联合朝鲜本土反对派势力
似的经济文化特质。其突出的表现就在于，朝鲜在
夺取王位后，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出发，保留了古
14世纪初以前（即在创立自己的民族文字“训民正
朝鲜原有的制度及风俗习惯，其本人也穿上朝鲜服
音”以前）一直借用汉文字，在朝鲜三国时代公文记
装，但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其自身固有的生命
录中使用的仍然是汉文字。或许正是由于中朝两
力、亲和力使之不可能就此销声匿迹。公元前
109
国关系的这种特殊性使得中国儒学得以很早就在
年，汉朝对卫满王朝发动了历时一年多的战争，消
朝鲜传播，进而把两国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
学在朝鲜的传播与中国儒学的发展也有着某种程
灭了卫满王朝，并在其旧址上设置了乐浪、临屯、真
度的一致性。因此，笔者根据中国儒学的发展阶
番和玄菟四郡，古称
“汉四郡”。至此，儒学在朝鲜
段，结
合儒学在朝鲜的发展历史，把儒学在朝鲜的
的传播已成为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在“独尊儒术”
传播分为四个时期：汉唐儒学的传播时期、朱子儒的汉代，已成为汉王朝行政区之一的“朝鲜”被直接
学的传播时期、阳明儒学的传播时期、实学儒学的置于中国儒学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朝鲜的思想
传播时期。文化与汉王朝的儒家思想文化几乎融为一体。
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可以推算到秦末汉初。中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朝鲜脱离汉唐统治
国儒学产生于春秋时代，虽然经过秦朝专制统治之后，儒学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朝鲜传播。到公
“焚书坑儒”的打击，但秦王朝统治时间较短，远不元
7世纪即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指公元
1世纪
!收稿日期：
2005
-06
-26
作者简介：方国根（1963
-），安徽绩溪人，现为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副主任、编审，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研究；
罗本琦（1963
-），安徽潜山人，现为安庆师范学院经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法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文化研究。
（P54）
至公元
7世纪的约
700年时间）末期［1］，高句
丽!、百济、新罗相继派遣留学生赴唐朝学习，儒学
也得到了朝鲜国家的正式承认。据《旧唐书》东夷
列传记载，高句丽最早接受儒学，在小兽林王二年
（P73）
即
372年［1］，就已设立儒学教育机关，以“太学”
为最高学府，传授“五经”、“三史”等儒家经典和中
国史籍，以培养国家官吏；在地方设立“扃堂”，面向
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传授“五经”“三史”
、和射箭技
术。三国中的百济从建国初便接受儒学，到公元
4
世纪也有了完备的儒学教育机关，并对儒学传入日
本起着重要作用，正是百济儒学博士王仁把《论语》
等儒学经典传到日本。新罗地处朝鲜半岛中部，虽
发展较迟，但在公元
6世纪时，儒学也获得了官学
的地位。公元
503年，新罗国王正式称王时便是按
儒家的方式改换年号和国号的。至统一新罗时期
（公元
7世纪至公元
10世纪），由于朝鲜在历史上
第一次实现了国土的真正统一，儒学思想已在朝鲜
半岛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新罗神文王二年（公
元
682年）在礼部下属设立（·
“国学”《三国史记》
神
文王条），元圣王四年（公元
788年），又设“读书三
（P292
-293）
品科”的考试制度［1］。不仅如此，新罗王还
直接派遣贵族子弟到中国留学。据记载，公元
837
年新罗在中国的留学生就有
2
16人，公元
840年学
成回国的留学生达
150人，一部分新罗留学生在唐
朝参加
科举考试及第后留唐为官，这些人进而把科
举制度传入朝鲜［2］。这一时期朝鲜儒学的主要代
表如崔致远（857—957年）、崔承祜、金云卿、金可纪
（P298
-301）
等都是留唐学者［1］。公元
993年至公元
1023年，契丹人三次入侵严重阻碍了朝鲜官方儒
学的发展，但同时也促进了儒学在朝鲜民间的广泛
传播。当“官学”被阻碍时，“私学”应运而生，崔冲
（984—1068年）等人兴办“私学”，专心儒学教育，一
方面给国家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也把儒学进一步
推到民间。
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大约在高丽王朝末年到
李王朝的建立期间。朱子学传入朝鲜之初与汉唐
儒学的传入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以移民为传播纽
带。公元
1224年春（嘉定十七年），朱熹的曾孙朱
潜弃官，“与门人中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
应奎、杜行秀、陶成河七学士浮海而东。..舟泊
［2］
锦城乃居焉”。朱潜等来到朝鲜后，建书院讲学，
对朱子学的传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这一时期朱
子学在朝鲜只是以民间私学的形式存在和发展。
朱子学产生于南宋时期，其时，朝鲜高丽王朝重点
扶持佛学，高丽太祖王建在自己的《十训要》中第一
条里明确规定了弘扬佛学之国策：必
“我国家大业，
资诸佛护卫之力。
”由于受佛学的排挤，儒学只能作
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一翼而得到发展。而且，由
于战争等关系，统治阶级所弘扬的主要还是汉唐儒
学。至高丽王朝末年，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
学随着王朝的衰落而腐化堕落，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抱着挽救国家危亡、维系人心的目的开始从元朝引
进朱子学，试图以此取代佛学。其早期代表是安
（王
+向）（1243—1306年）、白颐正、权溥（
1262—
1346年）、禹倬（
1263—1342年）、李齐贤（
1278—
（P92）
1367年）等［1］。公元
1289年，高丽集贤殿大学
士安（王
+向）随高丽忠烈王赴元大都，首次接触到
《朱子大全》，于是手抄此书，回国后在太学中讲授；
又因十分敬慕和尊崇朱熹，遂将自己的号也改为晦
轩。
1298年后，白颐正随高丽忠宣王专赴元大都
攻读朱子学达十年之久；学成回国时带回大量的儒
学典籍，设馆讲学。李齐贤滞留元大都三十余年，
