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炯
文艺研究 2015年01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高瞻远瞩，内容丰富，进一步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本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也是新世纪指导我国文艺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指南。这篇讲话，密切联系当今我国面临社会转型和民族复兴的实际，重申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既充分肯定文艺的成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问题。讲话尤其对文艺与真善美、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述，有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从审美性、时代性、人民性等方面，揭示了文学艺术的真谛。本文拟从这些方面谈点个人学习的体会。
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是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而创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①这段话对文艺与真善美的必然联系，对文艺传递真善美的重要作用，做出全面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特性、文艺的核心本质与功能。
艺术美的创造，是文学与音乐、绘画、戏剧、雕塑、舞蹈、书法、影视、杂技等艺术种类共同具有的特征。何者谓美？这是美学一直探讨的复杂问题。无论现实世界的美，还是文学艺术创造的美，美的事物一般都能通过人们的感官而引起美感愉悦，即审美的快感。这是古今学者都体认的。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真善美三者既有区别又相统一，也为许多美学家所共识。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美和善是一个东西，就是有用和有益。”“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②这是最早把美与有用的价值相联系的观点。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认为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质。在前面的两种品质之上加以一些难得而出色的情状，真就显得美，善也显得美。美与人们对艺术的形象性感受分不开。狄德罗所谓的“难得而出色的情状”，指的就是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黑格尔也说：“感性观照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因为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③他指出美的艺术形象又与真紧密联系。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人们要求艺术真实，却不要求艺术等同于现实。艺术作为人的创造，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体现人作为创造主体的烙印，体现人的能动性，体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指出：“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④说的就是人类在历史的实践过程中，因与客观的对象发生关系，包括因自己生命的能动性、创造性，不同程度地改造了对象，从而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并丰富了人对自己和对事物的感觉与认知。从美的领域来说，无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它们的美质都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存在客观的美质，才培养和丰富了人对于美的感觉。而艺术美对自然美的反映，由于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就区别于自然美，显得更充分、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也更完美，从而也更增添了观赏的价值，更加动人。艺术的真，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现实的真，从而具有一定的现实认知价值。善的东西总体现对人的有益、对人的改善、对人的更加和谐与美好，它体现人类的一种良知，一种自我规范和自我修养，一种对人际关系的理想追求，从而具备道德伦理的行为指导价值。
艺术的美作为人的创造，细加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它实际上是由作品的情、意、象所蕴涵和传达的真、善、美而显示自身的价值。文学艺术形象总寄托和表现一定的思想和情感。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形象“把自己的情感体验传达给别人”。普列汉诺夫曾补充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⑤。我国《尚书·尧典》所说的“诗言志”，“志”在古代也包含思想与情感的意思。艺术中表现的思想情感，一般地说，主流都是向善的，是有益于使人类变得更善良、更美好、更崇高、更进步的思想情感。思想和情感不但是文学艺术形象的构成要素，也是文学艺术的审美愉悦性得以产生的要素。如果说，艺术形象是文学艺术作品美的形式，那么，思想和情感便是文学艺术作品美的内容。文艺的审美判断不仅有形式美，还必然包含有真伪的认识价值判断和善恶的精神价值判断。虽然，真和善的东西并不都表现为美，但美是以真、善为前提的。而假的和恶的东西则很难被人认为美。假和恶的东西只有被作家、艺术家审美的观照所揭露和鞭挞，才能在艺术作品中转化为美。而真与善，只有通过美的艺术形象的表现才能格外感人，格外使人动心，使人受到春雨润物般的熏陶和感染。这是文艺胜于、区别于哲学或伦理著作的所在。正是情真、意善、象美的统一，形成文学艺术形象的特点及其审美心理机制，使读者和观众产生美的愉悦感。
对于文学艺术在道德伦理方面的熏陶和教育作用，前人也有过许多的论述。我国古代的《毛诗序》论到诗歌的作用时就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萧统的《陶渊明集序》认为，读陶渊明的文章可以收到“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说的就不止道德伦理情操的陶冶作用，甚至可以陶情养性、塑造人的品格了。很多外国作家也都认识到这一点。古希腊时期，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剧本《蛙》中，就借埃斯库罗斯之口提出：“教训孩子的是老师，教训成人的是诗人。”⑥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法国作家伏尔泰就认为：“悲剧是一所道德学校。纯戏剧与道德课本的唯一区别，即在于悲剧的教训完全化作了情节。”⑦雨果也说：“为艺术而艺术固然美，但为进步而艺术则更加美。”⑧他们讲的都是作为文化重要部分的文学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所起的“化人”的功能，也即道德熏陶和教育的功能。
在讲到文艺的真善美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艺向上向善的道德熏陶和教育的功用，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他号召我国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他认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他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说：“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⑨这些论述，不仅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文艺通过情意象蕴涵和表达真善美的规律，也是针对我国文艺当前存在真善美不够平衡，不少作品耽于娱乐，存在思想道德滑坡的现象，出现了迎合市场低俗趣味和崇尚票房价值，乃至粗制滥造，以欲望代替希望，创作数量虽多却缺乏高峰作品的状况所提出的语重心长的批评。因此，他激励我国文艺工作者要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上下工夫。
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实质上是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它是构成文艺本质的另一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要反映时代的风貌，要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我体会的重点就是要求文艺家要认清我们今天的时代，不仅要把握特定时代真实的历史细节，还要从宏观上把握时代的特征，把握时代的脉动，把握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人际关系的变化，把握时代前进的历史方向，从而也把握时代赋予文艺作品真善美的历史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⑩把反映时代和引领时代作为文艺的崇高任务，这不仅深刻地阐明文艺的历史功用，提高了我们对于文艺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而且也是基于历史事实对文艺本质规律的进一步的论述。
