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1 导论
我国近十年来的城市发展不断加快，城市化1水平显著提高，但巨大的城市化浪潮也带来了诸多战略性问题，如城区扩张的无序与无度、城市经济的内聚和粗放、环境污染的加剧和转移、区域资源利用的过度与低效、城市社会的分层和内卷等，这些问题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准确把握当今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从根源上把握发展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索动力因素与城市化之间的相关性，来研究当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2。
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论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市、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还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3 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析
3.1 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内涵的研究
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内涵的研究，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有：所谓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孙中和，2001；高云虹，2003；钟秀明，2004)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3.2 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
张进洁、沈体雁、郭秀丽、侯敏（2012）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框架进行分析：城市化动力机制既包括微观动力、中观动力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区域本身所固有的人文、自然因素等内生动力，也有来自于政策变化、境外投资等外力作用。（图1）1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它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经济要素、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
2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推动城市化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作用机理，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简单的说就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能够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各种力量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1 城市化动力机制系统分析框架
3.2.1 动力机制之一：经济因素
张进洁、沈体雁、郭秀丽、侯敏（2012）通过分析认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无论是萨缪尔森还是库兹涅茨，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经济学家保罗一贝洛克从经济总量增长与城市化的相关关系,钱纳里从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数量关系等各方面分析了经济因素是推动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会相应提高，其需求层次、消费结构也将会发生变化。需求的变化直接导致某些产业加速发展，同时也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的发展，促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因此经济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宏观动力。
农村工业化推进
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一是在要素按比较利益原则自由流动条件下，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从获利低的地区流向获利高的地区，形成工业企业聚集区，构成了城市化的开端；二是工业布局与城市布局存在空间匹配关系，工业发展要依靠规模化与专业化，导致企业资源、要素的空间聚集，为城市的发展创造条件，构成城市化的实质内容；三是工业化通过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形成协调发展的产业链，推动城市的扩张，强化城市的聚集与扩散功能。狭义的工业化强调的是要素的聚集而资金、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有限空间上的高度组合必然推动城市(镇)的形成和发展,且这一过程是以农业剩余(产品剩余、资本剩余和要素剩余)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的流动与聚集作为前提的。广义的工业化又可理解为“发展”或“现代化”,它除了产业(尤其是工业)的空间聚集,还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这一切又都改变着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我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市化过程,强有力地说明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而对于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工业对于城市化的主导地位尤为突出。
宋彬认为：20 世纪7O年代末，中国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但当时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 制度却严重限制着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在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出现了极具特色的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对城市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它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为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结构基础。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向小城镇的集中、工业小区和市场的建设,这些过程都大大调整了区域产业结构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强了区域经济实力,从而促进了小城市(镇)职能的改变、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总之,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对其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产业结构转变
非农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吸引劳动力等要素流入城市，形成集聚效应，加快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的优化演进是城市化的持续动力，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第二、三产业对城市化的驱动作用有所不同。工业与制造业在城市化前期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而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比重日益扩大，对城市化的驱动效应愈发凸显出来。李国平通过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产业结构转变对城市化的驱动影响，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呈负相关，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呈正相关；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率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强于第二产业。
张进洁、沈体雁、郭秀丽、侯敏（2012）认为：城市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化动力是不相同的，如表1所示。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发展阶段，工业化依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第三产业对城市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增强，在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从城市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转变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
。
表1 不同阶段城市化特征及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比较利益的驱动
吴靖（2007）和宋彬均认为：从产业间的比较利益来看，农业相对于二、三产业是一种比较利益较低的弱质产业。在非农业部门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共同作用下，非农产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收益势差促使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非农业部门。著名的配第一克拉克法则描述了随着经济发展,在比较利益驱动之下,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转移。在实践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也必然导致劳动力在空
间分布上的重新配置。伴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由分散到集中、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产业结构也表现出由农业向非农业、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换，这一过程与城市化的推进过程同步发生。
从城乡之间的比较利益来看，城镇在二、三产业大力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双重作用下，必将表现出巨大的利益引力。而农村相对贫困的加剧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滞留形成巨大推力，这种所谓 “推—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乡日益分化的客观现实。事实上，城乡之间存在的这两股力的巨大势差交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各种生产要素在城镇空间聚集，进而为城镇的进一步发展持续提供廉价的、充裕的生产要素，此乃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从城乡生产、生活软环境的差别效应来看，城乡之间在收入水平、受教育机会、文化娱乐、医疗卫生、交通资讯、社会福利、个人价值实现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必然对城乡居民在个人未来的发展空间定位上产生强烈影响。面对城乡之间比较利益的存在以及这种差异的日益扩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在规划未来时理性地会选择到城镇发展。因此，城乡综合环境的差异性必然诱致农村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向城镇集聚，从而推动城镇化进一步发展。 农业发展和农业剩余贡献
宋彬研究表明：农业剩余是指农业自身生成的生产要素和产出在满足了农业自身需要之外的剩余部分，不仅包括农业的产出剩余而且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剩余。农业剩余是农业发展进步所引起的资源和产品溢出，是农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农业发展是城市化推进的核心动力，具体表现在农业剩余对城市化的贡献。
农业对城镇化的贡献，一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工业生产原 料——产品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农业的就业份额、产值份额都在大幅度地下降，但 人们所需要的食物仍然要来自于农业。同时，伴随着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人们对食物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而且，农业部门提供的原料也直接推进了作为城镇 发展动力的工业发展。二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市场——市场贡献。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从而使城镇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使城镇化动力不断加强。三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生产要素——要素贡献。城镇的发展和扩张，必然要求资源的不断增加和集聚。除国家依靠行政力量强制使农业资源转向非农部门外，城镇经济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由此提供的要素的高价格，也诱导着市场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些生产要素是城镇化实现的基本条件。四是城镇化的推进也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外汇方面的支持——外汇贡献。通过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可以为工业发展换回进口国外技术设备所必须的外汇，从而推进城镇化发展。
