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班固《汉志》建立“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6249.htm 关键词：欧阳修；“小说”：杂传；文体；《汉书》；《新唐书》；《崇文总目》 中图分类号：[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f2011)04-0169-08 长期以来，对于欧阳修在文学、史学等领域的成就，相关的研究已经十分广泛与深入。但是具体到“小说”、具体到“小说”理论发展，欧阳修作为一个“小说”理论家的角色就鲜有人知。即使在“说”研究领域中，学界对此的研究也不多见。据笔者目见，近年仅有王齐洲《试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和严杰《从探讨欧阳修的小说观念》两篇论文涉及。前者以“现代小说观念为参照”，比较两《唐志》中小说作品的著录不同，认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还不十分明确”；后者对《新唐志》中的小说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认为欧阳修的意义在于“使小说类原来以记言为主的特点起了变化，转向以记事为主”。笔者以为仍有可探讨之余地，故撰成此文，在还原北宋之前“小说”观念的基础上，从文体的角度加以探讨欧阳修叫、说”观念的史学意义。 自《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参考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将“小说家”列入“诸子略”，首次将汉人的“小说”观念记录于史籍，创建了中国“小说”之学。其后，“小说”创作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大量作品的实践，逐渐超越了最初居于核心位置的单一的学术性特征，愈来愈表现出文学性的迷人色彩。 李唐建国后，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令狐德菜向高祖上奏：“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多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若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灭。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复敕修撰前代诸史，诏魏征监修《隋书》，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撰成《纪》《传》部分。《志》由令狐德菜等监修，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修成。在《隋书・经籍志》中，唐人对于自《汉志》后“小说”的发展情况，又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初步完善了汉人“小说”之学的构建。 唐人对于“小说”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如何体现的，还须从汉人的“小说”观念进行梳理。《汉志》“诸子略”第十类“小说家”的小序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在汉人的“小说”观念中，近现代意义下充满文学色彩的叙事性“小说”的特征，并不作为汉人“小说”观念的主要支撑。汉人“小说”观念强调的是一种以“小道”为核心判断标准的子部之说，即在史家的观念中，“说”体现的是一种学术性，而并非一种文学体式。这个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说”的创作来源、传播方式与表现手段，“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透露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来自于普通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并且由于这个产生与存在的背景，使得“小说”的表现手段天生具有与“君子”的“道”产生偏差的“至远恐泥”的相反性。那么，这个表现手段究竟是什么?作为正史之家的班固没有明确说明，但他对于“小说”这种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无疑是抵触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内的士人对于“小说”这种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却有明确的表述，并有积极的认可。桓谭《新论》云：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这种阐述就对正史之家“小说”观念的表述作出了有力的补充。“近取譬论”，所传达的正是“小说”的表现手段。而这种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有可观之辞”，与现代意义下的充满文学色彩的叙事性“小说”文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也正是被正史之家所抵触的、认为妨害了表达“小道”的基本形式。那么，这也从事实上对于“小说”的潜在的文学性特征作出了正面回应。 唐人系统地接受了汉人“小说”观念的构建。《隋志》“子部”的“小说”类小序云：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循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记。《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通过这段小序的阐述，唐人对于“小说”的把握，基本沿袭了《汉志》中“小说家”的主要特征。十分清晰地抓住了“街谈巷语”所表达的创作来源与传播方式，以及“小道”所表达的社会功用这两个重要特征。此外，对于小说创作的名义主体，即“小说家”，《隋志》的诠释也比《汉志》有所提高，由不入流的“稗官”，上升为“掌道四方之政事”的“训方氏”，客观上强调了“小说”作为一种学术体式存在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理论阐述中，《隋志》与《汉志》一样，注重学术性特征的核心价值，而对文学性的特征却置之不理。这种倾向，在《隋志》的总序中就有清晰的表达。《隋志》云：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唐人此时的“小说”观念，已经将“小说”所表现出的社会功用性，上升到与儒家、道家并列的“圣人之教”。同时，也指明了小说的功用性是正史之家所着重考虑的关乎“说”作为学术体式存在的依据。 由于对汉人“小说”观念核心因素的继承，唐人的“小说”之学仅仅在理论的建构上起到对《汉志》有益的补充。这也反映在其著录的“小说”作品中。由于《汉志》著录的“小说”作品，至初唐时期多已亡佚，《隋志》著录多为后汉以来作品，与《汉志》全不相同。《隋志》共著录“小说"25部，155卷(实为139卷)，如果计入
