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琴声
――曹派广东音乐创始人曹和先生的生活故事
菱 桐
约两寸大小的黑白照片，已经泛黄，但依稀还看得到当年的曹和，眉目清秀，风华正茂，梳着一丝不乱的大背头，带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特有的气息。正全神贯注地拉着高胡。背景是满墙的乐器，在北京后海花枝胡同自家祖上的老宅子里。
时光回到2004年3月24日，照片上的曹和已69岁高龄，住在望京小区新购置的楼房里。精神尚好，身体却不复往日，正饱受着癌症的折磨。
今天是曹老爷子的家庭音乐会。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的家庭音乐会举办了多少次了。 由于身体原因，他通常起得较晚，今天却不同，他早早地洗漱，着西服、打领带，与照片相比，他的头发略显稀疏，曾经被黑发覆盖的额头裸露了出来。更显宽大。
这是他最看重的日子，多少年来，不论在花枝胡同的老宅子里，还是在德内大街250号，甚至在如今的望京新城，他沿袭着他们家多年来的传统，一个由他的老友、世交、学生和家人共同举办的家庭音乐会。除文革期间被轰到农村的十余年之外，他一直没有断掉这个习惯。 老爷子16岁上开始拉胡琴，如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的故事多的可以用萝筐装。他经过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三步曲小说。他人生的每一个瞬间，无不与他热爱的广东音乐紧密相连。因为贫穷，因为苦难，他被剥夺了幸福和欢乐的权利，但是却剥夺不了他内心的优雅，因为音乐，他在苦难的岁月里依然活得高贵，活出了希望，活出了做人的尊严。
他一辈子与贫穷、不幸与坎坷相伴，再恶劣的生存环境，他都没有放弃希望和生命。 “看来我的一生就不能闲着，现在又该跟癌症病魔斗了。”他调侃道。
在他这里，没有生之庄严，只有生之不易。
他的家庭历史，就是一部新中国风雨飘摇的历史，折射出一个民族的苦难历程。
李洪森先生，京城有名的民间乐师，曾是曹和先生最早的学生之一，也是他家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五十年代，他才十几岁，就经常出入于曹家位于北京后海边花枝胡同7号的老宅子，那时曹老爷子还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美男子，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到七平米的小屋内，四壁悬着笙管笛箫，常常丝竹弦乐，不绝于耳，往来宾客，络绎不绝。大多十几岁二十几岁出头，、多为曹老爷子的学生，也有慕名而来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也一样，只是时过境迁，时间地点改变了而已，同时，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两鬓斑白。
盛珣华，北方交通大学教授，对广东音乐有着很高造诣，他能演奏百余首广东音乐，在京城也是屈指可数。他高中二年级就从师曹先生学习高胡，至今，还是曹家家庭音乐会的主力。
苏宝龄，中国歌舞团二胡演奏家，动辙嗔怪老师不该将他引入“岐途”，曹和每到这时总是很得意。这种责怪总被他当做表扬。
朱逢春，曹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至今仍然痴迷广东音乐，是曹氏家庭音乐会的运输大队长，负责运输乐器和乐手。
今天甚至还来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叫刘晶的女大学生，这是曹老爷子后期教的学生之一，与那些足以做她父辈的师兄来说，着实令人感叹世事的变迁。
„„。
人们陆陆续续地到来，有的自带乐器，有的就随手抄起自己需要的家伙便弹拉起来。他们之间太熟悉了，每一人都堪称曹家编外人员。
“只要一拉琴，就浑身舒坦，哪儿也不疼了！”曹老爷子说。
《相见欢》是曹老爷子最喜欢的一首广东音乐，每次开场，总会心照不宣地演奏上一曲，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乐声中，往事在流淌„„
曹和出身于一个新式家庭，父亲接受西式教育，曾任法国领事馆大使秘书，母亲出身于大户人家，饱读诗书。父母均为京剧票友，家中专门请了一位京剧老师，唱念做打、抚琴弄箫是他们兄弟五人的日常功课，就在花枝胡同偌大的一座院子里，有一个大大的花园，里面种着奇花异草。全家人过了一段黄金的日子，那些镶着金边的日子，如今只能留在回忆的底片上了。后来因为政治运动，死得死，散的散，这个家支离破碎，不复存在，幸存者也被赶出了自家的宅院。
