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宏观调控
杨来科(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职博士生, 广东商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内容提要: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宏观经济政策既是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原因, 又是经济波动的治理工具。本文中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关性作了分析, 并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特异性
经济的波动与循环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经济的循环有良性循环与非良性循环之分。所谓良性循环, 是指经济的上下波动以及物价的水平被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 总的经济态势比较平稳、均衡。所谓非良性循环, 是指经济的上下波动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 经济运行大大偏离了均衡增长的轨道, 而呈现出严重震荡、大起大落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故而总是难免陷入“忽热忽冷、冷热交替”的怪圈。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 理论界看法不一。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特异性分析
自１９７８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我国经济共经历了四个波动周期(其中第四次仍未完成, 如图一) 。这四次经济周期分别是:
第一次周期,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到１９８４年结束, 历时七年。此次周期的峰值出现在１９８４年, 经济增长率为１５．３%；波谷出现在１９８１年, 经济增长率为４．４%;该次周期的平均增长率为９．４３%，波幅为１０．９个百分点。
第二次周期, 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 波长为三年。波峰为１９８５年，经济增长率为１３．３%;波谷为１９８６年, 经济增长率为８．５%;周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１．０７%，波幅为４．８个百分点。
第三次周期,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至１９９２年, 波长为五年。波峰为１９９２年, 经济增长率为１４%;波谷为１９９０年, 经济增长率为３．９%;周期的平均增长率为８．３６%,波幅为１０．１个百分点。
第四次周期,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至今。波峰为１９９３年, 增长率为１３．２%，波谷尚未出现，波幅至少为６．２个百分点（以１９９９年经济增长率为７%计算）。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四次经济周期特征来看, 我国历次经济波动都呈现出一种非良性循环特异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 周期波动次数频繁。改革开放短短２０年间就出现了四次波动, 平均每５年一次, 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的经济波动次数比较频繁。二战以来, 美国共经历了５次经济周期, 平均每次周期的持续时间为９．２年, 约１１０个月。从１９８０年至今共经历三次波动周期, 除第一次周期(１９８０年１月至１９８１年７月) 波长较短外, 后两个周期都很长。其中, 第二个周期(从１９８１年７月到１９９１年９月) 波长为１１０个月, 约９．２年, 第三个周期从１９９１年９月至今, 已经延续了１０５个月, 而且这一周期还将会延续一段时间①。韩国和台湾自８０年代以来也都只经历了３次经济周期, 平均波长为７年②。再看看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印度, 自１９８０年以来, 印度仅经历２次经济周期, 其中第一次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２年, 长达１２年, 第二次从１９９２年至今尚未结束③。
第二, 周期振荡比较剧烈。四次周期, 除第二次周期的振幅比较小(为４．８个百分点) 外, 其他三次周期的波幅都比较大, 其中第一、三次周期的振幅都在１０个百分点以上。第四次周期现在仍在继续的周期, 但振幅至少不会低于６．２个百分点。而美国自１９８２年以来国内生产总体的增长率波动很小, 经济的周期性特征逐渐淡化, 尤其是１９９２年以来, 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一直在３．９%～１．９%之间, 增长率的平均数为２．８６%,波幅仅为２个百分点, 经济的运行是相当平稳的。
第三, 在各次周期中, 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年份多而上升的年份少。四次波动共２０年中, 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年份有１４年, 而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年份仅６年，总的下降时间与扩张时间的比例为１:０．４３。相比而言, 美国在自１９８１年７月至今(１９９９年６月) 的两次周期中, 总的收缩时间为２２个月(第一次１６个月, 第二次６个月), 而总的扩张期却超过１９２个月(其中第一次为９３个月, 第二次已经超过９９个月), 总的收缩与扩张时间之比为１:８．７３④。美国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比我国要长得多。
第四, 经济周期中物价波动的幅度很大。虽然, 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周期相比, 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要平缓得多, 但物价的波动却变得更加剧烈。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周期中, 物价的波动幅度相当大。我国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８年，通货膨胀率平均约为６．７１%,其中最高值为２１．７%，最低值为-１．５%，两者相差２３．２个百分点。而美国自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１年, 通货膨胀率平均为４．１%,最高值为６．２%,最低值为１．９%，二者仅差４．３个百分点; 自１９９２年以来通货膨胀率则更是控制在３%以内。印度自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１年, 通货膨胀率最高值为１３．５%，最低值为６．１%，二者相差也仅为７．４个百分点。
二、波动的特异性与调控的特异性之间的相关性
