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觉得那张等候红笔微妙触摸的纯洁白纸在怀疑我。炭条们和画笔，我勇敢无畏的沉默密友，此时躲藏在旧盒盖子的下面，或者包裹在一块脏画布里，它是擦笔的抹布。大家都在等着看你起死回生；让绘画表现出谐音。 谐音使得神韵优美起来；谐音从桌子上望着我。现在，我来指定节拍，一拍又一拍之后，出现了对你的回忆，这时无边无际的夜色把你再次带回我的记忆里，同时把立冬带进我的生活。 你已经不再出现在一种深刻的感觉里，而是沉入纸和画布中，就是抓住那没有牢房的监狱，那是我用双手为你建造的。你进出监狱自由，因为你是自己居住空间的最高皇后；那空间属于你，极其私密。 二 你的每一部分都是被我游走过的庄严时刻。在你的形式和我的愿望之间，我营造了整个间距，创造出一条认识你秘密的完美之路。阳光抓住了间距，可以看到在你身上加剧的闪光。褪色的梦境今天回来，为的是明天继续那不动声色的谈话。傲慢的现时在质疑你的真相，尽管这样你反而认可了自己的现状…… 我依靠在水池旁，看见你的身躯惬意地躺在祈祷书上与风儿休息。没有疑虑，也没有暴力，你双肩扛住的秘密变成了红色。在地平线上，你的身躯确定并画出真正的风景，其余的一切是借口，都多余。我的气息上千次触摸过你的头发；我以无限的激情追求那条为我画出的蜿蜒小路。尽管有距离，在可接受的孤独时刻里，我看见你在做梦……与此同时我梦见了你…… 圆柱竖立在你的身边。你变得模糊起来，渐渐消失。胡说!你是存在的。你的目光来自闪亮的眼睛，给人启示，又让人糊涂，超过那保护你身体的红色刑罚。在你上方张开的是饥饿天鹅的翅膀，它的叫声让我的感觉注意起来。 你的灵魂，总是清醒的，感受到我手的沙沙声就是你的心在私语……你神色紧张，在灵魂紧张的同时，你的身体成了弓形。现在你的双手，幸福的枝杈和花瓣，指明并确定了开头和结尾。 《沿着小街向你走去》 上面这篇译文是委内瑞拉一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给一位画家写的画评。他希望我翻译成汉语，准备用在画家的作品集上；他同时介绍说，这位画家是当代委内瑞拉美术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应该隆重推出，让北京的美术爱好者对他有所了解。为了鼓励好好翻译，他特别许愿说，如果译得好，画家会从画展上拿出一幅或者两幅得意之作奖励给我。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但是，看了一遍电传过来的外文，虽然觉得文字表面的东西尚可理解，但是里面的深层意思，尤其是表现隐喻的诸多意象却难以捕捉到清晰的轮廓。比如，文中倒数第二段开头就说“圆柱竖立在你的身边”。这个“圆柱”是什么?上一段没有交代。下一句又变成了：“你变得模糊起来，渐渐消失。”也没有对“圆柱”加以说明。这个“圆柱”显然是个具有隐喻的意象。但是究竟“隐”什么“喻”呢?问美术界的朋友们，也是见仁见智，各说各话，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可是翻译却要求首先对原著理解得深透，表达成汉语时才能比较准确地传达原文中的深层含义。而深层的含义只有原文作者心里明白。好在原文作者是个汉学家，在中国定居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所以我想翻译出来以后，由他去裁决译文的忠实程度吧。可是交稿以后汉学家没有表态，倒是画家让我挑选了他的两幅作品作为翻译稿费给了我。 由翻译这篇小文章，我联想起一个大问题。什么叫“理解得深透”?它的标准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揣摩一下这篇评论文章写成的心路历程：作者一定用了较长的时间观察和研究过画家及其作品，在这个过程中评论家产生了感觉和心得，然后运用他的美学理论和审美方法，借助抒情的文字和风格写成了这样的文章。而我作为译者首先接触的只有西班牙语的文字符号，仅此而已。我要顺着文字符号给出的信息，推导出原作者的“心路历程”。这样就要求译者懂一点美术，一点美学常识，一点文艺心理学，一点……，有了这些基本常识或许可能对这样的美术评论文章翻译得明白一些。 但是，认识水平的提升仍有赖于多次和反复的实践。以这篇小文章为例，我应该与原文作者谈论数遍，查阅美术评论数种，翻译数遍，与汉学家讨论修改译文数遍。或许这样才可能接近原文的“本真”，而且只能是“接近”。但是，一片小文章的如此操作，在原文作者在译者的身边工作的情况下，或许有可能做到。如果是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呢?数十万字的文学评论专著呢? 行文至此，我想到了一个老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总是不满意?从1980年至今，我翻译并出版了大约一千五百万字的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甚至包括法律、历史和政治专著。但是没有一部译著让我感到满意!对原著的理解和汉语的译文表达都不满意。究其原因，初步想到至少有以下几点： 原文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博大精深，而译者的知识结构单一和残缺，二者不成比例； 原著是原文作者长期积累和创作的结果，译者则要在短期内消化它，理解它，时间上不成比例； 译者要掌握丰富的汉语语汇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个语汇库存太少，难以应对； 译者需要掌握汉语的多种文体和艺术风格，努力去对应原文的文体和风格； 读书界对翻译界的要求太多，太难，而待遇太少，太差。