《春风得意》、《雨打芭蕉》、《娱乐升平》、《秋水芙蓉》„„，广东音乐有着最典型的中国国民的气质，有着喜庆祥和，歌舞升平的盛世图景，自有国民四平八稳、自得其乐的个性风格。
而在曹先生的音乐里，却超越了广东音乐里固有的个性的东西，融入了他个性中的自信和霸气，与原广东音乐里的恬淡气质相比，他又注入着内心狂风暴雨般的激情。也许生活经历使然，他个性中的倔犟和桀骜不驯成就了他的音乐。令他的音乐自成一格，在广东音乐界独树一帜。
14岁那年，因患骨结核，曹和被锯断了右下肢，成了残疾人。1950年，他16岁，操起了二胡，未曾投师，全凭聪明和悟性自己摸索。1953年，他爱上了广东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如今，人们称他为北派广东音乐的代表，其实，他的老师就是听唱片。每天一听就是几小时，自己从乐音中一点一滴地体会指法、弓法。上世纪50年代，广东音乐一度成为国乐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广播电台经常播放广东音乐，特别是在解放前非常有名的“松风国乐社”的成员自己演奏的广东音乐，很受欢迎。他与松风国乐社成员一道演奏广东音乐时还是一个高中生，每日乐呵呵的，尚不知忧愁为何物。
疏不知，人生的残酷已经在脚下悄悄铺开„„。
因残疾与大学擦肩而过的曹和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因为年轻，充满热情，才气横溢，喜欢发表“政论”，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
1957年，他被勒令“撤销职务，自谋生活，接受街道监督管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办法，他只好拿出拉胡琴的本事挣口饭吃，决定以教胡琴为生。曹和乃一介书生，颜面抹不开，他的学生苏宝龄自报奋勇起草广告，亲自上街张贴。
靠着教二胡微薄的收入，他勉强维持生活。五十年代正风行舞会，教学之余，他常给舞会伴奏，他的学生一个个被专业艺术院团挑走，他却因右派的帽子在头上，一次又一次失去机会。还好，至少他还有音乐，可以苦中求乐。
1966年8月，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他教授广东音乐，被冠以“传播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用《小桃红》、《醉月》、《平湖秋月》、《雨打芭蕉》等’风花雪月和鸳鸯蝴蝶’毒害人民的灵魂”？，被抄家，东西被烧的烧、砸得砸，他们夫妻二人被批斗、游街，生活陷入绝境，最后，将仅有的家俱变卖后买来一些赖以活命的挂面，怕被抄走，埋在煤灰里„„。
红卫兵们再次拉他游街，没有鞋穿，他从垃圾堆里拣了两只破鞋，回到家时，假肢上的鞋也不知到了哪里，眉毛、头发都被剃得光秃秃的„„。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他被遣送回祖籍江苏扬州江都农村。爱人怜他是个残疾，一个人没法照顾自己，毅然带着大女儿曹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曹宏追随他一同来到农村。 开始，他们全家住在猪圈里，当地农民苦，他们家比农民还要苦。后来，才住进了一位下放干部的茅草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堂。老三曹伟出生的时候，家里只有三元钱，缸里只有一把米。他拄着一条木棍（假肢早已损坏，没有钱换新的），拖着一条病腿，上公社要救济，公社给了十块钱，就用这点钱，给刚出生的曹伟扯了一块裹身布，买了点米，打发了
接生婆。爱人生了孩子以后，艰苦的生活让她染了一身病，五口之家全是老幼病残，生活无着。不得已，拿着公社最后给的区区十元救济金做本钱，决定自己学着制做胡琴来谋生。 他买来竹子，在家门口贴着“收购蛇皮，两角钱一条。”农民们真的提着一条一条的蛇皮来找他了。不会扒蛇皮，农民就教他。一个月做了十几把二胡，让只有五岁大的女儿曹乐背着，爷儿俩步行十几里地，到集市上卖。从早到晚，守着摊儿，天黑下来了，一把也没有卖出去。农了们生活都很辛苦，谁还来买二胡？
一个知识青年看着他们爷俩怪可怜的，把他们拉进屋，请他们吃了饭，告诉他说，离这儿几十里外有一个大集，那儿人多，兴许能卖出去。于是曹和回家租了个自行车，单腿骑车，远途跋涉，折腾了个把月，才卖了六把二胡，一元钱一把，连本钱也没有赚回来。卖二胡还是养不活一家五口人。
