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底下好乘凉

大树下面好乘凉

1.争取得到支持

企业家必须重视并善于处理企业同政府的关系,取得政府的支持。

国家的政府机构具有领导和组织经济的职能。随着经济发展的日趋复杂,就要求加强经济活动的组织性,协调彼此独立的生产经营者的活动,避免其盲目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所以,对企业的管理是政府对整个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论哪种企业,都必须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政府不仅是社会经济的最高管理者和调节者,国家还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政府对企业管理的范围和深度,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和信任都有甚于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者与经营者。虽然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会发生变化,但是,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却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广汉涤纶厂是一家国营中型企业;在全国同类型的工厂有100多家,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该厂又地处四川内陆,主要用户多集中在江、浙沪、闽等地,

市场的遥远增加了该厂的发展难度。

为了使厂子可以存活下去并发展,企业争取到政府的扶助:为涤纶厂收集和提供信息,协助工厂调整生产计划,积极帮助工厂寻找合作伙伴,帮助工厂解决资金问题。

在政府的帮助下和厂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广汉涤纶厂取得了显著的实效。不仅没有在激烈的竞争中垮下来,反而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获得了发展。 可见,企业的兴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与政府的关系,企业不重视政府关系是不行的。在商海中,凡成大业者没有不重视政府关系的。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和巨大的利益。 建立良好的企业与政府关系,应采取主动与合作的态度,取得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一方面可以主动的向政府汇报情况,让政府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积极的消除和弱化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这样,可以获得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艾柯卡被福特公司解雇了,却被陷入危机中的克莱斯勒公司聘为总裁。就在他走马上任的当天,克莱斯勒公司宣布了第三季度亏损近1.6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艾柯卡采取的应急措施之一就是紧紧团结经销

商,让他们开展游说议员活动,力争得到政府的支持。 经销商一般联系面都很广,他们云集华盛顿,找自己熟悉的议员游说,阐明公司破产将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更主要的是讲清公司的实力与前途。这一细微的论证,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到了国会表决时,众参议院都以多数票同意通过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方案。

克莱斯勒公司起死回生了。这是艾柯卡夫人采取主动出击,积极与政府联系和建立关系,使公司东山再起。

林绍良,早年曾在印尼当花生油推销员。40年代中期,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林绍良多次为印尼驻军送军火、药材,解决了当地驻军的困难,获得“多方面帮助印尼共和国”的赞誉,也因此与包括苏哈托在内的一批印尼军政领导人结下了友谊。

1966年,随着苏哈托的上台,林绍良很自然地凭借这种旧谊,得到了政府对自己的大力支持。当林绍良成立波戈沙里有限公司时,公司的创业资本仅有1亿盾,而印尼国家银行却给了他28亿盾的贷款。苏哈托总统还亲自主持了这家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的落成典礼。

林绍良就这样凭借着同印尼政府,直至最高当权

者的良好的私人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林绍良,在受到印尼政府的如此优待时,更感到有义务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出力。

印尼是个条件优越的农业国,但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的政策的压榨,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要拿出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负担。1969年,林绍良向政府建议,在国内自行加工面粉。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把全国213的面粉生产专利权交给林绍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林绍良实现了国内面粉自给的目标,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外汇。

一个具有远见的企业与企业管理者,深刻地认识到政府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要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一个企业一旦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企业就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的优势,来为自己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2.互惠互利

政府对于企业的指导具有神奇的力量,作为企业则应充分的利用政府的这种指导职能,为自己企业的发展刨造条件。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总会牢牢地把握这种机会。

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约100年间,黄仲涵家族和建源贸易有限公司曾经是印度尼

西亚及东南亚,甚至是世界最著名的、最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侨商业公司之一。

黄仲涵的事业之所以获得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善于利用政治资源与权力资源。

早在1890年,荷兰殖民政府为了笼络和利用他,任命他为“腰玛”,这是当时行印殖民政府假手华人管理华人事务的最高职位。他们与政府部门声气相求,与上层人物关系密切,所经营的事业自然比别家更有职权上的方便,所拥有的信息渠道自然也更广、更畅通、更及时、更准确。

在黄仲涵经营事业中,利用“政治资源和权力资源”这两大“法宝”,也能助他脱厄解困,化险为夷。 1920年至1924年间,由于糖业贸易兴旺,吸引不少华侨商人也进行砂糖的投机买卖,一度供过于求,弓愧糖价大跌。黄仲涵也因此而损失严重。可就在这非常时期,黄仲涵继续购进所要出售的原糖。原来他已从上层政府部门获悉了当局决定干预市场,稳定糖价。果然,不久后,糖价回升,黄仲涵不仅弥补了原来的亏损,而且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黄仲涵正是凭着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和他所了解的政府的指导性政策,率先走出关键之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

