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刑罚是国家和民族文明的表征，在漫长的人类刑罚史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刑罚，使人们饱受摧残和折磨，“凌迟”把中国刑罚的残酷性推至极致。近代文明开启民智，尊重生命唤醒人权的时代不期而至，一切残忍的不人道的刑罚必将被禁止，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必将重新定位和评价。 关键词：酷刑；凌迟；权利；尊严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104-02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统治者为了有效维护自己的统治，将刑罚演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就生命刑来说，有绞刑、斩刑、枭首、弃市、车裂、醢、炮烙、焚刑、烹刑、剖心、剥皮、凌迟等，在这五花八门的死刑中，凌迟是最惨无人道、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据《宋文鉴》记载：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脚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通常人们对罪大恶极的人说要遭到“千刀万剐”，实则说的就是凌迟，足见此刑罚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一、凌迟的起源及其发展 “凌迟”原作“陵迟”，《荀子・宥坐篇》记载：“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迟，慢也。陵迟，言丘陵之势渐慢也……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1]108-109因此，法律意义上的凌迟，就是一种用刀脔割受刑者的肌肉和肢体，去其脏腑，使其缓慢死去的刑法。 关于“凌迟”源于何时，大家各执一词。一般认为凌迟作为一种正式的刑罚入律应始于五代，陆游《渭南文集》卷五载：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清代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辽史・刑法志》论及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在《辽史・列传第四二》中记载：“六年，滑哥预诸弟之乱。事平，群臣议其罪，皆谓滑哥不可释，于是与其子痕只俱陵迟而死，敕军士恣取其产”。在《隋书・刑法志》中记载，北齐文宣帝常“轻刀脔割”杀人。到了辽、契丹将凌迟列入正刑，宋朝从仁宗时起死刑除绞斩之外，采用五代时已经出现的凌迟刑。元代将凌迟列入正刑，死刑分斩、凌迟两种。明清两代，死刑除斩、绞外，将凌迟作为“非正刑”继续使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3月，沈家本上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迫使清廷下谕宣布将凌迟等重刑逐出清律条文，死罪至斩决为止。至此，凌迟之刑退出历史舞台。 二、凌迟行刑的残酷性 凌迟行刑方法，各朝并无定则，有8刀、24刀、36刀、72刀、120刀，甚至有3600刀、4200刀之说。明朝王明德《读律佩■》对凌迟的施行作了详细的记载：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肺腑，以毕其命，肢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渭南文集》卷五记载：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窦娥冤》载：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 据说24刀的行刑顺序为：一、二刀削去双眉，三、四刀切去双肩，五、六刀割去双乳，七、八刀切去两手至两肘之间的部分，九、十刀切去两肘至两肩的部分，十一、十二刀削去两腿之肉，十三、十四刀削掉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割首级，十七、十八刀切两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两足，二十三、二十四刀切两腿。明武宗正德年间太监刘瑾被宦官张永告为谋反，结果凌迟三日，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明末郑曼，被人诬以杖母不孝，凌迟处死，被剐三千六百刀，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以通敌卖国之罪被剐3700多刀处死，据张岱《石匮书》记载，刽子手每割下一块肉，就有百姓争相付钱买下，当场生吃下肚。人肉剔完，再开膛拖出五脏，肠肚都截成寸段而售。百姓买后和着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割到心肺之间时，袁崇焕还在惨叫不绝。1863年（同治二年）6月25日，兵败的石达开在成都科甲巷凌迟处死，后人传说，石达开被捆在十字桩上。行刑人先剜割额头，用头皮盖住其双目，再割双腕。“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总之，凌迟的极端恐怖性和痛苦性将封建社会的酷刑推到了极点。 三、当代中国反酷刑立法表现 17至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特权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人权理念，极力反对残酷的、不人道的封建刑罚。我国从多方面禁止酷刑。 首先，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的，处3年以下刑罚。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从重处罚。第248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视情节轻重，最高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员的，依照248条的规定处罚。 其次，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检察和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自证其罪。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和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刑事诉讼法》还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方面予以规定，从而在发生酷刑行为时能及时予以揭露、起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人权法的“透明度”原则。 再次，监狱法的规定。我国《监狱法》第7条第1款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第14条规定，监狱的人民警察不得有以下行为：刑讯逼供或体罚、虐待罪犯；侮辱罪犯的人格；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监狱的人民警察有以上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 最后，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除了上述法律规定外，还有其他法律也从对酷刑的检举、起诉、防止、体罚等方面予以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工作细则》、《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从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执行法等各方面都规定了对罪犯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四、酷刑对当代刑罚的启示 （一）生命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必须被尊重和敬仰 生命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一切价值的本源，世界上“最崇高、最尊贵的财宝，除生命外断无他物。”[2]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不容亵渎和非法剥夺，对生命的尊重与敬仰就是对人类本身的尊重。