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邦彦李胜会
经济体制改革 2006年11期
有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话题，经济学界的讨论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主要分为两大研究流派：一是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将收入分配这一关键行为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研究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目前还不多见，至少在国内情况如此。而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一项举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将从动态角度，将收入分配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中外学者的研究发现，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证检验上，多数都是在一个既定的制度环境中进行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不管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支持库兹涅茨倒“U”假说，还是持相反意见，主要是说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1～7] 学者张道根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中主要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作了阐述，并提出了重构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8]
我们暂且不论公平问题，从绝对数上看，总体的收入分配只要是增加，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如克拉克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趋势是：一方面，由于各种动态因素共同作用，劳动的工资以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将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资本以及整个社会结构也不断地向上流动，导致经济不断增长和发展。[9] 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倡导者罗宾逊(Robinson,J.)、卡尔多(Kaldor,N.)和帕西内蒂(Pasinetti,L.)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循环促进的关系，收入分配增长通过增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促进收入增长和重新分配，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质量。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诺斯(North,D.C.)对经济增长理论提出全新的观点。他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专业化和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能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斯还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制度加上所利用的技术，决定了交易和转化成本，因而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获利性与可行性。它们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接了起来，因此，经济的历史绩效主要是一个制度演进的渐进过程。[10] 青木昌彦(Musahiko Aoki,1998)从内生性博弈规则制度论的角度将制度变迁理解为从一种均衡(序列)到另一种均衡(序列)的移动过程，伴随着参与人行动决策规则和他们对于制度共同认知表征(信念)的系统性变化。其中的一种变化方式就是：均衡的变化被认为是由一种法律的共同设计，或者由一类新型的参与人或组织的设计所推动。当现有规则领域的绩效特征是令人满意的，并且参与人也认为在欲望与实际所得之间没有多大的偏差，那么创新变异的影响就是有限的。当参与人普遍感受到各自的主观博弈模型中存在着由一些外在和内在因素共同影响所产生的较大的非均衡时，就会促使参与人同时寻求对主观博弈模型的重新界定。一些在稳定的内在环境和外在状态下无益的变异选择现在变得可行并能带来较高的收益。[11]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都具有多种功能，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因而可以向人们提供多种制度服务，使人们从集体活动中获得某种利益和好处，同时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运行和维护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费用。因此，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人们依据费用效益分析权衡的结果，制度变革也是如此。如果一项制度使人们对它感到满意或满足，这时，对制度服务的需求就等于制度服务的供给，人们既无改变现行制度的动机和要求，也无改变的能力和力量，更不会采取变革的行动。这时的制度状态就是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就是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欲意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其所以出现了不满意或不满足，是由于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净效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盈利机会，这时就会产生新的潜在的制度需求和潜在的制度供给，并造成潜在的制度需求大于实际制度需求，潜在的制度供给大于实际制度供给。人们为了捕捉这种新的盈利机会，就会意欲和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12]
针对收入分配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认为当收入分配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收入分配制度出现非均衡时，此时的制度供给就是一种无效的制度供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从而出现制度变革的需求，直至新的制度出现，重新达到均衡状态。这可以从图1看出。
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应该说传统的按劳分配实现模式与我国传统的产品经济形式和高度集权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大体上是相适应的。这一模式在建国初期对改造旧中国的工资制度、对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笔者收集到的数据，作了自1953～2004年我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的走势图，如图2。从图中可以看到，每次我国一项新的收入分配制度推行初期，都能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速度。根据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情况，可将这段时间大致分为3个阶段：
从1953～1978年为第1阶段。此间传统的产品型收入分配机制——等级工资制占主导地位，① 从该项制度实施之初的几年(1956～1959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自此以后，由于我国进入特殊的历史时期，并且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弊端日益显露，应该说此时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出现非均衡现象，从这时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波动大，而且增长速度显著放慢，这个历史时期一直持续到1978年。
从1978～1991年为第2阶段。此间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初期，并且收入分配制度也开始变革。② 我国改革初期宏观经济的任何显著变动几乎都是体制变革的函数：已取得的成效是新体制促进经济系统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而存在的问题则或是旧体制改革不彻底，或是新旧体制摩擦所致。根据陈宗胜的研究：分配体制和激励机制改革降低了劳动的在职滞存，提高了经济效率，旧体制下低收入水平的平均主义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劳动资源表现为在职滞存。③ 改革以来，劳动收入和各种合理的非劳动收入(要素收入)的提高，加上收入提高中的差别扩大(基尼系数提高)，都使经济效率提高(见图3)。[13] 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虽然消除了以前制度的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仍然不能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大环境，应该说此时的收入分配制度充其量说是处于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调整期，仍然不是一种满意的均衡状态，因此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初表现得比较明显，从1986～1990年的几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
正如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谈到：“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④ 针对以前分配制度实现模式的弊端，说明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安排上已经出现了制度的非均衡，并且制度变革结果所产生的新制度的社会潜在净效益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效益，新制度的个别潜在净效益也大于原有制度的个别净效益，此时既有制度变革的需求，又有制度供给；既有变革的动机，又有变革的能力。变革者必然采取行动，放弃旧的制度安排而选择新的制度安排。这从以后的一系列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事实可以得到证实。
从1992年至今是第3阶段。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阶段，我国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稳定的状态，并且在此间的初期，由于新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行，⑤ 即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到了十六大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⑥ 更加明确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应该说此时的收入分配制度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慢慢适应的过程，此时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有显著地提高。⑦