令后生望而却步。 我之所以没有“却步”，主要原因是实在顾及不到这些对译者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而仅仅是从对文学翻译有兴趣和给我带来一些快乐而已所以三十年来才一直没有歇手。 因此我想借《外国文艺》说说从事文学翻译给我带来的许多痛苦和快乐。 前面讲到了许多“不满意”，而克服这些“不满意”是非常痛苦的。其中有“字典不离手，汗水不离身”：经常要查陌生的词汇、陌生的人物，地理、历史故事；还要查西班牙语文化之外的知识，例如，英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等等“混入”西班牙语的外来词的来龙去脉。众所周知，许多西班牙语世界的大作家，例如，博尔赫斯、帕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等人都熟悉欧洲和美洲文化，在文章和作品中引用欧美的历史，地理、哲学和文学典故，常常如家常便饭。在他们是信手拈来的小事，在我却是费时费力、头痛的事情，更为痛苦的是，不晓得查阅的结果是否正确，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的标准和答案，正确与否全凭我的主观判断。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会导致误解和误译，从而误导汉语读者。那可是罪莫大焉啊。这让我想起老一代资深的翻译家为什么说“翻译是如履薄冰”了。 查阅过字面意思之后，对作品的深层含义和艺术风格的理解和判断则完全要求译者自己独立思考了，尤其是新书，全然没有可参照的评论和诠释文章。一部新的原文著作来到译者手中，译者就是中国大陆的第一读者啊。因此译者的理解力和欣赏水平就决定了作品译文的质量高低，从而影响译文读者的理解和欣赏。用著名作家莫言的话来说：“我们接受的是译文风格的影响。” 行文至此，我又想到了刚刚读完的《2666》。这是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遗作，长达一千一百一十八页。2004年第一版问世。至2007年已经再版了九次。据说还没有翻译成汉语。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书中的主要人物，(凡是有名有姓的)多达三百多人。故事情节展开的舞台有墨西哥、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前苏联；涉及到的历史故事，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两次世界大战的经过、现当代的走私贩毒，到墨西哥发生的二百多名妇女被杀事件，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的文学创作、评论、研究和文学出版的故事；从人物身份看，从工农兵学商，一直到高级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甚至提到了林彪和毛泽东……简直就是一幅叙事艺术的《清明上河图》啊。如果翻译成汉语，需要多长时间啊!尤其是译者需要查阅多少资料才能明白每个人物的故事内涵。就以《2666》这个书名为例吧，显然是个日期，但是只有看完全书方才明白：到了这一年墨西哥城的一条大街将成为“坟墓”。至于对这后面的深意理解，则可能要求译者具有历史、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军事、哲学等方面的基本常识了。否则很难把握住《2666》的脉搏。 文学翻译的苦和乐往往是苦尽甘来。这是一个从不理解、初步理解到比较深入理解的过程。在领悟了作者的初衷那一瞬间，往往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或者“拨云见日”的感觉。与原作者的智慧交流是译者的一大快事。这让我回想起1992年在北京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见面。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他脸上露出的凝重表情。我还想起两次与秘鲁一西班牙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会面：一次在北京；一次在西班牙的穆尔西亚。我还记得他慷慨授权我翻译《水中鱼》的情景，两次在饭店共进早餐的谈话。我记得当时我说：“你总统大选即使获胜，也未必会产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肯定会减少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他笑着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在《水中鱼》里已经给出了答案啊!”他大笑起来。我也笑了。会心的一笑。 翻译作品问世后，常常有读者来信鼓励。这也是一大乐事。还有作家朋友在见面时谈及译作对他们创作的积极影响，也是深受鼓舞的事情。因此，一想到他们那些热情的话语就很想继续翻译下去了，哪怕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和头疼脑热、浑身发烧呢。
