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2003年第6期外国语总第148期 No.6, November 2003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48 文章编号：1004-5139（2003）06-0038-08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隐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蔡龙权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隐喻和二语习得研究同属语言认知领域。把隐喻理论应用到二语习得中去，既是隐喻研究发展的必然，也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需要。本文试图通过对隐喻处理的认知的、语言的和话语交际的分析，把隐喻能力作为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在观察二语习得框架中目标语隐喻可能出现的处理特征基础上，论证这个应用的可能性，从而建立隐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实施框架。关键词：隐喻理论；二语习得；应用；实施框架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of Metaphor in SLA

CAI Long-qua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metaphor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are both related to language cognition. It is bound that theories of metaphor should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the field of SLA,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SLA to enrich and enlarge itself by adopting the theories of metaphor. As a pilot study,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and discourse aspects of metaphor processing, so as to place metaphor competence as a construct into language competence.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processing features of target language metaphor in the frame of SLA, and argues that the application is possible, thereby setting up an operational frame for the research. Key words: theories of metaphor; SLA; application; operational frame

１．引言　

1999年，英国学者卡梅伦和洛（Cameron & Low）合编出版论文集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隐喻的研究和应用》），标志着隐喻研究已经步入应用性研究阶段。该论文集含12篇论文，每部分3篇分别讨论4个专题：隐喻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从理论到数据，分析自然使用数据中的隐喻和分析诱导数据中的隐喻。卷首论文“Operationalising ‘metaphor’ for applied linguistic research”[4:1-30]讨论如何在应用语言学范畴中研究隐喻。第三部分中“Who framed SLA research? Problem framing and metaphoric accounts of the

SLA research process”[3: 135-148]针对如何运用隐喻性话语去框架和解释二语习得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另一篇“Bridges to learning: Metaphors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language”[7: 149-176]注重比较本族语教师与二语学生对“教学”、“语言”等概念的隐喻性理解和表达。三篇论文都没有直接讨论隐喻和二语习得的关系。

2002年首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召开，有几篇相关文章发表。“隐喻的应用语言学研究”[28]主要阐释卡梅伦的观点。“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25]和“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30]分别勾勒了隐喻

研究当时的重点和未来的发展。就隐喻理论的应用，束文指出：“隐喻理论对语言教学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语言教师可以利用隐喻理论来解释语言意义的变化发展过程，解释词汇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可以利用概念隐喻理论来解释语言中各种不同形式的隐喻之间的系统性和相互关系”[30]。仅此三项概观，足以说明隐喻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实用价值，值得研究。但是根据《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26;27]和我们的统计，自1990年以来，国内刊物发表了百来篇隐喻研究的文章，少有讨论隐喻理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也没有论文研究二语习得过程中隐喻的处理问题。

研究隐喻和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隐喻作为语言形式在二语习得中的功能和价值。二，隐喻研究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和方法。三，在二语习得框架中研究隐喻对隐喻研究的贡献。本文拟就第二个问题作一番探讨。

２．　隐喻理论　

自亚里斯多德的论述，隐喻研究2400多年的历史势必使它从原先的辞格争论经由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既独立又联合的探讨，发展成为当前认知科学的研究。毫无疑问，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观点和理论，描述、解释、评价隐喻的产生、运作和理解机制及其功能。

2.1 隐喻机制

隐喻由喻题（tenor）、喻体（vehicle）、喻底（ground）三个部分组成[17]。观察、描述和解释喻题和喻体之间的特征相似基础、喻体意义向喻题转移的过程和隐喻性表达式的意义再现，构成了隐喻研究的落点和焦点。理查兹[17]和布莱克[2]都以喻题和喻体之间的相似（resemblance或similarity）构成来解释隐喻的意义实现。例如，

(1) Iago is an eel. [14:148]

例（1）是一个命题真值等式隐喻，在喻题Iago（人）和喻体eel（鳗）两个不同范畴之间利用述谓动词is建立等值。在X is Y 等式中，范畴的不相似变成相似经过喻题和喻体的概念特征比较和表达式的隐喻化过程。因为主项Iago是通过谓项eel来描述的，要实现范畴的不相似变成相似必须实现谓项eel的特征向主项Iago的转移，并且能够被它接受。假设鳗有“游水，滑，不容易拿住”等特征，那么这些特征中至少有一个适合人的特征。假设eel是坏东西，那么Iago可能是坏人。反之，假设Iago是坏人，那么eel可能有坏的特征。坏人可能是“卑鄙的，不诚实的，不可信的”，那么鳗的“游水，滑，不容易拿住”等特征中至少有一个在等式X is Y中使坏的特征对人的价值判断成立。