至
54岁时才回国。到
14世纪初，朱子学在朝鲜得
到广泛的传播、发展，李穑（1328—1396年）、郑梦周
（1337—1392年）、李崇仁、郑道传（1337—1398年）、
权近（1352—1409年）等是
这一时期传播朱子儒学
（P93）
的杰出代表［1］。他们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从
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等各个领
域对佛教展开批
判。由于郑传道、权近等均为李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李王朝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为
15
-16世纪朱
子儒学在朝鲜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郑传道
与权近被称为李王朝初期朝鲜朱子学的“双璧”，虽
然他们的思想各有侧重，郑氏致力于排佛，而权氏
则致力于对朱子学的探究和发展。李王朝建立以
后，伴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以开国功臣为核
心的勋旧派和地方书院里受到朱子学影响的士林
派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权力斗争，曾经发生
“戊午”（1498年）、“甲子”（1504年）、“己卯”（1519
年）、（1545年）史称“士祸”。
“乙巳”四次流血事件，
虽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前期士林派的学者如金宗
直（1431—1492年）、金宏弼（1454—1504年）、赵光
祖（1482—1569年）、李彦迪（1491—1553年）等一大
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名儒，历尽磨难，成为这四次
“士祸”主要的受害者，但他们以朱子学为理论武
!关于高句丽政权的定位，目前中韩（朝）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我国学界认为，高句丽政权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
疆民族政权
器，通过实际运用，大大扩展了朱子学的思想影响，
也促进了朱子学的长足发展，产生了像李氵晃
（1501—1570年）、李珥（1536—1584年）性理学那样
真正朝鲜化的朱子学派。被称之为后期士林派的
代表人物如李氵晃、李珥正是在前士林派的基础上
集朝鲜朱子学之大成，使成为朝鲜正统理念的朱子
学（又称性理学）蓬勃发展，将朝鲜朱子学发展到哲
学思维水平的顶峰，从而引发了朝鲜朱子学史上围
绕被称为后朱子学“双璧”的李氵晃与李珥之间的
“四七理气论辩”以及性情善恶、人心道心问题等，
展开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学派论辩公案。
李氵晃，字季浩、景浩，号退溪、退陶，朝鲜庆北
安东郡陶山面温溪里人。
6岁学《千字文》，12岁学
《论语》，20岁游太学，
33岁考取庆尚道乡举第一
名，任承文院副正字，后历任多种官职，因忧于“士
祸”纷争，无意于官场，屡次辞官，立志终身从事学
问。
60岁时开始辩论奇大升的“四七论辩”，逐渐
显露其学问业绩。其著述颇丰，收录于《退溪全
书》，其主要著作是《圣学十图》、《心无体用辩》，将
圣人的学问内容整理、归结为图和学说，强调对心
性要从根源上致力于道义生活。李退溪的《圣学十
图》和“四端七情说”是他一生学问的结晶，也是退
溪学的精髓和特色所在，他笃学精思，德慧双修，教
泽广远，尤能“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
［3］
来学，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P1），称誉
于海内外学林，终成朝鲜一代哲人，被人们称之为
“东方百世之师”、。李退溪十分推崇
“朝鲜之朱子”
朱熹，曾编纂《朱子书节要》，以为初学者之门径。
他绍承朱熹理本论思想，以“理”为哲学的最高范
畴，在理气关系上肯定理主气从，并将理气关系推
导到人的性情关系，从而提出了在朝鲜哲学史上著
名的“四七理气论辩”，把朱熹“四端是理之发，七情
是气之发”的命题，阐发为“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
［4］
则气发而理乘之耳”（P151）的命题。
李珥，字叔献，号栗谷，朝鲜江原道江陵北坪村
人。李珥少时就聪颖过人，八九岁能诗文，
13岁初
试进士合格，以圣贤自期。
19岁入金刚山研习佛
道，
20岁下山重新回归儒学。
23岁在礼安的陶山
谒见李退溪，求道之心更坚；是年冬，应考别试科，
以《天道策》状元及第，名扬国内外。
29岁时，考取
文科殿试状元，任户曹佐郎，后历任司谏院正言、吏
曹佐郎、弘文馆校理、清州牧使、弘文馆直提学、承
政院右副承旨、黄海道观察使、弘文馆副提学、司谏
院大司谏、司宪府大司宪、弘文馆大提学以及户、
吏、刑、兵四曹判书等，其著述收录于《栗谷全书》。
李栗谷通经学，知时务，明事理，善经济，以道学闻
名于世。他在政治上，倡导王道、仁政，主张社会改
革，提出一系列革新图治的方案；在哲学思想上，与
李退溪不同，虽然推崇朱子学，但不排斥阳明学，并
对老庄、佛教思想多有研究和吸纳。具体到“四七
理气论辩”上，李栗谷既批评了李退溪的理本论，反
对退溪“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的“理气互
发”说，又不同意徐敬德的气一元论，提出了“四端
七情”都是气包理、“气发而理乘之”的观点。特别
是李栗谷性理学中重视内王外之道，强调经世致
用、经国治民，立足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权
思想，提出了务实、时宜、变法更张、抗战便民的经
世策略，使其成为朝鲜实学思想的嚆
矢。（P165
-210）
［5］］
作为一代儒宗的李氵晃、李珥是朝鲜当时最杰
出、最著名的性理学家，各自都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使朝鲜性理学划分为以推崇退溪学说即以主
理为特征的岭南学派与推崇栗谷学说即以主气为
特征的畿湖学派，且门人弟子辈出，
影响颇大。在
李氵晃门人中，配享书院、祠宇者多达
74人，如赵
穆、李德弘、郑逑、柳成龙、金诚一、李玄逸、李象靖、
李震相等著名朝鲜学者不是出自李氵晃门下，就是
（P176）
继承其学系
［5］。而李珥门下著名学者也不乏
其人，尤以金长生（
1548—1631年）、宋时烈为
（P211）
最［5］。与此同时，张显光（1554—1637年）的太
极思想，权（言字旁
+思）的“好生”、“生民”哲学思
想也影响一时，共同成为
17世纪前后朝鲜思想的
主流，成为连接
16世纪性理学与
18世纪前后的实
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
朱子学在李王朝迅速发展的同时，
16世纪初
阳明学也开始传入朝鲜。朴阳（1747—1530年）在
《讷斋集》附录年谱中有“阳明文字东来，东儒莫知
其为何等语，先生见其《传习录》，斥谓禅学”的记