一 我觉得那张等候红笔微妙触摸的纯洁白纸在怀疑我。炭条们和画笔，我勇敢无畏的沉默密友，此时躲藏在旧盒盖子的下面，或者包裹在一块脏画布里，它是擦笔的抹布。大家都在等着看你起死回生；让绘画表现出谐音。 谐音使得神韵优美起来；谐音从桌子上望着我。现在，我来指定节拍，一拍又一拍之后，出现了对你的回忆，这时无边无际的夜色把你再次带回我的记忆里，同时把立冬带进我的生活。 你已经不再出现在一种深刻的感觉里，而是沉入纸和画布中，就是抓住那没有牢房的监狱，那是我用双手为你建造的。你进出监狱自由，因为你是自己居住空间的最高皇后；那空间属于你，极其私密。 二 你的每一部分都是被我游走过的庄严时刻。在你的形式和我的愿望之间，我营造了整个间距，创造出一条认识你秘密的完美之路。阳光抓住了间距，可以看到在你身上加剧的闪光。褪色的梦境今天回来，为的是明天继续那不动声色的谈话。傲慢的现时在质疑你的真相，尽管这样你反而认可了自己的现状…… 我依靠在水池旁，看见你的身躯惬意地躺在祈祷书上与风儿休息。没有疑虑，也没有暴力，你双肩扛住的秘密变成了红色。在地平线上，你的身躯确定并画出真正的风景，其余的一切是借口，都多余。我的气息上千次触摸过你的头发；我以无限的激情追求那条为我画出的蜿蜒小路。尽管有距离，在可接受的孤独时刻里，我看见你在做梦……与此同时我梦见了你…… 圆柱竖立在你的身边。你变得模糊起来，渐渐消失。胡说!你是存在的。你的目光来自闪亮的眼睛，给人启示，又让人糊涂，超过那保护你身体的红色刑罚。在你上方张开的是饥饿天鹅的翅膀，它的叫声让我的感觉注意起来。 你的灵魂，总是清醒的，感受到我手的沙沙声就是你的心在私语……你神色紧张，在灵魂紧张的同时，你的身体成了弓形。现在你的双手，幸福的枝杈和花瓣，指明并确定了开头和结尾。 《沿着小街向你走去》 上面这篇译文是委内瑞拉一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给一位画家写的画评。他希望我翻译成汉语，准备用在画家的作品集上；他同时介绍说，这位画家是当代委内瑞拉美术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应该隆重推出，让北京的美术爱好者对他有所了解。为了鼓励好好翻译，他特别许愿说，如果译得好，画家会从画展上拿出一幅或者两幅得意之作奖励给我。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但是，看了一遍电传过来的外文，虽然觉得文字表面的东西尚可理解，但是里面的深层意思，尤其是表现隐喻的诸多意象却难以捕捉到清晰的轮廓。比如，文中倒数第二段开头就说“圆柱竖立在你的身边”。这个“圆柱”是什么?上一段没有交代。下一句又变成了：“你变得模糊起来，渐渐消失。”也没有对“圆柱”加以说明。这个“圆柱”显然是个具有隐喻的意象。但是究竟“隐”什么“喻”呢?问美术界的朋友们，也是见仁见智，各说各话，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可是翻译却要求首先对原著理解得深透，表达成汉语时才能比较准确地传达原文中的深层含义。而深层的含义只有原文作者心里明白。好在原文作者是个汉学家，在中国定居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所以我想翻译出来以后，由他去裁决译文的忠实程度吧。可是交稿以后汉学家没有表态，倒是画家让我挑选了他的两幅作品作为翻译稿费给了我。 由翻译这篇小文章，我联想起一个大问题。什么叫“理解得深透”?它的标准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揣摩一下这篇评论文章写成的心路历程：作者一定用了较长的时间观察和研究过画家及其作品，在这个过程中评论家产生了感觉和心得，然后运用他的美学理论和审美方法，借助抒情的文字和风格写成了这样的文章。而我作为译者首先接触的只有西班牙语的文字符号，仅此而已。我要顺着文字符号给出的信息，推导出原作者的“心路历程”。这样就要求译者懂一点美术，一点美学常识，一点文艺心理学，一点……，有了这些基本常识或许可能对这样的美术评论文章翻译得明白一些。 但是，认识水平的提升仍有赖于多次和反复的实践。以这篇小文章为例，我应该与原文作者谈论数遍，查阅美术评论数种，翻译数遍，与汉学家讨论修改译文数遍。或许这样才可能接近原文的“本真”，而且只能是“接近”。但是，一片小文章的如此操作，在原文作者在译者的身边工作的情况下，或许有可能做到。如果是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呢?数十万字的文学评论专著呢? 行文至此，我想到了一个老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总是不满意?从1980年至今，我翻译并出版了大约一千五百万字的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甚至包括法律、历史和政治专著。但是没有一部译著让我感到满意!对原著的理解和汉语的译文表达都不满意。究其原因，初步想到至少有以下几点： 原文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博大精深，而译者的知识结构单一和残缺，二者不成比例； 原著是原文作者长期积累和创作的结果，译者则要在短期内消化它，理解它，时间上不成比例； 译者要掌握丰富的汉语语汇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个语汇库存太少，难以应对； 译者需要掌握汉语的多种文体和艺术风格，努力去对应原文的文体和风格； 读书界对翻译界的要求太多，太难，而待遇太少，太差。