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杰: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的理论解析
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的理论解析
□王 杰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市场失灵论、, 、经济与政治、必然性和长期关键词:T BT; 负外部性; 形成动因; 贸易政策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技术性贸易壁垒(下文简称T BT ) 因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内容的广泛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和灵活性等特点而日益受到各个国家的青睐, 目前已取代关税与传统非关税壁垒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壁垒形式。据W T O 统计, 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 各成员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23897件, 其中技术性贸
3
易措施16974件, 占总量的71%。尽管人们已经对
其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仍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因此, 从理论角度对其形成动因的内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对待T BT 本身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有助于推动中国T BT 体系的构筑。
一、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的T BT 形成动因
经济学理论认为, 市场运行自身存在失灵, 为
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干预而纠正市场扭曲提供了客观可能。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在多数条件下贸易政策并不是纠正扭曲的最有效方法, 只是一种用外部手段治理内部扭曲的次佳选择, 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是因为政府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以及社会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等市场失灵, 采用特定的T BT 措施对其形成进行干预, 可以达到纠正扭曲、保护人民安全与健康、保护环境以及增进经济效率的作用(张东海, 2004) 。
(一) 解决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在国际贸易之间更是如此。当自由市场中出现交易双方
对于交易对象具有不对称信息时就可能发生逆向选择(Akerl of, 1970) 。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同一产品拥有的信息量是不对称的, 生产者出于自己追求利润的考虑而不愿将更多的信息披露给消费者, 导致消费者无法确定产品的具体性能、质量和安全性等, 支付意愿不会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而调整, 因此, 企业缺乏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动机, 低质量产品采取低价竞争方式获得大量利润, 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生产低质量产品。
有些商品特别是食品、药品等与人类健康、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商品首先是一种信任商品, 消费者无法仅凭肉眼观察得到相关信息, 有些商品只有购买甚至消费后才能知道其是否包含危险。有时
(编号:J05W64) 中期成果之一。3项目来源:本文是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计划项目“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快速反应机制研究”
项目负责人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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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10年第7期
即使消费者因食用不安全商品生病后也很难将其
与多种商品中的某一个不安全商品联系起来, 况且有些疾病在人体内具有较长的潜伏期。
正是由于商品安全的这种信任特性, 生产者或出口商具有某种信息优势, 消费者和进口商处于信息劣势。
为了减轻市场失灵, 需要公共规则来保护消费者。为此, T BT 措施由于它具有的保护功能而必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选择。设置T BT 后, 政府通过制定各项技术法规与标准对产品的质量、性能、安全卫生指标等予以明确规定, , 有关产品特征、质量和安全的信息, 据此做出消费决策, 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了“柠檬问题”或对外国产品不信任(Thil m any, 1997) 。例如, 浙江省江山市作为全国最大的蜂产品生产基地, 其产品在出口中因缺乏认证而受阻。为此, 江山市恒亮蜂产品有限公司集中力量加紧有机蜂产品生产基地认证, 拿到了中国蜂产品行业的第一张欧盟有机食品认证证书, 获得了欧盟市场消费者的信任。现在“恒亮”的有机蜂皇浆不但在欧盟畅行无阻, 而且价格还比以前上涨了30%～50%。
(二) 纠正负外部性
负外部性也称负外部效应, 指的是“一国的生产和消费的决策可能对另一国经济个体造成可以评估的损害, 使其不能充分同意达成这样的决议”(Ja mes, 1973) 。T BT 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国际贸易带来的负外部性, 如进口商品可能带来新的动植物疾病和病原菌, 这些新的疾病是进口国不熟悉的, 也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预防和控制, 而且新的病原菌与本地病原菌结合可能产生新的病变, 这对进口国来说很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风险。而国际贸易和运输为风险扩散提供了渠道, 进口国及其国民将承担产品潜在的全部损失。这些因为负外部性存在而发生的社会成本是客观存在的, 尽管进口产品并不一定带来这样的风险。因此, 进口国政府运用T BT 设置市场准入的技术标准、产品检验检疫措施、风险评估程序、标签制度等对有关产品的进口进行控制, 可以起到克服进口可—100—