载。金世弼（1473—1553年，号十清轩）在《十清轩
集》中说：出入三家晚有闻，
“阳明老子治心学，道脉
千年传孔孟，一毫差爽亦嫌去。
”又据朝鲜《宣祖实
录》记载，宣祖王与李瑶等人曾谈论过有关阳明学
的情况，宣祖王对领议相柳成龙说：
“若使阳明为今
年日经略，则此贼可以荡扫矣。
”但阳明学初传朝鲜
时正值朱子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朱子学的强大
影响，尤其是朱子学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使得阳明
学难以立足。李氵晃就曾著《传习录辨》一文专门批
驳阳明学：“其心强狠自用，其辞张皇震耀，使人眩
惑而丧其守，贼仁义，乱天下，未必非此人也。
”只是
由于许筠（1569—1618年）、张维（1587—1638年）等
人的努力才使阳明学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许筠发
［6］
挥王阳明“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思
想，反对礼教，倡导平等。而张维则肯定和推崇王
阳明“知行合一”说以及强调主体“良知”、尊重个性
的思想，在朝鲜阳明学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并对朝鲜阳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郑齐斗
（1649—1736年）产生颇深的影响。郑齐斗，号霞
谷，曾官拜汉城府尹、元子辅养官等。他全然不顾
朱子学派将阳明学视为“异端”学说，积极研究和传
播阳明学，并通过批判朱熹“析心理为二”，全面阐
明和论证了王阳明“心外无理”、“心即理”、“致良
知”、学说的精髓，
“知行合一”建构了自身独特的理
论体系，成为朝鲜阳明学思想的确立者和集大成
者，形成了一脉相承、弟子众多的学派。郑齐斗之
后，郑原一、郑文升、李匡明、李匡师等还以阳明学
为基础，在史学、书法、诗
歌、实学等学术领域多有
成就。但由于正统朱子学派的镇压，阳明学长期被
斥为异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阳明学在朝鲜只
是作为私学流传。直到
20世纪初的“光复运动”时
期，以朴殷植（1859—1926年）、郑寅普为代表，引进
［7］
西方进化论重释阳明学才使之获得新生，成为朝鲜
“独立运动”的思想基础。（P49
-77）
就朝鲜哲学思想思潮而言，在
15—19世纪，与
朝鲜朱子学、阳明学、实学思潮发展的同时，还相互
交织和渗透着气学一系。对此，国内外学者在理解
和看法上有所差异，韩国学者也有争议，有的将朝
鲜气学一系归结为朝鲜的道家哲学思想，认为最早
可追溯至朝鲜古神道思想和三国时期“元气论”，但
是，作为学问研究来说，是对老、庄思想的关注，是
从气学开始的，所以又称“道家哲学是唯气哲
（P337）
学
”［5］，“是儒家的道家哲学，是气哲
［5］
学”（P345）。在高丽末至朝鲜李朝初期，郑道传、权
近就将道家哲学理解为气哲学，而真正建立朝鲜气
哲学体系的是
16世纪的徐敬德（1489—1546年）。
徐敬德，字可久，号复斋，朝鲜京畿道开城人。因其
受学教育和隐遁的地方叫花潭，又称花潭先生。自
幼家境贫苦，勤奋好学，少时就学习儒学，好思考问
题。
14岁授《尚书》，18岁学《大学》，作为一名年轻
的儒士，以孝行楷模于世。为避“士祸”，终生无意
于官场，隐遁山林，安贫乐道，虽屡被举荐，固辞不
就。其著述收录于《徐花潭集》，主要哲学著作有
《原理气》、、等。他接受和发挥
《理气说》《太虚说》
张载的“太虚即气”说，以“气”为先天本体论的实
体，并由此来阐明宇宙世界的造化图式。在徐敬德
之后，又出现了以李氵晃为代表的主理论与李珥为
代表的主气论之间的三百年论争，特别是李珥注解
《道德经》，诸多学者参与其中的争辩。其间，以朴
世堂（1629—1703年）、韩元震（1682—1750年）、徐
命膺（1716—1787年）、洪周（1774—1842年）等为
代表对老庄哲学进行研究，使韩国道家哲学（气学）
（P347）
在哲学史上的位置趋于明朗［5］。直到
18世纪
的任圣周（1711—1788年）提出“气一分殊”说的唯
气论哲学与奇正镇（1798—1876年）主张“理一分
（P190）
殊”说的唯理论哲学对这一论争作了总结［5］。
19世纪朝鲜哲学家崔汉绮则在继承前人思维成果
和接受西学影响的基础上，对气哲学进行概括和整
［4］
理，集气一元论之大成。（P167
-168）
如果说
朝鲜的儒学从古典儒学到阳明学主要
是从中国引进并得以发展，那么朝鲜实学则更多的
是土生土长的，有着自身的鲜明特征：朝鲜实学思
想是伴随朝鲜后期的社会变动而产生的，其哲学的
基本立场是在不断吸收同时代诸思想的基础上，着
眼于对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
解决，立足于现
实意识和实用要求展开批判和反思，提出对朝鲜政
治、经济、军事、道德、科举等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主
张，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批判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
（P82
-88）
思想个性［7］。朝鲜实学的发展（公元
17世
纪至公元
19世纪）大致经历了如下过程：
17世纪
朝鲜实学早期代表人物李日卒光（1563—1628年）、
柳馨远、朴世堂等；
18世纪朝鲜实学开化期形成了
星湖学派与北学派，其代表人物人分别为李氵翼、安
鼎福（1712—1791年）与洪大容（1731—1791年）、朴
趾源、朴齐家（1750—1805年），因前者致力于改善
土地、行政机构等社会制度，被称为“经世致用学
派”，而后者由于主要致力于实现工商业的流通、振
兴经济与一般技术的发展，被称为“利用厚生学
［7］
派”（P91）；经过
17—18世纪的形成和发展，到
19
世纪则是韩国实学思想集大成期，主要代表人物为
丁若镛（1762—1836年）、金正喜（1786—1856年）、
崔汉绮（1803—1877年）等。
丁若镛，字美镛、颂甫，号犹堂、茶山。他少时
颖悟，习儒学，成人后博学多闻，曾入太学，中进士，
官至修撰。一生致力于学，其著述收录于《与犹堂
主要著作有、
全书》，《经世遗表》《牧民心书》等。他
不满性理学空淡性理，直溯孔孟儒学，称自己的学
说为“洙泗之学”，并受清朝考据学派和朝鲜李氵翼
实学的影响，重视考证实事，长于经世致用之学，对
哲学、政治、经济、科技、历史、宗教等诸多领域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被称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
者，也是朝鲜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学大师。
朝鲜各时期的实学家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依照
其思想的相近性，可归纳为：以李光、柳馨远、李
氵翼、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家，注重民本思想，以土