理查兹注意到喻题和喻体之间在语言形式上的“是”与对象本质上的“非是”之间对思维所形成的张力（tension）。他认为，扩大并置的两个对象的距离，即范畴不相似，所形成的张力随之扩大。张力又可能来自喻体的意义可塑性，因而允许对它的特征作多种比较。但是他同时强调，不应该误把喻体的力量当作隐喻的精华，或把喻体的力量当作意义的魅力[17:123]，暗示隐喻的意义实现还需要考虑喻题和喻体之间的张力可承受性。布莱克认为唯有新奇的隐喻才能够激发人们去探究其富足的意义和无穷的魅力。因此他注重喻题和喻体之间的联结（asso-ciation），并指出联结的发生本身意味着建立喻题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暗示对“是”与“似”的判断在隐喻创作和理解两个过程中可能是不同的。

张力论和新奇联结论假设喻题和喻体之间存在对立与亲和的语义关系，并且对立大于亲和。理解这类隐喻需要平衡喻题和喻体之间似非而是的关系，使之变得似是而非，而平衡势必引发意义的转移。基蒂[11]指出，“隐喻性转移是意义从喻体场向喻题场的转移，是某个喻体项为其他喻体项所增生的亲和与对立关

系的转移。更加清楚地说，隐喻中所转移的是属于某个语义场的关系向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域的转移”[11:36]。因此，虽然人和鳗的联结显示了他们的对立与亲和，人和鳗在上位概念“动物”上是同一的，在他们被置放到一起之前早已拥有某些相似。他们的关系是亲和大于对立。此外，由于人的性格和动物种类都是多样的，只要满足此间的命题，相似均可成立。因此（1）的命题本质上是开放的，它并不具有多少源于对立的隐喻力。比较

(2) The river sweats Oil and tar. （Eliot，

转引自1: 98）

（2）的相似联结体现了喻题和喻体之间的强烈或“截然不同的语境域”对立。它的三个相似比较river和sweats，sweats和Oil and tar，river和Oil and tar都超越各自概念范畴的约束，进入对方的范畴，由此强制人们在理解中实行喻体向喻题的语义转移，以在恰当的语境中寻求它们的亲和。（2）的隐喻力强大。

隐喻过程中的语义转移为语词的意义扩展提供了平台。隐喻是“词义产生的主要理据（motivation），是表达的机制，是同义和多义的来源，是强烈感情的释放口，是填补词汇缺口的方法”[20：212-213]。按照厄尔曼的解释，隐喻之所以具有这些特征，是因为隐喻表达式具有浓缩明喻表达式的能力。（1）所对应的明喻是（1a），或者是一个经由更加明确比较的明喻（1b）。比较三种表达式，它们的意义都是（1c）。显然隐喻（1）的意义再现经历了形式和意义共同浓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slippery与unreliable的同义本身就是隐喻性多义扩展。它可以在浓缩（1b）到达（1d）的隐喻性表达式中得到证明。

(1a) Iago is like an eel. (1b) Iago is as slippery as an eel. (1c) Iago is unreliable. (1d) Iago is slippery.

格赖斯[8]从话语合作准则对隐喻的使用作了语用学的解释。按照他的观点，（1）和（2）

包含范畴谬误，因此违反话语原则中的质准则。但是如果说话者是故意这样说的，那么他用心何在？格赖斯的结论是出于得到蕴涵的目的。言下之义，隐喻就是蕴涵。比较直陈式话语交际，蕴涵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话题，或者在隐含的陈述中夸张话题。由于隐喻的基本工作原理之一是以实喻虚，隐喻性蕴涵更加可能通过喻体夸张喻题。这在（1）和（2）中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因为蕴涵在话语交际中是普遍的，达到蕴涵的方式不仅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行为的，还可以是文化的。这在隐喻性蕴涵中非常典型。下面（3）B呼应A的语言形式是一个肯定句，蕴涵B对John didn’t do well on his final exam这件事情非常清楚。在语言行为上B证实A的所听所闻，并用Waterloo的隐喻性蕴涵对事实实施强化。由于Waterloo是拿破仑1815年最终失败的场所，并自翌年起被用以喻指重大或最终的失败或倒退，B用它描述John的失败，显然可通过蕴涵让A想象John的惨状。

(3) A: I hear John didn’t do well on his

final exam.