历史上伟大的杰出的文艺作品总是时代的镜子，并不同程度地推动和指引时代前进。施耐庵的《水浒传》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城乡各种人情风俗，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通过贵族贾府的鼎盛与衰败，反映了封建时代的鼎盛与衰败，以众多典型人物的刻画，描写了贾府内部和社会斑驳陆离的众生相，特别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和他们所代表的反封建的思想，昭示了未来的光明。列宁曾把列夫·托尔斯泰称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指出，这位作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还以卓越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11)。恩格斯也称赞巴尔扎克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他说：“巴尔扎克政治上是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认为现实主义使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赞赏了代表人民群众的“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12)。
伟大的杰出的文艺作品不但深刻反映时代，而且也引导时代前进。《马赛曲》、《国际歌》的历史功用已为大家所公认。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曾经激励千千万万的人们去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鼓舞无数的革命者去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而英勇奋斗。这都是人所共见的。鲁迅曾经说，文学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鲁迅本人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人民大众的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称赞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3)。在文学领域，许多科学幻想小说激励科学幻想，起到促进科学研究、引领科技发展的作用。
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镜子，成为召唤时代前进的号角，除了作家艺术家个人的才华禀赋，还与作家艺术家自身的努力，与作家艺术家拥抱时代的深度和广度分不开，也与作家艺术家思想的高度分不开。只有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不但努力从微观的生活细部去把握时代，而且努力从宏观的广角去把握时代，了解社会的结构变动，了解人际关系的变化，了解城乡历史的变迁，了解时代精神主潮的涌动，了解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了解历史脉动必然的走向，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的优秀作品，才可能既深刻反映时代又引导时代前进。
马克思指出：“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4)马克思在这里把人与动物的生产区别开来，并指出人的生产特点是全面性并摆脱自身需要而自由，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马克思把这两点都视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自是指世界万物的各具客观性的尺度。而“内在的尺度”则更多体现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说，上述两种情况都符合美的创造的规律。前一种情况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后一种情况则可归入自我理想的“表现”。应该说，这两者都属于人的对象化的范围。人能够按照外在事物的任何尺度在文艺作品中去再现事物，也能够按照自己内在的尺度、内在的理想追求去创造艺术的形象，正是这种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果自我理想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那就赋予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以深刻反映时代和引领时代前进的可能。马克思曾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实际上，人对世界的任何改变或改造，都需要有预想，也即需要有一定的理想。理想总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表现，是人寻求比现实更美更好的愿望的体现。人总是先有了比现实更美更好的理想，从而引导自己去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列宁曾经区分两种幻想，一种是“可能赶过自然的事变进程”，另一种是“可能完全跑到任何自然的事变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他充分肯定前一种幻想。他说：“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的差别就丝毫没有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有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16)这里，列宁既区别可以做到的理想与不能做到的幻想，又说明幻想对于理想的重要性，以及理想、幻想与现实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再现现实”和“表现理想”以及两者不同程度的结合，可以说概括了所有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因而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艺术家都有可能以自己的作品为反映时代的风貌、为导引时代的前进做出贡献。由于不同时代的国内外情势和人际关系都有变化，人们的思想认识、审美旨趣、艺术追求和爱恨情仇的对象也有差异，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真善美的反映和认知也必然会同中有别。这自是文艺家反映时代、表现时代前进方向时不能不注意的。
要深刻地反映我们今天时代真实的风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嘹亮号角，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就要深入生活，从细节上去把握时代的特色，更要从宏观上去认识时代，去认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为正是在这样的人物形象身上，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的特征、时代的走向。不能只看到“小时代”而不见大时代，不能只拘于“杯水风波”而不见大河奔流。普通人固然要描写，普通人中富于历史正能量的典型人物更要描写。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情势复杂，既充满矛盾与冲突，也存在发展与机遇，我们正为和平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唯有开拓创新、锐意改革，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在这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实现壮丽中国梦而奋斗的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群众、各民主党派成员团结一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努力，推进社会的转型，推进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推进生产力提高和共同富裕，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情势之所趋。文学艺术是以人的性格、行为、思想、情感，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因此对于特定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把握，对于时代主体精神的把握，对于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焕发的热情和理想愿望的把握，对文艺创作就不能不十分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着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也有利于文艺作品的传播。但市场总要追求利润，因而又存在拜金主义乃至唯利是图的倾向。文艺作品作为艺术是无价的，而作为商品却是有价的。文艺的这种二重性使市场的供求规律必然适用于文艺。因此，文艺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要警惕成为市场的奴隶，而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看清历史的归趋，从大局出发，自觉地创作优秀作品，为推进历史、为鼓舞人们争取社会主义光辉未来而努力。