地制度为核心，提倡从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等自
上而下的改革；而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为代表
的北学派则冲破“华夷之辨”的政治秩序，主张北学
清朝技艺，要求强邦富民；而金正喜、崔汉绮等实学
家则重视考证探讨和实证方法，务于经验，主张一
切从实证出发，致力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考
（Pl75）
证［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实学与朝鲜实
学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实学是儒学在明清
之际形成的一股学术思潮，是一批儒家学者针对明
王朝灭亡，痛定思痛，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
使命感，对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长达数百年
之久的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脱离实际学风所造成的
诸多负面效应进行深刻反
省、检讨，视理学为“虚
学”，于是，针锋相对地高举“实学”的旗帜，主张回
归和弘扬先秦原儒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
优良传统，保存和延续儒学的慧命及学脉，试图调
整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
物有颜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朝鲜实学的
发展与中国实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同步性。由于当
时中朝关系已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两国官方及民
间交往甚多，为中国实学传入朝鲜提供了极为有利
的条件。从朝鲜实学代表与中国的关系及其经典
特征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迹象。首先，朝鲜实学先
驱及其主要代表大多直接接触过中国实学或通过
其他途径借鉴了中国实学的精华。例如，朝鲜实学
先驱之一李日卒光曾三次出使中国，接触到中国及
东渐中国的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北学的主要思想
家洪大容也曾在中国滞留两个多月，饱览中国的政
治、经济、风土人情，结交了一批中国学者并保持书
信往来二十年之久。其次，中国实学书籍传到朝
鲜，成为朝鲜实学家们重要的参考资料。朝鲜实学
的集大成者丁若镛虽然未到过中国，但在其著作中
引述最多的却是明末清初经世实学思想家、经学家
的著述。他所写的《牧民论》明显受到顾炎武思想
的浸染和影响，在论及议守令之考绩时还建议采用
顾氏的“郡县论”“若夫太平之治，
：唯清儒顾炎武郡
县论，采而行之，斯可以成矣，不然皆苟然而
［4］
已。
”（Pl84）
2.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由于中朝两国特殊的历史渊源，儒学对朝鲜的
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明显。中、日、韩
诸国合称为“东亚文化圈”，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
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有着诸多共性，而儒学是这
一文化圈形成的基础。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难从
朝、韩两国，特别是韩国的社会道德规范及诸多文
化特色中看到儒学的影子。韩国高丽大学编写的
《韩国民俗大观》序言中说：儒教在韩国社会
“至今，
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
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
发生了大的变动。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
风潮中，韩
国在东亚三国中仍然是一个家长制、血
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备的纯韩国人的性
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
［4］
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底。
”（Pl86）
儒学对朝鲜的影响可以说是多方面的，甚至是
全方位的。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儒学奠定了朝鲜国人基本的世界观。中
国儒学传入朝鲜始于秦末，而
真正对朝鲜产生影响
是在汉代，汉儒在天道观上主张“天人感应”，常以
“白狐出”、等自然现象解释国家兴衰、
“黑蛙斗”战
争胜败以及人生祸福。在朝鲜亦然。
其二，儒学对朝鲜国人伦理观的影响。“忠孝”
思想是儒学的基本思想之一，被认为是人人应当遵
守的基本准则，并且把国与家联系在一起，所谓“齐
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点在韩国企业精神中可略
见一斑。韩国学者金中培把韩国企业精神概括为
三个方面：第一，对国家、社会、企业的同一性，即责
任心和忠诚性；第二，重感情、诚恳、热情、坦率；第
三，重权威、尊重老人和长辈。而这些正是儒学精
神之所在。
其三，儒学形成了朝鲜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框
架。在朝鲜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儒学是最
早传入的外来文化，并且很快被朝鲜诸学者吸收、
融合、消化，在朝鲜传统思想文化形成、发展的每个
阶段，儒学都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在佛学鼎盛的
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也概不例外。从朝鲜三国到
高丽时期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都在儒学思想的熏陶
和影响下建立了教学机构如太学、扃堂、国子监和
乡学等，并像中国一样采取科举制度，为管理国家
和社会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
其四，儒学成为推动朝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
力。朝鲜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儒学在朝鲜的传