纵观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过程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每次制度变革初期都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根据所得数据我们又作了1978～2004年间我国职工工资增长率的柱形图，如图4。
按照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进程，我们也把这段历史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1991年为第1阶段，此阶段除了1981、1988、1989年由于通货膨胀原因导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出现负值外，其他年份(除去中间少数几年的波动)职工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实际工资呈现出抛物线的变化趋势，即在制度变革初期推动工资增长率提高，在末期又出现工资增长率放慢的趋势；再看1992年至今的第2阶段，也呈现出两个抛物线的发展趋势，即制度变革初期总能推动工资增长率的上升，然后慢慢放慢，等待新的政策或制度发展时，又推动工资增长率的上升，如图5所示。这种趋势与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说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我国的工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具有动态一致性。
三、结束语
本文尝试把收入分配纳入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以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进程为研究着力点。最后我们发现：
1.在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初期都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而一段时间以后却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从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变动过程。
2.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说明在我国存在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正相关关系。
3.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我国的工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具有动态一致性。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经济也许会发展，但是每次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初期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多少也为本文的合理性提供了实践支持。另外，本文还有许多缺陷和未完全论证的事实存在：如本文没有提供一个实证分析的模型来论证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关系；再者，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也许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进程，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而新中国成立至今不到60年的历史，并且这期间数据的不完整和不准确，都会使我们的分析不尽如人意；最后，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转型期，此时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否是一种均衡的制度模式，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注释：
①一是技术等级工资制，主要适用于工人；二是职务等级工资制，主要适用于事业、机关工作职员。
②在国有企业范围内实行工效挂钩制的过渡模式，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结构工资制的过渡模式。
③即表面上充分就业，但有效劳动时间少，劳动强度低，从而设备利用率低。
④阿瑟·刘易斯著，周师铭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3页。
⑤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岗位技能工资制，试行经营者年薪制等；在政府机关推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在事业单位，建立一个体现事业单位不同类型和不同行业特点的工资制度。
⑥江泽民：《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五部分。
⑦也许此时我国的制度供给仍然不能满足制度需求，依旧处于非均衡的状态，这需要在历史发展中去证实。
作者介绍：冯邦彦，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32 李胜会，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632
作者：冯邦彦李胜会
经济体制改革 2006年11期
有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话题，经济学界的讨论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主要分为两大研究流派：一是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将收入分配这一关键行为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研究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目前还不多见，至少在国内情况如此。而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一项举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将从动态角度，将收入分配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中外学者的研究发现，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证检验上，多数都是在一个既定的制度环境中进行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不管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支持库兹涅茨倒“U”假说，还是持相反意见，主要是说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1～7] 学者张道根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中主要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作了阐述，并提出了重构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8]
我们暂且不论公平问题，从绝对数上看，总体的收入分配只要是增加，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如克拉克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趋势是：一方面，由于各种动态因素共同作用，劳动的工资以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将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资本以及整个社会结构也不断地向上流动，导致经济不断增长和发展。[9] 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倡导者罗宾逊(Robinson,J.)、卡尔多(Kaldor,N.)和帕西内蒂(Pasinetti,L.)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循环促进的关系，收入分配增长通过增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促进收入增长和重新分配，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质量。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诺斯(North,D.C.)对经济增长理论提出全新的观点。他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专业化和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能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斯还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制度加上所利用的技术，决定了交易和转化成本，因而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获利性与可行性。它们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接了起来，因此，经济的历史绩效主要是一个制度演进的渐进过程。[10] 青木昌彦(Musahiko Aoki,1998)从内生性博弈规则制度论的角度将制度变迁理解为从一种均衡(序列)到另一种均衡(序列)的移动过程，伴随着参与人行动决策规则和他们对于制度共同认知表征(信念)的系统性变化。其中的一种变化方式就是：均衡的变化被认为是由一种法律的共同设计，或者由一类新型的参与人或组织的设计所推动。当现有规则领域的绩效特征是令人满意的，并且参与人也认为在欲望与实际所得之间没有多大的偏差，那么创新变异的影响就是有限的。当参与人普遍感受到各自的主观博弈模型中存在着由一些外在和内在因素共同影响所产生的较大的非均衡时，就会促使参与人同时寻求对主观博弈模型的重新界定。一些在稳定的内在环境和外在状态下无益的变异选择现在变得可行并能带来较高的收益。[11]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都具有多种功能，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因而可以向人们提供多种制度服务，使人们从集体活动中获得某种利益和好处，同时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运行和维护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费用。因此，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人们依据费用效益分析权衡的结果，制度变革也是如此。如果一项制度使人们对它感到满意或满足，这时，对制度服务的需求就等于制度服务的供给，人们既无改变现行制度的动机和要求，也无改变的能力和力量，更不会采取变革的行动。这时的制度状态就是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就是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欲意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其所以出现了不满意或不满足，是由于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净效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盈利机会，这时就会产生新的潜在的制度需求和潜在的制度供给，并造成潜在的制度需求大于实际制度需求，潜在的制度供给大于实际制度供给。人们为了捕捉这种新的盈利机会，就会意欲和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12]