文艺的主体应当是人民。人民不但创造历史，人民也有权利享用历史的果实，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人民创造历史，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类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人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只有物质产品的积累，才使人类精神创造的分工成为可能，才为文学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第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民也常常是精神财富包括许多文学艺术的直接创造者。虽然在阶级压迫的社会中，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机会往往被剥夺，创造的才能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但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第三，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对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的贡献也往往从人民中汲取精神力量，并得益于民间文学所创造的艺术形式。人的一切实践都是社会实践，都必须从社会实践中汲取前人的成果和经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得以产生的最终源泉，都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
古代文艺作品，包括原始绘画、神话、歌谣、舞蹈、音乐等本来自人民的创造，也为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而创造。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剥削和压迫阶级，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便不同程度地被剥夺了创造文艺和享用文艺的机遇，但民间的文艺创作仍未曾泯灭，历代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的联系也不可能被完全割断。而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由于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教育的权利并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他们获得参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广泛机会，从而也迎来人民文艺的新时代。
历史表明，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中，人民群众曾直接创造出无数优秀的精神产品。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固然是人民的创造；古代印度和欧洲的许多史诗以及我国《诗经》中的“国风”、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依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文学瑰宝，也都属于民间创作。人民群众的创作还成为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基础和依据，如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德国文豪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加工创作而成的。而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也多来自人民之中，他们从人民中汲取精神的营养和艺术表现的素材、技巧、方法，也是为文学艺术史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同时，历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即使最初并不普及，接受者不一定是人民，其最终的接受者却必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所以获得崇高的历史评价，跟他们热爱人民、同情人民的疾苦，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分不开。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穷年忧黎元”，吟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唯歌生民病”，写出《卖炭翁》那样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作。这些都为大家所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为激励士人与人民共忧患与欢乐的千古的名句。巴尔扎克认为：“活在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就应该总括这些民族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应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才是。”(17)别林斯基则把文学看作“人民的意识”，他要求文学“像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18)。列夫·托尔斯泰更期待未来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他说：“生活于人民中间或者像人民一样的人们，不宣告任何权利，却给予人民以自己科学与艺术上的种种贡献，而这些贡献之采用与否，又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到那时候，科学与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19)罗曼·罗兰也曾呼吁作家做社会公众的喉舌。他大声疾呼：“做他们的喉舌吧。当他们听到你们说话时，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你们在表达自己的性灵时，就会创造你们民族的性灵。”(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是完全符合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的阐释，也是以辩证唯物史观对文艺与人民关系做出的符合历史事实的阐释，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利益、人民解放的代表者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科学要求和正气凛然的号召。他还进一步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这段话不但更深入地阐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而且向文艺工作者提出端正与人民关系的具体要求。联系他下面这段话：“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万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21)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新时代人民文艺的完整纲领，是深谙文艺规律、对人民爱得深沉的党的领导人对文艺工作者的谆谆嘱咐，也是继承中外优秀文化传统，铺展人民文艺走向繁荣昌盛道路的深刻指南。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曾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22)深刻阐明文艺的人民主体性，曾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认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还具体解释当时人民的内涵。新中国建立后，他对人民所涵盖的对象又做了新的论述，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为了实现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他还辩证地阐明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指明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人民中汲取精神营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站在人民的立场去对现实进行歌颂或针砭，去创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邓小平也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23)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在新世纪结合我国文艺的现状对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做出的新阐述、提出的新要求。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都跟文艺的真善美密切相联系。在当今的时代，在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理所当然，文艺必须反映这个时代的真、体现这个时代的善、创造这个时代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我们的文艺家必须看到现实生活中主导的光明面，表现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必须看到社会中善的精神的主导作用，表现善必将战胜恶，必须帮助人们去发现生活中的美、自然中的美、人们心灵中的美，并通过典型的集中、概括，创造出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理想的美，表现美必将战胜丑。