播和发展的过程。古朝鲜迈进文明时代与儒学的
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毫无疑问，秦汉时代的儒学
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文明相比都是最先
进的文化，它的传入对于刚刚从野蛮时代脱胎而来
的朝鲜来说，无疑是一个催化剂。此后，儒学在朝
鲜的传播基本上都是在朝鲜社会处于社会变革的
时期，顺应其发展的需要。朱子学一传入朝鲜就被
掌握在以郑道传为首的改革派手里，成为他们为推
翻高丽王朝和建立李氏王朝的工具。李氏王朝建
立初，朱子学又成为国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改革的理论基础，成为李氏王朝实现改朝换代、重
整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阳明学在朝鲜的传播和
发
展对朝鲜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阳明学的“良
知”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平等思想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它不仅成为推翻日益没落的朱子学的思想
武器，而且对朝鲜的意识形态以及整个社会的变革
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为朝鲜实学的产生以及接受
西方近现代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外，儒学还渗透到了韩朝文学、习俗乃至政
治等方面。韩国的国旗图案，即使是不知根底的人
也能看
出，与儒学文化的关系，即取自《周易》中的
八卦图。韩国的货币也是以儒学人物的头像为图
案，如李退溪、李珥等。韩国还是惟一官方祭祀孔
子的国家，在时尚风俗方面与中国几无差异，他们
同样重视阴历及其节令，有春节、元宵节、寒食节、
中秋节等等深深打上儒学烙印的传统节日。
二、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其影响
1.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
史。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不仅影响了日本社会历
史的发展，广泛地渗透于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而且根植于日本文化传统之中，成为其文化传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是与日本固有的大和文化和民族精神糅合在一起
的，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一般认为，儒学在日本
的传播始于公元
6世纪，有学者把
794年至
1192
年称为儒学在日本的早期传播阶段。实际上，儒学
在日本的传播时期可能更早。对于儒学传入日本
的途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中国儒家经典通
过朝鲜传入日本。据成书于公元
720年的日本第
一部正史《日本书记》记载：在应神天皇十五年（284
年，即中国西晋武帝太康五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国
王派遣阿直歧出使日本，并成为日本太子菟道稚郎
子的老师。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王仁到日本
后，太子菟道稚郎子又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
成书于公元
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
《古事记》也有类似记载，并明确记载王仁带来的
《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据此推算，中国儒学
最早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应在公元
6世纪以前。又
据《日本书记》记载，继体天皇七年（513年），日本
出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渴求，将在朝鲜半岛南部属
地任那的四个县转让给百济国王，换取一名叫段柏
尔的五经博士来日讲授儒家经典。继体天皇十年
（516年），百济又派“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
段柏尔”。此后，百济继续以轮换的方法向日本派
遣五经博士，使得中国儒学源源
不断地传入日
本［8］。
（P4）
至公元
7世纪，日本开始直接从中国输入儒
学。从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开始，日本先
后三次派遣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来中国。这些人
归国时带走了大量的儒学经典。据记载，仅平安朝
初期传入日本的汉籍就达
1579部，
16790卷之多。
但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有所不同。朱子学从
一开始就是作为佛学的副产品传入日本的，因而有
“儒学在佛门学，儒生自佛门出”之说。公元
7世纪
左右，当日本直接从中国输入儒学时，也将中国的
佛教带到日本，形成了儒佛并存的局面。推古天皇
十二年（604年），太子发布的十七条宪法中虽然多
采用五经、四书等资料，也援引了“笃敬三宝”（第
2
条）、（第
10条）
“绝忿弃嗔”等佛教思想。公元
8世
纪至公元
12世纪前后，佛学地位与日俱增。特别
是到了公元
12世纪末，日本进入武士掌握中央政
权阶段，佛学中“生死如一”等精神与武士精神的一
致性使得佛教风行日本列岛。当时中日交流已较
频繁，中国土生土长的禅宗因其直截简明的“明心
见性”、的思想不仅在中国佛教中得到
“立地成佛”
广泛的认可，也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重视。于时禅
宗佛教迅速传入日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学。朱
子学因为与禅宗的关系密切，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武士阶层的欢迎。于是，来华日本僧人学习中国禅
宗教义，也接触了当时作为中国官方哲学的朱子
学，并带到日本。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日本京
都泉涌寺开山大师俊（草字头下加“仍”字）（1116—
1227年）率弟子安秀长贺入宋，在学习佛教之余，
与江南儒士交往甚密，在滞留中国的十二年中深受
朱子学思想的影响，因而
1211年返回日本时携带
回中国书籍
2013卷，其中就有儒书
256卷。日本
伊地知季安在《汉学记源》第三卷中说：“宋书之入
本邦，盖首乎僧俊（草字头下加“仍”字）等，多购儒