能产生的生产或消费的负外部效应、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负外部效应很可能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威胁。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2004年已有16种外来物种在中国形成严重危害, 仅这些外来物种每年侵害的林地面积已达150万公顷, 农田面积超过140万公顷, 由此造成的农林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已达574亿元。如云南出入境检验局仅2008、。因此, 政的负外部效应。
(三) 解决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现代经济学将公共产品定义为由政府部门生产并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和劳务。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涉及一些公共利益的问题, 如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安全和健康等, 在这些领域社会边际价值很可能超过私有边际价值。对于这些公共产品的获得, 单个企业可能由于经济能力所限而不能承担投资的高额成本, 也可能具有“搭便车”的企图, 于是出现了公共产品不供给或者供给不足的情况。这就要求公共干预来建立适当的法规和标准, 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提供和补充公共产品。比如排放标准和燃料经济要求可以使空气洁净, 健康和卫生要求提高平均健康水平, 最低质量标准保证产品的质量, 卫生和动植物检疫要求控制病虫害的输入等, 这些措施都是T BT 的表现形式(鲍晓华, 2006) 。根据公共物品的基本原理可知, 单纯地通过市场机制不可能产生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社会公共物品, 政府则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作为公共物品的法规和标准等措施一旦颁布就对某一面临类似问题的群体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A lessandra, 1983) 。因此需要政府介入制定适当的法规与政策, 强制性地实行社会公共物品供应, 以达到社会需求的安全卫生、质量以及环境保护水平。在国际贸易中则表现为通过制定T BT 限制那些不符合有关技术法规与标准要求的外国商品进入, 如对进口小汽车制定的废气排放法规、对进口食品实行卫生检疫等。
王 杰: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的理论解析
二、基于技术差距论的T BT 形成动因
在国际贸易中, 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起着提高产品质量、保护产品的使用和消费过程的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等重要作用, 是国际贸易顺利进行所必不可少的保证。但是, 由于各国的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体系存在差异, 或者有些国家违背非歧视原则甚至不以科学资料和证据为基础制定和实施标准和技术法规, 因此给跨境提供商品的生产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 从而形成事实上的T BT 。
(一) (2nical Gap ) 。提出的用来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之一, 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T BT 形成的客观原因。技术差距论认为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要素, 而且实际的科技水平一直在提高, 但各国技术发展情况不一致, 技术领先的国家发明出一种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流程时, 由于其他国家尚未掌握这项技术, 国家间就会出现技术差距, 从而使技术领先国(创新国) 可能享有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 随着新技术向国外扩散, 其他国家迟早会掌握这种技术, 从而使国际间技术差距逐步缩小直至消失。随着技术的转移, 贸易流的走向也在发生变化, 技术的领先国(创新国) 会由原来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如果技术领先国(创新国) 以法规或标准形式规范此类产品, 或者技术领先国(创新国) 市场需求已经转向技术水平更高的新产品且存在消费需求的“棘轮效应”, 这就成为所谓的T BT 了。而且, 随着经济贸易往来和技术趋于成熟、实现标准化和规模生产, 仿制国逐渐掌握新技术, 技术差距逐步消失, 仿制国以成本优势赢得了技术领先国(创新国) 市场, 创新国为维持本国企业市场份额而对产品技术参数提高标准, 阻碍仿制国对创新国市场的出口, 这种保护性标准的提高显然构成T BT 。
现实中发达国家往往是技术的领先国, 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总是力图缩短模仿时滞, 消灭技术差距, 不可能主动设置T BT, 毕竟T BT 的设置恰恰是给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设置了障碍; 而技术领先国不可能轻易地放弃优势地位, 会
尽可能地采取反仿制措施以减缓技术的外移。同时, 技术领先国也不会停留在原地, 会继续开发、研制新产品、新技术, 随之而生的技术标准被不断地推向高处, 因此技术差距时刻保持。
高水平技术的采用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如果在高技术和低技术之。所以, 对, 。如果进口国的出口, 形成进口国国内厂商的垄断, 而垄断则会降低进口国的综合福利, 因此, 技术标准的制订必须为非禁止性的, 这样才能在提升出口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促进国内竞争, 增加客户群和消费者剩余, 最后增加整个社会福利。即便如此, 非禁止性的技术标准仍然会高于出口国家所能达到或者较易达到的技术水平, 从而无形中给低技术国家的出口造成了一种技术壁垒, 对于某些欠发达国家来说甚至还将成为一种禁止性的T BT 。对于技术标准制订国来说这类技术标准并不是以技术壁垒为目的的, 而是制订国根据本国特定需要而制订的。但是对于出口国来说却增加了其成本, 起到了T BT 的限制作用。因此, 要达到目标国的高技术标准的要求就必须进行研发投入, 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从而改进本国的技术水平, 提高本国的技术标准, 与国际技术标准相兼容, 打破目标国的技术壁垒。所以, 从长期看, 只有缩小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T BT 才可能减少, 否则T BT 就不会随着非关税壁垒的消失而消失。
(二) 技术的水平差异