B; Yeah, it turned out to be his

Waterloo. （1: 97）

莱考夫和约翰逊[13]的解释标志着隐喻研究进入了思维科学的领域。他们发现，日常生活中充满着隐喻。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地知觉隐喻的存在，我们依赖它们的存在而存在。他们指出，人类认知受社会存在的制约。类似空间、爱情、愤怒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关于它们的隐喻性概念在不同的文化社团中可能具有普遍性，而再现这些隐喻性概念的语言在特定语言范围内可以发生各自的形式变化。莱考夫和约翰逊的结论是隐喻不仅是体现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语言性工具，而且是人们形成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普遍的认知机制。假如我们把（1）中的eel换成fox，产生（4），它不仅适用英语社团，而且适用法语、德语、俄语、日语、汉语等社团。（4）就是普遍的了。

相比之下，（1）和（3）具有浓重的地区和历史文化色彩。作为对应概念，我们有“泥鳅”和“败走麦城”的隐喻。同样，我们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典型地反映了莱考夫和约翰逊对空间概念隐喻的概括：UP IS GOOD。

(4) Iago is a fox.

根据他们的研究，莱考夫和约翰逊对隐喻作出了概念性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和语言性隐喻（linguistic metaphor）的区分。概念性隐喻或明或隐地指导人们的概念形成、问题解决和语言表达。概念性隐喻是一种思维机制。语言性隐喻只是概念性隐喻的文字再现形式。语言性隐喻对概念性隐喻的介体关系使我们有兴趣依据隐喻的特性进一步思考概念性隐喻的生成基础。概念的产生受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概念。我们可以设想，没有拿破仑就没有Waterloo的概念，没有关云长就没有“败走麦城”的概念，因而就没有关于他们的概念性隐喻。对（5）和（6）的理解对比证明，因为（5）的概念是普遍的，是泛文化的，所以容易理解；相反，（6）的概念受文化制约，是唯文化的，因此理解困难。要准确地理解（6），有一个了解美国文化的过程。这一点可以在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的产生、西行、并于1971获得认可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一旦概念、意念和信念胶合成一体，文化性隐喻不仅存在，还影响概念性隐喻和语言性隐喻的产生和使用[22]。

(5) Old age is the evening of life.

（Aristotle, 21:1457b，转引自5:71） (6) A plaque commemorates Beach’s pioneering and maverick achievement. （ETS） 2.2 隐喻功能

隐喻的功能与隐喻特定的工作机制紧密相关。洛[15]以文本策略的范畴给隐喻归纳了六种功能，它们是1）有可能借助喻体讨论喻题；2）证明生活中的各种事情至少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内是相连的、有系统的；3）扩

展思想；4）通过戏剧化喻体使人非注意喻题不可；5）回避和否认对喻题的责任；6）允许说话者讨论充满感情的话题。

根据束定芳的概括，隐喻有修辞、语言学、诗歌、认知、社会和文字游戏六种功能[29:112-151]。其中修辞功能表现在语言表达的“简练”、“生动”、“新奇”、“启发”、“委婉”和“高雅”；语言学功能表现在“填补词汇空缺”和“增加表达的精确性和形象性”；认知功能表现在“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础”、“人类组织经验的工具”、“认识事物的新视角”和“类推说理”；“隐喻的社会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交往中加强‘亲密程度’，二是出于委婉和礼貌的考虑”。

巴克曼[1:84-107]对隐喻功能的认识是从语言能力构造定位的。根据巴克曼的设想，语言能力由四个依次包容的成分构成：1）语言能力含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两大构成；2）组织能力含语法能力和文本能力两中构成；语用能力含以言行事能力和社会语言学能力两中构成；3）语法能力含词汇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语音学四小构成；文本能力含粘连和修辞组织两小构成；以言行事能力含语言的构思功能、运作功能、启发功能和想象功能四小构成；社会语言学能力含对方言和变体的敏感、对语域的敏感、对自然性的敏感和解释文化援引和比喻的能力四小构成。

在这个语言能力的复杂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克曼把比喻处理为一项不可或缺的能力，置入到语言能力的结构框架之中。为此，巴克曼解释说：“特定文化赋予特定事件、地点、机构或人以扩展性意义。无论何时，只要语言使用中涉及这些意义，对它们的了解就是必要的。……同样，解释比喻性语言所涉及的远非是指称意义的知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肯定能够在比喻性语言中获得意义，但是由于社会文化的规约深深地根植在特定社会或语言社团的文化之中，它们牢牢地控制着比喻性语言的使用以及它所唤发的特定意