令后生望而却步。 我之所以没有“却步”，主要原因是实在顾及不到这些对译者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而仅仅是从对文学翻译有兴趣和给我带来一些快乐而已所以三十年来才一直没有歇手。 因此我想借《外国文艺》说说从事文学翻译给我带来的许多痛苦和快乐。 前面讲到了许多“不满意”，而克服这些“不满意”是非常痛苦的。其中有“字典不离手，汗水不离身”：经常要查陌生的词汇、陌生的人物，地理、历史故事；还要查西班牙语文化之外的知识，例如，英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等等“混入”西班牙语的外来词的来龙去脉。众所周知，许多西班牙语世界的大作家，例如，博尔赫斯、帕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等人都熟悉欧洲和美洲文化，在文章和作品中引用欧美的历史，地理、哲学和文学典故，常常如家常便饭。在他们是信手拈来的小事，在我却是费时费力、头痛的事情，更为痛苦的是，不晓得查阅的结果是否正确，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的标准和答案，正确与否全凭我的主观判断。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会导致误解和误译，从而误导汉语读者。那可是罪莫大焉啊。这让我想起老一代资深的翻译家为什么说“翻译是如履薄冰”了。 查阅过字面意思之后，对作品的深层含义和艺术风格的理解和判断则完全要求译者自己独立思考了，尤其是新书，全然没有可参照的评论和诠释文章。一部新的原文著作来到译者手中，译者就是中国大陆的第一读者啊。因此译者的理解力和欣赏水平就决定了作品译文的质量高低，从而影响译文读者的理解和欣赏。用著名作家莫言的话来说：“我们接受的是译文风格的影响。” 行文至此，我又想到了刚刚读完的《2666》。这是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遗作，长达一千一百一十八页。2004年第一版问世。至2007年已经再版了九次。据说还没有翻译成汉语。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书中的主要人物，(凡是有名有姓的)多达三百多人。故事情节展开的舞台有墨西哥、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前苏联；涉及到的历史故事，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两次世界大战的经过、现当代的走私贩毒，到墨西哥发生的二百多名妇女被杀事件，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的文学创作、评论、研究和文学出版的故事；从人物身份看，从工农兵学商，一直到高级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甚至提到了林彪和毛泽东……简直就是一幅叙事艺术的《清明上河图》啊。如果翻译成汉语，需要多长时间啊!尤其是译者需要查阅多少资料才能明白每个人物的故事内涵。就以《2666》这个书名为例吧，显然是个日期，但是只有看完全书方才明白：到了这一年墨西哥城的一条大街将成为“坟墓”。至于对这后面的深意理解，则可能要求译者具有历史、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军事、哲学等方面的基本常识了。否则很难把握住《2666》的脉搏。 文学翻译的苦和乐往往是苦尽甘来。这是一个从不理解、初步理解到比较深入理解的过程。在领悟了作者的初衷那一瞬间，往往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或者“拨云见日”的感觉。与原作者的智慧交流是译者的一大快事。这让我回想起1992年在北京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见面。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他脸上露出的凝重表情。我还想起两次与秘鲁一西班牙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会面：一次在北京；一次在西班牙的穆尔西亚。我还记得他慷慨授权我翻译《水中鱼》的情景，两次在饭店共进早餐的谈话。我记得当时我说：“你总统大选即使获胜，也未必会产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肯定会减少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他笑着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在《水中鱼》里已经给出了答案啊!”他大笑起来。我也笑了。会心的一笑。 翻译作品问世后，常常有读者来信鼓励。这也是一大乐事。还有作家朋友在见面时谈及译作对他们创作的积极影响，也是深受鼓舞的事情。因此，一想到他们那些热情的话语就很想继续翻译下去了，哪怕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和头疼脑热、浑身发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