在这样的时代，文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这些内容概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结晶，完全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国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5)。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同时，加强文艺的高度思想性和正确的思想导向，并坚决反对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从而使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26)我相信，我国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基础上，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真善美的优秀作品，为民族复兴、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自己应当做出的贡献，担负起自己应当担负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⑨⑩(21)(25)(2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全文)》，新华网北京2014年10月15日电。
②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9—13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⑤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⑥阿里斯托芬：《地母节妇女·蛙》，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⑦伏尔泰：《论悲剧》，《伏尔泰论文艺》，丁世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⑧雨果：《莎士比亚论》，《雨果文集》第17卷，柳鸣九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11)《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81—28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
(1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16)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2页。
(17)巴尔扎克：《论历史小说兼及“费拉戈菜塔”》，《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105页。
(18)别林斯基：《1840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4页。
(19)托尔斯泰：《那么我们怎么办》，载《文学研究集刊》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0)罗曼·罗兰：《致美国作家》，《罗曼·罗兰文钞》，孙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22)蔡特金：《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912页。
(2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作者介绍：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作者：张炯
文艺研究 2015年01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高瞻远瞩，内容丰富，进一步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本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也是新世纪指导我国文艺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指南。这篇讲话，密切联系当今我国面临社会转型和民族复兴的实际，重申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既充分肯定文艺的成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问题。讲话尤其对文艺与真善美、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述，有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从审美性、时代性、人民性等方面，揭示了文学艺术的真谛。本文拟从这些方面谈点个人学习的体会。
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是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而创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①这段话对文艺与真善美的必然联系，对文艺传递真善美的重要作用，做出全面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特性、文艺的核心本质与功能。
艺术美的创造，是文学与音乐、绘画、戏剧、雕塑、舞蹈、书法、影视、杂技等艺术种类共同具有的特征。何者谓美？这是美学一直探讨的复杂问题。无论现实世界的美，还是文学艺术创造的美，美的事物一般都能通过人们的感官而引起美感愉悦，即审美的快感。这是古今学者都体认的。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真善美三者既有区别又相统一，也为许多美学家所共识。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美和善是一个东西，就是有用和有益。”“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②这是最早把美与有用的价值相联系的观点。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认为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质。在前面的两种品质之上加以一些难得而出色的情状，真就显得美，善也显得美。美与人们对艺术的形象性感受分不开。狄德罗所谓的“难得而出色的情状”，指的就是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黑格尔也说：“感性观照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因为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③他指出美的艺术形象又与真紧密联系。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人们要求艺术真实，却不要求艺术等同于现实。艺术作为人的创造，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体现人作为创造主体的烙印，体现人的能动性，体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指出：“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④说的就是人类在历史的实践过程中，因与客观的对象发生关系，包括因自己生命的能动性、创造性，不同程度地改造了对象，从而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并丰富了人对自己和对事物的感觉与认知。从美的领域来说，无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它们的美质都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存在客观的美质，才培养和丰富了人对于美的感觉。而艺术美对自然美的反映，由于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就区别于自然美，显得更充分、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也更完美，从而也更增添了观赏的价值，更加动人。艺术的真，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现实的真，从而具有一定的现实认知价值。善的东西总体现对人的有益、对人的改善、对人的更加和谐与美好，它体现人类的一种良知，一种自我规范和自我修养，一种对人际关系的理想追求，从而具备道德伦理的行为指导价值。