为了活下去，他放弃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二胡，他自学照相，逢年过节，走村串户去给人照相，学习雕床头花板，修理出租自行车、近四十岁的时候开始自学英语，做中学英语老师，为别人修理风琴，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干，只是对音乐彻底绝望了„„。
1981年，政府宣布他的“右派”属于错划，给予纠正，一年后，他们终于回到阔别十余年的北京。
花枝胡同7号的房子已经不再属于他们，如今已经成了大杂院。街道分给他们一间德内大街250号的小屋，一家五口人挤在那里，一张大炕占去了半间。好歹有了个落脚处。虽然他已经落魄不已，街坊邻居乍一见，还是由不得地躬身招呼：“曹四少爷，您回来了？” 他已经完全从春风得意的曹四少变成了饱经忧患的曹老爷子。
他只能像那些遗老遗少，在日渐消逝的华年里回忆那些在花枝胡同里的往日了。
今天，他那么投入地演奏着这首被认为他的代表曲目《双声恨》，人们很少能听到如此动人的音乐，因为，他能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让你在他的琴声里长歌当哭，如泣如诉。人们能听出来，他音乐里所有的故事，那些辛酸的往日。小民是弱小的，但音乐是强大的，因为有了音乐作武器，他们也就因之而强大，可以用它来对抗人生的苦难和无奈。
这些老友，因为他的下放，彼此失去了音讯。
他最早的学生盛珣华回忆说：“1963年，我和同学何少儒同时与曹先生学琴，当时我们正上高二，学了大概一年多，因为高考，就停了。当时有好多学生，后来很多都进了专业乐团。记得最清楚就是下了课背着书包往花枝胡同7号跑。当时花枝胡同7号多间房子已被公家收走，只给他们留了两间平均不到七平米的小屋。生着炉子，放着单沙发，感觉很温馨，完全是一个纯净的音乐小天地。当时曹先生教琴学费是4元，因为我和何少儒尚在读书，没有经济来源，学费减半，一月交两块钱。说是老师，曹先生当年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没有收入，仅靠教琴维生。他教学很认真，有一次，我们准备不够，上节课教的曲子没有练好，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顿，我印象很深，以后再也没有偷过懒。记得那只曲子是《雨打芭蕉》。
后来我考上大学，就停了下来，但是还是有时间就往花枝胡同跑，因为曹先生常常举办家庭音乐会，大家一块玩。小屋人多的都放不下，人们就站在院子里，那种场面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温馨。后来，曹先生下放江苏农村，我们就此失去联系，直到1983年，听同学何少儒说，看见路边广告栏里有曹先生教琴的小广告，才知道曹先生从江苏农村回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当时他们落实政策回来，住到了德内大街250号。我们又开始接触，常常在一起拉琴，组织乐队，开音乐会，一直没有闲着。
曹先生教广东音乐，在北京找不出第二个。他无师自通，在原广东音乐上揉进了自己的东西，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别人学也学不来。他用的谱子，自己标上了许多花指，错一个都出不了那味儿，装饰音很多很华丽。”
如今，盛珣华已经是北方交大的教授，他深得老师真传，特别是在老师的特色花指上。
与他同时学琴的同学何少儒也拉得不错，是曹老爷子得意的学生。
李洪森先生更是曹家世交，常常会回忆起曹家刚刚回到北京时的窘况。
“曹先生只一条腿，没有正规上过音乐学院，却自成一派，创造了他自己的广东音乐，不能不让人佩服。他不仅在音乐上杰出，更多才多艺。文革时，被轰到乡下，为了生存，他借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出租，没事时练车技，一条残腿，竟然正骑、反骑、掏裆骑、大撒把骑、整个人平伏在车上做高难度动作顺风骑„„，足以与专业杂技演员抗衡。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干，甚至替别人刻蜡板，他的字很漂亮。他的生命力异常顽强，他的精神至始至终没有被苦难击倒，即使如今，他癌症在身，依然精神强健。曹先生一生坎坷，最好的日子很短暂，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时在花枝胡同的日子。他经常组织家庭音乐会，他的小屋很有特色，四壁挂满他自己创作的抽象壁画，大多与广东音乐的曲子意境有关，艺术气氛极浓。甚至还有广东音乐曲目的解释，对于《双声恨》，他曾这样写道：‘此曲描写古代宫女们悲惨境遇，她们在宫墙里过着寂寞的生活，看不到外界，直到年华老去，她们仿佛看到逝去的嫩绿，闻到消散的芬芳，过去的只是一场幻梦，今日只留下一声声怨恨„„’。