附注，则为30部，169卷(实为153卷)。现录如下：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录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论》一卷，郭颁撰；《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 《杂语》五卷 《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 《杂对语》三卷 《要用语对》四卷 《文对》三卷 《琐语》一卷(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 《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 《笑苑》四卷 《解颐》二卷(阳�松撰。) 《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 《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亡。) 《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说》五卷 《迩说》一卷(梁南台治书伏挺撰。) 《辩林》二十卷(萧贲撰。) 《辩林》二十卷(希秀撰。) 《琼林》七卷(周兽门学士阴颢撰。) 《古今艺术》二十卷 《杂书钞》十三卷 《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鲁史欹器图》一卷(仪同刘微注。) 《器准图》三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 《水饰》一卷 从以上著录可以看出，初唐时期唐人的“小说”观念，仍然延续着汉人的核心判断标准，坚持将“小道”的社会功用放在首要位置。因此，除去琐言类、逸事类的“小说”作品，还稍可归纳出一定的文体特征，剩下的如《古今艺术》《座右方》《座右法》《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作品，就很难找出稳定的文体特征。因此，此时的史家“小说”观念，继续秉承着学术性的特征。而从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大量的文学性色彩浓郁的杂传体作品，仍然被归于史部的杂传类，没有被丰富到“小说”的界定中。 魏晋六朝杂传体作品创作的繁盛趋势，在唐朝仍然延续不衰，并且还衍生出唐传奇的高峰。但是，作品的创作繁盛与理论的总结升华往往呈现出滞后的态势。一直到五代时期史家编纂《旧唐书》，虽然《经籍志》仅仅著录了“开元盛时四部诸书”，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史家的“小说”观念还是停留在初唐时期的建构。《旧唐志》的总序中，史家依然延续了汉唐的“小说”观念，把“刍辞舆诵”作为“小说”的特征。在其“小说家”的著录中，类别体裁的选择标准，依然没有超越《隋志》的著录范围。如下： 《鬻子》一卷(鬻熊撰。) 《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 《笑林》三卷(邯郸淳撰。) 《博物志》十卷(张华撰。) 《郭子》三卷(郭澄之撰，贾泉注。) 《世说》八卷(刘义庆撰。) 《续世说》十卷(刘孝标撰。) 《小说》十卷(刘义庆撰。) 《小说》十卷(殷芸撰。) 《释俗语》八卷(刘霁撰。) 《辨林》二十卷(萧贲撰。) 《酒孝经》一卷(刘炫定撰。) 《座右方》三卷(庾元威撰。) 《启颜录》十卷(侯白撰。) 著录的作品几乎全部限于《隋志》著录的琐言类与逸事类，而大量的呈现出文学性特征的杂传体作品，依然归属于史部的杂传类。《旧唐志》著录标准的延续性由此可见。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得出，唐人的“小说”观念，至少在史家的理论系统中，主体依然是对于汉人“小说”观念的补充与完善，坚持“小道”为核心，呈现出学术性的主要特征，而缺乏对于逐渐生发的“文学性”特征的理论总结。虽然大量的志怪、传奇类等杂传体作品创作在唐朝出现，也只能在“小说”的表现层面给予技术的积极准备，而对于文学体式借鉴的认可、确立“小说”由学术性转向文学性的主体特征等理论方面的突破，则还需等待。 “小说”之学的重大转折出现在北宋时期，是由欧阳修来主导的。 宋仁宗景祜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以馆阁校勘之职预修《崇文总目》，后以直言论事坐贬夷陵。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复为馆阁校勘，仍修《崇文总目》。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崇文总目》修成。应该说，参编《崇文总目》，为欧阳修主编《新唐书》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其编写《艺文志》“小说”目，形成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使得其针对《旧唐志》著录的不足，结合“小说”在唐代的实际发展，作出了重要突破，为“小说”之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小说”类的“叙释”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这种“小说”观念的阐述依然着重于对“小说”的核心价值的肯定，即“小道”的社会功用。