［8］
书回自宋”（P37）。此后，又有日本僧人圆尔辨圆、
道元、绍明等来中国学习佛学和朱子学。另一方
面，中国僧人也不断前往日本，而且，远去日本的中
国僧人大多精通朱子学，成为在日本义务传播朱子
学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传播佛学的同时介绍二程、
张载和朱熹的思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兰溪
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子元祖元、一山一宁等。
但朱子学毕竟只是作为副产品在日本传播。
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朱子学才开始
摆脱禅宗的束缚
走向独立发展道路。
17世纪是日
本封建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旧的庄园制度的土地
所有制关系彻底崩溃，以幕府为中心的军事专制帝
国也建立起来，并形成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日
本德川幕府时代全国居民都被划分为一定的封建
等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完全附属于一般封建
主，一般封建主又附属于大封建主。大封建主以享
有“大将军”称号的德川家族为首，下列封建诸侯即
“大名”，诸侯又因政治经济地位不同而为分“谱代”
和“外样”。在封建军事
等级的上层之下，有更细致
的等级划分。等级森严的军事专制帝国需要有新
的意识形态，而朱子学正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制度
的最佳思想文化力量。于是，朱子学顺理成章地成
为德川时代的官方哲学。因此，德川时代是日本朱
子学的极盛时代。
朱子学成为日本官方哲学与藤原惺窝和他的
弟子林罗山有关密切的关系。藤原惺窝被认为是
日本朱子学的开山者人物，创立了京师朱子学派，
且门下名儒辈出，主要有林罗山、松永尺五、那波活
所、菅得庵、堀杏庵等，尤以林罗山为最。至于京师
朱子学派的著名学者还有木下顺庵（
1621—1698
年）、雨森芳洲（
1668—1755年）、室鸠巢（
1658—
1734年）、新井白石（1657—1725年）等。藤原惺窝
（1561—1619年），名门贵族藤原氏冷泉家的后裔，
名肃，字敛夫，号惺窝，又号紫立子，播摩国（今日本
兵库县）人。他七八岁时便入景云寺为僧，
30岁时
受朝鲜朱子学的影响，即通过与朝鲜朱子学大师李
退溪门人金一诚、许箴之、姜沆等的接触交往，放弃
（P177）
佛教思想，改依朱子学［8］。1590年，朝鲜通信
使许箴之（号山前）来到日本京都访问。惺窝前去
拜访，但因儒释不同道而被拒绝。这也许是刺激他
改依朱子学的重要原因。此后，在丰臣秀吉侵朝时
的俘虏姜沆的影响与帮助下，藤原惺窝比较系统地
了解了朱子学，并于
1599年完成了日本第一部用
朱子观点解释《四书五经》的著作，即《四书五经倭
训》。藤原惺窝的贡献不仅在于使日本朱子学摆脱
了佛学的束缚，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开一
代朱子学新风。我国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
三十二中说：“自藤原肃始为程朱学，师其说者，凡
［8］
百五十人。
”（P175）
林罗山（1583—1657年），名忠，字子信，号罗
山，是德川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也
是脱佛入儒的学者。但与藤原惺窝不同的是，他是
在
18岁读《朱子集注》时受其影响
而成为儒学学者
的，
22岁时林罗山投到藤原惺窝门下。林罗山极
为尊崇朱子学，是“日本文艺复兴期的大人
（P187）
物”［8］，由于他的特殊政治地位与经历，使得他
在日本朱子儒学的传播、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更为深
入和广泛。他
23岁时进入日本幕府阶层，历仕家
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在政治生涯中，林
罗山倡导儒家的名分论，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与
日本的本武士道精神相结合，运用朱子学思想来整
顿日本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进而影响着德川时代
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使朱子学取得了这
一时代官
（P197）
学独尊的地位［4］。
从日本朱子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看，学说庞
杂，有些学者与古学派与阳明学派相互交织，不仅
有许多学派，而且人物众多繁杂。除京师朱子学派
外，还有其他学派的许多著名学者，如海西朱子学
派的安东省庵（1622—1701年）、贝原益轩（1630—
1714年），海南朱子学派的谷时中（
1598—1649
年）、小仓三省（1604—1654年）、野中兼山（1605—
1663年）、山崎暗斋（1618—1682年），大阪朱子学
的五井持轩（
1641—1721年）、三宅石庵（
1665—
1730年）、中井竹山（
1730—1804年）、中井履轩
（1732—1816年），宽政以后朱子学派的柴野栗山
（1734—1807年）、古贺精里（1750—1817年），安积
艮斋（
1785—1860年），以及作为“朱子学派变
［9］
种”（P54）的水户学派的德川光国（
1628—1700
年）、安积淡泊（1656—1737年）、藤田幽谷（1774—
（P26
-63）
1828年）等等［8］。
中国阳明学在
1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当时日
本特定的政治背景使得阳明学在日本的命运与在
朝鲜的命运大不相同。德川时代后期和末期，日本
封建制内部已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封建
等级链条开始松弛，朱子学日渐没落，成为阳明学
的隆盛期。阳明学则成为强烈渴望变革社会现状
的下级武士和市民的理论指南。阳明学简易直截
的特色和知行合一的观点与日本武士性格的一致
性使之很快在日本得以传播。阳明学最早传入日
本可追溯到
1512年，日本禅僧庵桂梧以
83岁高
龄，奉足利义征之命，远使中国，与明朝的一代儒宗
王阳明相遇。一年后庵桂梧回国，成为阳明学最早
的传播者。据说庵桂梧离开中国时王阳明曾作《送
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送，对了庵的学识和
人品备加赞扬，此序在日本广泛流传。当然，阳明
学在日本的传播并非对中国阳明学的简单重复，而
是像朱子学一样被打上
日本民族的烙印，但是，中
日两国的阳明学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真正将
王阳明心学传入日本，并使其发扬光大的是被推为
日本阳明学始祖的中江藤树（1608—1648年），名