1963年夏天，我们在北海公园组织水上音乐会，当时在湖心搭了一个舞台，就在上面演奏音乐，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租一条小船，划着小船围绕在舞台四周，一边吃着小吃，一边喝着饮料，湖面上凉风习习，我们为大家演奏《平湖秋月》、《雨打芭蕉》《蜂蝶争春》、《醉月》、《月圆曲》、《三潭印月》等广东音乐，非常受欢迎。那时，他已经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行动已受限制。
再后来，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他们一家五口从江南农村回到北京，生活无着，没有房子（后来街道才分了一间德内大街250号不到十平米的小屋给他们栖身），没有收入，没有吃的，记得我去他们家看望他们，只见大女儿曹乐才14岁，儿子曹宏和小女儿曹伟都还不大点，衣衫不整，在小门坎上坐着，眼睛巴巴的看着你。我一看这情况，带着曹和到附近新街口‘禾丰’酒铺要了点啤酒，花生米，吃了一顿饱钣。现在老‘禾丰’酒铺已经荡然无存，原来的门脸已经成了服装店。然后，我回家将唯一的一把旧高胡拿出来，对他说：‘干脆还教你的胡琴吧！’当时我和曹先生的另一个学生赵金水、同样是拉广东音乐的裴新生还有曹先生其它的朋友和学生，时不时地接济他一下，有的放几斤粮票，有的送一些吃的，你伸一把手，我伸一把手，先活下去再说。当时，由于曹先生从农村干了太多的苦活粗活，手已经像风干的老树皮，又苯又粗，指头都僵住了，掰也掰不开，一个音也拉不出来了。就这样，他拿着那把我送给他的那把旧高胡，重新苦练了三个多月，才恢复了过来。就这样，他十四岁的的大女儿曹乐骑着破自行车，拿着写着招生的广告纸卷，满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跑着张贴小广告，又开始延续着他的教学生涯。”李洪森先生回忆道。
八十年代，曾经消失了十余年的曹氏家庭音乐会又开始出现，曹和像一块磁石，又将那些仍然爱着广东音乐的朋友和学生们吸引到一起，于是，在离花枝胡同不远的德内大街250号，人们来来往往，路过那个幽静的胡同，又会听到久违的广东音乐带着一种劫后重生的新鲜感觉，流入行人的耳孔，又流入人们的心底。
曹老爷子的家里有一种生之趣味，有着很浓郁的人间烟火。即使是苦难，也不会愁云惨雾，不会沾染颓废的气息。这就是曹氏风格，活泼泼的健康的空气。更何况，他还有音乐。 后来，是他人生最美的日子，他教学、开音乐会、办学校，继续着他为之苦为之乐的广东音乐。
近几年，人们，特别是他的老朋友和学生们，想将他的音乐留下来，他们称之为北派广东音乐的代表。但曹先生却说：“我从未跟谁学过，也不知什么派，只是靠着悟性自己琢磨而已，如果说我是什么北派，有些大了，因为，在北京，在天津，拉广东音乐的人大有人在，各有风格，我不敢代表他们，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如果说是曹派我还敢受着，至于什么北派就不要这么提了。”
苏宝龄、盛珣华、李洪森、何少儒等曹先生最早的学生，以及他的女儿（如今从事扬琴音乐教育）和女婿，都想再一次为他出一盘音乐CD ，将他最具代表性的老曲目和一些最新演奏的曲目，再留一部分，作为纪念，也作为他一生致力于广东音乐的最好的总结。这件事情正在紧张的运作当中，趁老爷子现在精神尚好，人们想做这件事。这也是大家许久以来的心愿。
作为曹派广东音乐的代表，他桃李满天下，培养了许多专业、业余广东音乐的人才，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曹先生演奏的广东音乐。他对传统广东音乐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在广东音乐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风得意》《蕉石鸣琴》是老爷子最喜欢的曲目，也最能代表他的演奏风格，这两首闲雅恬淡的曲子，让他演奏出了于众不同的韵味，完全揉进了他的原创的东西，不再是纯粹的柔，而增加了他个性中的耿直和劲道，有一种硬朗的风骨。有着独特的曹派风格。中国著名二胡演奏大师王国潼（现香港音乐学院教授）曾偶然听到曹和录制的广东音乐，很惊讶，说很不错，很有味道。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再力也用“老道”二字评价曹和的音乐。
一生饱经忧患，没有《春风得意》过，然而，他却喜欢这首《春风得意》的曲子，仿佛一个玩笑，内里却隐藏着挥不去的惆怅和辛酸，这就是生活，他演奏着这支曲子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大家不知道，但他的琴声里，我们却听到他的声音，那种对生命永不停止的热爱和对命运永不屈服的精神。
