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
一、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增长问题
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增加了国民财富。斯密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所需要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则进一步表明，不仅那些拥有某些商品绝对有利生产条件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而且那些不拥有绝对有利生产条件的国家，也可以利用比较优势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来需要本国较高成本生产的产品通过进口可以以较少的出口成本交换得到。例如对于发展中国家，贸易使得这些国家能进口自身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资本品，而这些产品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尔萨斯(T. R. Malthus) 认为，对外贸易的好处是“直接增加由利润组成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价值，而无需相应减少其它部分的价值。用国内价值较低的商品换进价值较高的商品，可以使国民收入直接增加；正是这种收入的直接增加，可以提供雇佣较多劳动的能力与意愿，并且造成对劳动、产品和资本的活跃的需求。而这种活跃的需求是成功的国外贸易的一种显著和普遍的伴随物”。[2]
约翰·穆勒认为国际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包括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在于利用国际分工以实现资源的最合理使用和输入本国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短缺原材料或机器设备。对外通商在经济上和道德上的间接利益要比直接利益更大，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扩大了一国的市场范围，实现更广泛的分工以及享受世界技术进步的成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可以促进新的经济理念的形成；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可以传播文化知识、思维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俄林发展了他的老师赫克歇尔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要素禀赋说。要素禀赋说的基本内容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有的劳动资源丰富，有的自然资源丰富，有的资本资源丰富。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相对比例存在差异，并且生产不同产品所需要素比例也存在差异，各国应生产出口使用本国较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使用本国较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经过国际贸易获得贸易利益，各国获得最大的福利。俄林还指出，贸易的结果可使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等化，从而使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更合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这表明了国际贸易对经济结构发生的影响，后来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雷布钦斯基定理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生产结构、进出口价格及要素报酬的影响。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成立严格依赖于其假设条件，而这些假设条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往往很难满足。其主要假设包括：首先，模型应用的生产函数具有要素报酬递减，规模收益不变的特点，每种产品相对另一产品总是具有更高的某种要素密集度；其次，各国消费者的[1]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9页。 托马斯·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25页。
需求一致，即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一定，并与收入水平无关；最后，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的情况。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改进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某些局限性。该定理指出，对可进口商品施加保护性贸易政策，对进口商品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有好处。改进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研究了国际贸易的结果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该模型认为，国际贸易通过要素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再分配导致了更高水平的“帕累托效率”均衡。要素相对价格由于要素在不同部门回报率的不同而造成的波动造成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直至部门间要素回报率重新相等才会停止。假设一国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该国从保护贸易政策（如进口替代）向自由贸易政策转型（如出口导向）时，进口品的相对价格将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国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进行生产，那么出口部门的产量将增加而进口部门将减少产量。由于出口部门的生产比进口部门更加劳动密集，所以国家生产结构的转变将增加该国对劳动的需求而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这最终将改变该国的要素回报率，实际工资上升，资本使用的实际租金率下降，从而改变了一国收入分配情况。因此，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贸易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1955年，雷布钦斯基对要素增长的生产效果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要素禀赋增长与产出结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经济增长带来某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时，较密集的使用增长要素的生产部门将扩张，而较密集的使用非增长要素的生产部门将收缩。如果劳动增加而资本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劳动密集品的生产将增加而资本密集品的产出将减少；如果假定资本增加而劳动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资本密集的生产将扩张而劳动密集品的生产将缩减。同时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理：即当一种生产要素增长时，密集使用新增要素的商品相对价格将下降，因此如果其是出口品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如果是进口品贸易条件将会改善。
二、对外贸易乘数与出口导向增长模型