原，字惟名，号默轩，又号颐轩，曾讲学于藤树下，世
称藤树先生。他
18岁就专奉朱子学，一直到
37岁
时购得《阳明全书》，读后颇受启悟，才真正从朱子
学转向阳明学。据说，中江藤树曾亲书“致良知”三
个大字，揭于楣间，并令其弟子皆攻读《王文成公全
书》。在其著作、等中，虽未重
《翁问答》《孝经启蒙》
复王阳明“心即理”等基本命题，但他的基本观点仍
然是以
“心”为本体，以“心”为天地万物之本源：
“心，统体之总号，太极之异名也。合理气、统性情
［4］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P199）中江藤树转入阳
明学后终生从事教学，为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他还令其弟子攻读《阳明全书》，遂
使阳明学在日本兴盛起来，开创了日本的阳明学
派。中江藤树的门人弟子主要有以熊泽蕃山
（1619—1691年）为代表的阳明学事功派与以渊冈
山（1617—1686年）为代表的阳明学存养派。必须
指出的是，日本的阳明学派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
不断与朱子学或古学派的矛盾、冲突，没有像日本
朱子学派那样有绵延不断的学统可寻。起自民间
的日本阳明学的发展演变，大体说来曾经呈现出三
次高潮，即除了始祖中江藤树和其两大门人的第一
次高潮外，还出现了以中兴之祖三轮执斋（1669—
1744年）为代表的第二次高潮，主要是针对在朱子
学包围之下的阳明学，采取折中的立场，竭力为阳
明学宣传和辩护，尤其看重“四句教”，认为“四句
教”是人人可以受用的规矩。而真正产生深巨影响
的是第三次高潮的近世日本阳明学，即幕末阳明学
派，以佐藤一斋（1772—1859年）、大盐中斋（1794—
1837年）、梁川星岩（1789—1858年）、佐久间象山
（1811—1864年）、西乡南洲（1826—1877年）、吉田
松阴（1830—1859年）等为代表，无不以尊信和倡导
阳明学著称，此时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说不仅成为
1837年大盐中斋领导的大阪农民与城
市贫民的联合起义的思想先导，而且已成为酝酿
（P80
-93）
“明治维新”运动的思想动力和指南［9］。值
得一提的是，我们从中应看到阳明学教育的世俗
化、平民化、政治化的倾向，对日本阳明学派的极大
影响。自“明治维新”起，日本一直十分重视国民教
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强调教育对促进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进步的作用。如阳明学大家山田方谷
（1805—1877年）、春日潜庵（1812—1878年）等人都
有浓厚的教育救国的思想理念，而“明治维新”的元
勋伊藤博文（1841—1909年）、井上馨（1836—1915
年）等都是阳明学大师吉田松阴的门徒，深受恩师
儒教立国思想的影响，注重教育。
2.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对近代以前的日本的影响本来是一个没
有争议的问题。但儒学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则是
众说纷纭。在很长时期，人们是把儒学的衰退与日
本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发展使国际学者对其经济发
展的奥秘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对于儒学在日本历
史
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重新肯定。美国环太
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
·吉布
尼认为：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
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
主义两者糅合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日本是东西
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
思想”，的人际关系，
“和谐高于一切的”“高产乃是
为善”的劳动道德观，是日本经济不容忽视的因
（P228）
素［4］。英国学者
R·多尔在题为《东亚各国经
济发展与儒教文化》的演说中指出：和
“义理”“非个
人主义”在履行契约和达到目标方面发挥了极大的
作用，这些都根源于儒教官吏的选拔制度。对于儒
学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及作用，日本学者也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
1987年日本文部省资助建立的跨学
校、跨学科的大型研究计划《关于东亚的经济社会
发展和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该项目的负责人东京
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在项目研究会上曾指出：
“儒教文化圈的特征是，与儒教伦理相结合的团体
主义，以汉字文化为中心的学习国家，传统地保持
儒教的伦理行规范和儒教的实学精神与经验主义
等。
”并主张“在新的现代化的框架中，重新考虑日
［10］
本人行为方式的儒教性因素的有效性”。
实际上，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决不局限于近现代
的日本。当中国儒学传入日本时，就是作为当时世
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被落后的日本所接受
的。因而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对日本的传统
文化乃至经济、政治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大体可
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日本民族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进而
积淀为日本国人的民族心理。日本民族中许多固
有的观念如“忠君爱国”“团体精神”
、等等在本质上
就是儒学“和为贵”“忠诚
”
、等基本观念。美国学者
赖肖尔在《日本人》“当代日本人，
一书中说：显然已
经不再是德川时代他们的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
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
观和伦理观。儒教或许比任何其他传统哲学或宗
教对它们的影响都大”。“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认参考文献：
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1］参见韩国哲学会编