艺术的美作为人的创造，细加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它实际上是由作品的情、意、象所蕴涵和传达的真、善、美而显示自身的价值。文学艺术形象总寄托和表现一定的思想和情感。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形象“把自己的情感体验传达给别人”。普列汉诺夫曾补充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⑤。我国《尚书·尧典》所说的“诗言志”，“志”在古代也包含思想与情感的意思。艺术中表现的思想情感，一般地说，主流都是向善的，是有益于使人类变得更善良、更美好、更崇高、更进步的思想情感。思想和情感不但是文学艺术形象的构成要素，也是文学艺术的审美愉悦性得以产生的要素。如果说，艺术形象是文学艺术作品美的形式，那么，思想和情感便是文学艺术作品美的内容。文艺的审美判断不仅有形式美，还必然包含有真伪的认识价值判断和善恶的精神价值判断。虽然，真和善的东西并不都表现为美，但美是以真、善为前提的。而假的和恶的东西则很难被人认为美。假和恶的东西只有被作家、艺术家审美的观照所揭露和鞭挞，才能在艺术作品中转化为美。而真与善，只有通过美的艺术形象的表现才能格外感人，格外使人动心，使人受到春雨润物般的熏陶和感染。这是文艺胜于、区别于哲学或伦理著作的所在。正是情真、意善、象美的统一，形成文学艺术形象的特点及其审美心理机制，使读者和观众产生美的愉悦感。
对于文学艺术在道德伦理方面的熏陶和教育作用，前人也有过许多的论述。我国古代的《毛诗序》论到诗歌的作用时就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萧统的《陶渊明集序》认为，读陶渊明的文章可以收到“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说的就不止道德伦理情操的陶冶作用，甚至可以陶情养性、塑造人的品格了。很多外国作家也都认识到这一点。古希腊时期，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剧本《蛙》中，就借埃斯库罗斯之口提出：“教训孩子的是老师，教训成人的是诗人。”⑥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法国作家伏尔泰就认为：“悲剧是一所道德学校。纯戏剧与道德课本的唯一区别，即在于悲剧的教训完全化作了情节。”⑦雨果也说：“为艺术而艺术固然美，但为进步而艺术则更加美。”⑧他们讲的都是作为文化重要部分的文学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所起的“化人”的功能，也即道德熏陶和教育的功能。
在讲到文艺的真善美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艺向上向善的道德熏陶和教育的功用，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他号召我国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他认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他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说：“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⑨这些论述，不仅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文艺通过情意象蕴涵和表达真善美的规律，也是针对我国文艺当前存在真善美不够平衡，不少作品耽于娱乐，存在思想道德滑坡的现象，出现了迎合市场低俗趣味和崇尚票房价值，乃至粗制滥造，以欲望代替希望，创作数量虽多却缺乏高峰作品的状况所提出的语重心长的批评。因此，他激励我国文艺工作者要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上下工夫。
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实质上是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它是构成文艺本质的另一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要反映时代的风貌，要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我体会的重点就是要求文艺家要认清我们今天的时代，不仅要把握特定时代真实的历史细节，还要从宏观上把握时代的特征，把握时代的脉动，把握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人际关系的变化，把握时代前进的历史方向，从而也把握时代赋予文艺作品真善美的历史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⑩把反映时代和引领时代作为文艺的崇高任务，这不仅深刻地阐明文艺的历史功用，提高了我们对于文艺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而且也是基于历史事实对文艺本质规律的进一步的论述。
历史上伟大的杰出的文艺作品总是时代的镜子，并不同程度地推动和指引时代前进。施耐庵的《水浒传》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城乡各种人情风俗，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通过贵族贾府的鼎盛与衰败，反映了封建时代的鼎盛与衰败，以众多典型人物的刻画，描写了贾府内部和社会斑驳陆离的众生相，特别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和他们所代表的反封建的思想，昭示了未来的光明。列宁曾把列夫·托尔斯泰称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指出，这位作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还以卓越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11)。恩格斯也称赞巴尔扎克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他说：“巴尔扎克政治上是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认为现实主义使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赞赏了代表人民群众的“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12)。
伟大的杰出的文艺作品不但深刻反映时代，而且也引导时代前进。《马赛曲》、《国际歌》的历史功用已为大家所公认。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曾经激励千千万万的人们去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鼓舞无数的革命者去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而英勇奋斗。这都是人所共见的。鲁迅曾经说，文学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鲁迅本人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人民大众的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称赞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3)。在文学领域，许多科学幻想小说激励科学幻想，起到促进科学研究、引领科技发展的作用。
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镜子，成为召唤时代前进的号角，除了作家艺术家个人的才华禀赋，还与作家艺术家自身的努力，与作家艺术家拥抱时代的深度和广度分不开，也与作家艺术家思想的高度分不开。只有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不但努力从微观的生活细部去把握时代，而且努力从宏观的广角去把握时代，了解社会的结构变动，了解人际关系的变化，了解城乡历史的变迁，了解时代精神主潮的涌动，了解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了解历史脉动必然的走向，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的优秀作品，才可能既深刻反映时代又引导时代前进。