1. 对外贸易乘数
对外贸易乘数(foreign trade multiplier) 理论是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运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出口是支撑贸易增长的一种有效需求，贸易的支出和扩大是有效利用过剩资源的手段。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有增加国民收入的作用，进口则相反，会使国民收入漏出。当商品劳务出口时从国外获得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这又必然引起与出口产业部门相关的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增加，就业上升，收入增加。如此反复下去，收入增加量降为出口增加量的若干倍。进口时作用效果正好相反。因此只有当贸易出超和国际收支顺差时，贸易才能增加一国就业量，并使国民收入数倍地得到增加。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对外贸易乘数论”的基本含义。在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民经济成倍增加，这种贸易促进增长的倍数关系即为对外贸易乘数。对外贸易乘数由以下公式推得：
Y =C ' +cY +G +I +NX (16-1)
其中C’为自主消费，c 为边际消费倾向，进出口NX =X -M ' -mY , M’表示自主进口，m 表示边际进口倾向。假定需求和投资不发生变化，由上式，可求得对外贸易乘数(k ) ：
k =1/(1+m -c ) (16-2)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所得到的利益与贸易顺差量成正比，与对外贸易乘数成正比。对外贸易乘数越大，贸易顺差对本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而且国民收入的增量是贸易顺差量的数倍。所以，一国越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对本国的好处就越大。
2. 双缺口模型
钱纳里(H. Chenery) 等的双缺口模型，可从国民收入总需求和总供给恒等条件推导出关系式。
GNP t =C t +I t +E t -M t =C t +S t
从而有： (16-3)
I t -S t =M t -E t (16-4)
其中国内投资与国内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进口与出口之差为“外汇缺口”。
模型表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到储蓄缺口(储蓄不足) 和外汇缺口(外汇不足) 的约束时，每一个缺口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强约束，因此需要引进外资来填补双缺口，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如果一国存在储蓄缺口时，需要进出口一个规模相等的赤字予以平衡，这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因此，一国可以在国内资金匮乏时，借助于外国资金的流入来增加投资，来摆脱投资水平受制于较低的国内资金水平的被动局面。双缺口模型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其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
3. 出口导向增长模型
卡尔多(N. Kaldor 1970) 基于累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 和出口是需求中自主组成部分(autonomous component of demand) 的概念发展了他自己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型(export-led growth model)。卡尔多模型强调了外国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传统的凯恩斯模型与卡尔多模型的一个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自主需求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另外，卡尔多模型与前文提到的双缺口模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卡尔多模型的建立也启发了后来的平衡增长模型的建立。实质上，卡尔多模型是双缺口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当后者的外部约束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约束时即是前者。
三、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罗卜特逊(D. H. Robertson)在30年代首次提出“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命题。50年代，纳克斯(R. Nurkse)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20世纪50年代，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表现为：
首先，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资本货物的进口使
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它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其次，出口的增长也趋向于使有关国家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它们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领域，亦即它们各自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第四，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第五，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3]
科登(M. Corden)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1)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2)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3)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4)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5)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4]
科登在1971年构造了一个模型说明经济开放如何影响增长即收入的增加。他考虑的情形是，增长以资本和劳动存量持续增加为形式，没有技术进步，劳动以给定的比率n 增加，资本也以相同比率增加。但这只是短期的情况，在短期中，驱动资本增加的是储蓄和资本品价格，总实际收入的增长是资本和劳动增加率的加权平均。在科登模型中，有两种可供国际贸易的中间产品，它们的生产使用资本和劳动，且很可能是不同比例。这两种中间产品被用来投入最终产品生产，两个最终产品部门可能使用两种中间产品的不同组合。当一个经济从[3] 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
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56页。 [4] Corden, Max. W. (1971),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the rate of growth”, in J. N. Bhagwati et al. (1971,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Papers in Honor of Charles P. Kindleberge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p. 117-143.