这与唐人的“小说”之学是一致的，并继续强化了唐人“小说”观念体系中对于传播与记录的独特特征的突破，丰富了“小说”之学的理论基石。 虽然在这篇“叙释”中，欧阳修并没有特别论述到“小说”的文学性特征，但是在“小说”类作品的具体著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巨大的变化，即具有明显文学性特征的“小说”作品的著录。尽管《崇文总目》现已散佚，仅凭辑佚的著录书目，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发现，《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书目数量大为增加，远远超越了《隋志》与《旧唐志》的著录数量，达到152部，588卷(实为149部，577卷)。书目数量的剧增并非我们的关注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隋志》与《旧唐志》中归属于史部杂传类的作品，有4部在《崇文总目》中被收入到“小说”类。考虑到《崇文总目》对唐代开元时期之前书目的著录数量，及本身的散佚程度，这种变化就具有代表性，而绝非特殊情况。那么，这种将“杂传”体作品作为“小说”著录的数量，应该是相当多的。 问题正在于此，欧阳修为何要将一部分“杂传”作品归属于“小说”类呢? “杂传”最初出现在《汉志》“六艺略”中的“孝经”类，其云：“《杂传》四篇。”应当说，这与“小说”产生的最初状态有些仿佛，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体类别，仅仅作为对《孝经》解说的词汇用语。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编撰《七志》，首次将“杂传”作为一个类别独立出来。《隋志》对此记载：“俭又别撰《七志》：一日《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稍后的阮孝绪在萧梁普通年间，编撰《七录》，正式将“杂传”收入“记传录”，作为史传的一个类别。虽然《七录》也已散佚，但仍可从《七录序》中了解相关情况。《七录序》云： 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诸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 《七录序》又云：“杂传部：二百四十一种，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数量如此众多
的作品出现，足以说明此时的“杂传”已经成为史学的一种固定表述形式。并且，“记传”从“春秋”类独立，客观上带动历史书写种种表达形式的良性成长，这也对魏晋以来的“杂传”作品给予体式上的认可，使得这种形式的作品得以继续发展，蔚为壮观。 唐人编撰《隋书》，对“杂传”进行系统的梳理。《隋志》史部“杂传”类的小序，这样表达了唐人对于“杂传”特征的把握：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则诸侯史记，兼而有之。《春秋传》日：“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臧纥之叛，季孙命太史召掌恶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约，莅其盟书，登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而又间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者能者，而献其书。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自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汉初，始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叔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从这一段近乎于“杂传”的发展史叙述中，可以得出，唐人对于“杂传”的认识，重点落于魏晋以后，一部分“杂传”作品呈现出“而又杂于虚诞怪妄之说”的特征，但是在理论上依然认为“盖亦史官之末事也”，所以归属于史部的“杂传”类。 欧阳修对于唐人“杂传”的理论建构，体现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史家态度。在《崇文总目》“传记”类的小序中，欧阳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之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史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自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 他强调了“杂传”具有“闻见各异”的特点，又删除了唐人“而又杂于虚诞怪妄之说”的特征认知。从史学的角度上看，无疑是厘清了史学材料的真伪运用，成为唐代史学家刘知残《史通》观点的实践者。但是，如果从“小说”的角度去解读，欧阳修将这些由于具有“虚诞怪妄”的特征，不再被归属“杂传”类的作品，而归属于“小说”类，那么事实上，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人“小说”观念，无疑也具有了这一部分“杂传”的“虚诞怪妄”的表现特征。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从此具有了“杂传”书写体式的使用权，将叙事性的特征纳入了理论范畴，为体系的发展通往新的天地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桥梁。 欧阳修对于唐人“小说”之学引入了新的血液，无异于给予“小说”新的生命形式，尽管其理论表达还不是十分清晰，但是欧阳修对“小说”从“史部”借鉴合理因素的观念是坚定的。欧阳修在《新唐志》的序言中，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研究视角。其云： 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 完全将“小说”与史家联系起来，突破了“小说”仅为“子部”之说的简单桎梏。 