哈伯勒在其著名的《繁荣与萧条》一书中, 曾经对经济的周期波动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可以把经济体系比作一个钟摆或一个摇椅。这把摇椅从外面受到的刺激(冲力), 即使极端地无规律, 也未尝不可以使它作相当有规律的摆动(此外, 我们还可以想象, 这把摇椅有一种机械装置, 使它在没有外在力量的影响时也在摆动) 。因此, 我们在解释摇椅的动态时, 对两种因素应加以区别:一种是摇椅自身的结构, 还有一种是来自外界的刺激, 前者是内生因素（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 后者是外生因素(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 。”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从其形成的角度看, 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经济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所产生的基本波; 二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外生冲击作用于内生波动之上而产生的叠加波。外生因素是打破经济的稳定态势和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 而内生因素是稳定经济, 使之规律性运动的力量。一般而言, 外生因素或外部冲击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消费结构、消费模式等的变化, 战争, 人口的变动, 国际市场的变化等等。其中,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最重要的外生冲击。内生因素或内生变量主要包括: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 市场结构, 人口结构, 需求结构等。无论是外生因素, 还是内生因素, 都对经济波动的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之所以呈现出一种非良性循环特征, 虽然与转型时期经济本身的波动性较强有关, 但是, 也与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运用不当紧密相关。
(一) 外生冲击过强:猛放与急收交替进行。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 我们很容易发现, 经济的起伏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比较剧烈, 是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过猛, 所产生的外部冲击过强不无关系的。可以说, 在投资政策与货币政策上的猛放与急收是导致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主要体现在:(１) 投资率的剧烈波动促成了经济的飓热与骤冷, 其结果是, 经济周期表现为短促的扩张期与慢长的衰退期相搭配的不良组合。长期以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靠大量的投资来推动, 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的投资率不仅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而且也高于印度等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见图二) 。与此相适应, 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大大高于美国的波动幅度, 并明显高于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２)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剧烈变动引发了通货膨胀率的剧烈波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非常剧烈的(见图三), 这种变动决定了这段时期我国的物价波动也是较为剧烈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物价增长率变动之间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一般而言, 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同时或是一两年之后, 通货膨胀率必然会上涨。从图三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的异常变动是导致物价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１９８８年与
１９９４年出现的两次物价异常上涨是与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以及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货币的超量投放直接相关的。
(二) 政策本身对经济的稳定效果较差:熨平及减振效果不佳。
首先, 产业政策的偏差导致经济结构调整不力, 经济结构层次低, 不合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根源在于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和重置, 因此, 周期性波动一般以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第三产业由于本身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小, 期投入产出中的物质因素比重小, 受经济波动的冲击较小。而且, 第三产业由于其容纳的劳动力数目较多, 在经济衰退期可以吸纳物质生产部门失业的劳动力, 从而成为稳定经济的一股内在力量。比如:美国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衰退中, 物质产品价值下降了１３８亿美元(以１９８２年美元计), 而第三产业、服务业产值却上升了１２０亿美元; 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的衰退中, 物质产品价值下降了５００亿美元, 而服务业产值却上升了６７７亿美元; 美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在战后的所有危机期间平均增长了２．１%,这些都是与物质产品部门恰恰相反的⑥。然而,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重物质而轻劳务的思想, 使我国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比较低。到１９９７年, 我国经济中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３４．３%,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总就业人口的２６．４%。相比之下, 美国早在１９８４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占总就业人数的７０．５%；１９８５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６０%。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比较低, 因此第三产业对经济衰退的缓冲效果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
