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同志并不是一位职业诗人，他的歌颂祖国美好山河、激励人民不断向前的作品，大都是他在繁忙的公务中挤时间写出来的。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为人民歌唱的诗人，在任何环境或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好诗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贺敬之谈诗》，可以说是他在诗歌领域６０多年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的诗观以至文学观的集中体现。这些经验和见解涉及诗与时代、与生活、与政治的关系，诗歌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诗品与人品、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关系，以及诗的民族化、现代化、革命化、群众化等等方面的议题。为了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诗人、诗评家以及爱诗的读者们都会有兴趣研究各种不同的诗学观点，并在探讨、对比、切磋中，增进不同理论的良性沟通，达到可能的融合。贺敬之同志作为革命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之一，他的诗学实践及诗学理论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重视，是十分自然的。
《谈诗》中，我读到了许多可以引起共鸣的观点。例如：“才华是很脆弱的东西，它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才能青春永驻。”“真正的诗不是升官发财的工具，往往倒是所谓‘诗穷而后工’。”“能够打垮诗人的只有自己，不能遏制的是他为人民歌唱的热忱。”“任何有血性有激情的人，都会永远记住民族曾经经历的那段岁月，诗歌如果回避这段革命的历史，将是最不真实的。”“真正决定作品命运的是作品本身和作者本人的价值。即使是好的评论文章，也还是经过客观检验的。真正的权威评定者是人民，是历史。”“决不能否定中国新诗的成就。”
《谈诗》中，我还读到了不少摆事实、讲道理的中肯见解。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他说，“图解政治，充当政治传声筒的做法必须反对，但同样不能导致要所有诗人和所有诗歌作品都排除政治内容”；“只许歌颂光明、不许暴露黑暗是完全错误的，‘假、大、空’必须彻底杜绝……但这样做不能导致用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看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这是关于政治、关于歌颂与暴露等抽象原则的辩证法。又如，“由于诗歌是形式感很强的艺术，注重形式美，探求‘有意味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抛弃思想内容而走向形式主义，不能只要形式本身的‘意味’，而不要思想内容的‘意义’”；“必须增强开放性、多样性和创新意识，进一步向包括西方现代派诗歌在内的一切外国诗歌汲取有益的东西，但是，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完全抹杀自身已往的成就。不能倒转过来独尊西方现代派，或把其中的某家某体奉为圭臬”；“不能造成这样的误解：仿佛艺术创新仅在于形式而不是首先在于内容；仿佛艺术形式只有绝对的变革性而没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仿佛形式运用的成败仅仅决定于创作者的主观意趣，而与接受者的反应无关，因而也就可以置民族的、大众的审美心理于不顾”等等。这是关于探索与创新、形式与形式主义、开放与引进等具体创作问题的两点论。
对于这样一些诗学观点或见解，如能联系具体创作实践加以探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读《谈诗》还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作者的谦虚。书中我感觉不到高等学府讲台上常见的严肃性，却有一种朋友间“疑义相与析”的亲切感。
贺敬之同志并不是一位职业诗人，他的歌颂祖国美好山河、激励人民不断向前的作品，大都是他在繁忙的公务中挤时间写出来的。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为人民歌唱的诗人，在任何环境或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好诗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贺敬之谈诗》，可以说是他在诗歌领域６０多年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的诗观以至文学观的集中体现。这些经验和见解涉及诗与时代、与生活、与政治的关系，诗歌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诗品与人品、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关系，以及诗的民族化、现代化、革命化、群众化等等方面的议题。为了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诗人、诗评家以及爱诗的读者们都会有兴趣研究各种不同的诗学观点，并在探讨、对比、切磋中，增进不同理论的良性沟通，达到可能的融合。贺敬之同志作为革命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之一，他的诗学实践及诗学理论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重视，是十分自然的。
《谈诗》中，我读到了许多可以引起共鸣的观点。例如：“才华是很脆弱的东西，它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才能青春永驻。”“真正的诗不是升官发财的工具，往往倒是所谓‘诗穷而后工’。”“能够打垮诗人的只有自己，不能遏制的是他为人民歌唱的热忱。”“任何有血性有激情的人，都会永远记住民族曾经经历的那段岁月，诗歌如果回避这段革命的历史，将是最不真实的。”“真正决定作品命运的是作品本身和作者本人的价值。即使是好的评论文章，也还是经过客观检验的。真正的权威评定者是人民，是历史。”“决不能否定中国新诗的成就。”
《谈诗》中，我还读到了不少摆事实、讲道理的中肯见解。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他说，“图解政治，充当政治传声筒的做法必须反对，但同样不能导致要所有诗人和所有诗歌作品都排除政治内容”；“只许歌颂光明、不许暴露黑暗是完全错误的，‘假、大、空’必须彻底杜绝……但这样做不能导致用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看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这是关于政治、关于歌颂与暴露等抽象原则的辩证法。又如，“由于诗歌是形式感很强的艺术，注重形式美，探求‘有意味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抛弃思想内容而走向形式主义，不能只要形式本身的‘意味’，而不要思想内容的‘意义’”；“必须增强开放性、多样性和创新意识，进一步向包括西方现代派诗歌在内的一切外国诗歌汲取有益的东西，但是，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完全抹杀自身已往的成就。不能倒转过来独尊西方现代派，或把其中的某家某体奉为圭臬”；“不能造成这样的误解：仿佛艺术创新仅在于形式而不是首先在于内容；仿佛艺术形式只有绝对的变革性而没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仿佛形式运用的成败仅仅决定于创作者的主观意趣，而与接受者的反应无关，因而也就可以置民族的、大众的审美心理于不顾”等等。这是关于探索与创新、形式与形式主义、开放与引进等具体创作问题的两点论。
对于这样一些诗学观点或见解，如能联系具体创作实践加以探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读《谈诗》还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作者的谦虚。书中我感觉不到高等学府讲台上常见的严肃性，却有一种朋友间“疑义相与析”的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