无贸易突然转到自由贸易时，如果贸易前的中间产品价格比率和世界市场的比率一样的话，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如果两种比率不同，其中一个中间产品(importable)将减少生产，另一个部门(exportable)则扩大，就会有两个部门可行组合的扩张，所谓可行是指两个最终产品部门能购买。[5]
四、国际贸易、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罗默(P. M. Romer)、卢卡斯(R. E. 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在新古典模型中，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技术进步被作为外生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示为扣除劳动和资本所作贡献之后的余量。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作为内生变量，从而揭示了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对增长的共同作用，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技术进步实际是通过劳动和资本来体现的，体现在劳动中就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体现在资本中就是用更先进的设备替代了旧设备。
新增长理论对被新古典学派所忽视的问题给予重视，重新审视了劳动专业化的贸易效应。该理论认为：专业化利益的存在会使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劳动分工方向发展，而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所以当国际贸易使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时，表明分工的潜力更大，从而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的创新，来源于新思想 (或叫新配方 ) 的发现和事物由低价值组合向高价值组合的转型。[6]国际贸易有利于新技术、新思想的扩散，从而使贸易的总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加速增长。并且各国开展国际贸易可以减少重复劳动，节约研究和开发经费。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于长期的增长模型之中，这不仅使增长理论及其贸易促进增长机制动态化，而且在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微观机制研究上开了先河。在世界市场竞争压力下，为了使自己的产品保持或争取有优势，企业必定加大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这种投资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推动各国经济的增长。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贸易开放和出口的外部性效应(export externality) 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这一理论认为，出口部门增长的动态生产率效果可以成为部门间现代技术及技术诀窍扩散的催化剂。“与选择了保护贸易立场的国家相比较，那些采取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都获得了更快的增长并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经济福利。……不发达国家潜在地处于可从它们的国际联系中获益的最佳位置，因为原则上这些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知识资本的宝库中吸取养分”。[7]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 .. Grossman and E. Helpman, 1990）在他们的文章《比较优势和长期增长》中提出了一个两国贸易和增长的动态模型。他们认为，长期生产力的提高来源于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他们讨论了研究和开发(R&D)的决定因素，认为研究产生以设计新的中间产品为形式的成果，并且降低进一步研究的成本，新的中间品使得制造消费品的工艺过程具有更高专业化程度，因而提高最终生产过程的生产力。该模型完全从要素积累来抽[5] Corden, Max. W. (1971),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the rate of growth”, in J. N. Bhagwati et al. (1971,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Papers in Honor of Charles P. Kindleberge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p. 117-143.
[6] 参见①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pp. 1002-1037. ②Romer, Paul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98, S71-S102. [7] 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1990), "The 'new’ growth theory: trade, innovation,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No. 2, pp. 86-91.
象分析，目的是为了强调内生技术作为一种增长源泉的作用。他们分析的有趣之处在于假定生产与R&D效率存在跨国差异。他们研究在中间品生产方面产生的比较优势，对于长期专业化方式和长期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假如那些变化显著地发生于在R&D上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那么世界资源的增长或者R&D效率的提高不一定会加速稳态增长率。改变由具有R&D比较优势国家生产的消费品开支投向的任何贸易政策都会造成长期增长率下降。当在两国以均等比率适用时，对R&D的补贴会刺激增长，但如果仅在不具有R&D比较优势的国家引用，补贴不一定会刺激增长。当知识溢出以一定时间滞后发生，并且在创始国内比跨国境扩散更快时，比较优势就变为内生的了。[8]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模型强调研究与开发的比较优势，强调了由此贸易政策和结构可能会影响长期增长的一个途径。
由于伴随着贸易而存在的国际性知识和技术传播，一国可从其贸易伙伴获得新的技术来发展自身潜在的比较优势。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型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通过“干中学”(learning-by-doing) ，新近开放的国家可以选择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行业来发展并实现更迅速的经济增长，因为“干中学”或模仿的效果是使后来者降低发展的代价(成本) ，从发达国家产生的知识外溢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另一方面，后来者的模仿也产生一种作用刺激发达国家进一步开发新技术以保持其领先地位。
但是，罗德瑞克(D. Rodrik, 1999) 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这个意义上说，投资是一个有关需求的变量，而新古典理论一直忽略了增长中需求的方面。罗德瑞克支持贸易开放，但又指出：第一，开放本身并不是一个产生持续经济增长的可信赖机制。第二，开放似将产生一种压力扩大国与国之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第三，开放将使一些国家在对付外部冲击方面变得脆弱，可能引发国内矛盾和政治凸显。[9]
[8] 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1990),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Long-ru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4) pp. 796-815.