因此，《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道德经》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在宇宙万物中居于最根本的地位，法治国家必须将生命权作为人的根本权利，国家赋予公民享有生命不被剥夺的权利和尊重他人生命权利的同时，必须自己从制度建构上控制刑罚权的扩张，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像珍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他人的生命。 （二）酷刑的过度适用并不能达到威吓与抑制犯罪的效果，无助于维持社会正常秩序 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们回心转意[3]。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崇尚治世用重典，在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以总结历史的口吻对皇太孙朱允■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重刑主义思想一直根深蒂固，统治者对刑罚的威慑寄予厚望。沈家本考证明太祖朱元璋厉行严刑峻法却收效甚微的教训后指出，朝治暮犯，尸未移而人为继踵，重刑不能止奸禁暴，治世之道当探其源也[1]180-181。我国自1983年严厉打击犯罪以来，刑事犯罪的浪潮并未熄灭。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所谓以杀止杀、以辟去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酷刑只能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麻木残酷，菲利曾说，用暴力来矫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也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4]。历史的鉴戒及倡导民主人权的国际大趋势下，反对酷刑对于我国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对罪犯人权的保障，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酷刑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必将威胁执政党地位、损害国家形象 国际特赦组织在1984年的大会上宣称：无论是战争状态，还是战争威胁；无论是内部的政治动荡，还是任何公共的紧急事件，没有什么例外情况可以使酷刑成为一种正义的行为。酷刑是人类灵魂中隐匿的罪恶的疯狂宣泄，无论如何灿烂的文明下面，一直流淌着一股野蛮的潜流，我们必须加以万分的警惕[5]。当酷刑破坏了公正刑罚所固有的强化道德禁忌和伦理的结果时，民众就不会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揭露和捕获罪犯，甚至转而会包庇罪犯。不考虑方法的残酷，刑罚会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是无法通过对某些不坚定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恐吓所能弥补的[6]。因此，酷刑一旦获得支持，它就无法被限制，严重威胁着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损害国家的国际形象。 总之，犯罪必须被恰当地惩罚，最有效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禁止酷刑的法律文件，鼓励各国尽可能广泛地禁止酷刑。我国于1986年12月12日加入《禁止酷刑公约》公约，应该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从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执行法等方面全面保护受刑人的权利，尊重和敬畏生命价值，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M].铭九，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79. [3][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6. [4][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78. [5]陈璧生.文明薄膜下的恐惧――读《人类酷刑史》[J].书屋2005，（5）：13-16. [6][苏]格里・沙赫马托夫.刑事责任与刑罚[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356.
摘 要：刑罚是国家和民族文明的表征，在漫长的人类刑罚史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刑罚，使人们饱受摧残和折磨，“凌迟”把中国刑罚的残酷性推至极致。近代文明开启民智，尊重生命唤醒人权的时代不期而至，一切残忍的不人道的刑罚必将被禁止，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必将重新定位和评价。 关键词：酷刑；凌迟；权利；尊严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104-02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统治者为了有效维护自己的统治，将刑罚演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就生命刑来说，有绞刑、斩刑、枭首、弃市、车裂、醢、炮烙、焚刑、烹刑、剖心、剥皮、凌迟等，在这五花八门的死刑中，凌迟是最惨无人道、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据《宋文鉴》记载：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脚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通常人们对罪大恶极的人说要遭到“千刀万剐”，实则说的就是凌迟，足见此刑罚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一、凌迟的起源及其发展 “凌迟”原作“陵迟”，《荀子・宥坐篇》记载：“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迟，慢也。陵迟，言丘陵之势渐慢也……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1]108-109因此，法律意义上的凌迟，就是一种用刀脔割受刑者的肌肉和肢体，去其脏腑，使其缓慢死去的刑法。 关于“凌迟”源于何时，大家各执一词。一般认为凌迟作为一种正式的刑罚入律应始于五代，陆游《渭南文集》卷五载：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清代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辽史・刑法志》论及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在《辽史・列传第四二》中记载：“六年，滑哥预诸弟之乱。事平，群臣议其罪，皆谓滑哥不可释，于是与其子痕只俱陵迟而死，敕军士恣取其产”。在《隋书・刑法志》中记载，北齐文宣帝常“轻刀脔割”杀人。到了辽、契丹将凌迟列入正刑，宋朝从仁宗时起死刑除绞斩之外，采用五代时已经出现的凌迟刑。元代将凌迟列入正刑，死刑分斩、凌迟两种。明清两代，死刑除斩、绞外，将凌迟作为“非正刑”继续使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3月，沈家本上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迫使清廷下谕宣布将凌迟等重刑逐出清律条文，死罪至斩决为止。至此，凌迟之刑退出历史舞台。 二、凌迟行刑的残酷性 凌迟行刑方法，各朝并无定则，有8刀、24刀、36刀、72刀、120刀，甚至有3600刀、4200刀之说。明朝王明德《读律佩■》对凌迟的施行作了详细的记载：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肺腑，以毕其命，肢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渭南文集》卷五记载：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窦娥冤》载：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 据说24刀的行刑顺序为：一、二刀削去双眉，三、四刀切去双肩，五、六刀割去双乳，七、八刀切去两手至两肘之间的部分，九、十刀切去两肘至两肩的部分，十一、十二刀削去两腿之肉，十三、十四刀削掉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割首级，十七、十八刀切两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两足，二十三、二十四刀切两腿。