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和革命的关系

改良与革命的龟兔赛跑——“预备立宪”为什么救不了清政府

作者: 沈阳（江苏）

2008-04-16 16: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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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变局丛谈

曾经一度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拒绝改革。为了富国强兵，它也热切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然而，在国家主义价值观的束缚下，清朝的政治改革长期仅仅停留在政府机构改革的阶段。司法独立和法政建设一拖再拖，终于失信于民。迟到的预备立宪，并不能帮助清政府免于覆亡的命运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图为荫昌、端方、戴鸿慈等（前排坐者自左至右）与德国军政官员合影

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洋务运动

领导了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是清政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过，就制度层面而言，林则徐个人的意义相对还是有限的。真正开始认真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制度的事件，却发生于鸦片战争二十多年之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部分官员逐步认识到了西方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的先进性。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政府的奏折、谕旨和基层士大夫的文章中频频出现。在镇压内乱中起家的部分汉族地方官员，利用其在军队和朝廷中的政治优势，发动了一场被后人称为“洋务运动”的富国强兵的改良运动。

1861年，为了更好地和西方列强交往，清政府设置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一个中央级机构。总理衙门开始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到了后来则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和“洋务运动”的领导机构。总理衙门负责包括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务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有了总理衙门这个机构，洋务派就可以在朝廷上直接提倡洋务战略，并将计划制定下来，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总理衙门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从1861年的7人发展到了1869年的10人、1876年的12人。从1861年至1868年，五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任总署大臣；1869年至1875年，发展为四人；1876年至1881年，为全部兼领（1880年

起军机大臣增至六人）；即使在时局大变的1884年，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可见总理衙门这一新机构在清政府的政府体制中的重要地位。

1861年天津开放，清政府设置了通商大臣一职。分管南洋和北洋的两名通商大臣，在清政府实际筹划和督办自强新政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870年，洋务派的著名领袖李鸿章担任了北洋通商大臣。1865年，奏请同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1870年，曾国藩得到批准，设立了江南轮船操练局。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调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举的沈葆桢经办，为此后者被钦命为福州船政大臣。在海关税收领域，1860年代初期，海关总税务司成立了。这一系列措施，相对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带有新时代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后人很容易以为洋务运动是单纯的经济领域内的变革，如官员开始重视起了工商实业。也可能认为洋务运动是单纯的军事变革，如洋枪洋炮的大量装备军队和海军军队的设置。或者认为洋务运动仅仅是地方意义上的变革，并不涉及到中央国家制度的变革。其实，这一切都是偏见。虽然服务于其他目标，洋务运动仍然可以说是涉及了中央政府机构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历史也很无情，由于缺乏以法政文明为先导的民权救济机制和政府限权机制，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证明了：仅仅出于国家主义目的，政府机构的简单增减，或者政府部门调整与合并，并不能促进清政府走向相对于西方列强的、真正意义上的强盛。

从戊戌变法到预备立宪

简单的政府机构改革没有改变清朝的君主专制属性。即使君主不专制，太后也可以垂帘听政。如果君主尊重宪法，依据法治原则，在制度层面上来做事，这

个国家就不是专制国。因此，一个君主国可以是共和国，也可以是专制国。同样，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既可以是共和国，也可以是专制国。洋务运动结束时的清政府处于一个君主虚位的专制国状态。“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正如法国历史上那个大名在外的国王所表达的，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筹备六十大寿的事件将清朝的专制制度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后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兴起。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正在北京城参加科举的读书人群情激昂，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也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起用康有为等人，进行变法图强，史称“戊戌变法”。

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在司法领域，刑部改为法部，专管全国的司法行政，不再兼理审判；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负责解释法律，并配置总检察厅。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管理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然而，由于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多天。

虽然没有在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之上“开国会，颁宪法”，戊戌变法还是被当初实行过政府机构改革的那拉氏党人镇压了。吊诡的是，仅仅不到十年，当初镇压了变法图强运动的专制党人集团就开始“预备立宪”了。是专制匪徒发展成了立宪党人，还是专制匪徒本来就有立宪党人的特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至少，很清楚的是，手染了维新党人的鲜血，又在涉外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