[9] 丹尼•罗德瑞克(1999)，让开放发挥作用：新的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中文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年，第8-9页。
第一节 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
一、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增长问题
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增加了国民财富。斯密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所需要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则进一步表明，不仅那些拥有某些商品绝对有利生产条件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而且那些不拥有绝对有利生产条件的国家，也可以利用比较优势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来需要本国较高成本生产的产品通过进口可以以较少的出口成本交换得到。例如对于发展中国家，贸易使得这些国家能进口自身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资本品，而这些产品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尔萨斯(T. R. Malthus) 认为，对外贸易的好处是“直接增加由利润组成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价值，而无需相应减少其它部分的价值。用国内价值较低的商品换进价值较高的商品，可以使国民收入直接增加；正是这种收入的直接增加，可以提供雇佣较多劳动的能力与意愿，并且造成对劳动、产品和资本的活跃的需求。而这种活跃的需求是成功的国外贸易的一种显著和普遍的伴随物”。[2]
约翰·穆勒认为国际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包括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在于利用国际分工以实现资源的最合理使用和输入本国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短缺原材料或机器设备。对外通商在经济上和道德上的间接利益要比直接利益更大，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扩大了一国的市场范围，实现更广泛的分工以及享受世界技术进步的成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可以促进新的经济理念的形成；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可以传播文化知识、思维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俄林发展了他的老师赫克歇尔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要素禀赋说。要素禀赋说的基本内容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有的劳动资源丰富，有的自然资源丰富，有的资本资源丰富。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相对比例存在差异，并且生产不同产品所需要素比例也存在差异，各国应生产出口使用本国较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使用本国较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经过国际贸易获得贸易利益，各国获得最大的福利。俄林还指出，贸易的结果可使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等化，从而使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更合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这表明了国际贸易对经济结构发生的影响，后来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雷布钦斯基定理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生产结构、进出口价格及要素报酬的影响。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成立严格依赖于其假设条件，而这些假设条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往往很难满足。其主要假设包括：首先，模型应用的生产函数具有要素报酬递减，规模收益不变的特点，每种产品相对另一产品总是具有更高的某种要素密集度；其次，各国消费者的[1]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9页。 托马斯·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25页。
需求一致，即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一定，并与收入水平无关；最后，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的情况。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改进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某些局限性。该定理指出，对可进口商品施加保护性贸易政策，对进口商品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有好处。改进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研究了国际贸易的结果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该模型认为，国际贸易通过要素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再分配导致了更高水平的“帕累托效率”均衡。要素相对价格由于要素在不同部门回报率的不同而造成的波动造成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直至部门间要素回报率重新相等才会停止。假设一国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该国从保护贸易政策（如进口替代）向自由贸易政策转型（如出口导向）时，进口品的相对价格将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国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进行生产，那么出口部门的产量将增加而进口部门将减少产量。由于出口部门的生产比进口部门更加劳动密集，所以国家生产结构的转变将增加该国对劳动的需求而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这最终将改变该国的要素回报率，实际工资上升，资本使用的实际租金率下降，从而改变了一国收入分配情况。因此，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贸易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1955年，雷布钦斯基对要素增长的生产效果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要素禀赋增长与产出结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经济增长带来某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时，较密集的使用增长要素的生产部门将扩张，而较密集的使用非增长要素的生产部门将收缩。如果劳动增加而资本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劳动密集品的生产将增加而资本密集品的产出将减少；如果假定资本增加而劳动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资本密集的生产将扩张而劳动密集品的生产将缩减。同时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理：即当一种生产要素增长时，密集使用新增要素的商品相对价格将下降，因此如果其是出口品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如果是进口品贸易条件将会改善。
