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是凤凰的老牌节目，我2003年开始主管这个节目的时候它已经很成形了，我到了以后开始有意识地抓一些栏目的建设和改造。我和窦文涛做过些交流，主要强调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新闻性，《锵锵三人行》的谈话方式是“跑题跑不停”，尽管这样，每期还是要有一个话由，这个话由一定要有新闻性，就是最新发生的事，这也是我们日常谈话的特点，我们总是从最新发生的事开始说起，然后可以延伸到很多方面。比如最近，人们见面一般来说会聊到雪灾，要不就是陈冠希的照片风波，从里面可以延伸出很多东西。否则总是聊男女话题，总有一天会枯竭的，也不符合观众的说事习惯。 第二个强调的是，尽管他们是一个谈话节目，也强调话语的私人空间，但我还是觉得，一个好的媒体，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公共关怀，有一个媒体的责任感。我认为，谈话的方式可以轻松，但谈话的内容一定要有基本的社会关怀。同样是谈论雪灾，也出现了朴素的关怀，从这一点出发的话，观众就会更认可你，这是媒体基本的立场。 再一个，《锵锵三人行》靠的是几个固定的嘉宾，用“老友记”的方式，这也存在着一个危机：就这么几个人，接触的社会层面也就这么一些，时间长了就不好。所以后来就把《锵锵三人行》移到北京，利用北京丰富的知识分子基础，策划力量和社会力量。不过这一块的成败参半，成的方面是去到北京以后，实现了一些转型，也有一些北京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到阵容中来，比如查建英、马未都等等，也有了一些初步的策划。但是目前来看，“锵锵”这样的节目取决于嘉宾之间的默契和话语场，刚来的嘉宾很难适应，要么就是不说，要么就是说个不停，很难形成平衡的、流畅的交流，这方面还在摸索当中。还有，中国这么多年来，知识界的很多人还不太习惯面对镜头表述自己，一些非常好的学者比如阿城，不愿意出镜，还有一些学者在镜头前的表述状态不太好。北京尽管地大物博、人才济济，但能适应“锵锵”的嘉宾非常难找。文涛、文道和子东这三个人是天作之合，有特殊的默契，他们都是杂家，表述方式非常自由，另外他们三个都有着不同的背景，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层面：梁文道是台湾人，后来到了香港，他代表了海外的，有点“小左”的知识分子视野；许子东的评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很有名，上海出生，又到了香港，代表了大陆又有点海外知识背景的看法；文涛则是游走于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人。 作为一个栏目的主管，我不想高估它在电视上的意义，但是它从中国社会的政治空间来讲有着非常大的意义，就是公共话语进入私人疆域，过去在茶馆里都是“莫谈国事”，凤凰因为有特殊的空间，所以使得电视这个强势媒体里面开始“谈论国事”了’这是它的第一个突破。 第二突破是向下的延伸，我们在公共空间和媒体里谈论的语言都是“知性语言”，都是书面语，“锵锵”融入了更多私人的经验，更多的形而下的感受，包括性和其他方面的突破，这是在相对刻板的电视领域里的突破。 我做电视这么多年，越来越感受到电视最大的表达的东西来自于细节和经验，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和我们讲述的故事。当年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雨果的小说时写道，你要表达一个倾向，不能光用抽象的语言，而应该在一个具体的情节当中让它自然流淌。文涛这种茶馆式的方式从私人话语入手，会经常以讲故事的方式进入，这种方式暗合了我们传播学的一个规律：最好的表述是在一个观点下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细节支撑，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的支撑。如果说雪灾体现了人的感情，这是空话，但是讲里面的故事就更好看。“锵锵”里面，文涛经常会讲他的个人经历，这是“锵锵”在电视话语里的突破，把形而下和形而上打通了，这种细节上感性的语言带来了表达上的魅力。 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很多年，那里的人才不知比凤凰多多少倍，他们为什么不好做这么一个谈话节目呢?因为它毕竟是官方电视台，全世界官方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都很难办，不能说他们语言能力差，而是他们担负的干系太重。如果把窦文涛换到CCTV去做谈话类节目，他会非常难受的。 2009年，凤凰会在北京有一个大楼，节目形式可能未来会有变化，毕竟纵观全球，这样3个人封闭式的谈话节目很少，更像电台的样子，这是过去电视空间未开放时的状态。将来应该会增添更多的互动环节。