在信息技术和网络不断发达的条件下, 技术的水平差异也成为引致T BT 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技术的水平差异是指两国技术水平相当, 只是体现在一些外围产品、服务或网络上, 特别是产品的兼容性方面。当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影响了其他人却没有人为此作出补偿的时候就产生了正外部性。也就是说当众多的人加入网络时, 网络会变得更大更好, 对人们更有好处。正是由于网络的正外部性才使得良性的正反馈得以产生。几乎每个产业在发展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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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10年第7期
都要经过正反馈的阶段。但大部分正反馈的来源是
生产的规模经济:大公司通常具有更低的单位成本, 这种正反馈可称为供应方规模经济。在信息经济中, 需求方规模经济和供应方规模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双重作用”:需求方的增长既减少了供应方的成本又使产品对其他用户更具吸引力,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需求的增长。
网络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一种产品对一用户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所拥有用户的数量, 受强烈的网络效应影响的技术一般会有一个较长的引入期, 紧接着是爆炸性增长期。因此, 已经形成网络效应的市场所采用的技术将成为潜在的技术标准, 而与该技术标准相竞争的不兼容产品会很快被孤立甚至淘汰, 难以进入目标市场。
与网络的外部性密切相关的就是总转移成本。在许多信息产业中总转移成本是对当前的市场占有者最有利的力量, 而对潜在的进入者来说最糟糕的则是转移成本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对试图在市场中推出新的、不兼容技术的公司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通过克服总转移成本即所有用户的成本总和来扩大自身产品的网络规模。正是因为各种顾客在转移到一个不兼容的技术时很难协调, 不仅面临
成本支出的增加, 还有网络不兼容时需要支出的额外成本, 从而为新进入者造成技术壁垒。
可见, 如果新技术可以与已有网络兼容就会占有更大的优势, 因此在两种技术水平相当时目标国会首先选择已有的技术标准或能与已有产品网络相兼容的技术标准作为法定或事实标准。如果在目标市场已经存在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技术标准且不同于国际技术标准, 那么当另外一个以国际标准F T 国时就会遇到F 国的进入, 那T T BT 。以国家为主体来说, 国家在制订技术标准的时候通常会考虑社会福利和消费者剩余, 正如在外部性中所谈到一样, 人们会发现国家与企业一样, 在本国产品和技术网络足够大的时候, 本着增进国家总福利的态度也会选择本国产品和技术为技术标准, 从而被动地导致进口厂商进入的T BT 。
本国的新技术与旧技术兼容性越好, 消费者剩余将会越大, 那么政府就会倾向于采用国内新技术和技术标准为法定技术标准而不是国际技术标准, 从而无形中为符合国际技术标准的他国产品进入造成T BT 。这样的情况通常可以在通讯领域、电视信号发射技术标准和家用电压技术标准等方面找到相关案例。
三、基于博弈论的T BT 形成动因
一般来说, 国家设立T BT 的原动力仍然是各
国都认为设置T BT 会给本国带来更多的贸易利益, 但就一国而言实施T BT 并不是获得利益的最优选择而只是一种次优选择。那么, 为何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取向仍旧倾向设置T BT? 这里运用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模型探究T BT 的形成动因。
假设A 国和B 国分别生产自己比较优势的产品, 而从对方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 两国只采用T BT 方式来限制对方出口; 两国采用T BT 的概率(P ) 各为1/2(双方设置概率相互独立) 。A 、B 两国的损益分别为X 、Y (在这里只限于是否设置T BT 所带来的损益值) , 参见图1。
矩阵中第一个数字表示A 国的损益(位于第i 行第j 列的损益值为X ij , i =1、2j =1、2) ,
第二个数—102—
资料来源:孙敬水, 2005
图1 A 、B 两国设置T B T 的博弈
字表示B 国的损益(位于第i 行第j 列的损益值为
Y ij , i =1、2j =1、2) 。则A 国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时损益的期望值为E (A 1) =P 1X 11十P 2X 21=1/2×0+1/2×1=1/2;A 国不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时损益的期望值为E (A 2) =P 1X 12十P 2X 22=1/2×(-1)
王 杰: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的理论解析
+1/2×1/2=-1/4。B 国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时损益的期望值为E (B 1) =P 1Y 11十P 2Y 12=1/2×0+1/2×1=1/2;B 国不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时损益的
期望值为E (B 2) =P 1Y 21十P 2Y 22=1/2×(-1) +1/2×1/2=-1/4。可见, A 国和B 国为了让本国的收益在博弈中获得利益的期望值最大, A 国和B 国都会选择损益的期望值最大的策略, 即两个国家都会选择设置T BT, 即双方都设置T BT 是双方博弈的唯一均衡解。虽然设置T BT 的国家都知道不设置T BT 可以提高福利, 是帕累托最优策略, 而设置T BT 双方利益受到损害, , 往。如果两国都不设置T BT 则两国可以获得正常贸易所带来的利益; 如果两国都设置T BT 则每个国家一方面因受他国T BT 限制而遭受损失, 另一方面又从对他国的设限中得到利益补偿, 所得利益往往大于对方设置而本国不设置T BT 的情形。在信息不对称等条件下,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各个国家最终都有
设置T BT 的内在动机和意愿。可见, 在设置T BT 行为被默许或承认的情况下每一个理性的主体都会有动机去设置T BT 。
这一点可从各国政府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管理政策得到充分体现。由于转基因技术仍处在研究发展过程中, 国际上关于生物安全方面的评估技术还较落后, 现有的知识不足以评估转基因生物的利益与风险, 。20世纪制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国也以同样的理由先后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 对转基因产品采取安全评定、增加审批程序、加贴标识等一系列T BT 管制政策, 以预防转基因食品对国内生态环境和消费者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 给予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
