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泰特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80 更新时间：2012-3-13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实践意义的理论信仰，它等同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即知行统一也即言行一致的问题，在世界每个文化在都存在着，但是中国文化中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其突出即表现为中国历史上非常缺乏这种文化以及相应的非常需要这种文化，就此原因，本人已经写了多篇文章作了深入分析。
“知行”问题的孰轻孰重孰难孰易，自程朱理学提出来进行重点讨论，到了王阳明有了较一致的共识，即“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行”两个字，说的是“一个工夫”，即“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行”问题，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纠结，即最大矛盾：中国文化善的人性良知，道德说教，都写在书本上，并奉为经典，都是中国做官文化必考的主要科目，但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理应做道德楷模的帝王和下属官员，很难把书本上美好的理论付诸于行动和实践？而当真的有人去按照书本理想的理论去政治实践，却会四处碰壁，比如孔子，比如海瑞，再比如毛泽东，更不幸的有人因此身败名裂，比如王莽。
这个问题直到近现代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矛盾，因此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都不能逃脱这个矛盾，也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知行”一致对政治文化健康生态具有着决定意义，毛泽东思想中“知行合一”的语言是理论联系实际。
“知行合一”的矛盾问题，归根到底其实是一个文化信仰问题，如若信仰很纯洁、很真挚、很坚定，“知行”不一致（合一）的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知行合一”问题是自中国文化产生的那一天，就开始存在的问题，就全人类文化也是如此；因为任何文化存在信仰，就必然也存在没有信仰；而追求信仰的文化，就必然要求去改造没有文化信仰的部分，如若没有文化信仰的人数很多，有信仰的少数人患难意识就会特别强，就越会激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弘扬文化信仰精神的使命感，这就是所谓“反者道之动”。
孔子思想就是因为中国优秀文化信仰精神陡然溃散，引起“知行”不一的矛盾发展尖锐，而应运而生。
孔子思想“克己复礼”、“述而不作”的意义，集中的表明他是在捍卫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种信仰价值，因此孔子文化思想方向，必然也是围绕“知行合一”的文化信仰的核心问题。《论语》的开篇立论“学而时习之”，以及《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匹夫不可夺志也”、“绘事后素”等等千古不朽的名言，都是谈的文化精神价值信仰，也即分析指出了“知行合一”的精神信仰基础。
但是中国文化的信仰，虽然不乏崇高的道德精神，比如“仁者爱人”，“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更不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中庸精神；但最多的是“学而优则仕”做人上人的功利精神。
中国文化的信仰把这些相互矛盾的精神通通的包罗在一起，中国文化最大代表孔子思想亦如此，以致中国文化的信仰成为了包罗万象的世故哲学，这种结果必然导致中国文化丧失了信仰的客观标准，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世俗的“辩证法”。
中国文化信仰的称谓一般是以“志”、“信”的名词来表达，比如“有志者，事竟成”，“言必信，行必果”；推崇“知行合一”信仰文化的王阳明，尤以“志”来度量一个人的信仰成效，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
以“志”来说明信仰精神，说明中国文化的信仰精神已是混乱了，俗话说“人各有志”，比如你谈“仁者爱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他说“成败论英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志向，两者都是中国文化信仰价值的基本内容，但它们却是根本对立。后者突出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精神，和仁爱是矛盾的，和中庸之道也是矛盾的。
因此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精神灵魂？没有精神信仰？因为它有多个灵魂，它们彼此斗争，谁也不听谁，但是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功利价值的灵魂占据统治精神地位，因为人性有欲望的本能，这种物质欲望对于人的生存是第一性意义，这就决定了功利精神在中国文化多元精神信仰的竞争中赢家通吃。
于是，中国人发现信仰中少了中庸精神，更少了纯粹的仁爱精神，于是中国文化的政治教科书，把这种稀少的精神突出的强调，希望以此平衡功利精神独大性的为所欲为。
但这几乎无济于事，因为只要中国文化容纳功利精神的绝对信仰，它必然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好听的比喻，不好听的比喻，它就如同癌细胞，会吞噬一切有良知的健康细胞。
中国文化如同是这样的癌症病人，它的解药就是仁爱和中庸精神，因此不能放弃这种精神，尽管这种精神的努力弘扬是处在强大功利文化的压力之下，它是十分的弱小，十分的难见成效，甚至屈辱的被视为虚伪的文化，但这不是它的错，而是它的对手占据的政治社会地位太强大，太垄断。
中国“知行合一”的文化追求，就是如此充满自身难以调和的矛盾，就是如此由于先天的病根而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也因此永远是变成说说而已的不了了之。
对这种无可奈何的不了了之，鲁迅说了很深刻思想：“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
这种文字通白的思想犀利，中国罕有文人能够企及，鲁迅的价值就是只奔本质，而本质的东西是稳定的，因此近百年尽管中国的物质变化天翻地覆，但是中国文化本质性问题，还是鲁迅笔下的分析揭露始终具有历史的新鲜度。
毛泽东阅读了鲁迅，深深赞叹鲁迅，而且在老骥伏枥的年龄，还想去“现在”性的解决鲁迅提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企图“现在”性的改造中国文化痼疾的一个创举，“文革”的核心思想就是推翻中国文化传统的功利价值观，也就是根本性的砸掉中国文化“黑色的染缸”。
但是如同一个人睡觉中朦胧意识到自己做恶梦，他想摆脱恶梦，却越是被恶梦死死的缠住，因为他仍然是在睡眠之中，我的这种观点已经写了多篇文章。然而直到今天，有多少中国人能够从文化改造的深度上去认识“文革”？如若没有这种精神价值的诘问，拥护“文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文革”的意义，而反对“文革”的人，也不能真正汲取到“文革”的深刻教训。