上文已经谈及，《崇文总目》将《隋志》《旧唐志》中原属“杂传”类的一些作品，归属于“小说”类，无疑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特征。并且，“杂传”的叙事性特征也强化了“小说”的文体性，使“小说”得以由表现“小道”的核心特征为主，事实上转化为表现叙事性的文学特征为主。那么，这种观念的变化是否只是一种偶然的书目归属变更呢?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再一次将《崇文总目》呈现的“小说”观念的变化进一步深入。《新唐志》的“小说家”类共著录作品“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失姓名二家，李恕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三百二十七卷。)”为了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我们以《新唐志》“小说家”类的作品为标准，考察其在《隋志》《旧唐志》《崇文目》中的著录情况，制成表l。 从表1可以看出，《崇文总目》中出现的将“杂传”类作品归属于“小说”类的变化，在《新唐志》中继续得到显著体现。《隋志》有载的22种“杂传”类作品，在《新唐志》中被归属于“小说”；《旧唐志》有载的25种“杂传”类作品，在《新唐志》中被归属于“小说”。不仅如此，在可考的范围内，《崇文总目》有载的10种“传记”类作品，在《新唐志》中被归属于“小说”，也体现出欧阳修修正“小说”观念的意识不断在增强。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着眼于纪实与虚构的区别，藉此论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表明传奇乃是唐人“小说”的自觉创作。在笔者看来，这并未触及到“小说”发展中的真正关键之处。由于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与近现代叙事性“小说”观念的较大差异，如何寻找两种观念的交接处，是解决这一症结的要害。从纪实与虚构的角度出发，本质上只能在近现代叙事性“小说”观念的影响下，考察题材表现的真伪。我们不妨透过这些表面的现象，去考察内在的一些导致质变的关键点。“小说”的理论建构，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依然停留于无固定文体特征的学术之说，而如何获得一种充满文学色彩的表达形式，成为一种具有主要特征的叙事性文体，正是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关键。欧阳修通过《崇文总目》“小说”类与《新唐志》“说”类的编撰，开始了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借助于“杂传”类文体的表现形式，为“小说”赢得了一种标志性的文体依据。就“小说”观念的发展进程看，叙事性文体的引入，不啻于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而这种成功的变革，也引发了纪昀撰修《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观念的再次冲击。
摘要：自班固《汉志》建立“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6249.htm 关键词：欧阳修；“小说”：杂传；文体；《汉书》；《新唐书》；《崇文总目》 中图分类号：[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f2011)04-0169-08 长期以来，对于欧阳修在文学、史学等领域的成就，相关的研究已经十分广泛与深入。但是具体到“小说”、具体到“小说”理论发展，欧阳修作为一个“小说”理论家的角色就鲜有人知。即使在“说”研究领域中，学界对此的研究也不多见。据笔者目见，近年仅有王齐洲《试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和严杰《从探讨欧阳修的小说观念》两篇论文涉及。前者以“现代小说观念为参照”，比较两《唐志》中小说作品的著录不同，认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还不十分明确”；后者对《新唐志》中的小说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认为欧阳修的意义在于“使小说类原来以记言为主的特点起了变化，转向以记事为主”。笔者以为仍有可探讨之余地，故撰成此文，在还原北宋之前“小说”观念的基础上，从文体的角度加以探讨欧阳修叫、说”观念的史学意义。 自《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参考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将“小说家”列入“诸子略”，首次将汉人的“小说”观念记录于史籍，创建了中国“小说”之学。其后，“小说”创作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大量作品的实践，逐渐超越了最初居于核心位置的单一的学术性特征，愈来愈表现出文学性的迷人色彩。 李唐建国后，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令狐德菜向高祖上奏：“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多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若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灭。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复敕修撰前代诸史，诏魏征监修《隋书》，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撰成《纪》《传》部分。《志》由令狐德菜等监修，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修成。在《隋书・经籍志》中，唐人对于自《汉志》后“小说”的发展情况，又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初步完善了汉人“小说”之学的构建。 