四、基于利益集团理论的T BT 形成动因
由于政府决策对国内资源配置和各个利益集团
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 这必然导致各个利益集团作为贸易政策的需求者通过利益诱惑、压力或游说去影响政策形成。而政府作为贸易政策的供给者, 一方面有可能受这种游说的影响, 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有一定的偏好。因此, 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商品”, 其价格在政治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时得以决定。
T BT 是贸易保护手段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的产
者) 人数众多, 但其利益分散、信息又不对称, 他们很
难觉察到贸易保护政策给自己造成多大的福利损失, 进而导致“搭便车”现象, 最终使得他们很难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政府施加压力。而受益于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虽然数量很少但力量集中, 所以易于结成压力集团, 其游说活动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最终能左右(控制) 或“俘获”政府的决策过程。如政府要对某产业是否实行T BT 进行决策, 产业生产者集团主张实行T BT, 消费者则持否定态度。主张者的平均净政治收益为Rp =(r p /np) -Cp, 其中r p 代表生产者由于受到政府保护而获得的剩余, np 代表投票赞成实行T BT 的人数, r p /np 代表赞成实行T BT 的人均可获得
生与贸易保护政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 但特定的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至于最后的政策选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
和实现每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西方学者将利益集团区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 , 这要看他们在与政策的供给方(政府) 的讨价还价谈判中究竟有多大可支配力量。按照西方民主的逻辑, 一项政策应该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公平和效率而言, 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本国福利, 进而使多数人受益, 因而自由贸易政策符合公众利益。问题是虽然公众(消费
的生产者剩余, Cp 代表每个赞成实行T BT 的人都要负担的为争取保护而付出的斗争成本。消费者反对实行T BT 政策的平均净政治收益为Re =(re /ne) -Ce, 其中re 代表消费者在自由贸易下获得的剩余, ne
代表倡导自由贸易的人数, re /ne 代表消费者人均获得的消费者剩余, Ce 代表每个消费者为保卫自由贸易政策而付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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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10年第7期
从成本—收益函数可看出, 利益集团越小则成
功后每个成员所获得的平均收益就越大, 主张贸易保护者往往由于利益集团较小而有参与的动力。而消费者人数较多、人均获利较小, 消费者参与贸易决策的动力较小, 而且公共物品的免费搭车特性使消费者个人都力图无票搭车, 所以消费者往往采取消极立场, 生产者集团就会取得促使政府采取T BT 政策的成功。
从政策的供给角度看, 由于政策运行的市场结果也会对政府产生影响, 而且政府本身也有一定的偏好, 如保护国内某些特殊利益集团、, 。同时, 政
府的最优政策行为也受到制度结构的限制, 包括国家内部的法律制度以及国际制度结构, 如多边贸易体系或地区与双边的贸易协定, 在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制约下最终形成对政策干预的供给。所以, 从政府的利益角度, 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合力对其决策产生影响、而政府迎合少数集团利益反而, 政府作为一个“”, 政府就会T BT 政。可见, T BT 政策的政府在经济系统内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果(Thornsbury, 1998)
五、结束语
分析表明, T BT 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
制衡的结果, 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因素、技术因素。T BT 产生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动因使之具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长期性。T BT 的形成归根到底是一国(利益集团) 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因此T BT 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常
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消除的。面对日益普及并深化的T BT, 必须及时纠正认识上的偏差, 以健康的心态面对T BT 手段日益被广泛应用的现实, 在T BT/SPS 等相关规则的框架内积极行使W T O 所赋予的运用T BT 的权力, 变被动为主动, 构筑有效的内生T BT 体系, 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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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鲍晓华1T BT 的双重性质及其形成机制:理论假说与政策含义1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6(3) :85～89101吴国新1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1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31～32111孙敬水1技术贸易壁垒的经济分析1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5:59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威海) , 山东 威海, 264209)