作者：刘泰特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80 更新时间：2012-3-13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实践意义的理论信仰，它等同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即知行统一也即言行一致的问题，在世界每个文化在都存在着，但是中国文化中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其突出即表现为中国历史上非常缺乏这种文化以及相应的非常需要这种文化，就此原因，本人已经写了多篇文章作了深入分析。
“知行”问题的孰轻孰重孰难孰易，自程朱理学提出来进行重点讨论，到了王阳明有了较一致的共识，即“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行”两个字，说的是“一个工夫”，即“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行”问题，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纠结，即最大矛盾：中国文化善的人性良知，道德说教，都写在书本上，并奉为经典，都是中国做官文化必考的主要科目，但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理应做道德楷模的帝王和下属官员，很难把书本上美好的理论付诸于行动和实践？而当真的有人去按照书本理想的理论去政治实践，却会四处碰壁，比如孔子，比如海瑞，再比如毛泽东，更不幸的有人因此身败名裂，比如王莽。
这个问题直到近现代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矛盾，因此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都不能逃脱这个矛盾，也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知行”一致对政治文化健康生态具有着决定意义，毛泽东思想中“知行合一”的语言是理论联系实际。
“知行合一”的矛盾问题，归根到底其实是一个文化信仰问题，如若信仰很纯洁、很真挚、很坚定，“知行”不一致（合一）的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知行合一”问题是自中国文化产生的那一天，就开始存在的问题，就全人类文化也是如此；因为任何文化存在信仰，就必然也存在没有信仰；而追求信仰的文化，就必然要求去改造没有文化信仰的部分，如若没有文化信仰的人数很多，有信仰的少数人患难意识就会特别强，就越会激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弘扬文化信仰精神的使命感，这就是所谓“反者道之动”。
孔子思想就是因为中国优秀文化信仰精神陡然溃散，引起“知行”不一的矛盾发展尖锐，而应运而生。
孔子思想“克己复礼”、“述而不作”的意义，集中的表明他是在捍卫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种信仰价值，因此孔子文化思想方向，必然也是围绕“知行合一”的文化信仰的核心问题。《论语》的开篇立论“学而时习之”，以及《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匹夫不可夺志也”、“绘事后素”等等千古不朽的名言，都是谈的文化精神价值信仰，也即分析指出了“知行合一”的精神信仰基础。
但是中国文化的信仰，虽然不乏崇高的道德精神，比如“仁者爱人”，“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更不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中庸精神；但最多的是“学而优则仕”做人上人的功利精神。
中国文化的信仰把这些相互矛盾的精神通通的包罗在一起，中国文化最大代表孔子思想亦如此，以致中国文化的信仰成为了包罗万象的世故哲学，这种结果必然导致中国文化丧失了信仰的客观标准，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世俗的“辩证法”。
中国文化信仰的称谓一般是以“志”、“信”的名词来表达，比如“有志者，事竟成”，“言必信，行必果”；推崇“知行合一”信仰文化的王阳明，尤以“志”来度量一个人的信仰成效，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
以“志”来说明信仰精神，说明中国文化的信仰精神已是混乱了，俗话说“人各有志”，比如你谈“仁者爱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他说“成败论英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志向，两者都是中国文化信仰价值的基本内容，但它们却是根本对立。后者突出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精神，和仁爱是矛盾的，和中庸之道也是矛盾的。
因此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精神灵魂？没有精神信仰？因为它有多个灵魂，它们彼此斗争，谁也不听谁，但是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功利价值的灵魂占据统治精神地位，因为人性有欲望的本能，这种物质欲望对于人的生存是第一性意义，这就决定了功利精神在中国文化多元精神信仰的竞争中赢家通吃。
于是，中国人发现信仰中少了中庸精神，更少了纯粹的仁爱精神，于是中国文化的政治教科书，把这种稀少的精神突出的强调，希望以此平衡功利精神独大性的为所欲为。
但这几乎无济于事，因为只要中国文化容纳功利精神的绝对信仰，它必然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好听的比喻，不好听的比喻，它就如同癌细胞，会吞噬一切有良知的健康细胞。
中国文化如同是这样的癌症病人，它的解药就是仁爱和中庸精神，因此不能放弃这种精神，尽管这种精神的努力弘扬是处在强大功利文化的压力之下，它是十分的弱小，十分的难见成效，甚至屈辱的被视为虚伪的文化，但这不是它的错，而是它的对手占据的政治社会地位太强大，太垄断。
中国“知行合一”的文化追求，就是如此充满自身难以调和的矛盾，就是如此由于先天的病根而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也因此永远是变成说说而已的不了了之。
对这种无可奈何的不了了之，鲁迅说了很深刻思想：“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
这种文字通白的思想犀利，中国罕有文人能够企及，鲁迅的价值就是只奔本质，而本质的东西是稳定的，因此近百年尽管中国的物质变化天翻地覆，但是中国文化本质性问题，还是鲁迅笔下的分析揭露始终具有历史的新鲜度。
毛泽东阅读了鲁迅，深深赞叹鲁迅，而且在老骥伏枥的年龄，还想去“现在”性的解决鲁迅提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企图“现在”性的改造中国文化痼疾的一个创举，“文革”的核心思想就是推翻中国文化传统的功利价值观，也就是根本性的砸掉中国文化“黑色的染缸”。
但是如同一个人睡觉中朦胧意识到自己做恶梦，他想摆脱恶梦，却越是被恶梦死死的缠住，因为他仍然是在睡眠之中，我的这种观点已经写了多篇文章。然而直到今天，有多少中国人能够从文化改造的深度上去认识“文革”？如若没有这种精神价值的诘问，拥护“文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文革”的意义，而反对“文革”的人，也不能真正汲取到“文革”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