在经济大潮中,随着企业日益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者,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协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源、资金和各种服务,积极地支持企业的发展。

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是多方面的。可以在资金、资源、土地等方面,为企业的发展刨造良好的环境。在政府的扶助下,企业可以轻装上阵,无后顾之优,只要一心一意把企业搞好,把企业搞活,使企业可以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可以了。

福建华侨郑荆召、郑荆伦兄弟随父出洋谋生,移居马来西亚新山县,从事种植业。

当时,马来西亚有大片荒芜无人居住的上地需要开发。郑氏为了能在马来西亚有所发展,就向政府申请土地开垦,得到政府的支持。

1926年后,郑氏就相继建了养记园、泗水园、福安园、三壁咖啡店、金联盛、林金殿等垦植农场,范围一直延伸到振林山。振林山位于马来西亚柔佛的南部,是个闻名东南亚各地的著名港口。当时马来西亚地区实行“港主制”,郑荆召就被封为振林山的“港主”。 就这样,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郑氏兄弟大力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在郑氏帮助马来西亚政府开发了荒地之后,郑氏

兄弟与政府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郑荆召兴办了一家拥有六七百职工的振林黄梨厂,这是新马地区第一家自动食品加工厂,制成的黄梨罐头畅销英美各国,马来西亚政府也趁机发展了它的出口业,增加了外汇收入。为了便于运输,兄弟俩又投资开辟了三条公路,还在振林山沿河兴建码头,船只可在振林山停泊,则马来西亚政府不出一文坐享其成,自然落得帮个顺水人情。

可以说,郑氏兄弟的发展史和马来西亚发展史之间,有着守不可破、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合作,双方利益均沾,都尝到了甜头。

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离开政府的帮助。只有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力服务下。企业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坚强的后盾。做生意如果有了政府的支持,必然事半功倍;而没有政府的支持,则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

所以,优秀的企业家.都善于利用政府的服务和帮助职能,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3.仰仗协调作用

如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下,企业的生存环境业已日趋复杂。企业的身边,要接触、要交往的对象已越

来越多。企业,也要懂得利用政府的协调功能,利用政府的特殊身份为己所用。

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也蓬勃发展了起来,而建筑业也顺着这股风红火了起来。韩村河地区原来大大小小约有好几十个建筑队,不仅取得了许多工程的施工项目,而且已经进军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并闯出了一定的名堂。

随着经营项目的扩大与发展,韩村河的建筑企业在出外承揽业务时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由于各建筑企业都是各自为政,所以相对来说往往力量比较薄弱,信用度也显得不是很高,在承揽工程时往往由于本身的知名度或总体实力不是很强而被淘汰。而这些建筑企业既有村办集体企业,又有个人投资的私营企业,如想要他们自身能够自发的联合起来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关键时刻,韩村河村委会的领导者看到了在本村企业继续发展所存在的缺陷。于是,他们以村政府的名义,将各建筑业的头头们找到了一起。一番讨论之后,大家决定所有韩村人所经营的建筑业联合起来,组建韩建集团,以乡镇企业的名义参与市场竞争。这样,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韩建集团也一举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获得了巨大的建筑市场。

政府在市场中对于企业的作用力是不可轻视的;尤其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利用政府协调本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是企业在利用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时一个绝对不可忽视与轻易放过的方面。

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要与自己的竞争对手打交道,在竞争之中遇到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利用政府的协调作用消除或减少与同行们的矛盾是企业的决策者们所应注意到的一点。

德国的梅塞德斯——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与大众公司是享誉世界的两大汽车公司。数十年前,两家公司都将自己的产品定位于豪华公务公用上,不断推出自己的豪华轿车产品,争夺市场相当激烈。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更受消费者的重视和欢迎,两家公司不仅互相低毁、对方的产品,甚至不惜大幅度降价,有时甚至亏本销售。这样一来,不仅奔驰和大众两家公司的利益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外国的其他汽车公司也乘隙进入了德国的汽车市场。

激战之中,奔驰的决策者们发现与其鹬蚌相争,让渔翁得利,不如两方讲和,共同分享市场。而当时的情景如果两家讲和显然是需要一个第三者的。奔驰利用自己与政府一直保持的良好关系找到了德国政府,希望德国政府出面调解。在德国政府的出面与压

力下,大众公司终于同意将经营重心转至家用中低档轿车上来。奔驰公司利用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使自身避免了可能继续下去的损失,维持了自身的利益也保护了整个德国汽车产业的利益。

在利用政府调解本身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矛盾时,一定要注意到调解的可能性与时机。如果矛盾双方和政府都希望看到和平的局面,那么成功的机率就大大增加了。如竟争对方无一点讲和诚意,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企业甚至可以利用政府去吃掉对手。