.韩国哲学史：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4］1996
.
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P232）版社，
第二，影响日本的社会结构，成为日本社会发
［2］张品端
.日本、朝鲜对朱子学的接受及其特征［J］.中华儒学：第
一辑
.
展的精神动力。
日本的家族式社会与中国的血缘［3］引自张立文主编
.退溪书节要
·前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家族不同，其成员未必出自同一血统，但长幼之间、1989.
主仆之间均被自觉地界定为亲子关系。其他社会［4］又参见张立文主编
.中外儒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组织、团体及人际关系也都模拟这种亲子关系。而1998.
［5］韩国哲学会编
.韩国哲学史：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是儒学倡导的“道德”。
社，
1996.
第三，为西学在日本的传入奠定了一定思想基
［6］王守仁
.答顾东桥书［A］.王文志公全书：卷二［M］.
础。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后并不是直接地被吸收，而［7］参见韩国哲学会编
.韩国哲学史：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是被日本学者结合日本的现实加以改造，因而，无版社，
1996
.
论朱子学还是阳明学在日本的发展都是以经验主［8］参见朱谦之著
.日本的朱子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义为主线发展的。如日本朱子学热衷于形而下的［9］朱谦之著
.日本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10］［日本］东亚比较研究，
（1）
1987，.
格物、穷理，从而开日本经验主义之先河，成为西学
责任编辑：刘忠世
输入的桥梁。
The
Dissemination，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in
Korea
and
Japan
FANG
Guo-gen
LUO
Ben-gi
1.
PhiIosophy
EditoriaI
Office，the
PeopIe’s
PubIishing
House，Beijing
100706，China
2.
CoIIege
of
Economics，Anging
Teachers’CoIIege，Anging
246011，China）
Abstract：Confucianism
spread
into
Korea（South
Korea）at
the
end
of
the
Oi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and
then
reached
Japan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It
took
o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for
a
Iong
time
in
these
countries.
Hence
China，Korea，Japan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referred
to
as“circIes
of
Confucian
cuIture.
”With
the
rise
of
the“IittIe
four
tigers”，the
reI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of
East
Asia
beca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erefore，an
examination
and
expIora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Confucianism
in
this
region
and
the
roIe
it
pIaye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in
these
countries
is
of
great
theoreticaI
and
reaI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Confucianism；Japan；dissemination；infIuence
简论儒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影响
作者：方国根， 罗本
琦， FANG Guo-gen， LUO Ben-qi
作者单位：方国根,FANG Guo-gen(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北京,100706)， 罗本琦,LUO Ben-qi(安庆师
院,经法学院,安庆,246011)
刊名：
东方论坛
英文刊名： ORIENTAL FORUM
年，卷(期)： 2005(3)
被引用次数：2次
参考文献(10条)
1.朱谦之日本哲学史 2002
2.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 2000
3.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 1996
4.王守仁答顾东桥书
5.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 1996
6.张立文中外儒学比较研究 1998
7.张立文退溪书节要@前言 1989
8.张品端日本、朝鲜对朱子学的接受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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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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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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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璠试论中国学者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
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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