其次,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使我国经济的外向度不断提升, 也使得我国经济更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传导效应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进出口的不断上涨,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上升。到１９９５年,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４０%,对外开放度已经达到２５．３%，与同是人口资源大国的美国、巴西、印度等国相比,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外向度都是最高的。由于经济的开放度和外向度的不断高, 我国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 从而, 我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传导作用就越来越明显。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国内需求及外贸出口的深刻影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三) 政策的前瞻性、预见性差:缺乏预调节, 不能有效缓冲周期的惯性。一般来说, 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 这种惯性表现为, 一种经济变化趋势一旦确立, 就会持续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外界力量的干预, 这种惯性运动要到形成这种惯性运动的推力完全消失时, 才能停止。因此, 在进行经济调控时, 必须注意经济运行的这种惯性特征, 必须注意在这种惯性发展之前, 通过外力使其消失。这就要求经济调控政策必须具有一种前瞻性、预见性, 必须在惯性的消极作用产生之前对其予以控制, 否则, 可能因政策操作迟钝而导致不良后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波动的非良性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调功能差相关的。比如: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在１９９０年走出低谷后开始不断上升, １９９１年为２．９%,１９９２年为５．４%,１９９３年猛升为１３%,此时政府应当意识到经济扩张及通货膨胀的惯性, 不应继续执行“大起”的策略, 而应当适当控制投资的增长率。但实际上, １９９３年投资的增长率却猛升至６１．８%,其结果导致了１９９４年２１．８%的通货膨胀率。再比如:从１９９６年年中开始, 通货膨胀率已经被控制在经济增长率以下(１９９６年经济增长率为９．７%,而通货膨胀率为６%)。此时, 高层决策者应该意识到物价变动的惯性力量, 应当及时调整紧缩政策。然而, 政府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继续进行猛烈的紧缩政策。１９９７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下降到８．８%的水平, 比１９９３年的６１．８%的增长率下降了５３个百分点, 同时货币供应量也继续下降。这些政策加剧了物价与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 其结果是１９９７年ｇｄｐ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分别继续走低, 分别为８．８%和０．８%。此时, 经济收缩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 尤其是零售物价上涨率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开始已经持续低于零值以下。而可惜的是, 高层决策者仍然没有认识到这种惯性的存在, 政策操作方向不是抑制这种惯性, 而是继续实行适度从
紧政策。１９９８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量ｍ１从绝对量上看, 竟然比年初下降了１０００多亿元, 这是历史上所未曾出现过的; 与１９９７年同期相比, ｍ１也仅仅增长了８．７%，是９０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⑦。其结果, 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 到目前为止, 物价已经连续下跌了２０个月之久。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 经济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是调节经济波动的重要手段, 而且它本身也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 选择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于稳定国民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在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上, 一定要明确调控目标。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多重的, 而且在发展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最终的目标归结为两个:一是经济增长; 二是经济稳定, 主要是物价稳定。作为一国的高层决策者, 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发展阶段及经济运行状况, 平衡各种因素, 以选择自己的目标重点。笔者认为, 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并不是互相对立, 如果政策处理得当, 是可以兼顾的。但是, 如果政策运用不当, 则可能转化为一对矛盾。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带来经济的不稳定, 而稳定经济的政策又常常会抑制经济的快速成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为了追赶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 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较为猛烈的刺激经济的手段, 其结果常常是经济的剧烈振荡; 而在比较成熟的经济中, 由于资源及市场的限制, 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一般不大可能实现, 相应地经济的波动也就比较平缓。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尽管快速增长可能引起经济的较大的波动, 但在稳定与增长的关系上仍应以增长为主, 只要经济是不断增长的即使有一定的波动也是可取的。如果为了稳定而损害了增长, 则得不偿失。相反, 对于一个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 尽管经济的波动性本身并不大, 但由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对于物价上涨及失业率比较敏感, 对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差, 因而在增长与稳定的关系上一般都以稳定为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迫切需要发展的情况下, 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毫无疑问要以增长为主要目标。追求经济的稳定是很重要的, 也是必要的, 但不能损害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出现稳定而不发展的局面。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来看, 每当出现较高的物价水平时, 政府就要实行紧缩, 要进行“着陆”。“着陆”并没有错, 关健是要弄清楚到底何为“着陆”? 是不是一定要将通货膨胀率压低到零才算“着陆”? 笔者认为, “着陆”的标准应该有两条:一是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 二是通货膨胀率未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水平⑧。物价上涨率高并不可怕, 只要它不高于经济增长率。事实上, 很多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都经济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比如:韩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通货膨胀率也很高。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７８年, 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９．７%,而通货膨胀率却高达１７．７%⑨。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着陆”过程中, 我国政府似乎过于强调物价的低增长, 导致过度紧缩, 其结果, 经济虽然“着陆”了, 但却“死机”了, 难以再启动。经济稳定的目标实现了, 但却损害了经济增长, 甚至导致了衰退。