大树下面好乘凉

1.争取得到支持

企业家必须重视并善于处理企业同政府的关系,取得政府的支持。

国家的政府机构具有领导和组织经济的职能。随着经济发展的日趋复杂,就要求加强经济活动的组织性,协调彼此独立的生产经营者的活动,避免其盲目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所以,对企业的管理是政府对整个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论哪种企业,都必须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政府不仅是社会经济的最高管理者和调节者,国家还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政府对企业管理的范围和深度,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和信任都有甚于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者与经营者。虽然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会发生变化,但是,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却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广汉涤纶厂是一家国营中型企业;在全国同类型的工厂有100多家,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该厂又地处四川内陆,主要用户多集中在江、浙沪、闽等地,

市场的遥远增加了该厂的发展难度。

为了使厂子可以存活下去并发展,企业争取到政府的扶助:为涤纶厂收集和提供信息,协助工厂调整生产计划,积极帮助工厂寻找合作伙伴,帮助工厂解决资金问题。

在政府的帮助下和厂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广汉涤纶厂取得了显著的实效。不仅没有在激烈的竞争中垮下来,反而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获得了发展。 可见,企业的兴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与政府的关系,企业不重视政府关系是不行的。在商海中,凡成大业者没有不重视政府关系的。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和巨大的利益。 建立良好的企业与政府关系,应采取主动与合作的态度,取得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一方面可以主动的向政府汇报情况,让政府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积极的消除和弱化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这样,可以获得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艾柯卡被福特公司解雇了,却被陷入危机中的克莱斯勒公司聘为总裁。就在他走马上任的当天,克莱斯勒公司宣布了第三季度亏损近1.6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艾柯卡采取的应急措施之一就是紧紧团结经销

商,让他们开展游说议员活动,力争得到政府的支持。 经销商一般联系面都很广,他们云集华盛顿,找自己熟悉的议员游说,阐明公司破产将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更主要的是讲清公司的实力与前途。这一细微的论证,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到了国会表决时,众参议院都以多数票同意通过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方案。

克莱斯勒公司起死回生了。这是艾柯卡夫人采取主动出击,积极与政府联系和建立关系,使公司东山再起。

林绍良,早年曾在印尼当花生油推销员。40年代中期,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林绍良多次为印尼驻军送军火、药材,解决了当地驻军的困难,获得“多方面帮助印尼共和国”的赞誉,也因此与包括苏哈托在内的一批印尼军政领导人结下了友谊。

1966年,随着苏哈托的上台,林绍良很自然地凭借这种旧谊,得到了政府对自己的大力支持。当林绍良成立波戈沙里有限公司时,公司的创业资本仅有1亿盾,而印尼国家银行却给了他28亿盾的贷款。苏哈托总统还亲自主持了这家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的落成典礼。

林绍良就这样凭借着同印尼政府,直至最高当权

者的良好的私人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林绍良,在受到印尼政府的如此优待时,更感到有义务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出力。

印尼是个条件优越的农业国,但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的政策的压榨,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要拿出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负担。1969年,林绍良向政府建议,在国内自行加工面粉。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把全国213的面粉生产专利权交给林绍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林绍良实现了国内面粉自给的目标,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外汇。

一个具有远见的企业与企业管理者,深刻地认识到政府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要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一个企业一旦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企业就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的优势,来为自己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2.互惠互利

政府对于企业的指导具有神奇的力量,作为企业则应充分的利用政府的这种指导职能,为自己企业的发展刨造条件。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总会牢牢地把握这种机会。

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约100年间,黄仲涵家族和建源贸易有限公司曾经是印度尼

西亚及东南亚,甚至是世界最著名的、最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侨商业公司之一。

黄仲涵的事业之所以获得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善于利用政治资源与权力资源。

早在1890年,荷兰殖民政府为了笼络和利用他,任命他为“腰玛”,这是当时行印殖民政府假手华人管理华人事务的最高职位。他们与政府部门声气相求,与上层人物关系密切,所经营的事业自然比别家更有职权上的方便,所拥有的信息渠道自然也更广、更畅通、更及时、更准确。

在黄仲涵经营事业中,利用“政治资源和权力资源”这两大“法宝”,也能助他脱厄解困,化险为夷。 1920年至1924年间,由于糖业贸易兴旺,吸引不少华侨商人也进行砂糖的投机买卖,一度供过于求,弓愧糖价大跌。黄仲涵也因此而损失严重。可就在这非常时期,黄仲涵继续购进所要出售的原糖。原来他已从上层政府部门获悉了当局决定干预市场,稳定糖价。果然,不久后,糖价回升,黄仲涵不仅弥补了原来的亏损,而且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黄仲涵正是凭着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和他所了解的政府的指导性政策,率先走出关键之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