永不消逝的琴声
――曹派广东音乐创始人曹和先生的生活故事
菱 桐
约两寸大小的黑白照片，已经泛黄，但依稀还看得到当年的曹和，眉目清秀，风华正茂，梳着一丝不乱的大背头，带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特有的气息。正全神贯注地拉着高胡。背景是满墙的乐器，在北京后海花枝胡同自家祖上的老宅子里。
时光回到2004年3月24日，照片上的曹和已69岁高龄，住在望京小区新购置的楼房里。精神尚好，身体却不复往日，正饱受着癌症的折磨。
今天是曹老爷子的家庭音乐会。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的家庭音乐会举办了多少次了。 由于身体原因，他通常起得较晚，今天却不同，他早早地洗漱，着西服、打领带，与照片相比，他的头发略显稀疏，曾经被黑发覆盖的额头裸露了出来。更显宽大。
这是他最看重的日子，多少年来，不论在花枝胡同的老宅子里，还是在德内大街250号，甚至在如今的望京新城，他沿袭着他们家多年来的传统，一个由他的老友、世交、学生和家人共同举办的家庭音乐会。除文革期间被轰到农村的十余年之外，他一直没有断掉这个习惯。 老爷子16岁上开始拉胡琴，如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的故事多的可以用萝筐装。他经过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三步曲小说。他人生的每一个瞬间，无不与他热爱的广东音乐紧密相连。因为贫穷，因为苦难，他被剥夺了幸福和欢乐的权利，但是却剥夺不了他内心的优雅，因为音乐，他在苦难的岁月里依然活得高贵，活出了希望，活出了做人的尊严。
他一辈子与贫穷、不幸与坎坷相伴，再恶劣的生存环境，他都没有放弃希望和生命。 “看来我的一生就不能闲着，现在又该跟癌症病魔斗了。”他调侃道。
在他这里，没有生之庄严，只有生之不易。
他的家庭历史，就是一部新中国风雨飘摇的历史，折射出一个民族的苦难历程。
李洪森先生，京城有名的民间乐师，曾是曹和先生最早的学生之一，也是他家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五十年代，他才十几岁，就经常出入于曹家位于北京后海边花枝胡同7号的老宅子，那时曹老爷子还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美男子，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到七平米的小屋内，四壁悬着笙管笛箫，常常丝竹弦乐，不绝于耳，往来宾客，络绎不绝。大多十几岁二十几岁出头，、多为曹老爷子的学生，也有慕名而来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也一样，只是时过境迁，时间地点改变了而已，同时，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两鬓斑白。
盛珣华，北方交通大学教授，对广东音乐有着很高造诣，他能演奏百余首广东音乐，在京城也是屈指可数。他高中二年级就从师曹先生学习高胡，至今，还是曹家家庭音乐会的主力。
苏宝龄，中国歌舞团二胡演奏家，动辙嗔怪老师不该将他引入“岐途”，曹和每到这时总是很得意。这种责怪总被他当做表扬。
朱逢春，曹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至今仍然痴迷广东音乐，是曹氏家庭音乐会的运输大队长，负责运输乐器和乐手。
今天甚至还来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叫刘晶的女大学生，这是曹老爷子后期教的学生之一，与那些足以做她父辈的师兄来说，着实令人感叹世事的变迁。
„„。
人们陆陆续续地到来，有的自带乐器，有的就随手抄起自己需要的家伙便弹拉起来。他们之间太熟悉了，每一人都堪称曹家编外人员。
“只要一拉琴，就浑身舒坦，哪儿也不疼了！”曹老爷子说。
《相见欢》是曹老爷子最喜欢的一首广东音乐，每次开场，总会心照不宣地演奏上一曲，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乐声中，往事在流淌„„
曹和出身于一个新式家庭，父亲接受西式教育，曾任法国领事馆大使秘书，母亲出身于大户人家，饱读诗书。父母均为京剧票友，家中专门请了一位京剧老师，唱念做打、抚琴弄箫是他们兄弟五人的日常功课，就在花枝胡同偌大的一座院子里，有一个大大的花园，里面种着奇花异草。全家人过了一段黄金的日子，那些镶着金边的日子，如今只能留在回忆的底片上了。后来因为政治运动，死得死，散的散，这个家支离破碎，不复存在，幸存者也被赶出了自家的宅院。