其实早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预备立宪”终于被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认为是政治骗局。虽然抱负同样的立宪理想，此时体制内的立宪党人和体制外的革命党人却很不幸地分道扬镳了。

其实，预备立宪的宪政主义属性不比戊戌变法更少。1905年10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次年，五大臣归国，拟出立宪方案。9月1日，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宣布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1908年8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将预备立宪期9年改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内阁制和总理大臣一职的设立，目的是在立宪君主的领导下，增强政府权力和行政能力。至于国会，还没有来得及召开，清朝就灭亡了。

对清朝而言，宪政民主最大的敌人是皇家特权和官家特权。例如，清代的皇族司法审判机制，既无独立的诉讼法体系，又无独立的诉讼审判原则，往往使皇族人员能够逃避应得的法律制裁。鉴于这些特权的危害，1909年12月28日，清政府修订法律馆结合司法机关的改革，编成《法院编制法》，该法共16章164条。主要内容为：审判衙门通则，重申四级三审制，民刑诉讼及军法审理，审判用语，推事单独审判等原则；检察机关，分设初级、地方、高级检察厅与总检察厅。清政府还规定推事及检察官的任用办法，以及司法行政监督权的实施。并且强调：行政主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推事之审判”，以确保司法之独立。

缘何清朝政府难以免于灭亡的命运？

如果摆脱那种“不是专制就是民主”的二元极端思维，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简单的政府机构改革，还是宪政意义上的国家制度改革，都不应该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导目标。个人自由固然与政府权力有尖锐冲突，但政府权力未必就是个人自由的绝对敌人。没有一个宪政国家的政府权力可以弱到比公民个人的力量还要弱。若真如此，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说，社会就会走向全面的混乱。因此，在维护政府权能的基础上，清政府小心翼翼地安排“预备立宪”，并极力延长预备期，不能不说体现了立法者的政治审慎。柏拉图指出，节制和审慎是政治家的美德。然而这一切，必须以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为基础。否则，节制和审慎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一旦进入现实利益博弈领域，基于人的叛逆心理，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清政府失去了最宝贵的自我变革机会。戊戌变法失败的危害更大。如果说此时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革命正在进行龟兔赛跑，那么政府就是那只三心二意的兔子，革命党人就是那只先天不足却奋勇不懈的乌龟。“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谭嗣同的这句话，宣告了朝野同盟的破产。1905年9月24日，年轻的复兴会成员吴樾登上了宪政考察大臣们乘坐的火车。炸弹提前爆炸，吴樾当场被炸身亡，五位大臣中镇国公载泽与商部左丞绍英受了伤。暴力革命的幽灵到处游荡，并且开始了和宪政改革的赛跑。革命党在悄悄地做准备，除了自信和焦灼交织的复杂情感，没有多少人知道未来会怎么发展。

历史证明，朝野失去信任，缺乏坦诚的对话机制，缺乏民权的救济机制，在情绪化的民主浪潮中，政治改革方案设计的种种小心翼翼，很有可能反过来为革

命推波助澜。谭嗣同的心理情感，历史学家张灏先生称之为“烈士精神”，并认为这是革命主义思维的心理机制。在后来的革命党人那里，如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这种思维蔚然成风。一旦烈士精神成为民权运动的主导心理，所谓“以威权促自由，以自由促民主”的和平转型愿望就很容易破产。

20世纪著名法政学者哈耶克写下了《自由秩序原理》一书，提出了著名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指出英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在自生自发秩序中成长的。从《自由大宪章》开始，国王不能随意侵犯臣民权利的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发展为国家政治制度。不过，清朝末年的1899年哈耶克才出生，清朝灭亡的1912年哈耶克还没成人。洛克、柏克、托克维尔这些宪政主义大师还没被中国的政治家们认识。“未经讨论而在事实上确定下来”的普通法制度、罗马法机制和教会法原理都未来得及被认识，中国就这样被世界大势生拉硬拽到了政治改革浪潮中去了。