(二) 注意政策使用的力度, 控制外生冲击。市场机制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机制, 它对于价格、投资、货币供应量等信息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所以, 政府在进行宏观决策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政策使用的力度, 要多用“微调”方式。政策运用既要到位, 又不能过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非良性特征, 是与政策力度把握不准, 造成较强的外部冲击有很大关系的。“山高谷深”、“树高影长”, 盲目的扩张, 使得在经济波动的扩张期过度耗尽了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 严重损害经济正常运行的各种均衡关系, 从而必然导致过深、过长的“大落”。
(三) 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调整产业政策及对外开放政策, 强化宏观经济政策自身的稳定功能。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对经济的稳定功能不强, 不能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非良性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 要保证经济的良性循环, 就必须完善财政管理体
制, 调整产业政策及对外开放政策, 以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稳定效应。首先, 改革原有的财政政策体系, 增强其“自动稳定器”的效能。由于政府采购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尚未完全建立, 使得宏观财政政策本身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在我国难以有效发挥。所以,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完善我国财政管理体制, 是减轻我国经济振荡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 调整产业结构政策, 提高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前面已经讲到,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般以物质生产部门为主, 因此, 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 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就越不明显, 所以, 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 是抑制经济非良性波动的途径。再次, 调整对外开放政策, 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度。在推动我国经济不断走向世界的同时, 要注意防范国际性经济波动的传导及波及。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 世界各国间的经济交往及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 实现经济的快速成长。因此, 我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使我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实行对外开放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 虽然, 对外开放可以利用国外资本及国际市场, 但不能操之过急, 应当一步一步稳健地展开。
(四) 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时机, 注意采用预调节。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一大特点就是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变动, 必然要经过一定的传导机制才能转换成价格信号, 而价格信号的变动通过风险和收益相应的调整,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就会作出反应, 进而引起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变动。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到总需求的变动, 中间存在一个曲折的作用过程, 而从总需求或总支出到最终目标变量(经济增长或物价稳定) 之间还有一个作用过程。所以, 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具有一种明显的惯性作用及时差效应。因此, 作为宏观决策者, 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要有一定的预见性, 要能够预测到经济运行的未来趋势, 预见到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后果, 从而采取相应的预调节措施。以政策的前瞻性来控制其效果的滞后性及政策作用的时间差。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现象就是由于宏观决策者们在我国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负增长之前, 没有意识到紧缩政策的滞后效果, 而错误地认为紧缩尚未到位, 从而没有能够及时地在“紧缩”与“放松”政策之间实现适时地“切换”而导致。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值得反思的。
●注释:
①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７８页。
②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９页。
③刘树成等:《印度的经济增长、波动与改革》,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④根据石景云的《经济增长与波动》一书第１７８页提供的数据整理得出。
⑤哈伯勒：《繁荣与萧条》,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８年版, 第２６页。
⑥闻潜:《宏观调控方式的国际比较研究》, 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⑦于学军:《１９９８年货币政策效用解析》, 《经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⑧［美］唐·帕尔伯格在其《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一书第７０页中指出, 根据ｐ．卡甘的主张, 恶性通货膨胀一般定义为每月价格上涨超过５０%。
⑨邱崇明:《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比较研究》, 第１７６页, 中国发展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宏观调控