马克思指出：“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4)马克思在这里把人与动物的生产区别开来，并指出人的生产特点是全面性并摆脱自身需要而自由，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马克思把这两点都视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自是指世界万物的各具客观性的尺度。而“内在的尺度”则更多体现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说，上述两种情况都符合美的创造的规律。前一种情况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后一种情况则可归入自我理想的“表现”。应该说，这两者都属于人的对象化的范围。人能够按照外在事物的任何尺度在文艺作品中去再现事物，也能够按照自己内在的尺度、内在的理想追求去创造艺术的形象，正是这种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果自我理想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那就赋予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以深刻反映时代和引领时代前进的可能。马克思曾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实际上，人对世界的任何改变或改造，都需要有预想，也即需要有一定的理想。理想总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表现，是人寻求比现实更美更好的愿望的体现。人总是先有了比现实更美更好的理想，从而引导自己去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列宁曾经区分两种幻想，一种是“可能赶过自然的事变进程”，另一种是“可能完全跑到任何自然的事变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他充分肯定前一种幻想。他说：“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的差别就丝毫没有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有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16)这里，列宁既区别可以做到的理想与不能做到的幻想，又说明幻想对于理想的重要性，以及理想、幻想与现实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再现现实”和“表现理想”以及两者不同程度的结合，可以说概括了所有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因而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艺术家都有可能以自己的作品为反映时代的风貌、为导引时代的前进做出贡献。由于不同时代的国内外情势和人际关系都有变化，人们的思想认识、审美旨趣、艺术追求和爱恨情仇的对象也有差异，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真善美的反映和认知也必然会同中有别。这自是文艺家反映时代、表现时代前进方向时不能不注意的。
要深刻地反映我们今天时代真实的风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嘹亮号角，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就要深入生活，从细节上去把握时代的特色，更要从宏观上去认识时代，去认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为正是在这样的人物形象身上，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的特征、时代的走向。不能只看到“小时代”而不见大时代，不能只拘于“杯水风波”而不见大河奔流。普通人固然要描写，普通人中富于历史正能量的典型人物更要描写。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情势复杂，既充满矛盾与冲突，也存在发展与机遇，我们正为和平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唯有开拓创新、锐意改革，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在这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实现壮丽中国梦而奋斗的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群众、各民主党派成员团结一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努力，推进社会的转型，推进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推进生产力提高和共同富裕，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情势之所趋。文学艺术是以人的性格、行为、思想、情感，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因此对于特定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把握，对于时代主体精神的把握，对于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焕发的热情和理想愿望的把握，对文艺创作就不能不十分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着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也有利于文艺作品的传播。但市场总要追求利润，因而又存在拜金主义乃至唯利是图的倾向。文艺作品作为艺术是无价的，而作为商品却是有价的。文艺的这种二重性使市场的供求规律必然适用于文艺。因此，文艺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要警惕成为市场的奴隶，而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看清历史的归趋，从大局出发，自觉地创作优秀作品，为推进历史、为鼓舞人们争取社会主义光辉未来而努力。
文艺的主体应当是人民。人民不但创造历史，人民也有权利享用历史的果实，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人民创造历史，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类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人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只有物质产品的积累，才使人类精神创造的分工成为可能，才为文学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第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民也常常是精神财富包括许多文学艺术的直接创造者。虽然在阶级压迫的社会中，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机会往往被剥夺，创造的才能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但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第三，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对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的贡献也往往从人民中汲取精神力量，并得益于民间文学所创造的艺术形式。人的一切实践都是社会实践，都必须从社会实践中汲取前人的成果和经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得以产生的最终源泉，都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
古代文艺作品，包括原始绘画、神话、歌谣、舞蹈、音乐等本来自人民的创造，也为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而创造。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剥削和压迫阶级，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便不同程度地被剥夺了创造文艺和享用文艺的机遇，但民间的文艺创作仍未曾泯灭，历代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的联系也不可能被完全割断。而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由于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教育的权利并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他们获得参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广泛机会，从而也迎来人民文艺的新时代。
历史表明，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中，人民群众曾直接创造出无数优秀的精神产品。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固然是人民的创造；古代印度和欧洲的许多史诗以及我国《诗经》中的“国风”、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依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文学瑰宝，也都属于民间创作。人民群众的创作还成为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基础和依据，如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德国文豪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加工创作而成的。而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也多来自人民之中，他们从人民中汲取精神的营养和艺术表现的素材、技巧、方法，也是为文学艺术史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同时，历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即使最初并不普及，接受者不一定是人民，其最终的接受者却必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所以获得崇高的历史评价，跟他们热爱人民、同情人民的疾苦，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分不开。