二、对外贸易乘数与出口导向增长模型
1. 对外贸易乘数
对外贸易乘数(foreign trade multiplier) 理论是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运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出口是支撑贸易增长的一种有效需求，贸易的支出和扩大是有效利用过剩资源的手段。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有增加国民收入的作用，进口则相反，会使国民收入漏出。当商品劳务出口时从国外获得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这又必然引起与出口产业部门相关的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增加，就业上升，收入增加。如此反复下去，收入增加量降为出口增加量的若干倍。进口时作用效果正好相反。因此只有当贸易出超和国际收支顺差时，贸易才能增加一国就业量，并使国民收入数倍地得到增加。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对外贸易乘数论”的基本含义。在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民经济成倍增加，这种贸易促进增长的倍数关系即为对外贸易乘数。对外贸易乘数由以下公式推得：
Y =C ' +cY +G +I +NX (16-1)
其中C’为自主消费，c 为边际消费倾向，进出口NX =X -M ' -mY , M’表示自主进口，m 表示边际进口倾向。假定需求和投资不发生变化，由上式，可求得对外贸易乘数(k ) ：
k =1/(1+m -c ) (16-2)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所得到的利益与贸易顺差量成正比，与对外贸易乘数成正比。对外贸易乘数越大，贸易顺差对本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而且国民收入的增量是贸易顺差量的数倍。所以，一国越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对本国的好处就越大。
2. 双缺口模型
钱纳里(H. Chenery) 等的双缺口模型，可从国民收入总需求和总供给恒等条件推导出关系式。
GNP t =C t +I t +E t -M t =C t +S t
从而有： (16-3)
I t -S t =M t -E t (16-4)
其中国内投资与国内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进口与出口之差为“外汇缺口”。
模型表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到储蓄缺口(储蓄不足) 和外汇缺口(外汇不足) 的约束时，每一个缺口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强约束，因此需要引进外资来填补双缺口，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如果一国存在储蓄缺口时，需要进出口一个规模相等的赤字予以平衡，这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因此，一国可以在国内资金匮乏时，借助于外国资金的流入来增加投资，来摆脱投资水平受制于较低的国内资金水平的被动局面。双缺口模型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其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
3. 出口导向增长模型
卡尔多(N. Kaldor 1970) 基于累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 和出口是需求中自主组成部分(autonomous component of demand) 的概念发展了他自己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型(export-led growth model)。卡尔多模型强调了外国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传统的凯恩斯模型与卡尔多模型的一个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自主需求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另外，卡尔多模型与前文提到的双缺口模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卡尔多模型的建立也启发了后来的平衡增长模型的建立。实质上，卡尔多模型是双缺口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当后者的外部约束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约束时即是前者。
三、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罗卜特逊(D. H. Robertson)在30年代首次提出“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命题。50年代，纳克斯(R. Nurkse)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20世纪50年代，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表现为：
首先，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资本货物的进口使
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它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其次，出口的增长也趋向于使有关国家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它们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领域，亦即它们各自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第四，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第五，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3]
科登(M. Corden)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1)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2)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3)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4)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5)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4]
科登在1971年构造了一个模型说明经济开放如何影响增长即收入的增加。他考虑的情形是，增长以资本和劳动存量持续增加为形式，没有技术进步，劳动以给定的比率n 增加，资本也以相同比率增加。但这只是短期的情况，在短期中，驱动资本增加的是储蓄和资本品价格，总实际收入的增长是资本和劳动增加率的加权平均。在科登模型中，有两种可供国际贸易的中间产品，它们的生产使用资本和劳动，且很可能是不同比例。这两种中间产品被用来投入最终产品生产，两个最终产品部门可能使用两种中间产品的不同组合。当一个经济从[3] 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
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56页。 [4] Corden, Max. W. (1971),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the rate of growth”, in J. N. Bhagwati et al. (1971,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Papers in Honor of Charles P. Kindleberge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p. 117-143.