责任编辑: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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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杰: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的理论解析
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的理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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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市场失灵论、, 、经济与政治、必然性和长期关键词:T BT; 负外部性; 形成动因; 贸易政策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技术性贸易壁垒(下文简称T BT ) 因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内容的广泛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和灵活性等特点而日益受到各个国家的青睐, 目前已取代关税与传统非关税壁垒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壁垒形式。据W T O 统计, 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 各成员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23897件, 其中技术性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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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措施16974件, 占总量的71%。尽管人们已经对
其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仍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因此, 从理论角度对其形成动因的内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对待T BT 本身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有助于推动中国T BT 体系的构筑。
一、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的T BT 形成动因
经济学理论认为, 市场运行自身存在失灵, 为
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干预而纠正市场扭曲提供了客观可能。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在多数条件下贸易政策并不是纠正扭曲的最有效方法, 只是一种用外部手段治理内部扭曲的次佳选择, 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是因为政府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以及社会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等市场失灵, 采用特定的T BT 措施对其形成进行干预, 可以达到纠正扭曲、保护人民安全与健康、保护环境以及增进经济效率的作用(张东海, 2004) 。
(一) 解决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在国际贸易之间更是如此。当自由市场中出现交易双方
对于交易对象具有不对称信息时就可能发生逆向选择(Akerl of, 1970) 。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同一产品拥有的信息量是不对称的, 生产者出于自己追求利润的考虑而不愿将更多的信息披露给消费者, 导致消费者无法确定产品的具体性能、质量和安全性等, 支付意愿不会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而调整, 因此, 企业缺乏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动机, 低质量产品采取低价竞争方式获得大量利润, 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生产低质量产品。
有些商品特别是食品、药品等与人类健康、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商品首先是一种信任商品, 消费者无法仅凭肉眼观察得到相关信息, 有些商品只有购买甚至消费后才能知道其是否包含危险。有时
(编号:J05W64) 中期成果之一。3项目来源:本文是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计划项目“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快速反应机制研究”
项目负责人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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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10年第7期
即使消费者因食用不安全商品生病后也很难将其
与多种商品中的某一个不安全商品联系起来, 况且有些疾病在人体内具有较长的潜伏期。
正是由于商品安全的这种信任特性, 生产者或出口商具有某种信息优势, 消费者和进口商处于信息劣势。
为了减轻市场失灵, 需要公共规则来保护消费者。为此, T BT 措施由于它具有的保护功能而必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选择。设置T BT 后, 政府通过制定各项技术法规与标准对产品的质量、性能、安全卫生指标等予以明确规定, , 有关产品特征、质量和安全的信息, 据此做出消费决策, 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了“柠檬问题”或对外国产品不信任(Thil m any, 1997) 。例如, 浙江省江山市作为全国最大的蜂产品生产基地, 其产品在出口中因缺乏认证而受阻。为此, 江山市恒亮蜂产品有限公司集中力量加紧有机蜂产品生产基地认证, 拿到了中国蜂产品行业的第一张欧盟有机食品认证证书, 获得了欧盟市场消费者的信任。现在“恒亮”的有机蜂皇浆不但在欧盟畅行无阻, 而且价格还比以前上涨了30%～50%。
(二) 纠正负外部性
