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巴金，就是记住一个时代
□李辉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
原名李尧棠。汉族，四川成都人。一代文学巨匠。
一
一个伟大、杰出的作家，既是时代的产儿，也是他所属时代的代表。
巴金走过漫长的百年历程，他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1904年出生的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获得思想、精神与文学的滋养、力量，走过风雨，在起伏跌宕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其生命一直走到2005年，最终与他经历的时代永远告别。
岁月沧桑，跨越百年。
巴金所经历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之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世纪„„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他的时代。
我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有时如激流，有时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一生。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把心交给读者。”
“讲真话。”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是巴金的心愿。他的一生，也是竭尽全力这样在做。
回顾、思考与传承，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纪念。
二
近年来，人们常常以不同方式回忆八十年代，谈论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不只是一个时间的起始，我把1977年恢复高考，接下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看作八十年代的先声，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
恢复高考是教育的理性回归，是告别混乱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如果将之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范围，即可看出，它的最具时代转折的意义，应该是社会终于回到了“公平竞争”的底线。
一个国家，不再有阶层划分的整体歧视，才能有凝聚力，才能有活力。
三十几年已然过去，我们只有充分地了解和认识当年的这种具体情形，才会对巴金与一
个时代的关系，有较为贴切的理解，也才能对他的《随想录》，以及当年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
三
回想当年情景，晚年巴金无疑是八十年代文学界的一面旗帜。自1978年年底开始，他埋头于写作《随想录》，不少文章的发表，总是敏感地呼应着现实问题，在呼应现实的同时，历史的反思增加着思想的分量。
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也是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集体归来之际。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历史反思，无疑成为他写作时始终萦绕于心的主题。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巴金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巴金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作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
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同时，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
忏悔意识、站在全人类的范畴认识“文革”、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在我看来，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个贡献。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深刻性。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巴金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在今天这个时代，真诚依然重要，“说真话”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话题。
四
回望八十年代，巴金不只是以《随想录》影响着中国，他还如同三十、四十年代一样，借《收获》的平台，靠自己在文坛德高望重的身份，培养和推出一个又一个后辈作家，让新时期文学的天空，更加宽阔而耀眼。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巴金还是一个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从1935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到1957年与靳以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而问世。
“文革”刚刚结束，写作《随想录》的巴金，同时亲自确定《收获》杂志的重点作品的发表。此时，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水运宪、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
在八十年代文坛，对于受惠于巴金的那些作家们来说，巴金无疑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
五
早在三十几岁时，年轻的巴金曾这样表述所感受的生命运动：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九年前，一百零一岁的巴金离开了我们。遵照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与妻子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入东海。
从此，一个人的生命，如激流一般汇入大海。从此，一个矛盾、痛苦，同时又是丰富、伟大的生命，走进了历史。巴金为我们留下温暖而美好的记忆；巴金为我们留下了《家》、《春》、《秋》，留下了《寒夜》，留下了《随想录》；巴金也为未来提供了说不尽的政治的、文化的话题„„
巴金的时代已成过去，他为自己的时代发出的声音，却仍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发出回响。 记住一个人，也就记住了一个时代。
哪怕他已远行。
（原载北京青年报本文有删节）
本文来源：新疆天山网-乌鲁木齐晚报
记住巴金，就是记住一个时代
□李辉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
原名李尧棠。汉族，四川成都人。一代文学巨匠。
一
一个伟大、杰出的作家，既是时代的产儿，也是他所属时代的代表。
巴金走过漫长的百年历程，他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1904年出生的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获得思想、精神与文学的滋养、力量，走过风雨，在起伏跌宕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其生命一直走到2005年，最终与他经历的时代永远告别。
岁月沧桑，跨越百年。
巴金所经历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之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世纪„„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他的时代。
我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有时如激流，有时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一生。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把心交给读者。”
“讲真话。”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是巴金的心愿。他的一生，也是竭尽全力这样在做。
回顾、思考与传承，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纪念。
二
近年来，人们常常以不同方式回忆八十年代，谈论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不只是一个时间的起始，我把1977年恢复高考，接下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看作八十年代的先声，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
恢复高考是教育的理性回归，是告别混乱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如果将之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范围，即可看出，它的最具时代转折的意义，应该是社会终于回到了“公平竞争”的底线。
一个国家，不再有阶层划分的整体歧视，才能有凝聚力，才能有活力。
三十几年已然过去，我们只有充分地了解和认识当年的这种具体情形，才会对巴金与一
个时代的关系，有较为贴切的理解，也才能对他的《随想录》，以及当年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
三
回想当年情景，晚年巴金无疑是八十年代文学界的一面旗帜。自1978年年底开始，他埋头于写作《随想录》，不少文章的发表，总是敏感地呼应着现实问题，在呼应现实的同时，历史的反思增加着思想的分量。
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也是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集体归来之际。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历史反思，无疑成为他写作时始终萦绕于心的主题。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巴金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巴金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作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
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同时，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
忏悔意识、站在全人类的范畴认识“文革”、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在我看来，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个贡献。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深刻性。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巴金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在今天这个时代，真诚依然重要，“说真话”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话题。
四
回望八十年代，巴金不只是以《随想录》影响着中国，他还如同三十、四十年代一样，借《收获》的平台，靠自己在文坛德高望重的身份，培养和推出一个又一个后辈作家，让新时期文学的天空，更加宽阔而耀眼。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巴金还是一个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从1935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到1957年与靳以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而问世。
“文革”刚刚结束，写作《随想录》的巴金，同时亲自确定《收获》杂志的重点作品的发表。此时，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水运宪、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
在八十年代文坛，对于受惠于巴金的那些作家们来说，巴金无疑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
五
早在三十几岁时，年轻的巴金曾这样表述所感受的生命运动：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九年前，一百零一岁的巴金离开了我们。遵照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与妻子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入东海。
从此，一个人的生命，如激流一般汇入大海。从此，一个矛盾、痛苦，同时又是丰富、伟大的生命，走进了历史。巴金为我们留下温暖而美好的记忆；巴金为我们留下了《家》、《春》、《秋》，留下了《寒夜》，留下了《随想录》；巴金也为未来提供了说不尽的政治的、文化的话题„„
巴金的时代已成过去，他为自己的时代发出的声音，却仍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发出回响。 记住一个人，也就记住了一个时代。
哪怕他已远行。
（原载北京青年报本文有删节）
本文来源：新疆天山网-乌鲁木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