杨来科(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职博士生, 广东商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内容提要: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宏观经济政策既是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原因, 又是经济波动的治理工具。本文中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关性作了分析, 并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特异性
经济的波动与循环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经济的循环有良性循环与非良性循环之分。所谓良性循环, 是指经济的上下波动以及物价的水平被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 总的经济态势比较平稳、均衡。所谓非良性循环, 是指经济的上下波动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 经济运行大大偏离了均衡增长的轨道, 而呈现出严重震荡、大起大落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故而总是难免陷入“忽热忽冷、冷热交替”的怪圈。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 理论界看法不一。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特异性分析
自１９７８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我国经济共经历了四个波动周期(其中第四次仍未完成, 如图一) 。这四次经济周期分别是:
第一次周期,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到１９８４年结束, 历时七年。此次周期的峰值出现在１９８４年, 经济增长率为１５．３%；波谷出现在１９８１年, 经济增长率为４．４%;该次周期的平均增长率为９．４３%，波幅为１０．９个百分点。
第二次周期, 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 波长为三年。波峰为１９８５年，经济增长率为１３．３%;波谷为１９８６年, 经济增长率为８．５%;周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１．０７%，波幅为４．８个百分点。
第三次周期,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至１９９２年, 波长为五年。波峰为１９９２年, 经济增长率为１４%;波谷为１９９０年, 经济增长率为３．９%;周期的平均增长率为８．３６%,波幅为１０．１个百分点。
第四次周期,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至今。波峰为１９９３年, 增长率为１３．２%，波谷尚未出现，波幅至少为６．２个百分点（以１９９９年经济增长率为７%计算）。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四次经济周期特征来看, 我国历次经济波动都呈现出一种非良性循环特异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 周期波动次数频繁。改革开放短短２０年间就出现了四次波动, 平均每５年一次, 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的经济波动次数比较频繁。二战以来, 美国共经历了５次经济周期, 平均每次周期的持续时间为９．２年, 约１１０个月。从１９８０年至今共经历三次波动周期, 除第一次周期(１９８０年１月至１９８１年７月) 波长较短外, 后两个周期都很长。其中, 第二个周期(从１９８１年７月到１９９１年９月) 波长为１１０个月, 约９．２年, 第三个周期从１９９１年９月至今, 已经延续了１０５个月, 而且这一周期还将会延续一段时间①。韩国和台湾自８０年代以来也都只经历了３次经济周期, 平均波长为７年②。再看看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印度, 自１９８０年以来, 印度仅经历２次经济周期, 其中第一次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２年, 长达１２年, 第二次从１９９２年至今尚未结束③。
第二, 周期振荡比较剧烈。四次周期, 除第二次周期的振幅比较小(为４．８个百分点) 外, 其他三次周期的波幅都比较大, 其中第一、三次周期的振幅都在１０个百分点以上。第四次周期现在仍在继续的周期, 但振幅至少不会低于６．２个百分点。而美国自１９８２年以来国内生产总体的增长率波动很小, 经济的周期性特征逐渐淡化, 尤其是１９９２年以来, 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一直在３．９%～１．９%之间, 增长率的平均数为２．８６%,波幅仅为２个百分点, 经济的运行是相当平稳的。
第三, 在各次周期中, 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年份多而上升的年份少。四次波动共２０年中, 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年份有１４年, 而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年份仅６年，总的下降时间与扩张时间的比例为１:０．４３。相比而言, 美国在自１９８１年７月至今(１９９９年６月) 的两次周期中, 总的收缩时间为２２个月(第一次１６个月, 第二次６个月), 而总的扩张期却超过１９２个月(其中第一次为９３个月, 第二次已经超过９９个月), 总的收缩与扩张时间之比为１:８．７３④。美国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比我国要长得多。
第四, 经济周期中物价波动的幅度很大。虽然, 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周期相比, 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要平缓得多, 但物价的波动却变得更加剧烈。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周期中, 物价的波动幅度相当大。我国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８年，通货膨胀率平均约为６．７１%,其中最高值为２１．７%，最低值为-１．５%，两者相差２３．２个百分点。而美国自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１年, 通货膨胀率平均为４．１%,最高值为６．２%,最低值为１．９%，二者仅差４．３个百分点; 自１９９２年以来通货膨胀率则更是控制在３%以内。印度自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１年, 通货膨胀率最高值为１３．５%，最低值为６．１%，二者相差也仅为７．４个百分点。
二、波动的特异性与调控的特异性之间的相关性