列强还未大规模军事入侵的时候，清朝就已经腐败得一塌糊涂。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银币五千两），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大清帝国，在马戛尔尼看来，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当时的文学作品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国门，开放了工商业的发展，民营经济开始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契约越来越代替道德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民众的发财欲望和民主意识日益增长，专制和腐败的政府却依然存在。此时，惟有以司法独立为先导，建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民权救济机制，让公民的愤怒在个案时期就有效化解，社会的稳定性力量就有可能增加。

然而，对为所欲为的特权的珍惜，一贯的傲慢情绪，加上简单的富国强兵目的，清政府直到灭亡前夕才宣布国家要实现司法独立。当初简单的政府机构改革，

乃至总理衙门这样的超大型部门的设置，本身就与司法独立体制毫无关系，更是与公民权利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到了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关于“君上大权”的14条，还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立宪的结果仍然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君主依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的垄断者，可以随意剥夺臣民权利。此时的“司法独立”，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由于政府早已失信于民，便被深深怀疑。

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行政制度改革，说到底只是朝廷的私事。如果政府权力不被限制，即使国富兵强了，也只能增加统治者侵犯个人自由的能力，增加统治者的骄傲自满情绪，进一步败坏民族精神。更何况，历史反复证明，这样的政治改革也未必能促进国家的强盛。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战国时代，日本这样的年轻列强早已对中国富饶的国土垂涎三尺，激起了中国民众史无前例的民族主义情绪。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和诸神冲突开始了：“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实业救国”、“医学救国”，据说什么都能救国；易卜生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费边主义，据说什么主义都能给民族带来新生。迟到的法政体制不再被民众信任。公民要自由，民族要复兴，就是要跨过维权和维权运动直接发展为暴力革命运动。这一切因素，虽然看上去彼此立场不同乃至相反，都在事实上加剧了清政府的灭亡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trs/raw/42866

改良和革命的关系-看专反张宏良的危害

有些人反对张宏良，说张宏良是“改良派”，破坏了革命。改良派就一定破坏革命吗？革命和改良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这里不说张宏良是不是改良派）

这些反对张宏良的人，认为“革命就是革命，改良就是改良，改良不会变成革命。”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先改良，等改良不成再革命呢？

革命者不掌握政权，所以在物质力量上是弱小的，那为什么还能胜利呢？因为当时多数百姓在心里认同革命，对统治者丧失了信心，这就使革命获得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这就是说，多数百姓认为革命具有合理性，是革命成功的的必要条件。什么情况下，多数普通百姓才认为革命有合理性呢？在以下这三种情况下，革命才有合理性，这三种情况是：普通百姓认为压迫不能忍受了，并且统治阶级拒绝改变；统治者改良，但是改良失败了；统治者假改良，后来被多数群众看穿。第一种情况，统治者直接拒绝改良，革命成为必然，这种情况没什么欺骗性，我们就不用讨论了。下面我们主要讨论改良和革命的关系。

改良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呢？在统治者同意改良的情况下，改良不失败，革命在百姓心中就不具有合理性，所以改良的失败是革命之母。革命是反抗压迫，必须

多数人感觉到了压迫，并且被逼迫的没办法，他们才会认同革命，也就是说革命是正当防卫，既然是正当防卫，就不能他没要杀你，（很多人感觉不到）你就去杀他，这样你就失去了合理性。如果统治者说要改良，那多数百姓就会愿意让他实验一下，这个时候，如果你非要革命，革命就在百姓心里就失去了合理性；革命者本来就不掌握强大的物质力量，再加上失去了合理性，就一定会失败了。什么情况下，百姓会认为革命合理呢？改良失败了，普通百姓除了革命，再也找不出任何能反压迫的办法，他们就会认同革命，这样革命也就符合了正当防卫的性质，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在统治者说要改良的情况下，改良失败是革命成功之母，你不同意改良就等于不产生母亲，没有母亲，你还会成功吗？

有人会说，“那百姓不是总要先受到损失吗？”这是没办法的，这是由革命的正义性决定的，因为只有他先压迫你，你反抗他，你才是正义的；因为革命是正义的，所以只能让反动派先打第一枪，他打了第一枪，你就可以不限制手段的反压迫，并且百姓也会支持你。