负外部性也称负外部效应, 指的是“一国的生产和消费的决策可能对另一国经济个体造成可以评估的损害, 使其不能充分同意达成这样的决议”(Ja mes, 1973) 。T BT 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国际贸易带来的负外部性, 如进口商品可能带来新的动植物疾病和病原菌, 这些新的疾病是进口国不熟悉的, 也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预防和控制, 而且新的病原菌与本地病原菌结合可能产生新的病变, 这对进口国来说很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风险。而国际贸易和运输为风险扩散提供了渠道, 进口国及其国民将承担产品潜在的全部损失。这些因为负外部性存在而发生的社会成本是客观存在的, 尽管进口产品并不一定带来这样的风险。因此, 进口国政府运用T BT 设置市场准入的技术标准、产品检验检疫措施、风险评估程序、标签制度等对有关产品的进口进行控制, 可以起到克服进口可—100—
能产生的生产或消费的负外部效应、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负外部效应很可能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威胁。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2004年已有16种外来物种在中国形成严重危害, 仅这些外来物种每年侵害的林地面积已达150万公顷, 农田面积超过140万公顷, 由此造成的农林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已达574亿元。如云南出入境检验局仅2008、。因此, 政的负外部效应。
(三) 解决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现代经济学将公共产品定义为由政府部门生产并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和劳务。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涉及一些公共利益的问题, 如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安全和健康等, 在这些领域社会边际价值很可能超过私有边际价值。对于这些公共产品的获得, 单个企业可能由于经济能力所限而不能承担投资的高额成本, 也可能具有“搭便车”的企图, 于是出现了公共产品不供给或者供给不足的情况。这就要求公共干预来建立适当的法规和标准, 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提供和补充公共产品。比如排放标准和燃料经济要求可以使空气洁净, 健康和卫生要求提高平均健康水平, 最低质量标准保证产品的质量, 卫生和动植物检疫要求控制病虫害的输入等, 这些措施都是T BT 的表现形式(鲍晓华, 2006) 。根据公共物品的基本原理可知, 单纯地通过市场机制不可能产生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社会公共物品, 政府则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作为公共物品的法规和标准等措施一旦颁布就对某一面临类似问题的群体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A lessandra, 1983) 。因此需要政府介入制定适当的法规与政策, 强制性地实行社会公共物品供应, 以达到社会需求的安全卫生、质量以及环境保护水平。在国际贸易中则表现为通过制定T BT 限制那些不符合有关技术法规与标准要求的外国商品进入, 如对进口小汽车制定的废气排放法规、对进口食品实行卫生检疫等。
王 杰: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的理论解析
二、基于技术差距论的T BT 形成动因
在国际贸易中, 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起着提高产品质量、保护产品的使用和消费过程的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等重要作用, 是国际贸易顺利进行所必不可少的保证。但是, 由于各国的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体系存在差异, 或者有些国家违背非歧视原则甚至不以科学资料和证据为基础制定和实施标准和技术法规, 因此给跨境提供商品的生产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 从而形成事实上的T BT 。
(一) (2nical Gap ) 。提出的用来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之一, 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T BT 形成的客观原因。技术差距论认为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要素, 而且实际的科技水平一直在提高, 但各国技术发展情况不一致, 技术领先的国家发明出一种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流程时, 由于其他国家尚未掌握这项技术, 国家间就会出现技术差距, 从而使技术领先国(创新国) 可能享有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 随着新技术向国外扩散, 其他国家迟早会掌握这种技术, 从而使国际间技术差距逐步缩小直至消失。随着技术的转移, 贸易流的走向也在发生变化, 技术的领先国(创新国) 会由原来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如果技术领先国(创新国) 以法规或标准形式规范此类产品, 或者技术领先国(创新国) 市场需求已经转向技术水平更高的新产品且存在消费需求的“棘轮效应”, 这就成为所谓的T BT 了。而且, 随着经济贸易往来和技术趋于成熟、实现标准化和规模生产, 仿制国逐渐掌握新技术, 技术差距逐步消失, 仿制国以成本优势赢得了技术领先国(创新国) 市场, 创新国为维持本国企业市场份额而对产品技术参数提高标准, 阻碍仿制国对创新国市场的出口, 这种保护性标准的提高显然构成T BT 。
现实中发达国家往往是技术的领先国, 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总是力图缩短模仿时滞, 消灭技术差距, 不可能主动设置T BT, 毕竟T BT 的设置恰恰是给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设置了障碍; 而技术领先国不可能轻易地放弃优势地位, 会
尽可能地采取反仿制措施以减缓技术的外移。同时, 技术领先国也不会停留在原地, 会继续开发、研制新产品、新技术, 随之而生的技术标准被不断地推向高处, 因此技术差距时刻保持。
高水平技术的采用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如果在高技术和低技术之。所以, 对, 。如果进口国的出口, 形成进口国国内厂商的垄断, 而垄断则会降低进口国的综合福利, 因此, 技术标准的制订必须为非禁止性的, 这样才能在提升出口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促进国内竞争, 增加客户群和消费者剩余, 最后增加整个社会福利。即便如此, 非禁止性的技术标准仍然会高于出口国家所能达到或者较易达到的技术水平, 从而无形中给低技术国家的出口造成了一种技术壁垒, 对于某些欠发达国家来说甚至还将成为一种禁止性的T BT 。对于技术标准制订国来说这类技术标准并不是以技术壁垒为目的的, 而是制订国根据本国特定需要而制订的。但是对于出口国来说却增加了其成本, 起到了T BT 的限制作用。因此, 要达到目标国的高技术标准的要求就必须进行研发投入, 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从而改进本国的技术水平, 提高本国的技术标准, 与国际技术标准相兼容, 打破目标国的技术壁垒。所以, 从长期看, 只有缩小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T BT 才可能减少, 否则T BT 就不会随着非关税壁垒的消失而消失。