哈伯勒在其著名的《繁荣与萧条》一书中, 曾经对经济的周期波动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可以把经济体系比作一个钟摆或一个摇椅。这把摇椅从外面受到的刺激(冲力), 即使极端地无规律, 也未尝不可以使它作相当有规律的摆动(此外, 我们还可以想象, 这把摇椅有一种机械装置, 使它在没有外在力量的影响时也在摆动) 。因此, 我们在解释摇椅的动态时, 对两种因素应加以区别:一种是摇椅自身的结构, 还有一种是来自外界的刺激, 前者是内生因素（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 后者是外生因素(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 。”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从其形成的角度看, 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经济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所产生的基本波; 二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外生冲击作用于内生波动之上而产生的叠加波。外生因素是打破经济的稳定态势和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 而内生因素是稳定经济, 使之规律性运动的力量。一般而言, 外生因素或外部冲击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消费结构、消费模式等的变化, 战争, 人口的变动, 国际市场的变化等等。其中,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最重要的外生冲击。内生因素或内生变量主要包括: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 市场结构, 人口结构, 需求结构等。无论是外生因素, 还是内生因素, 都对经济波动的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之所以呈现出一种非良性循环特征, 虽然与转型时期经济本身的波动性较强有关, 但是, 也与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运用不当紧密相关。
(一) 外生冲击过强:猛放与急收交替进行。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 我们很容易发现, 经济的起伏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比较剧烈, 是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过猛, 所产生的外部冲击过强不无关系的。可以说, 在投资政策与货币政策上的猛放与急收是导致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主要体现在:(１) 投资率的剧烈波动促成了经济的飓热与骤冷, 其结果是, 经济周期表现为短促的扩张期与慢长的衰退期相搭配的不良组合。长期以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靠大量的投资来推动, 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的投资率不仅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而且也高于印度等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见图二) 。与此相适应, 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大大高于美国的波动幅度, 并明显高于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２)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剧烈变动引发了通货膨胀率的剧烈波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非常剧烈的(见图三), 这种变动决定了这段时期我国的物价波动也是较为剧烈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物价增长率变动之间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一般而言, 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同时或是一两年之后, 通货膨胀率必然会上涨。从图三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的异常变动是导致物价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１９８８年与
１９９４年出现的两次物价异常上涨是与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以及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货币的超量投放直接相关的。
(二) 政策本身对经济的稳定效果较差:熨平及减振效果不佳。
首先, 产业政策的偏差导致经济结构调整不力, 经济结构层次低, 不合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根源在于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和重置, 因此, 周期性波动一般以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第三产业由于本身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小, 期投入产出中的物质因素比重小, 受经济波动的冲击较小。而且, 第三产业由于其容纳的劳动力数目较多, 在经济衰退期可以吸纳物质生产部门失业的劳动力, 从而成为稳定经济的一股内在力量。比如:美国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衰退中, 物质产品价值下降了１３８亿美元(以１９８２年美元计), 而第三产业、服务业产值却上升了１２０亿美元; 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的衰退中, 物质产品价值下降了５００亿美元, 而服务业产值却上升了６７７亿美元; 美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在战后的所有危机期间平均增长了２．１%,这些都是与物质产品部门恰恰相反的⑥。然而,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重物质而轻劳务的思想, 使我国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比较低。到１９９７年, 我国经济中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３４．３%,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总就业人口的２６．４%。相比之下, 美国早在１９８４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占总就业人数的７０．５%；１９８５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６０%。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比较低, 因此第三产业对经济衰退的缓冲效果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