针对收入分配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认为当收入分配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收入分配制度出现非均衡时，此时的制度供给就是一种无效的制度供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从而出现制度变革的需求，直至新的制度出现，重新达到均衡状态。这可以从图1看出。
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应该说传统的按劳分配实现模式与我国传统的产品经济形式和高度集权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大体上是相适应的。这一模式在建国初期对改造旧中国的工资制度、对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笔者收集到的数据，作了自1953～2004年我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的走势图，如图2。从图中可以看到，每次我国一项新的收入分配制度推行初期，都能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速度。根据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情况，可将这段时间大致分为3个阶段：
从1953～1978年为第1阶段。此间传统的产品型收入分配机制——等级工资制占主导地位，① 从该项制度实施之初的几年(1956～1959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自此以后，由于我国进入特殊的历史时期，并且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弊端日益显露，应该说此时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出现非均衡现象，从这时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波动大，而且增长速度显著放慢，这个历史时期一直持续到1978年。
从1978～1991年为第2阶段。此间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初期，并且收入分配制度也开始变革。② 我国改革初期宏观经济的任何显著变动几乎都是体制变革的函数：已取得的成效是新体制促进经济系统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而存在的问题则或是旧体制改革不彻底，或是新旧体制摩擦所致。根据陈宗胜的研究：分配体制和激励机制改革降低了劳动的在职滞存，提高了经济效率，旧体制下低收入水平的平均主义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劳动资源表现为在职滞存。③ 改革以来，劳动收入和各种合理的非劳动收入(要素收入)的提高，加上收入提高中的差别扩大(基尼系数提高)，都使经济效率提高(见图3)。[13] 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虽然消除了以前制度的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仍然不能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大环境，应该说此时的收入分配制度充其量说是处于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调整期，仍然不是一种满意的均衡状态，因此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初表现得比较明显，从1986～1990年的几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
正如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谈到：“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④ 针对以前分配制度实现模式的弊端，说明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安排上已经出现了制度的非均衡，并且制度变革结果所产生的新制度的社会潜在净效益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效益，新制度的个别潜在净效益也大于原有制度的个别净效益，此时既有制度变革的需求，又有制度供给；既有变革的动机，又有变革的能力。变革者必然采取行动，放弃旧的制度安排而选择新的制度安排。这从以后的一系列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事实可以得到证实。
从1992年至今是第3阶段。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阶段，我国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稳定的状态，并且在此间的初期，由于新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行，⑤ 即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到了十六大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⑥ 更加明确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应该说此时的收入分配制度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慢慢适应的过程，此时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有显著地提高。⑦
纵观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过程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每次制度变革初期都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根据所得数据我们又作了1978～2004年间我国职工工资增长率的柱形图，如图4。
按照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进程，我们也把这段历史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1991年为第1阶段，此阶段除了1981、1988、1989年由于通货膨胀原因导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出现负值外，其他年份(除去中间少数几年的波动)职工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实际工资呈现出抛物线的变化趋势，即在制度变革初期推动工资增长率提高，在末期又出现工资增长率放慢的趋势；再看1992年至今的第2阶段，也呈现出两个抛物线的发展趋势，即制度变革初期总能推动工资增长率的上升，然后慢慢放慢，等待新的政策或制度发展时，又推动工资增长率的上升，如图5所示。这种趋势与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说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我国的工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具有动态一致性。
三、结束语
本文尝试把收入分配纳入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以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进程为研究着力点。最后我们发现：
1.在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初期都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而一段时间以后却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从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变动过程。
2.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说明在我国存在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正相关关系。
3.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我国的工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具有动态一致性。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经济也许会发展，但是每次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初期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多少也为本文的合理性提供了实践支持。另外，本文还有许多缺陷和未完全论证的事实存在：如本文没有提供一个实证分析的模型来论证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关系；再者，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也许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进程，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而新中国成立至今不到60年的历史，并且这期间数据的不完整和不准确，都会使我们的分析不尽如人意；最后，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转型期，此时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否是一种均衡的制度模式，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注释：
①一是技术等级工资制，主要适用于工人；二是职务等级工资制，主要适用于事业、机关工作职员。
②在国有企业范围内实行工效挂钩制的过渡模式，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结构工资制的过渡模式。
③即表面上充分就业，但有效劳动时间少，劳动强度低，从而设备利用率低。
④阿瑟·刘易斯著，周师铭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3页。
⑤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岗位技能工资制，试行经营者年薪制等；在政府机关推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在事业单位，建立一个体现事业单位不同类型和不同行业特点的工资制度。
⑥江泽民：《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五部分。
⑦也许此时我国的制度供给仍然不能满足制度需求，依旧处于非均衡的状态，这需要在历史发展中去证实。
作者介绍：冯邦彦，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32 李胜会，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