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穷年忧黎元”，吟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唯歌生民病”，写出《卖炭翁》那样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作。这些都为大家所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为激励士人与人民共忧患与欢乐的千古的名句。巴尔扎克认为：“活在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就应该总括这些民族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应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才是。”(17)别林斯基则把文学看作“人民的意识”，他要求文学“像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18)。列夫·托尔斯泰更期待未来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他说：“生活于人民中间或者像人民一样的人们，不宣告任何权利，却给予人民以自己科学与艺术上的种种贡献，而这些贡献之采用与否，又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到那时候，科学与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19)罗曼·罗兰也曾呼吁作家做社会公众的喉舌。他大声疾呼：“做他们的喉舌吧。当他们听到你们说话时，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你们在表达自己的性灵时，就会创造你们民族的性灵。”(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是完全符合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的阐释，也是以辩证唯物史观对文艺与人民关系做出的符合历史事实的阐释，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利益、人民解放的代表者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科学要求和正气凛然的号召。他还进一步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这段话不但更深入地阐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而且向文艺工作者提出端正与人民关系的具体要求。联系他下面这段话：“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万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21)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新时代人民文艺的完整纲领，是深谙文艺规律、对人民爱得深沉的党的领导人对文艺工作者的谆谆嘱咐，也是继承中外优秀文化传统，铺展人民文艺走向繁荣昌盛道路的深刻指南。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曾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22)深刻阐明文艺的人民主体性，曾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认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还具体解释当时人民的内涵。新中国建立后，他对人民所涵盖的对象又做了新的论述，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为了实现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他还辩证地阐明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指明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人民中汲取精神营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站在人民的立场去对现实进行歌颂或针砭，去创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邓小平也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23)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在新世纪结合我国文艺的现状对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做出的新阐述、提出的新要求。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都跟文艺的真善美密切相联系。在当今的时代，在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理所当然，文艺必须反映这个时代的真、体现这个时代的善、创造这个时代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我们的文艺家必须看到现实生活中主导的光明面，表现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必须看到社会中善的精神的主导作用，表现善必将战胜恶，必须帮助人们去发现生活中的美、自然中的美、人们心灵中的美，并通过典型的集中、概括，创造出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理想的美，表现美必将战胜丑。
在这样的时代，文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这些内容概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结晶，完全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国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5)。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同时，加强文艺的高度思想性和正确的思想导向，并坚决反对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从而使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26)我相信，我国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基础上，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真善美的优秀作品，为民族复兴、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自己应当做出的贡献，担负起自己应当担负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⑨⑩(21)(25)(2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全文)》，新华网北京2014年10月15日电。
②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9—13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⑤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⑥阿里斯托芬：《地母节妇女·蛙》，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⑦伏尔泰：《论悲剧》，《伏尔泰论文艺》，丁世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⑧雨果：《莎士比亚论》，《雨果文集》第17卷，柳鸣九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11)《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81—28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
(1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16)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2页。
(17)巴尔扎克：《论历史小说兼及“费拉戈菜塔”》，《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105页。
(18)别林斯基：《1840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4页。
(19)托尔斯泰：《那么我们怎么办》，载《文学研究集刊》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0)罗曼·罗兰：《致美国作家》，《罗曼·罗兰文钞》，孙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22)蔡特金：《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912页。
(2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作者介绍：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