明武宗正德年间太监刘瑾被宦官张永告为谋反，结果凌迟三日，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明末郑曼，被人诬以杖母不孝，凌迟处死，被剐三千六百刀，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以通敌卖国之罪被剐3700多刀处死，据张岱《石匮书》记载，刽子手每割下一块肉，就有百姓争相付钱买下，当场生吃下肚。人肉剔完，再开膛拖出五脏，肠肚都截成寸段而售。百姓买后和着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割到心肺之间时，袁崇焕还在惨叫不绝。1863年（同治二年）6月25日，兵败的石达开在成都科甲巷凌迟处死，后人传说，石达开被捆在十字桩上。行刑人先剜割额头，用头皮盖住其双目，再割双腕。“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总之，凌迟的极端恐怖性和痛苦性将封建社会的酷刑推到了极点。 三、当代中国反酷刑立法表现 17至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特权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人权理念，极力反对残酷的、不人道的封建刑罚。我国从多方面禁止酷刑。 首先，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的，处3年以下刑罚。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从重处罚。第248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视情节轻重，最高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员的，依照248条的规定处罚。 其次，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检察和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自证其罪。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和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刑事诉讼法》还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方面予以规定，从而在发生酷刑行为时能及时予以揭露、起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人权法的“透明度”原则。 再次，监狱法的规定。我国《监狱法》第7条第1款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第14条规定，监狱的人民警察不得有以下行为：刑讯逼供或体罚、虐待罪犯；侮辱罪犯的人格；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监狱的人民警察有以上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 最后，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除了上述法律规定外，还有其他法律也从对酷刑的检举、起诉、防止、体罚等方面予以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工作细则》、《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从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执行法等各方面都规定了对罪犯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四、酷刑对当代刑罚的启示 （一）生命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必须被尊重和敬仰 生命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一切价值的本源，世界上“最崇高、最尊贵的财宝，除生命外断无他物。”[2]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不容亵渎和非法剥夺，对生命的尊重与敬仰就是对人类本身的尊重。因此，《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道德经》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在宇宙万物中居于最根本的地位，法治国家必须将生命权作为人的根本权利，国家赋予公民享有生命不被剥夺的权利和尊重他人生命权利的同时，必须自己从制度建构上控制刑罚权的扩张，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像珍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他人的生命。 （二）酷刑的过度适用并不能达到威吓与抑制犯罪的效果，无助于维持社会正常秩序 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们回心转意[3]。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崇尚治世用重典，在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以总结历史的口吻对皇太孙朱允■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重刑主义思想一直根深蒂固，统治者对刑罚的威慑寄予厚望。沈家本考证明太祖朱元璋厉行严刑峻法却收效甚微的教训后指出，朝治暮犯，尸未移而人为继踵，重刑不能止奸禁暴，治世之道当探其源也[1]180-181。我国自1983年严厉打击犯罪以来，刑事犯罪的浪潮并未熄灭。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所谓以杀止杀、以辟去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酷刑只能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麻木残酷，菲利曾说，用暴力来矫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也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4]。历史的鉴戒及倡导民主人权的国际大趋势下，反对酷刑对于我国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对罪犯人权的保障，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酷刑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必将威胁执政党地位、损害国家形象 国际特赦组织在1984年的大会上宣称：无论是战争状态，还是战争威胁；无论是内部的政治动荡，还是任何公共的紧急事件，没有什么例外情况可以使酷刑成为一种正义的行为。酷刑是人类灵魂中隐匿的罪恶的疯狂宣泄，无论如何灿烂的文明下面，一直流淌着一股野蛮的潜流，我们必须加以万分的警惕[5]。当酷刑破坏了公正刑罚所固有的强化道德禁忌和伦理的结果时，民众就不会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揭露和捕获罪犯，甚至转而会包庇罪犯。不考虑方法的残酷，刑罚会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是无法通过对某些不坚定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恐吓所能弥补的[6]。因此，酷刑一旦获得支持，它就无法被限制，严重威胁着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损害国家的国际形象。 总之，犯罪必须被恰当地惩罚，最有效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禁止酷刑的法律文件，鼓励各国尽可能广泛地禁止酷刑。我国于1986年12月12日加入《禁止酷刑公约》公约，应该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从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执行法等方面全面保护受刑人的权利，尊重和敬畏生命价值，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M].铭九，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79. [3][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6. [4][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78. [5]陈璧生.文明薄膜下的恐惧――读《人类酷刑史》[J].书屋2005，（5）：13-16. [6][苏]格里・沙赫马托夫.刑事责任与刑罚[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