无贸易突然转到自由贸易时，如果贸易前的中间产品价格比率和世界市场的比率一样的话，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如果两种比率不同，其中一个中间产品(importable)将减少生产，另一个部门(exportable)则扩大，就会有两个部门可行组合的扩张，所谓可行是指两个最终产品部门能购买。[5]
四、国际贸易、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罗默(P. M. Romer)、卢卡斯(R. E. 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在新古典模型中，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技术进步被作为外生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示为扣除劳动和资本所作贡献之后的余量。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作为内生变量，从而揭示了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对增长的共同作用，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技术进步实际是通过劳动和资本来体现的，体现在劳动中就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体现在资本中就是用更先进的设备替代了旧设备。
新增长理论对被新古典学派所忽视的问题给予重视，重新审视了劳动专业化的贸易效应。该理论认为：专业化利益的存在会使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劳动分工方向发展，而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所以当国际贸易使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时，表明分工的潜力更大，从而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的创新，来源于新思想 (或叫新配方 ) 的发现和事物由低价值组合向高价值组合的转型。[6]国际贸易有利于新技术、新思想的扩散，从而使贸易的总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加速增长。并且各国开展国际贸易可以减少重复劳动，节约研究和开发经费。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于长期的增长模型之中，这不仅使增长理论及其贸易促进增长机制动态化，而且在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微观机制研究上开了先河。在世界市场竞争压力下，为了使自己的产品保持或争取有优势，企业必定加大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这种投资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推动各国经济的增长。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贸易开放和出口的外部性效应(export externality) 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这一理论认为，出口部门增长的动态生产率效果可以成为部门间现代技术及技术诀窍扩散的催化剂。“与选择了保护贸易立场的国家相比较，那些采取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都获得了更快的增长并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经济福利。……不发达国家潜在地处于可从它们的国际联系中获益的最佳位置，因为原则上这些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知识资本的宝库中吸取养分”。[7]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 .. Grossman and E. Helpman, 1990）在他们的文章《比较优势和长期增长》中提出了一个两国贸易和增长的动态模型。他们认为，长期生产力的提高来源于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他们讨论了研究和开发(R&D)的决定因素，认为研究产生以设计新的中间产品为形式的成果，并且降低进一步研究的成本，新的中间品使得制造消费品的工艺过程具有更高专业化程度，因而提高最终生产过程的生产力。该模型完全从要素积累来抽[5] Corden, Max. W. (1971),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the rate of growth”, in J. N. Bhagwati et al. (1971,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Papers in Honor of Charles P. Kindleberge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p. 117-143.
[6] 参见①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pp. 1002-1037. ②Romer, Paul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98, S71-S102. [7] 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1990), "The 'new’ growth theory: trade, innovation,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No. 2, pp. 86-91.
象分析，目的是为了强调内生技术作为一种增长源泉的作用。他们分析的有趣之处在于假定生产与R&D效率存在跨国差异。他们研究在中间品生产方面产生的比较优势，对于长期专业化方式和长期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假如那些变化显著地发生于在R&D上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那么世界资源的增长或者R&D效率的提高不一定会加速稳态增长率。改变由具有R&D比较优势国家生产的消费品开支投向的任何贸易政策都会造成长期增长率下降。当在两国以均等比率适用时，对R&D的补贴会刺激增长，但如果仅在不具有R&D比较优势的国家引用，补贴不一定会刺激增长。当知识溢出以一定时间滞后发生，并且在创始国内比跨国境扩散更快时，比较优势就变为内生的了。[8]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模型强调研究与开发的比较优势，强调了由此贸易政策和结构可能会影响长期增长的一个途径。
由于伴随着贸易而存在的国际性知识和技术传播，一国可从其贸易伙伴获得新的技术来发展自身潜在的比较优势。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型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通过“干中学”(learning-by-doing) ，新近开放的国家可以选择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行业来发展并实现更迅速的经济增长，因为“干中学”或模仿的效果是使后来者降低发展的代价(成本) ，从发达国家产生的知识外溢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另一方面，后来者的模仿也产生一种作用刺激发达国家进一步开发新技术以保持其领先地位。
但是，罗德瑞克(D. Rodrik, 1999) 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这个意义上说，投资是一个有关需求的变量，而新古典理论一直忽略了增长中需求的方面。罗德瑞克支持贸易开放，但又指出：第一，开放本身并不是一个产生持续经济增长的可信赖机制。第二，开放似将产生一种压力扩大国与国之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第三，开放将使一些国家在对付外部冲击方面变得脆弱，可能引发国内矛盾和政治凸显。[9]
[8] 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1990),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Long-ru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4) pp. 796-815.
[9] 丹尼•罗德瑞克(1999)，让开放发挥作用：新的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中文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