既然革命必须得到多数百姓认同，所以即使你心里不同意改良，你也要让他改良，只有他的失败，才能教育多数百姓，如果你不让他改良，多数百姓不会受到教育，不会彻底丧失信心，你革命成功的社会基础也不会产生。现在如果统治阶级说要改良，你不让他实验，还会使统治者找到借口来消灭你。现在某些“最革命左派”反对任何合作，非要激进，他们的目的是不是要左派失去合理性呢？如果不让统治者改良就能使革命成功，那列宁为什么等到沙皇的改革失败之后才发动革命呢？戊戌变法失败，使百姓更认同革命了，谭嗣同能跑却不跑，就等于用自己的死来增加革命的合理性；（所以诬蔑革命是拿百姓当炮灰，纯属一派胡言，

革命开始阶段都是谭嗣同、秋瑾、李大钊这些领袖人物用死亡教育百姓，在说是你统治者压迫造成革命，所以要你统治者负责。难道有人抢劫你，你反抗，被他打伤，要你负责？）孙中山要见慈禧提出改良的办法，清廷根本不同意改良，这才使革命具有了合理性；清廷假改良的立宪闹剧表演一下，才教育了群众；孙中山和袁世凯合作，但袁世凯用自己的称帝来回答群众，所以才要革命；蒋介石大屠杀教育了共产党，才使多数群众彻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俄国工人去请愿，被沙皇杀死，这才断了工人的念头，使他们彻底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果清廷、沙皇、袁世凯、蒋介石的丑恶形象没有暴露之前，他们说自己要改好，你不同意他们“改好”，你在群众中的形象就会很坏，所以只有你跟他们合作，才能暴露他们的邪恶。就算他们真的骗人，如果你不同意他们改良实验一下，他们就说：“看看，我要改好，孙中山、列宁、毛泽东这些人却不让，他们要破坏和平，我要抓起来他们”，这时候，多数群众也会反对孙中山等人。列宁等人可能看出来改良不会成功，但他们还是要让当时的政府改良，如果列宁等人不同意改良，那就会使革命失去合理性，革命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人支持了。比如，一个有点坏的壮汉拿着突击步枪剥削我们10多个人，我想推翻这壮汉，但壮汉的坏还没有完全暴露，并且他承诺要改好，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就会对他抱有希望，如果我反对他改一下试试，别人会埋怨我，也就不会冒险帮助我，我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得不到另外那些人的支持，我能打过拿着突击步枪的壮汉吗？

我说要先支持改良，可能极右会来钻空子，他们会说：“看吧，我们就是要改良，所以你们不能革命。”极右派反革命的理由是：我要改良，所以你不能革命。我告诉极右势力，你们这都是胡说八道！百姓给你一次机会，但你的改良如果失败了，你就失去了合法性，革命就具有了合理性；给改良的机会只有一次，不能打着改良的旗号永远下去。

有的人把改良和革命对立起来，这是错的。应该即认同革命，也支持改良，不同的情况应该用不同的办法来处理。先试验改良，等改良失败了就革命，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历史上都是因为各种改革的失败（比如宋朝和明朝），导致人们对改革彻底丧失信心，革命才会成为必然！某些“最彻底革命派”有一点很奇怪，当官僚们推行私有化国企、物权法、新自由主义政策时候，他们也没怕群众上当，也不这么气急败坏的反对，可是当薄熙来等人稍微左转打黑、中央电视台唱东方红的时候，他们就赶紧说“那都是欺骗手段，不能相信”，他们气急败坏的反对，这种表现让人很难理解。

看看现在反对改良的都是哪些人呢？他们反对改良是为什么呢？有啥特点呢？

极右派的奸细：他们为了把革命消灭在萌芽当中，就在很多群众还对改良抱有希望的情况下，鼓动左派激烈的行动，如果左派上当，就会使革命失去合理性，让普通百姓觉的这些革命者是“暴徒”，应该消灭他们（你在北伐之前就激烈的要杀了蒋介石，那你就会被当做罪犯消灭，到了412之后你反蒋介石，你才有了合理性）；他们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鼓励极端，这才能彻底替统治者把革命扼杀，这种人就跟当年一些反文革的人故意打着拥护的旗号去打砸抢差不多；他们让革命者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走极端，就破坏了革命者在普通百姓中的形象，这是一个在精神上彻底扼杀革命思想的好方法。