(二) 技术的水平差异
在信息技术和网络不断发达的条件下, 技术的水平差异也成为引致T BT 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技术的水平差异是指两国技术水平相当, 只是体现在一些外围产品、服务或网络上, 特别是产品的兼容性方面。当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影响了其他人却没有人为此作出补偿的时候就产生了正外部性。也就是说当众多的人加入网络时, 网络会变得更大更好, 对人们更有好处。正是由于网络的正外部性才使得良性的正反馈得以产生。几乎每个产业在发展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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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10年第7期
都要经过正反馈的阶段。但大部分正反馈的来源是
生产的规模经济:大公司通常具有更低的单位成本, 这种正反馈可称为供应方规模经济。在信息经济中, 需求方规模经济和供应方规模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双重作用”:需求方的增长既减少了供应方的成本又使产品对其他用户更具吸引力,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需求的增长。
网络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一种产品对一用户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所拥有用户的数量, 受强烈的网络效应影响的技术一般会有一个较长的引入期, 紧接着是爆炸性增长期。因此, 已经形成网络效应的市场所采用的技术将成为潜在的技术标准, 而与该技术标准相竞争的不兼容产品会很快被孤立甚至淘汰, 难以进入目标市场。
与网络的外部性密切相关的就是总转移成本。在许多信息产业中总转移成本是对当前的市场占有者最有利的力量, 而对潜在的进入者来说最糟糕的则是转移成本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对试图在市场中推出新的、不兼容技术的公司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通过克服总转移成本即所有用户的成本总和来扩大自身产品的网络规模。正是因为各种顾客在转移到一个不兼容的技术时很难协调, 不仅面临
成本支出的增加, 还有网络不兼容时需要支出的额外成本, 从而为新进入者造成技术壁垒。
可见, 如果新技术可以与已有网络兼容就会占有更大的优势, 因此在两种技术水平相当时目标国会首先选择已有的技术标准或能与已有产品网络相兼容的技术标准作为法定或事实标准。如果在目标市场已经存在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技术标准且不同于国际技术标准, 那么当另外一个以国际标准F T 国时就会遇到F 国的进入, 那T T BT 。以国家为主体来说, 国家在制订技术标准的时候通常会考虑社会福利和消费者剩余, 正如在外部性中所谈到一样, 人们会发现国家与企业一样, 在本国产品和技术网络足够大的时候, 本着增进国家总福利的态度也会选择本国产品和技术为技术标准, 从而被动地导致进口厂商进入的T BT 。
本国的新技术与旧技术兼容性越好, 消费者剩余将会越大, 那么政府就会倾向于采用国内新技术和技术标准为法定技术标准而不是国际技术标准, 从而无形中为符合国际技术标准的他国产品进入造成T BT 。这样的情况通常可以在通讯领域、电视信号发射技术标准和家用电压技术标准等方面找到相关案例。
三、基于博弈论的T BT 形成动因
一般来说, 国家设立T BT 的原动力仍然是各
国都认为设置T BT 会给本国带来更多的贸易利益, 但就一国而言实施T BT 并不是获得利益的最优选择而只是一种次优选择。那么, 为何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取向仍旧倾向设置T BT? 这里运用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模型探究T BT 的形成动因。
假设A 国和B 国分别生产自己比较优势的产品, 而从对方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 两国只采用T BT 方式来限制对方出口; 两国采用T BT 的概率(P ) 各为1/2(双方设置概率相互独立) 。A 、B 两国的损益分别为X 、Y (在这里只限于是否设置T BT 所带来的损益值) , 参见图1。
矩阵中第一个数字表示A 国的损益(位于第i 行第j 列的损益值为X ij , i =1、2j =1、2) ,
第二个数—102—
资料来源:孙敬水, 2005
图1 A 、B 两国设置T B T 的博弈
字表示B 国的损益(位于第i 行第j 列的损益值为
Y ij , i =1、2j =1、2) 。则A 国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时损益的期望值为E (A 1) =P 1X 11十P 2X 21=1/2×0+1/2×1=1/2;A 国不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时损益的期望值为E (A 2) =P 1X 12十P 2X 22=1/2×(-1)
王 杰: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的理论解析
+1/2×1/2=-1/4。B 国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时损益的期望值为E (B 1) =P 1Y 11十P 2Y 12=1/2×0+1/2×1=1/2;B 国不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时损益的
期望值为E (B 2) =P 1Y 21十P 2Y 22=1/2×(-1) +1/2×1/2=-1/4。可见, A 国和B 国为了让本国的收益在博弈中获得利益的期望值最大, A 国和B 国都会选择损益的期望值最大的策略, 即两个国家都会选择设置T BT, 即双方都设置T BT 是双方博弈的唯一均衡解。虽然设置T BT 的国家都知道不设置T BT 可以提高福利, 是帕累托最优策略, 而设置T BT 双方利益受到损害, , 往。如果两国都不设置T BT 则两国可以获得正常贸易所带来的利益; 如果两国都设置T BT 则每个国家一方面因受他国T BT 限制而遭受损失, 另一方面又从对他国的设限中得到利益补偿, 所得利益往往大于对方设置而本国不设置T BT 的情形。在信息不对称等条件下,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各个国家最终都有
设置T BT 的内在动机和意愿。可见, 在设置T BT 行为被默许或承认的情况下每一个理性的主体都会有动机去设置T BT 。