唐人对于“小说”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如何体现的，还须从汉人的“小说”观念进行梳理。《汉志》“诸子略”第十类“小说家”的小序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在汉人的“小说”观念中，近现代意义下充满文学色彩的叙事性“小说”的特征，并不作为汉人“小说”观念的主要支撑。汉人“小说”观念强调的是一种以“小道”为核心判断标准的子部之说，即在史家的观念中，“说”体现的是一种学术性，而并非一种文学体式。这个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说”的创作来源、传播方式与表现手段，“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透露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来自于普通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并且由于这个产生与存在的背景，使得“小说”的表现手段天生具有与“君子”的“道”产生偏差的“至远恐泥”的相反性。那么，这个表现手段究竟是什么?作为正史之家的班固没有明确说明，但他对于“小说”这种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无疑是抵触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内的士人对于“小说”这种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却有明确的表述，并有积极的认可。桓谭《新论》云：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这种阐述就对正史之家“小说”观念的表述作出了有力的补充。“近取譬论”，所传达的正是“小说”的表现手段。而这种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有可观之辞”，与现代意义下的充满文学色彩的叙事性“小说”文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也正是被正史之家所抵触的、认为妨害了表达“小道”的基本形式。那么，这也从事实上对于“小说”的潜在的文学性特征作出了正面回应。 唐人系统地接受了汉人“小说”观念的构建。《隋志》“子部”的“小说”类小序云：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循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记。《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通过这段小序的阐述，唐人对于“小说”的把握，基本沿袭了《汉志》中“小说家”的主要特征。十分清晰地抓住了“街谈巷语”所表达的创作来源与传播方式，以及“小道”所表达的社会功用这两个重要特征。此外，对于小说创作的名义主体，即“小说家”，《隋志》的诠释也比《汉志》有所提高，由不入流的“稗官”，上升为“掌道四方之政事”的“训方氏”，客观上强调了“小说”作为一种学术体式存在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理论阐述中，《隋志》与《汉志》一样，注重学术性特征的核心价值，而对文学性的特征却置之不理。这种倾向，在《隋志》的总序中就有清晰的表达。《隋志》云：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唐人此时的“小说”观念，已经将“小说”所表现出的社会功用性，上升到与儒家、道家并列的“圣人之教”。同时，也指明了小说的功用性是正史之家所着重考虑的关乎“说”作为学术体式存在的依据。 由于对汉人“小说”观念核心因素的继承，唐人的“小说”之学仅仅在理论的建构上起到对《汉志》有益的补充。这也反映在其著录的“小说”作品中。由于《汉志》著录的“小说”作品，至初唐时期多已亡佚，《隋志》著录多为后汉以来作品，与《汉志》全不相同。《隋志》共著录“小说"25部，155卷(实为139卷)，如果计入
附注，则为30部，169卷(实为153卷)。现录如下：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录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论》一卷，郭颁撰；《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 《杂语》五卷 《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 《杂对语》三卷 《要用语对》四卷 《文对》三卷 《琐语》一卷(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 《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 《笑苑》四卷 《解颐》二卷(阳�松撰。) 《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 《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亡。) 《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说》五卷 《迩说》一卷(梁南台治书伏挺撰。) 《辩林》二十卷(萧贲撰。) 《辩林》二十卷(希秀撰。) 《琼林》七卷(周兽门学士阴颢撰。) 《古今艺术》二十卷 《杂书钞》十三卷 《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鲁史欹器图》一卷(仪同刘微注。) 《器准图》三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 《水饰》一卷 从以上著录可以看出，初唐时期唐人的“小说”观念，仍然延续着汉人的核心判断标准，坚持将“小道”的社会功用放在首要位置。因此，除去琐言类、逸事类的“小说”作品，还稍可归纳出一定的文体特征，剩下的如《古今艺术》《座右方》《座右法》《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作品，就很难找出稳定的文体特征。因此，此时的史家“小说”观念，继续秉承着学术性的特征。而从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大量的文学性色彩浓郁的杂传体作品，仍然被归于史部的杂传类，没有被丰富到“小说”的界定中。 