其次,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使我国经济的外向度不断提升, 也使得我国经济更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传导效应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进出口的不断上涨,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上升。到１９９５年,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４０%,对外开放度已经达到２５．３%，与同是人口资源大国的美国、巴西、印度等国相比,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外向度都是最高的。由于经济的开放度和外向度的不断高, 我国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 从而, 我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传导作用就越来越明显。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国内需求及外贸出口的深刻影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三) 政策的前瞻性、预见性差:缺乏预调节, 不能有效缓冲周期的惯性。一般来说, 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 这种惯性表现为, 一种经济变化趋势一旦确立, 就会持续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外界力量的干预, 这种惯性运动要到形成这种惯性运动的推力完全消失时, 才能停止。因此, 在进行经济调控时, 必须注意经济运行的这种惯性特征, 必须注意在这种惯性发展之前, 通过外力使其消失。这就要求经济调控政策必须具有一种前瞻性、预见性, 必须在惯性的消极作用产生之前对其予以控制, 否则, 可能因政策操作迟钝而导致不良后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波动的非良性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调功能差相关的。比如: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在１９９０年走出低谷后开始不断上升, １９９１年为２．９%,１９９２年为５．４%,１９９３年猛升为１３%,此时政府应当意识到经济扩张及通货膨胀的惯性, 不应继续执行“大起”的策略, 而应当适当控制投资的增长率。但实际上, １９９３年投资的增长率却猛升至６１．８%,其结果导致了１９９４年２１．８%的通货膨胀率。再比如:从１９９６年年中开始, 通货膨胀率已经被控制在经济增长率以下(１９９６年经济增长率为９．７%,而通货膨胀率为６%)。此时, 高层决策者应该意识到物价变动的惯性力量, 应当及时调整紧缩政策。然而, 政府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继续进行猛烈的紧缩政策。１９９７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下降到８．８%的水平, 比１９９３年的６１．８%的增长率下降了５３个百分点, 同时货币供应量也继续下降。这些政策加剧了物价与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 其结果是１９９７年ｇｄｐ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分别继续走低, 分别为８．８%和０．８%。此时, 经济收缩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 尤其是零售物价上涨率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开始已经持续低于零值以下。而可惜的是, 高层决策者仍然没有认识到这种惯性的存在, 政策操作方向不是抑制这种惯性, 而是继续实行适度从
紧政策。１９９８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量ｍ１从绝对量上看, 竟然比年初下降了１０００多亿元, 这是历史上所未曾出现过的; 与１９９７年同期相比, ｍ１也仅仅增长了８．７%，是９０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⑦。其结果, 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 到目前为止, 物价已经连续下跌了２０个月之久。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 经济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是调节经济波动的重要手段, 而且它本身也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 选择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于稳定国民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在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上, 一定要明确调控目标。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多重的, 而且在发展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最终的目标归结为两个:一是经济增长; 二是经济稳定, 主要是物价稳定。作为一国的高层决策者, 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发展阶段及经济运行状况, 平衡各种因素, 以选择自己的目标重点。笔者认为, 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并不是互相对立, 如果政策处理得当, 是可以兼顾的。但是, 如果政策运用不当, 则可能转化为一对矛盾。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带来经济的不稳定, 而稳定经济的政策又常常会抑制经济的快速成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为了追赶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 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较为猛烈的刺激经济的手段, 其结果常常是经济的剧烈振荡; 而在比较成熟的经济中, 由于资源及市场的限制, 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一般不大可能实现, 相应地经济的波动也就比较平缓。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尽管快速增长可能引起经济的较大的波动, 但在稳定与增长的关系上仍应以增长为主, 只要经济是不断增长的即使有一定的波动也是可取的。如果为了稳定而损害了增长, 则得不偿失。相反, 对于一个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 尽管经济的波动性本身并不大, 但由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对于物价上涨及失业率比较敏感, 对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差, 因而在增长与稳定的关系上一般都以稳定为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迫切需要发展的情况下, 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毫无疑问要以增长为主要目标。追求经济的稳定是很重要的, 也是必要的, 但不能损害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出现稳定而不发展的局面。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来看, 每当出现较高的物价水平时, 政府就要实行紧缩, 要进行“着陆”。“着陆”并没有错, 关健是要弄清楚到底何为“着陆”? 是不是一定要将通货膨胀率压低到零才算“着陆”? 笔者认为, “着陆”的标准应该有两条:一是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 二是通货膨胀率未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水平⑧。物价上涨率高并不可怕, 只要它不高于经济增长率。事实上, 很多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都经济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比如:韩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通货膨胀率也很高。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７８年, 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９．７%,而通货膨胀率却高达１７．７%⑨。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着陆”过程中, 我国政府似乎过于强调物价的低增长, 导致过度紧缩, 其结果, 经济虽然“着陆”了, 但却“死机”了, 难以再启动。经济稳定的目标实现了, 但却损害了经济增长, 甚至导致了衰退。