义和意象”[1:97-8]。显然，把比喻性语言作为一种能力引进语言能力的整体结构不仅是不无道理的，而且是富有意义的。

虽然巴克曼并没有对语法能力、文本能力和以言行事能力中的隐喻性语言的功能作详细的讨论，我们可以在反顾洛和束的描述中看到它们同隐喻的关联。语法能力中的词汇学和文本能力中的修辞组织无论如何是与隐喻紧密相联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言行事能力中有关语言的构思功能、运作功能、启发功能和想象功能同样适用于描述隐喻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隐喻的构思功能表达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感受；通过隐喻的运作功能营造、维持和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通过隐喻的启发功能扩展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通过隐喻的想象功能激活我们同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为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隐喻具有构思、运作、启发和想象的功能。

比较上面三个不同层面的观察，让我们看到隐喻在在组织和实行思维中的认知功能，词汇、句子和语篇中的语言学功能，在表达方式选择中的交际策略功能。由于这些功能具有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的普遍性特征，我们认为把隐喻理论引入到二语习得中去也就具备了应用的必要条件。

３．隐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二语习得中强调隐喻的学习是不会过分的。而当我们强调认知方式决定语言表达方式、进而决定交际方式时，在二语习得中强调隐喻理论的应用可以说是当务之急。但是在实施之前，有必要观察在二语习得中应用隐喻理论的充分条件。

3.1 基础框架

卡梅伦[4:7]在讨论如何应用隐喻理论的问题时建立了一个方法框架。在她的分析中，这个框架有三个层面构成。

层面1是理论层面，含隐喻的辨别；隐喻的分类；制作、解释和发现作为话语使用任务

的隐喻的目标和逻辑。

层面2是处理层面，含概念的激活，即在话语中处理隐喻性语言时，个体同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建的概念；隐喻是怎样被解释的，一个特定的隐喻是怎样被使用的；借助隐喻所发生的概念域构建，经由接触隐喻所发生的概念变化。

层面3是神经层面，含层面2和1中引发隐喻处理的神经活动。

就研究方法框架的基本构造而言，卡梅伦的三层面构建是完满的。我们可以在隐喻这个特定研究对象中注意到卡梅伦的构建对语言研究的普遍适用性。理论层面构成的是语言学分析，处理层面涉及以环境为条件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神经层面主要针对处理中的生理反应。反过来，研究对象越具体，范围就越狭小，研究需要考虑的限制条件就越多。由于不同的研究范围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按照卡梅伦的建议，隐喻理论的应用性研究需要注意：1）研究者需要明确研究层面是理论的还是处理的；2）在任何层面上，研究者需要核查分析框架是否符合各个层面的限定；3）不同种类的隐喻可能要求不同的理论框架；4）分析框架可能需要多方位的，以解释隐喻的不同方面，如语言形式、熟悉程度和话语功能[4:7-8]。

尽管在许多研究中理论和处理是交错的，甚至对处理的研究是为了支撑理论的研究，我们依然认为卡梅伦的研究方法框架对隐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具有基础性指导意义。这就是说，除了考虑这些要求以外，我们还需要根据二语习得的特定条件制订各种特定的要求。

3.2 二语框架

二语习得是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由于母语先入为主的优势，二语习得明显受到母语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如此强大和长久，以致塞林格[18;19]断言只有5%的二语习得者可能达到本族语使用者的水平，其他人的目标语始终处

在一个带有母语痕迹的中介语状态。虽然塞林格的定量评价惊人，他所提出的中介语可以被合理地接受为二语习得过程中的自然存在。“语言的同类属性促发目标语与母语的交融。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母语，也就不存在作为客体的目标语，那么肯定不存在作为主体向客体过渡的中介语”[24]。当我们注意到中介语的存在，并进一步注意到中介语的认知发生受到语言、社会和中介语认知系统本身的制约，我们就应该为在二语习得中应用隐喻理论而构建框架的时候考虑二语习得的学习目标（objective）、隐喻处理方式（processing）和可学性（learnability）三个问题。

