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04日 11:27:21 全部专栏 字号 T|T
20多年前，丁学良在美国哈佛大学上比较政治学课程的时候，遇到包括以研究“文明的冲突”闻名于世的亨廷顿在内的洋人教授，在开场白中都要读到经典文献中的一句话：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在世界范围内，把官僚体制从初级形态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现代形态，中国人做出了最为持久的贡献。
马克斯·韦伯提出统治人类社会有三种权威：传统权威、超凡魅力权威、法律与理性权威，他认为后两种权威都是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
关于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一直处于萌芽状态，丁学良在其新书《辩论“中国模式”》说到，不能怪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为那时候它们还没有把脚插进中国的土地。“中国本土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基本的一条是它受害于内生的障碍。我本人倾向于认为中国本土资本主义成长的最大限制就是中国的官僚体制，表现为官府以正式权力、官员以个人非正式权势对本土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分压榨和过分限制。”
另据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郝延平介绍，乘虚而入的外国势力以及外国资本，反而刺激、助长并且庇护了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腾飞。1820～1883年，在国际性的合作与竞争中迅速成长的中国商人，不再像传统的旧式商人那样，把赚来的利润主要用在非经营性支出方面，而是通过扩大再生产缔造了中国第一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
遗憾的是，在1883年那场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上海等地的民间工商企业陷入暂时性的经营困境。清政府出台的并不是扶持民间工商企业的相关政策，反而是李鸿章、盛宣怀等人主持下的扼杀败坏民间企业的掠夺性政策。随着官僚资本强势介入工商企业及其市场经济，以牺牲断送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为代价，初步奠定了一批官督商办以及国有官办的大中型工商企业的垄断地位。
1911年5月9日，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积极策动下，已经在“国进民退”方面大刀阔斧的清政府官僚集团，公然宣布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直接损害了参与集资入股的广大绅士、商人、地主及农户的切身利益，由此引发四川等省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派遣湖北新军到四川参与镇压，从而造成武昌等地军备空虚。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一举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以盛宣怀为一线代表的腐败低能的官僚集团，所充当的恰恰是大清王朝掘墓人的角色。
按照丁学良的解释，继1820～1883年之后，中国本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从1911年清朝覆灭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20多年间。1911～1927年，中国基本上是处于军阀混战状态。“正是由于这种破碎的状态，给中国民间企业的发展反倒造成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当时中国还有租界，虽然租界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是政治帝国主义、经济殖民主义的表现，同时客观上，它也给中国本土的民间企业家、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避难地和保护伞。”等到1927年国民党政权在南京稳固以后，官僚政治及官僚资本卷土重来，逐渐强化了对于经济命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1911～1927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工商企业，因此变成1930～1940年代统制经济模式下的附庸。
在我看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直接败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基础的，是由翁文灏、钱昌照等人负责主持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富国强兵以及抗战救国的神圣名义之下，有意识地从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那里，学习引进垄断资源、牺牲民众的统制经济模式，不仅败坏了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助长了官僚集团及其官僚资本的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最终导致丧失民意支持的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
后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摒除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官僚集团，由以陈诚为首的政学系和以蒋经国为首的青年团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台湾宏观经济以“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为前导，经过40年的调整，逐步淡化官僚集团对于经济资源的垄断干涉，从而成功实现了由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市场经济，到现代化、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有序转型。随着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台湾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的中国大陆，也在进行着另一种模式的改革开放。 ★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
2011年03月04日 11:27:21 全部专栏 字号 T|T
20多年前，丁学良在美国哈佛大学上比较政治学课程的时候，遇到包括以研究“文明的冲突”闻名于世的亨廷顿在内的洋人教授，在开场白中都要读到经典文献中的一句话：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在世界范围内，把官僚体制从初级形态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现代形态，中国人做出了最为持久的贡献。
马克斯·韦伯提出统治人类社会有三种权威：传统权威、超凡魅力权威、法律与理性权威，他认为后两种权威都是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
关于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一直处于萌芽状态，丁学良在其新书《辩论“中国模式”》说到，不能怪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为那时候它们还没有把脚插进中国的土地。“中国本土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基本的一条是它受害于内生的障碍。我本人倾向于认为中国本土资本主义成长的最大限制就是中国的官僚体制，表现为官府以正式权力、官员以个人非正式权势对本土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分压榨和过分限制。”
另据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郝延平介绍，乘虚而入的外国势力以及外国资本，反而刺激、助长并且庇护了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腾飞。1820～1883年，在国际性的合作与竞争中迅速成长的中国商人，不再像传统的旧式商人那样，把赚来的利润主要用在非经营性支出方面，而是通过扩大再生产缔造了中国第一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
遗憾的是，在1883年那场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上海等地的民间工商企业陷入暂时性的经营困境。清政府出台的并不是扶持民间工商企业的相关政策，反而是李鸿章、盛宣怀等人主持下的扼杀败坏民间企业的掠夺性政策。随着官僚资本强势介入工商企业及其市场经济，以牺牲断送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为代价，初步奠定了一批官督商办以及国有官办的大中型工商企业的垄断地位。
1911年5月9日，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积极策动下，已经在“国进民退”方面大刀阔斧的清政府官僚集团，公然宣布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直接损害了参与集资入股的广大绅士、商人、地主及农户的切身利益，由此引发四川等省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派遣湖北新军到四川参与镇压，从而造成武昌等地军备空虚。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一举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以盛宣怀为一线代表的腐败低能的官僚集团，所充当的恰恰是大清王朝掘墓人的角色。
按照丁学良的解释，继1820～1883年之后，中国本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从1911年清朝覆灭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20多年间。1911～1927年，中国基本上是处于军阀混战状态。“正是由于这种破碎的状态，给中国民间企业的发展反倒造成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当时中国还有租界，虽然租界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是政治帝国主义、经济殖民主义的表现，同时客观上，它也给中国本土的民间企业家、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避难地和保护伞。”等到1927年国民党政权在南京稳固以后，官僚政治及官僚资本卷土重来，逐渐强化了对于经济命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1911～1927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工商企业，因此变成1930～1940年代统制经济模式下的附庸。
在我看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直接败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基础的，是由翁文灏、钱昌照等人负责主持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富国强兵以及抗战救国的神圣名义之下，有意识地从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那里，学习引进垄断资源、牺牲民众的统制经济模式，不仅败坏了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助长了官僚集团及其官僚资本的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最终导致丧失民意支持的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
后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摒除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官僚集团，由以陈诚为首的政学系和以蒋经国为首的青年团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台湾宏观经济以“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为前导，经过40年的调整，逐步淡化官僚集团对于经济资源的垄断干涉，从而成功实现了由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市场经济，到现代化、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有序转型。随着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台湾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的中国大陆，也在进行着另一种模式的改革开放。 ★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