(二) 注意政策使用的力度, 控制外生冲击。市场机制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机制, 它对于价格、投资、货币供应量等信息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所以, 政府在进行宏观决策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政策使用的力度, 要多用“微调”方式。政策运用既要到位, 又不能过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非良性特征, 是与政策力度把握不准, 造成较强的外部冲击有很大关系的。“山高谷深”、“树高影长”, 盲目的扩张, 使得在经济波动的扩张期过度耗尽了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 严重损害经济正常运行的各种均衡关系, 从而必然导致过深、过长的“大落”。
(三) 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调整产业政策及对外开放政策, 强化宏观经济政策自身的稳定功能。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对经济的稳定功能不强, 不能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非良性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 要保证经济的良性循环, 就必须完善财政管理体
制, 调整产业政策及对外开放政策, 以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稳定效应。首先, 改革原有的财政政策体系, 增强其“自动稳定器”的效能。由于政府采购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尚未完全建立, 使得宏观财政政策本身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在我国难以有效发挥。所以,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完善我国财政管理体制, 是减轻我国经济振荡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 调整产业结构政策, 提高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前面已经讲到,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般以物质生产部门为主, 因此, 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 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就越不明显, 所以, 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 是抑制经济非良性波动的途径。再次, 调整对外开放政策, 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度。在推动我国经济不断走向世界的同时, 要注意防范国际性经济波动的传导及波及。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 世界各国间的经济交往及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 实现经济的快速成长。因此, 我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使我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实行对外开放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 虽然, 对外开放可以利用国外资本及国际市场, 但不能操之过急, 应当一步一步稳健地展开。
(四) 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时机, 注意采用预调节。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一大特点就是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变动, 必然要经过一定的传导机制才能转换成价格信号, 而价格信号的变动通过风险和收益相应的调整,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就会作出反应, 进而引起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变动。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到总需求的变动, 中间存在一个曲折的作用过程, 而从总需求或总支出到最终目标变量(经济增长或物价稳定) 之间还有一个作用过程。所以, 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具有一种明显的惯性作用及时差效应。因此, 作为宏观决策者, 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要有一定的预见性, 要能够预测到经济运行的未来趋势, 预见到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后果, 从而采取相应的预调节措施。以政策的前瞻性来控制其效果的滞后性及政策作用的时间差。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现象就是由于宏观决策者们在我国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负增长之前, 没有意识到紧缩政策的滞后效果, 而错误地认为紧缩尚未到位, 从而没有能够及时地在“紧缩”与“放松”政策之间实现适时地“切换”而导致。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值得反思的。
●注释:
①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７８页。
②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９页。
③刘树成等:《印度的经济增长、波动与改革》,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④根据石景云的《经济增长与波动》一书第１７８页提供的数据整理得出。
⑤哈伯勒：《繁荣与萧条》,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８年版, 第２６页。
⑥闻潜:《宏观调控方式的国际比较研究》, 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⑦于学军:《１９９８年货币政策效用解析》, 《经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⑧［美］唐·帕尔伯格在其《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一书第７０页中指出, 根据ｐ．卡甘的主张, 恶性通货膨胀一般定义为每月价格上涨超过５０%。
⑨邱崇明:《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比较研究》, 第１７６页, 中国发展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