学习目标

学习语言是为了交际。按照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普遍存在的观点，隐喻是人们在语言交际中习以为常的工具，因此可以被视为二语习得的基础性目标。按照海姆斯[10]关于交际能力的等级划分和巴克曼的语言能力的层次结构，隐喻可能被视为流畅或得体的目标。按照文秋芳[31]对我国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评价，“仅仅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和流利性而不顾多样性，学生的二语能力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没有明显的进步。”这样，隐喻就应该被视为二语习得的高级性目标。虽然三种目标的设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我们可以推论它们的共同点是把隐喻这样的语言能力纳入二语习得的学习目标。如果综合这三种目标设定，我们可以在学习连续体上设立几个不同性质的目标。这些目标向我们显示，目标随隐喻类别和学习阶段的变化而发生质量和数量的变化。隐喻类别和学习阶段的变化既有各自内在的横向联系，又有彼此之间相互协调的纵向对应。隐喻的选择参照使用频率、词汇认知范围和文化比较，阶段的设定可以现成地依据学校教育的年级安排。

处理方式

处理包括隐喻的理解和制作。普遍语法和

概念性隐喻理论都认为母语和二语习得者的语言处理方法的核心应该是相同的。所出现的差异是不同语言参数对特定语言进行设定所产生的结果。比较具体的语言，差异是普遍的；就语言机制而言，差异是很小的[6;21]。但是，因为应用意味具体化，观察微小的差异对普遍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是有意义的。这种观察要求我们至少考虑三个问题：第一，文化影响思维和语言。母语和二语的文化和思维特征差异可以构成各自特定的隐喻性思维和表达。影响二语习得的隐喻可能是文化性的、或者思维性的、或者是语言性的。不同类别的隐喻可能在处理方式和难度上存在差异，例如（1）和（2）。第二，作为二语习得的典型特征，语言转移和规则泛化依靠的是类推，过程上近似隐喻工作机制中的类比，本质上存在巨大差异。转移和泛化对目标语不同类别的隐喻的处理随母语和目标语的概念性隐喻和语言性隐喻的对应程度发生变化，例如（3）和（4）。第三，概念的形成和表达受词汇能力的约束。词汇能力包含理解性词汇能力、使用性词汇能力、已有的多义水平和词义扩展的逻辑性想象能力。词汇能力的差异影响对目标语不同类别的隐喻的处理，例如（5）和（6）。

可学性

目标设定和处理方式是可学性的前提，影响学习过程中可学性程度的因素有信息输入[9;12]、学习者心理准备[16]和诱导[23]。信息输入包括输入量、输入频率以及量和频率各自的衔接布局。它们既涉及作为主要信息源的教材对隐喻性语料的设计，又涉及作为辅助信息源的教师在授课和讲解中使用隐喻的程度。由于后者的实施明显以隐喻性蕴涵替换通常课堂用语的直陈式表达，因此还可能激活学习气氛。学生的心理准备显然受到学习的阶段差异特征的约束。它是认知性的。但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母语式思维定势可能既是认知性的，又是情感性的。而仅仅满足生存性交际目标的选择是功能性的。不同的心理准备制约甚至阻碍对

目标语隐喻的处理。诱导是一种教学技术，既针对学习者对隐喻学习的消极心理准备，也适用于维持和加强学习隐喻的兴趣。实施诱导与教师对隐喻的态度、处理和教学安排紧密相关。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为隐喻理论应用研究建立一个二语习得的框架，以续接卡梅伦的隐喻应用研究的基础性方法框架。

层面1

学习目标：确定学习隐喻的目

标；区分隐喻类别，根据难度和数量选择隐喻性语言材料；区分学习阶段。

层面2

处理方式：对目标语不同类别

的隐喻的处理方式和难度差异；二语习得特征对处理目标语不同类别的隐喻的影响；词汇能力差异对处理目标语不同类别的隐喻的影响。

层面3

可学性：对隐喻性信息输入的

量和频率的设置考虑，其中包括教师授课的隐喻性语言；对学生的认知、情感和功能性心理准备的考虑；实施诱导，改变、维持和加强学习者心理准备。

　４．结论　

我们认为，在二语习得中应用丰富的隐喻研究理论，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可操作的。它既有助于深入二语习得研究，也有助于拓展隐喻的研究。从二语习得的受益立场出发，隐喻理论的直接贡献是通过学习隐喻性表达培养词义逻辑扩展能力和话语交际的变化能力。隐喻理论的间接贡献，然而我们认为是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概念性隐喻的处理机制与二语习得机制的关系，寻求一个解释性更大的二语习得理论。无论是要达到哪个目标，必须在二语习得的范畴中观察和解释目标语隐喻的处理过程和结果。它需要一个集隐喻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于一体的操作框架。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二语习得中应用隐喻理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转移，更不是美学的嫁接。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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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3—02—22

作者简介：蔡龙权（1955—），男，籍贯上海，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语用学，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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