《春风得意》、《雨打芭蕉》、《娱乐升平》、《秋水芙蓉》„„，广东音乐有着最典型的中国国民的气质，有着喜庆祥和，歌舞升平的盛世图景，自有国民四平八稳、自得其乐的个性风格。
而在曹先生的音乐里，却超越了广东音乐里固有的个性的东西，融入了他个性中的自信和霸气，与原广东音乐里的恬淡气质相比，他又注入着内心狂风暴雨般的激情。也许生活经历使然，他个性中的倔犟和桀骜不驯成就了他的音乐。令他的音乐自成一格，在广东音乐界独树一帜。
14岁那年，因患骨结核，曹和被锯断了右下肢，成了残疾人。1950年，他16岁，操起了二胡，未曾投师，全凭聪明和悟性自己摸索。1953年，他爱上了广东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如今，人们称他为北派广东音乐的代表，其实，他的老师就是听唱片。每天一听就是几小时，自己从乐音中一点一滴地体会指法、弓法。上世纪50年代，广东音乐一度成为国乐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广播电台经常播放广东音乐，特别是在解放前非常有名的“松风国乐社”的成员自己演奏的广东音乐，很受欢迎。他与松风国乐社成员一道演奏广东音乐时还是一个高中生，每日乐呵呵的，尚不知忧愁为何物。
疏不知，人生的残酷已经在脚下悄悄铺开„„。
因残疾与大学擦肩而过的曹和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因为年轻，充满热情，才气横溢，喜欢发表“政论”，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
1957年，他被勒令“撤销职务，自谋生活，接受街道监督管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办法，他只好拿出拉胡琴的本事挣口饭吃，决定以教胡琴为生。曹和乃一介书生，颜面抹不开，他的学生苏宝龄自报奋勇起草广告，亲自上街张贴。
靠着教二胡微薄的收入，他勉强维持生活。五十年代正风行舞会，教学之余，他常给舞会伴奏，他的学生一个个被专业艺术院团挑走，他却因右派的帽子在头上，一次又一次失去机会。还好，至少他还有音乐，可以苦中求乐。
1966年8月，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他教授广东音乐，被冠以“传播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用《小桃红》、《醉月》、《平湖秋月》、《雨打芭蕉》等’风花雪月和鸳鸯蝴蝶’毒害人民的灵魂”？，被抄家，东西被烧的烧、砸得砸，他们夫妻二人被批斗、游街，生活陷入绝境，最后，将仅有的家俱变卖后买来一些赖以活命的挂面，怕被抄走，埋在煤灰里„„。
红卫兵们再次拉他游街，没有鞋穿，他从垃圾堆里拣了两只破鞋，回到家时，假肢上的鞋也不知到了哪里，眉毛、头发都被剃得光秃秃的„„。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他被遣送回祖籍江苏扬州江都农村。爱人怜他是个残疾，一个人没法照顾自己，毅然带着大女儿曹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曹宏追随他一同来到农村。 开始，他们全家住在猪圈里，当地农民苦，他们家比农民还要苦。后来，才住进了一位下放干部的茅草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堂。老三曹伟出生的时候，家里只有三元钱，缸里只有一把米。他拄着一条木棍（假肢早已损坏，没有钱换新的），拖着一条病腿，上公社要救济，公社给了十块钱，就用这点钱，给刚出生的曹伟扯了一块裹身布，买了点米，打发了
接生婆。爱人生了孩子以后，艰苦的生活让她染了一身病，五口之家全是老幼病残，生活无着。不得已，拿着公社最后给的区区十元救济金做本钱，决定自己学着制做胡琴来谋生。 他买来竹子，在家门口贴着“收购蛇皮，两角钱一条。”农民们真的提着一条一条的蛇皮来找他了。不会扒蛇皮，农民就教他。一个月做了十几把二胡，让只有五岁大的女儿曹乐背着，爷儿俩步行十几里地，到集市上卖。从早到晚，守着摊儿，天黑下来了，一把也没有卖出去。农了们生活都很辛苦，谁还来买二胡？
一个知识青年看着他们爷俩怪可怜的，把他们拉进屋，请他们吃了饭，告诉他说，离这儿几十里外有一个大集，那儿人多，兴许能卖出去。于是曹和回家租了个自行车，单腿骑车，远途跋涉，折腾了个把月，才卖了六把二胡，一元钱一把，连本钱也没有赚回来。卖二胡还是养不活一家五口人。
为了活下去，他放弃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二胡，他自学照相，逢年过节，走村串户去给人照相，学习雕床头花板，修理出租自行车、近四十岁的时候开始自学英语，做中学英语老师，为别人修理风琴，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干，只是对音乐彻底绝望了„„。