在经济大潮中,随着企业日益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者,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协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源、资金和各种服务,积极地支持企业的发展。

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是多方面的。可以在资金、资源、土地等方面,为企业的发展刨造良好的环境。在政府的扶助下,企业可以轻装上阵,无后顾之优,只要一心一意把企业搞好,把企业搞活,使企业可以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可以了。

福建华侨郑荆召、郑荆伦兄弟随父出洋谋生,移居马来西亚新山县,从事种植业。

当时,马来西亚有大片荒芜无人居住的上地需要开发。郑氏为了能在马来西亚有所发展,就向政府申请土地开垦,得到政府的支持。

1926年后,郑氏就相继建了养记园、泗水园、福安园、三壁咖啡店、金联盛、林金殿等垦植农场,范围一直延伸到振林山。振林山位于马来西亚柔佛的南部,是个闻名东南亚各地的著名港口。当时马来西亚地区实行“港主制”,郑荆召就被封为振林山的“港主”。 就这样,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郑氏兄弟大力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在郑氏帮助马来西亚政府开发了荒地之后,郑氏

兄弟与政府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郑荆召兴办了一家拥有六七百职工的振林黄梨厂,这是新马地区第一家自动食品加工厂,制成的黄梨罐头畅销英美各国,马来西亚政府也趁机发展了它的出口业,增加了外汇收入。为了便于运输,兄弟俩又投资开辟了三条公路,还在振林山沿河兴建码头,船只可在振林山停泊,则马来西亚政府不出一文坐享其成,自然落得帮个顺水人情。

可以说,郑氏兄弟的发展史和马来西亚发展史之间,有着守不可破、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合作,双方利益均沾,都尝到了甜头。

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离开政府的帮助。只有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力服务下。企业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坚强的后盾。做生意如果有了政府的支持,必然事半功倍;而没有政府的支持,则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

所以,优秀的企业家.都善于利用政府的服务和帮助职能,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3.仰仗协调作用

如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下,企业的生存环境业已日趋复杂。企业的身边,要接触、要交往的对象已越

来越多。企业,也要懂得利用政府的协调功能,利用政府的特殊身份为己所用。

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也蓬勃发展了起来,而建筑业也顺着这股风红火了起来。韩村河地区原来大大小小约有好几十个建筑队,不仅取得了许多工程的施工项目,而且已经进军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并闯出了一定的名堂。

随着经营项目的扩大与发展,韩村河的建筑企业在出外承揽业务时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由于各建筑企业都是各自为政,所以相对来说往往力量比较薄弱,信用度也显得不是很高,在承揽工程时往往由于本身的知名度或总体实力不是很强而被淘汰。而这些建筑企业既有村办集体企业,又有个人投资的私营企业,如想要他们自身能够自发的联合起来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关键时刻,韩村河村委会的领导者看到了在本村企业继续发展所存在的缺陷。于是,他们以村政府的名义,将各建筑业的头头们找到了一起。一番讨论之后,大家决定所有韩村人所经营的建筑业联合起来,组建韩建集团,以乡镇企业的名义参与市场竞争。这样,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韩建集团也一举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获得了巨大的建筑市场。

政府在市场中对于企业的作用力是不可轻视的;尤其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利用政府协调本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是企业在利用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时一个绝对不可忽视与轻易放过的方面。

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要与自己的竞争对手打交道,在竞争之中遇到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利用政府的协调作用消除或减少与同行们的矛盾是企业的决策者们所应注意到的一点。

德国的梅塞德斯——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与大众公司是享誉世界的两大汽车公司。数十年前,两家公司都将自己的产品定位于豪华公务公用上,不断推出自己的豪华轿车产品,争夺市场相当激烈。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更受消费者的重视和欢迎,两家公司不仅互相低毁、对方的产品,甚至不惜大幅度降价,有时甚至亏本销售。这样一来,不仅奔驰和大众两家公司的利益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外国的其他汽车公司也乘隙进入了德国的汽车市场。

激战之中,奔驰的决策者们发现与其鹬蚌相争,让渔翁得利,不如两方讲和,共同分享市场。而当时的情景如果两家讲和显然是需要一个第三者的。奔驰利用自己与政府一直保持的良好关系找到了德国政府,希望德国政府出面调解。在德国政府的出面与压

力下,大众公司终于同意将经营重心转至家用中低档轿车上来。奔驰公司利用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使自身避免了可能继续下去的损失,维持了自身的利益也保护了整个德国汽车产业的利益。

在利用政府调解本身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矛盾时,一定要注意到调解的可能性与时机。如果矛盾双方和政府都希望看到和平的局面,那么成功的机率就大大增加了。如竟争对方无一点讲和诚意,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企业甚至可以利用政府去吃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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