《锵锵三人行》是凤凰的老牌节目，我2003年开始主管这个节目的时候它已经很成形了，我到了以后开始有意识地抓一些栏目的建设和改造。我和窦文涛做过些交流，主要强调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新闻性，《锵锵三人行》的谈话方式是“跑题跑不停”，尽管这样，每期还是要有一个话由，这个话由一定要有新闻性，就是最新发生的事，这也是我们日常谈话的特点，我们总是从最新发生的事开始说起，然后可以延伸到很多方面。比如最近，人们见面一般来说会聊到雪灾，要不就是陈冠希的照片风波，从里面可以延伸出很多东西。否则总是聊男女话题，总有一天会枯竭的，也不符合观众的说事习惯。 第二个强调的是，尽管他们是一个谈话节目，也强调话语的私人空间，但我还是觉得，一个好的媒体，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公共关怀，有一个媒体的责任感。我认为，谈话的方式可以轻松，但谈话的内容一定要有基本的社会关怀。同样是谈论雪灾，也出现了朴素的关怀，从这一点出发的话，观众就会更认可你，这是媒体基本的立场。 再一个，《锵锵三人行》靠的是几个固定的嘉宾，用“老友记”的方式，这也存在着一个危机：就这么几个人，接触的社会层面也就这么一些，时间长了就不好。所以后来就把《锵锵三人行》移到北京，利用北京丰富的知识分子基础，策划力量和社会力量。不过这一块的成败参半，成的方面是去到北京以后，实现了一些转型，也有一些北京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到阵容中来，比如查建英、马未都等等，也有了一些初步的策划。但是目前来看，“锵锵”这样的节目取决于嘉宾之间的默契和话语场，刚来的嘉宾很难适应，要么就是不说，要么就是说个不停，很难形成平衡的、流畅的交流，这方面还在摸索当中。还有，中国这么多年来，知识界的很多人还不太习惯面对镜头表述自己，一些非常好的学者比如阿城，不愿意出镜，还有一些学者在镜头前的表述状态不太好。北京尽管地大物博、人才济济，但能适应“锵锵”的嘉宾非常难找。文涛、文道和子东这三个人是天作之合，有特殊的默契，他们都是杂家，表述方式非常自由，另外他们三个都有着不同的背景，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层面：梁文道是台湾人，后来到了香港，他代表了海外的，有点“小左”的知识分子视野；许子东的评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很有名，上海出生，又到了香港，代表了大陆又有点海外知识背景的看法；文涛则是游走于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人。 作为一个栏目的主管，我不想高估它在电视上的意义，但是它从中国社会的政治空间来讲有着非常大的意义，就是公共话语进入私人疆域，过去在茶馆里都是“莫谈国事”，凤凰因为有特殊的空间，所以使得电视这个强势媒体里面开始“谈论国事”了’这是它的第一个突破。 第二突破是向下的延伸，我们在公共空间和媒体里谈论的语言都是“知性语言”，都是书面语，“锵锵”融入了更多私人的经验，更多的形而下的感受，包括性和其他方面的突破，这是在相对刻板的电视领域里的突破。 我做电视这么多年，越来越感受到电视最大的表达的东西来自于细节和经验，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和我们讲述的故事。当年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雨果的小说时写道，你要表达一个倾向，不能光用抽象的语言，而应该在一个具体的情节当中让它自然流淌。文涛这种茶馆式的方式从私人话语入手，会经常以讲故事的方式进入，这种方式暗合了我们传播学的一个规律：最好的表述是在一个观点下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细节支撑，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的支撑。如果说雪灾体现了人的感情，这是空话，但是讲里面的故事就更好看。“锵锵”里面，文涛经常会讲他的个人经历，这是“锵锵”在电视话语里的突破，把形而下和形而上打通了，这种细节上感性的语言带来了表达上的魅力。 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很多年，那里的人才不知比凤凰多多少倍，他们为什么不好做这么一个谈话节目呢?因为它毕竟是官方电视台，全世界官方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都很难办，不能说他们语言能力差，而是他们担负的干系太重。如果把窦文涛换到CCTV去做谈话类节目，他会非常难受的。 2009年，凤凰会在北京有一个大楼，节目形式可能未来会有变化，毕竟纵观全球，这样3个人封闭式的谈话节目很少，更像电台的样子，这是过去电视空间未开放时的状态。将来应该会增添更多的互动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