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每一缕新鲜空气都与李鸿章这个名字紧紧相连，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都与李鸿章相连。
李鸿章是晚清政坛奇人，他一生忠贞事清，又敢做敢为，无论是皇胄掣肘，还是清流物议，他都不在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干了许多大事，是一位非常务实的朝廷干将。他性格复杂，总处在矛盾的漩涡中，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赞他者说他是中兴名臣，谤他者说他是千古罪人，可以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有争议的人。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其中大多数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的评价也逐渐多元化。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1823年2月15日（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市肥东，其父李文安系道光甲午科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戊戌科会试第一百十二名进士，殿试三甲，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他的六个儿子：瀚章、鸿章、鹤章、蕴章、风章、昭庆，均走的是读书做官的道路。
李鸿章24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初年，他在原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并去江西、湖南投靠了曾国藩，又奉其命回乡招兵买马，编练成7000名淮军，由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等分带，沿江而下，到上海镇压太平军。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1899年至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又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是当时内阁最高职衔，他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
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第一。李鸿章曾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还建立同文馆，选派留学生出洋。他办洋务的初始动机是办军工企业，造出枪炮、弹药、机器、舰船和水雷，主要用来对付捻军（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但由于直接改善了淮军的武器装备，使淮军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军事力量，后期的淮军实际上成了国防军。
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的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的海上门户。后因朝廷的腐败与各方面的掣肘，海军长期没有军费没钱买炮弹，导致在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空余历史的一声浩叹。
戊戌变法前后，李鸿章已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但端在人心相通”但他却曾举棋不定。当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时，他曾向管学大臣孙家熏推荐康有为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有为、梁启超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询问：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
环视清朝历史，汉人中只有李鸿章敢和满清最高统治者如此对话。而且接下来他还有一次更惊世骇俗的“抗上”的举动。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竟然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八国军攻进北京，帝、后西逃西安。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由两广总督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为清廷这所“破屋”充当起“糖糊匠”之责。由于大清长期积贫积弱，李鸿章纵然有三头六臂亦回天无力。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史载其吐血中“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去世后，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李鸿章生前还有一项汉人最高殊荣：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
在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自传中，李鸿章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刘继兴考证，李鸿章青年时代所作的诗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曾使异国的伊藤博文在从政前竟深受其影响。
时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称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关于身后荣辱，李鸿章心里很明白，他曾说，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梁启超曾著有《李鸿章》一书，书中为李鸿章大抱不平：“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英国及美国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其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的定论一向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因为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实在是件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晚清帝国的每一缕新鲜空气都与李鸿章这个名字紧紧相连，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都与李鸿章相连。
李鸿章是晚清政坛奇人，他一生忠贞事清，又敢做敢为，无论是皇胄掣肘，还是清流物议，他都不在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干了许多大事，是一位非常务实的朝廷干将。他性格复杂，总处在矛盾的漩涡中，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赞他者说他是中兴名臣，谤他者说他是千古罪人，可以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有争议的人。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其中大多数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的评价也逐渐多元化。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1823年2月15日（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市肥东，其父李文安系道光甲午科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戊戌科会试第一百十二名进士，殿试三甲，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他的六个儿子：瀚章、鸿章、鹤章、蕴章、风章、昭庆，均走的是读书做官的道路。
李鸿章24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初年，他在原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并去江西、湖南投靠了曾国藩，又奉其命回乡招兵买马，编练成7000名淮军，由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等分带，沿江而下，到上海镇压太平军。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1899年至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又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是当时内阁最高职衔，他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
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第一。李鸿章曾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还建立同文馆，选派留学生出洋。他办洋务的初始动机是办军工企业，造出枪炮、弹药、机器、舰船和水雷，主要用来对付捻军（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但由于直接改善了淮军的武器装备，使淮军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军事力量，后期的淮军实际上成了国防军。
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的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的海上门户。后因朝廷的腐败与各方面的掣肘，海军长期没有军费没钱买炮弹，导致在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空余历史的一声浩叹。
戊戌变法前后，李鸿章已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但端在人心相通”但他却曾举棋不定。当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时，他曾向管学大臣孙家熏推荐康有为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有为、梁启超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询问：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
环视清朝历史，汉人中只有李鸿章敢和满清最高统治者如此对话。而且接下来他还有一次更惊世骇俗的“抗上”的举动。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竟然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八国军攻进北京，帝、后西逃西安。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由两广总督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为清廷这所“破屋”充当起“糖糊匠”之责。由于大清长期积贫积弱，李鸿章纵然有三头六臂亦回天无力。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史载其吐血中“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去世后，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李鸿章生前还有一项汉人最高殊荣：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
在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自传中，李鸿章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刘继兴考证，李鸿章青年时代所作的诗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曾使异国的伊藤博文在从政前竟深受其影响。
时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称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关于身后荣辱，李鸿章心里很明白，他曾说，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梁启超曾著有《李鸿章》一书，书中为李鸿章大抱不平：“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英国及美国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其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的定论一向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因为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实在是件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