魏晋六朝杂传体作品创作的繁盛趋势，在唐朝仍然延续不衰，并且还衍生出唐传奇的高峰。但是，作品的创作繁盛与理论的总结升华往往呈现出滞后的态势。一直到五代时期史家编纂《旧唐书》，虽然《经籍志》仅仅著录了“开元盛时四部诸书”，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史家的“小说”观念还是停留在初唐时期的建构。《旧唐志》的总序中，史家依然延续了汉唐的“小说”观念，把“刍辞舆诵”作为“小说”的特征。在其“小说家”的著录中，类别体裁的选择标准，依然没有超越《隋志》的著录范围。如下： 《鬻子》一卷(鬻熊撰。) 《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 《笑林》三卷(邯郸淳撰。) 《博物志》十卷(张华撰。) 《郭子》三卷(郭澄之撰，贾泉注。) 《世说》八卷(刘义庆撰。) 《续世说》十卷(刘孝标撰。) 《小说》十卷(刘义庆撰。) 《小说》十卷(殷芸撰。) 《释俗语》八卷(刘霁撰。) 《辨林》二十卷(萧贲撰。) 《酒孝经》一卷(刘炫定撰。) 《座右方》三卷(庾元威撰。) 《启颜录》十卷(侯白撰。) 著录的作品几乎全部限于《隋志》著录的琐言类与逸事类，而大量的呈现出文学性特征的杂传体作品，依然归属于史部的杂传类。《旧唐志》著录标准的延续性由此可见。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得出，唐人的“小说”观念，至少在史家的理论系统中，主体依然是对于汉人“小说”观念的补充与完善，坚持“小道”为核心，呈现出学术性的主要特征，而缺乏对于逐渐生发的“文学性”特征的理论总结。虽然大量的志怪、传奇类等杂传体作品创作在唐朝出现，也只能在“小说”的表现层面给予技术的积极准备，而对于文学体式借鉴的认可、确立“小说”由学术性转向文学性的主体特征等理论方面的突破，则还需等待。 “小说”之学的重大转折出现在北宋时期，是由欧阳修来主导的。 宋仁宗景祜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以馆阁校勘之职预修《崇文总目》，后以直言论事坐贬夷陵。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复为馆阁校勘，仍修《崇文总目》。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崇文总目》修成。应该说，参编《崇文总目》，为欧阳修主编《新唐书》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其编写《艺文志》“小说”目，形成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使得其针对《旧唐志》著录的不足，结合“小说”在唐代的实际发展，作出了重要突破，为“小说”之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小说”类的“叙释”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这种“小说”观念的阐述依然着重于对“小说”的核心价值的肯定，即“小道”的社会功用。这与唐人的“小说”之学是一致的，并继续强化了唐人“小说”观念体系中对于传播与记录的独特特征的突破，丰富了“小说”之学的理论基石。 虽然在这篇“叙释”中，欧阳修并没有特别论述到“小说”的文学性特征，但是在“小说”类作品的具体著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巨大的变化，即具有明显文学性特征的“小说”作品的著录。尽管《崇文总目》现已散佚，仅凭辑佚的著录书目，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发现，《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书目数量大为增加，远远超越了《隋志》与《旧唐志》的著录数量，达到152部，588卷(实为149部，577卷)。书目数量的剧增并非我们的关注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隋志》与《旧唐志》中归属于史部杂传类的作品，有4部在《崇文总目》中被收入到“小说”类。考虑到《崇文总目》对唐代开元时期之前书目的著录数量，及本身的散佚程度，这种变化就具有代表性，而绝非特殊情况。那么，这种将“杂传”体作品作为“小说”著录的数量，应该是相当多的。 问题正在于此，欧阳修为何要将一部分“杂传”作品归属于“小说”类呢? “杂传”最初出现在《汉志》“六艺略”中的“孝经”类，其云：“《杂传》四篇。”应当说，这与“小说”产生的最初状态有些仿佛，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体类别，仅仅作为对《孝经》解说的词汇用语。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编撰《七志》，首次将“杂传”作为一个类别独立出来。《隋志》对此记载：“俭又别撰《七志》：一日《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稍后的阮孝绪在萧梁普通年间，编撰《七录》，正式将“杂传”收入“记传录”，作为史传的一个类别。虽然《七录》也已散佚，但仍可从《七录序》中了解相关情况。《七录序》云： 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诸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 《七录序》又云：“杂传部：二百四十一种，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数量如此众多