真正的左派人士：他们怕群众被欺骗，他们很着急，这种人是好人。

民运分子等极右势力和他们的党内同伙：他们怕改良真的成功了，真改回了社会主义，那他们颜色政变完蛋了。（他们嘴里说的改良是假的，他们是打着改良的旗号，不让群众队他们革命）

反改良的主要是以上三种人。

如果以后有奸细鼓动我们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去激烈“革命”，那你就问问他，“如果改良成功了更好，如果不成功，我们再去革命也不晚，这有什么不好呢？”

文革时候，那些反文革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做坏事，故意丑化文革的形象，后来极右势力还是“打着左旗走右路”破坏革命红旗的形象，现在他们又伪装成左派来搞破坏，难道我们总是被动防御吗？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所以我们应该以右派的面目出现，说一些极端的话，并且用右派的理论在他们内部挑起争论，造成他们分裂。有人会说，你都这么说，右派能不防备吗？我说了，他虽然看到了，但是他无法分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照样能造成他们的混乱。我们也要打着右旗，故意破坏他们的形象。

总之世界是运动的，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我觉得对改良也要灵活对待，不能一味的反对；改良的失败是革命成功之母，所以不让统治者改良，或者在他们改良没有失败之前就去激进革命，就等于破坏革命，这会让革命彻底失败；你真想让革命成功，你就要同意他改良，并且等待

温和改良与暴力革命再谈世界政治论文作者：本站来源：网络发布时间：2006-9-23 20:42:00 发布人：admin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值得人们一想再想，左想右想。以前我已经就这个话题说过一些想法，我想就这个话题再说一些。

我想主要围绕这些核心来谈这个话题：历史与时代，宽容与可能，农业道德到现代，中国国情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多暴力革命的国家，这方面我在《紫色偏执批判》中对中西方政治演化进行了集中历史对比，事实非常清楚。无论原因在于基督教对西方民众的麻醉作用，还是中国人更有愤青传统，事实是：西方的相对和平的社会生活给他们的休养生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在更短的历史条件下却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发展，远远把一些古老的国家甩在后面，以至于在今天“西方”几乎等同“先进”就是一个明证。中国的多暴力特征在上个世纪依然存在，但是站在新世纪的门槛，“改良”这个词汇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改良”有可能替代“革命”吗？

改良的实质我认为是宽容，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观的体现。在一个不宽容的社会环境与一个不理性的时代，改良思想的流行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宽容不是狭隘的政治性宽容，一定是更为宽泛的文化的宽容。我注意到在我自己所经历过的文革中一切逻辑是非黑即白的，是不宽容的。甚至在文革之后的环境也是不宽容的。但是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无论形成文字的具体条文怎么规定，但文化中的宽容几乎已成定局，我们可以挑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象征来分析一下。以往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单位选主持人一定是字正腔圆、相貌端正，尤其重要的还有符合传统审美的面条体型。但是半边天栏目中体态丰满的孙越（？）与后来出现的满口南方口音的孙仪伟打破了多少年的传统。我认为这个文化的象征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它说明了一种传统的突破，一种单一指标的废弃，更可喜的是，这个选择被大众接受了！甚至后者的意义超过了前者的意义，因为一个社会的宽容说到底是民众的宽容。

这里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改良与传统的其中一个分别就是：改良者之间部分人是认同政府就是民众的一个体现，政府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们认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所以改良政府和制度首先是改良民众；从而导致改良派的眼睛是朝下的，把关注点放在民众身上，因为民众提高了政府与制度自然就水涨船高了。实际上改良派就是宽容派，他知道任何政府与任何制度都是等待改良的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完美的政府与完美的制度，不完美的政府与不完美的制度是历史的常态。革命派相反，觉得政府是天然的坏蛋，是与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政府是“异者”，政府之失误与“我”无关，与民众素质无关，政府的任何失误都是由其反动性所决定了的。那么假如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革命就是必须的了，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不计，即便流血、即便动乱、即便鱼死网破也要争一个革命者的名义和勇气。我说，革命的实质是一种道德支撑。革命者抨击改良主义者最常见的手法不是别的，正是从道德角度挑起就可见其端倪。革命者最常用攻击改良主义的词汇是：顺民，奴才，既得利益