1981年，政府宣布他的“右派”属于错划，给予纠正，一年后，他们终于回到阔别十余年的北京。
花枝胡同7号的房子已经不再属于他们，如今已经成了大杂院。街道分给他们一间德内大街250号的小屋，一家五口人挤在那里，一张大炕占去了半间。好歹有了个落脚处。虽然他已经落魄不已，街坊邻居乍一见，还是由不得地躬身招呼：“曹四少爷，您回来了？” 他已经完全从春风得意的曹四少变成了饱经忧患的曹老爷子。
他只能像那些遗老遗少，在日渐消逝的华年里回忆那些在花枝胡同里的往日了。
今天，他那么投入地演奏着这首被认为他的代表曲目《双声恨》，人们很少能听到如此动人的音乐，因为，他能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让你在他的琴声里长歌当哭，如泣如诉。人们能听出来，他音乐里所有的故事，那些辛酸的往日。小民是弱小的，但音乐是强大的，因为有了音乐作武器，他们也就因之而强大，可以用它来对抗人生的苦难和无奈。
这些老友，因为他的下放，彼此失去了音讯。
他最早的学生盛珣华回忆说：“1963年，我和同学何少儒同时与曹先生学琴，当时我们正上高二，学了大概一年多，因为高考，就停了。当时有好多学生，后来很多都进了专业乐团。记得最清楚就是下了课背着书包往花枝胡同7号跑。当时花枝胡同7号多间房子已被公家收走，只给他们留了两间平均不到七平米的小屋。生着炉子，放着单沙发，感觉很温馨，完全是一个纯净的音乐小天地。当时曹先生教琴学费是4元，因为我和何少儒尚在读书，没有经济来源，学费减半，一月交两块钱。说是老师，曹先生当年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没有收入，仅靠教琴维生。他教学很认真，有一次，我们准备不够，上节课教的曲子没有练好，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顿，我印象很深，以后再也没有偷过懒。记得那只曲子是《雨打芭蕉》。
后来我考上大学，就停了下来，但是还是有时间就往花枝胡同跑，因为曹先生常常举办家庭音乐会，大家一块玩。小屋人多的都放不下，人们就站在院子里，那种场面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温馨。后来，曹先生下放江苏农村，我们就此失去联系，直到1983年，听同学何少儒说，看见路边广告栏里有曹先生教琴的小广告，才知道曹先生从江苏农村回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当时他们落实政策回来，住到了德内大街250号。我们又开始接触，常常在一起拉琴，组织乐队，开音乐会，一直没有闲着。
曹先生教广东音乐，在北京找不出第二个。他无师自通，在原广东音乐上揉进了自己的东西，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别人学也学不来。他用的谱子，自己标上了许多花指，错一个都出不了那味儿，装饰音很多很华丽。”
如今，盛珣华已经是北方交大的教授，他深得老师真传，特别是在老师的特色花指上。
与他同时学琴的同学何少儒也拉得不错，是曹老爷子得意的学生。
李洪森先生更是曹家世交，常常会回忆起曹家刚刚回到北京时的窘况。
“曹先生只一条腿，没有正规上过音乐学院，却自成一派，创造了他自己的广东音乐，不能不让人佩服。他不仅在音乐上杰出，更多才多艺。文革时，被轰到乡下，为了生存，他借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出租，没事时练车技，一条残腿，竟然正骑、反骑、掏裆骑、大撒把骑、整个人平伏在车上做高难度动作顺风骑„„，足以与专业杂技演员抗衡。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干，甚至替别人刻蜡板，他的字很漂亮。他的生命力异常顽强，他的精神至始至终没有被苦难击倒，即使如今，他癌症在身，依然精神强健。曹先生一生坎坷，最好的日子很短暂，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时在花枝胡同的日子。他经常组织家庭音乐会，他的小屋很有特色，四壁挂满他自己创作的抽象壁画，大多与广东音乐的曲子意境有关，艺术气氛极浓。甚至还有广东音乐曲目的解释，对于《双声恨》，他曾这样写道：‘此曲描写古代宫女们悲惨境遇，她们在宫墙里过着寂寞的生活，看不到外界，直到年华老去，她们仿佛看到逝去的嫩绿，闻到消散的芬芳，过去的只是一场幻梦，今日只留下一声声怨恨„„’。