这一点可从各国政府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管理政策得到充分体现。由于转基因技术仍处在研究发展过程中, 国际上关于生物安全方面的评估技术还较落后, 现有的知识不足以评估转基因生物的利益与风险, 。20世纪制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国也以同样的理由先后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 对转基因产品采取安全评定、增加审批程序、加贴标识等一系列T BT 管制政策, 以预防转基因食品对国内生态环境和消费者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 给予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
四、基于利益集团理论的T BT 形成动因
由于政府决策对国内资源配置和各个利益集团
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 这必然导致各个利益集团作为贸易政策的需求者通过利益诱惑、压力或游说去影响政策形成。而政府作为贸易政策的供给者, 一方面有可能受这种游说的影响, 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有一定的偏好。因此, 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商品”, 其价格在政治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时得以决定。
T BT 是贸易保护手段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的产
者) 人数众多, 但其利益分散、信息又不对称, 他们很
难觉察到贸易保护政策给自己造成多大的福利损失, 进而导致“搭便车”现象, 最终使得他们很难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政府施加压力。而受益于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虽然数量很少但力量集中, 所以易于结成压力集团, 其游说活动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最终能左右(控制) 或“俘获”政府的决策过程。如政府要对某产业是否实行T BT 进行决策, 产业生产者集团主张实行T BT, 消费者则持否定态度。主张者的平均净政治收益为Rp =(r p /np) -Cp, 其中r p 代表生产者由于受到政府保护而获得的剩余, np 代表投票赞成实行T BT 的人数, r p /np 代表赞成实行T BT 的人均可获得
生与贸易保护政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 但特定的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至于最后的政策选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
和实现每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西方学者将利益集团区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 , 这要看他们在与政策的供给方(政府) 的讨价还价谈判中究竟有多大可支配力量。按照西方民主的逻辑, 一项政策应该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公平和效率而言, 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本国福利, 进而使多数人受益, 因而自由贸易政策符合公众利益。问题是虽然公众(消费
的生产者剩余, Cp 代表每个赞成实行T BT 的人都要负担的为争取保护而付出的斗争成本。消费者反对实行T BT 政策的平均净政治收益为Re =(re /ne) -Ce, 其中re 代表消费者在自由贸易下获得的剩余, ne
代表倡导自由贸易的人数, re /ne 代表消费者人均获得的消费者剩余, Ce 代表每个消费者为保卫自由贸易政策而付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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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收益函数可看出, 利益集团越小则成
功后每个成员所获得的平均收益就越大, 主张贸易保护者往往由于利益集团较小而有参与的动力。而消费者人数较多、人均获利较小, 消费者参与贸易决策的动力较小, 而且公共物品的免费搭车特性使消费者个人都力图无票搭车, 所以消费者往往采取消极立场, 生产者集团就会取得促使政府采取T BT 政策的成功。
从政策的供给角度看, 由于政策运行的市场结果也会对政府产生影响, 而且政府本身也有一定的偏好, 如保护国内某些特殊利益集团、, 。同时, 政
府的最优政策行为也受到制度结构的限制, 包括国家内部的法律制度以及国际制度结构, 如多边贸易体系或地区与双边的贸易协定, 在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制约下最终形成对政策干预的供给。所以, 从政府的利益角度, 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合力对其决策产生影响、而政府迎合少数集团利益反而, 政府作为一个“”, 政府就会T BT 政。可见, T BT 政策的政府在经济系统内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果(Thornsbury, 1998)
五、结束语
分析表明, T BT 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
制衡的结果, 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因素、技术因素。T BT 产生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动因使之具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长期性。T BT 的形成归根到底是一国(利益集团) 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因此T BT 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常
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消除的。面对日益普及并深化的T BT, 必须及时纠正认识上的偏差, 以健康的心态面对T BT 手段日益被广泛应用的现实, 在T BT/SPS 等相关规则的框架内积极行使W T O 所赋予的运用T BT 的权力, 变被动为主动, 构筑有效的内生T BT 体系, 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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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威海) , 山东 威海, 264209)
责任编辑: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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