者，当权者，献媚者，软骨头等等。所有这些指向都是道德的，没有一个是理性的历史观或哲学观或文化观。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罕见的暴力革命频繁的国家可能有无数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我一直说，农业国家必定是个道德国家，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一直是道德国家。这个道德文化传统对于“革命”的（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支持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可以显示自己“硬骨头”、“英雄豪杰”、“大义灭亲”、“大义凛然”、“不惜牺牲”、“铁肩担道义”、“同情下层”等机会面前，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人能够拒绝这些概念的诱惑的。可以说，相当多的人是以“勇敢”和“敢于牺牲”来代替逻辑上的思考的。那么当一个时代渐渐走出农业时代之际，局面怎么样呢？

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结果。道德框架彻底坍塌，不仅在世俗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在政治社会领域同样得到了验证。道德影响力的削弱给理性思考留出了空间，当一个人在思索社会问题的时候可以只考虑逻辑与历史的经验，道德不再成为支撑同时也不再成为理性的障碍。改良在这个情势下在中国的抬头是非常合理的。

中国由一个标准的农业社会向一个经济商品社会的过度，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个中国人传统上所缺乏的思维：效率。农业时代的标准是道德，经济时代的标准是撇除了道德考量的效率。那么很明显，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上，一个经济时代的人不可能象农业时代的人那样去思考，社会的变革首先要考虑的不是绝对正义、不是理想主义、不是道德伸张，而是效率算计。假如可以在讨价还价中换取效益，就决不冒险砸盘甩手走人，因为商业时代中的人其任何目的都变为效益增长，不是赌气、不是逞能、不是英雄主义。

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许多因素的集合，近5000年的历史发展都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状态下延续下来的，就在上个世纪开始，中国人第一次大范围地向西方开放。接受与质疑西方是中国上个世纪公开与隐蔽的要题。今天再来讨论西化问题我觉得是幼稚的，中国已经西化，并且相当彻底，所存在的问题只是接受土壤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改良问题，这个大潮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已经势不可挡地来临了。而改良与革命的话题讨论多少是这个西化的一个尾声，并且也是西化的结果，因为我在文章开头的地方已经说了，西方在历史上是一直“改良”的，只有中国才是一直“革命”的。并且，综观历史，只有野蛮的国家与地区才喜欢动辄“革命”。毕竟革命意味着流血。

假如要我继续撕开“改良”的真相，我倒是要提醒每一个准备做改良主义的人说，你要做好背上“不道德”名誉的心理准备，因为作为改良主义者你就无法做一个顾全下层、同情下层的理想主义者，你告诉那些在历史车轮下扭曲的心灵时只能抚慰他们以“忍耐”以及“这世界没有绝对公平”这样看似无力几乎让你脸红的劝说，而能够验证你良知的既不可能有物证也不可能有人证。但我同时也想告诉，勇敢地做一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这本身你有可能已经对这个国度做出了应该有的贡献。在有道德传统的国家里做一个改良主义者向来不比一个革命者更容易，因为他们首先要习惯于不嫉妒那些革命者三言两语就换取的民众掌声。最后我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国有可能改良战胜革命吗？我个人的回答是：这个答案就在中国民众的手里。更保险一点的答案是，这个答案就看上面几方面的发展与平衡，关键词是：宽容与理性，历史的反省，道德与效益增长。

无论如何，在今天这个话题的凸起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必然。所以，我认为起码在思想上中国人的改良主义恐怕是要日渐占据上风的。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中国的前途，在今天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注意，我说的这个转型不是现在大家口头上说的狭义的转型，是放在几千年历史背景之下广义上的文化大转型。能否顺利过度到一个和以往中国历史都不同的时期，那要么是看中国人的运气，要么看中国人的智慧了。一切都与道德与勇气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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