的作品出现，足以说明此时的“杂传”已经成为史学的一种固定表述形式。并且，“记传”从“春秋”类独立，客观上带动历史书写种种表达形式的良性成长，这也对魏晋以来的“杂传”作品给予体式上的认可，使得这种形式的作品得以继续发展，蔚为壮观。 唐人编撰《隋书》，对“杂传”进行系统的梳理。《隋志》史部“杂传”类的小序，这样表达了唐人对于“杂传”特征的把握：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则诸侯史记，兼而有之。《春秋传》日：“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臧纥之叛，季孙命太史召掌恶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约，莅其盟书，登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而又间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者能者，而献其书。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自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汉初，始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叔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从这一段近乎于“杂传”的发展史叙述中，可以得出，唐人对于“杂传”的认识，重点落于魏晋以后，一部分“杂传”作品呈现出“而又杂于虚诞怪妄之说”的特征，但是在理论上依然认为“盖亦史官之末事也”，所以归属于史部的“杂传”类。 欧阳修对于唐人“杂传”的理论建构，体现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史家态度。在《崇文总目》“传记”类的小序中，欧阳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之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史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自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 他强调了“杂传”具有“闻见各异”的特点，又删除了唐人“而又杂于虚诞怪妄之说”的特征认知。从史学的角度上看，无疑是厘清了史学材料的真伪运用，成为唐代史学家刘知残《史通》观点的实践者。但是，如果从“小说”的角度去解读，欧阳修将这些由于具有“虚诞怪妄”的特征，不再被归属“杂传”类的作品，而归属于“小说”类，那么事实上，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人“小说”观念，无疑也具有了这一部分“杂传”的“虚诞怪妄”的表现特征。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从此具有了“杂传”书写体式的使用权，将叙事性的特征纳入了理论范畴，为体系的发展通往新的天地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桥梁。 欧阳修对于唐人“小说”之学引入了新的血液，无异于给予“小说”新的生命形式，尽管其理论表达还不是十分清晰，但是欧阳修对“小说”从“史部”借鉴合理因素的观念是坚定的。欧阳修在《新唐志》的序言中，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研究视角。其云： 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 完全将“小说”与史家联系起来，突破了“小说”仅为“子部”之说的简单桎梏。 上文已经谈及，《崇文总目》将《隋志》《旧唐志》中原属“杂传”类的一些作品，归属于“小说”类，无疑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特征。并且，“杂传”的叙事性特征也强化了“小说”的文体性，使“小说”得以由表现“小道”的核心特征为主，事实上转化为表现叙事性的文学特征为主。那么，这种观念的变化是否只是一种偶然的书目归属变更呢?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再一次将《崇文总目》呈现的“小说”观念的变化进一步深入。《新唐志》的“小说家”类共著录作品“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失姓名二家，李恕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三百二十七卷。)”为了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我们以《新唐志》“小说家”类的作品为标准，考察其在《隋志》《旧唐志》《崇文目》中的著录情况，制成表l。 从表1可以看出，《崇文总目》中出现的将“杂传”类作品归属于“小说”类的变化，在《新唐志》中继续得到显著体现。《隋志》有载的22种“杂传”类作品，在《新唐志》中被归属于“小说”；《旧唐志》有载的25种“杂传”类作品，在《新唐志》中被归属于“小说”。不仅如此，在可考的范围内，《崇文总目》有载的10种“传记”类作品，在《新唐志》中被归属于“小说”，也体现出欧阳修修正“小说”观念的意识不断在增强。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着眼于纪实与虚构的区别，藉此论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表明传奇乃是唐人“小说”的自觉创作。在笔者看来，这并未触及到“小说”发展中的真正关键之处。由于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与近现代叙事性“小说”观念的较大差异，如何寻找两种观念的交接处，是解决这一症结的要害。从纪实与虚构的角度出发，本质上只能在近现代叙事性“小说”观念的影响下，考察题材表现的真伪。我们不妨透过这些表面的现象，去考察内在的一些导致质变的关键点。“小说”的理论建构，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依然停留于无固定文体特征的学术之说，而如何获得一种充满文学色彩的表达形式，成为一种具有主要特征的叙事性文体，正是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关键。欧阳修通过《崇文总目》“小说”类与《新唐志》“说”类的编撰，开始了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借助于“杂传”类文体的表现形式，为“小说”赢得了一种标志性的文体依据。就“小说”观念的发展进程看，叙事性文体的引入，不啻于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而这种成功的变革，也引发了纪昀撰修《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观念的再次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