1963年夏天，我们在北海公园组织水上音乐会，当时在湖心搭了一个舞台，就在上面演奏音乐，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租一条小船，划着小船围绕在舞台四周，一边吃着小吃，一边喝着饮料，湖面上凉风习习，我们为大家演奏《平湖秋月》、《雨打芭蕉》《蜂蝶争春》、《醉月》、《月圆曲》、《三潭印月》等广东音乐，非常受欢迎。那时，他已经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行动已受限制。
再后来，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他们一家五口从江南农村回到北京，生活无着，没有房子（后来街道才分了一间德内大街250号不到十平米的小屋给他们栖身），没有收入，没有吃的，记得我去他们家看望他们，只见大女儿曹乐才14岁，儿子曹宏和小女儿曹伟都还不大点，衣衫不整，在小门坎上坐着，眼睛巴巴的看着你。我一看这情况，带着曹和到附近新街口‘禾丰’酒铺要了点啤酒，花生米，吃了一顿饱钣。现在老‘禾丰’酒铺已经荡然无存，原来的门脸已经成了服装店。然后，我回家将唯一的一把旧高胡拿出来，对他说：‘干脆还教你的胡琴吧！’当时我和曹先生的另一个学生赵金水、同样是拉广东音乐的裴新生还有曹先生其它的朋友和学生，时不时地接济他一下，有的放几斤粮票，有的送一些吃的，你伸一把手，我伸一把手，先活下去再说。当时，由于曹先生从农村干了太多的苦活粗活，手已经像风干的老树皮，又苯又粗，指头都僵住了，掰也掰不开，一个音也拉不出来了。就这样，他拿着那把我送给他的那把旧高胡，重新苦练了三个多月，才恢复了过来。就这样，他十四岁的的大女儿曹乐骑着破自行车，拿着写着招生的广告纸卷，满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跑着张贴小广告，又开始延续着他的教学生涯。”李洪森先生回忆道。
八十年代，曾经消失了十余年的曹氏家庭音乐会又开始出现，曹和像一块磁石，又将那些仍然爱着广东音乐的朋友和学生们吸引到一起，于是，在离花枝胡同不远的德内大街250号，人们来来往往，路过那个幽静的胡同，又会听到久违的广东音乐带着一种劫后重生的新鲜感觉，流入行人的耳孔，又流入人们的心底。
曹老爷子的家里有一种生之趣味，有着很浓郁的人间烟火。即使是苦难，也不会愁云惨雾，不会沾染颓废的气息。这就是曹氏风格，活泼泼的健康的空气。更何况，他还有音乐。 后来，是他人生最美的日子，他教学、开音乐会、办学校，继续着他为之苦为之乐的广东音乐。
近几年，人们，特别是他的老朋友和学生们，想将他的音乐留下来，他们称之为北派广东音乐的代表。但曹先生却说：“我从未跟谁学过，也不知什么派，只是靠着悟性自己琢磨而已，如果说我是什么北派，有些大了，因为，在北京，在天津，拉广东音乐的人大有人在，各有风格，我不敢代表他们，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如果说是曹派我还敢受着，至于什么北派就不要这么提了。”
苏宝龄、盛珣华、李洪森、何少儒等曹先生最早的学生，以及他的女儿（如今从事扬琴音乐教育）和女婿，都想再一次为他出一盘音乐CD ，将他最具代表性的老曲目和一些最新演奏的曲目，再留一部分，作为纪念，也作为他一生致力于广东音乐的最好的总结。这件事情正在紧张的运作当中，趁老爷子现在精神尚好，人们想做这件事。这也是大家许久以来的心愿。
作为曹派广东音乐的代表，他桃李满天下，培养了许多专业、业余广东音乐的人才，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曹先生演奏的广东音乐。他对传统广东音乐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在广东音乐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风得意》《蕉石鸣琴》是老爷子最喜欢的曲目，也最能代表他的演奏风格，这两首闲雅恬淡的曲子，让他演奏出了于众不同的韵味，完全揉进了他的原创的东西，不再是纯粹的柔，而增加了他个性中的耿直和劲道，有一种硬朗的风骨。有着独特的曹派风格。中国著名二胡演奏大师王国潼（现香港音乐学院教授）曾偶然听到曹和录制的广东音乐，很惊讶，说很不错，很有味道。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再力也用“老道”二字评价曹和的音乐。
一生饱经忧患，没有《春风得意》过，然而，他却喜欢这首《春风得意》的曲子，仿佛一个玩笑，内里却隐藏着挥不去的惆怅和辛酸，这就是生活，他演奏着这支曲子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大家不知道，但他的琴声里，我们却听到他的声音，那种对生命永不停止的热爱和对命运永不屈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