3.2.2 动力机制之二：科技因素
郭力、陈浩（2013）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差异进行了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分析，在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认为驱动因素各有不同，而在城市化的整个过程中，科技具有稳定的推动作用：广义上的技术进步不仅包括科技与知识的创新，还包括体制、制度等组织结构的改善，形成外部性与溢出效应，为经济的集约增长与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提供长远的动力保障。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增长，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演变，进一步影响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开辟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这些都表明科技因素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
3.2.3 动力机制之三：文化教育因素
俞万源（2012）研究表明：文化是文化经济时代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文化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和动力源，是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城市化发展、促进城市集聚与规模扩张，文化促进城市外延扩张、加速城市化进程；通过提升产业与经济发展素质、提高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促进城市文明发展与进步、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文化促进城市内涵发展、提升城市化质量。
随着知识经济和文化经济的发展，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生产力由传统的“物质要素主导型”向“文化要素主导型”转变，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文化作为重要生产力要素，显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城市发展的推动功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是城市竞争力的首位要素、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力量。文化以“文化力”形式转化成文化生产力，形成具有先进性、创造性、精神性的文化软实力，直接影响和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是城市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文化力提高城市发展软实力和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成为城市现代化的直接动力，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文化通过文化教育提高人的群体素质，文化通过文化产业发展提高社会文化发展及信息化程度，促进城市社会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
教育发展能够促进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从就业能力与发展潜力方面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迁移进程，有效地促进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3.2.4 动力机制之四：制度因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社会的各项制度也处于变革之中。特别是与计划经济直接相关的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制度、各种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等的变革，以及市镇设置标准的下降和设市设镇模式的变化，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彬针对中国城市化四个动力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制度因素做出如下分析：以罗纳德·H·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对经济行为的相关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如果缺乏有效率的制度，或是提供不利于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则城市化就不能正常发展。
郭力、陈浩（2013）认为：制度的变迁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调整对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有效地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住宅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刺激了城市开发，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对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驱动作用。政府财政政策的扩张与紧缩也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及时安排了4万亿财政投资以“保增长、促就业”，为城市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环境，保证了城市化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实践证明，制度安排与创新在城镇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这种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农业产品剩余和要素剩余；二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非农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非农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三是通过有效率地促进经济要素流动的制度安排，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部 门的要素流入拉力形成结合与集聚的合力；四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城镇建设的制度安排，促 进了城镇基础设施及房地产业的开发，从而满足了城镇非农产业和人口不断集聚的需要。
4 总结
总之,城市化是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概念,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影响因素的作用各不相同，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化动力也逐渐开始以多元替代以往单元城市化动力，表现出新的特征。而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动力也逐渐开始以多元替代以往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表现出新的特征。但是,作为区域城市化的动力源,中国极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导致了城市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的巨大差异。这必然要求在今后的城市化过程中,不同区域以不同的城市化动力为主导,结合其它动力因素,以推动整个国家城市化的健康、稳定、高级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吴靖.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探析[J].经济学家，2007
[2]高云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03）
[3]俞万源.城市化动力机制：一个基于文化动力的研究[J].地理科学，2012（11）
[4]吴正海.基于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01）
[5]梁青.城市化动力机制：一个关于文献的综述[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01）
[6]郭力，陈浩.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差异[J].城市问题，2013（01）
[7]王小侠，刘杰.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初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03）
[8]袁瑞娟.中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9
[9]张进洁，沈体雁，郭秀丽，侯敏.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及其政策影响分析[J].2012
[10]宋彬.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析[J].商业视角
[11]孙中和.中国城市化基本内涵与动力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1（11）
[12]钟秀明.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4
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1 导论
我国近十年来的城市发展不断加快，城市化1水平显著提高，但巨大的城市化浪潮也带来了诸多战略性问题，如城区扩张的无序与无度、城市经济的内聚和粗放、环境污染的加剧和转移、区域资源利用的过度与低效、城市社会的分层和内卷等，这些问题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准确把握当今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从根源上把握发展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索动力因素与城市化之间的相关性，来研究当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2。
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论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市、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还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3 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析
3.1 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内涵的研究
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内涵的研究，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有：所谓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孙中和，2001；高云虹，2003；钟秀明，2004)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3.2 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
张进洁、沈体雁、郭秀丽、侯敏（2012）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框架进行分析：城市化动力机制既包括微观动力、中观动力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区域本身所固有的人文、自然因素等内生动力，也有来自于政策变化、境外投资等外力作用。（图1）1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它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经济要素、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
2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推动城市化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作用机理，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简单的说就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能够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各种力量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1 城市化动力机制系统分析框架
3.2.1 动力机制之一：经济因素
张进洁、沈体雁、郭秀丽、侯敏（2012）通过分析认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无论是萨缪尔森还是库兹涅茨，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经济学家保罗一贝洛克从经济总量增长与城市化的相关关系,钱纳里从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数量关系等各方面分析了经济因素是推动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会相应提高，其需求层次、消费结构也将会发生变化。需求的变化直接导致某些产业加速发展，同时也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的发展，促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因此经济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宏观动力。
农村工业化推进
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一是在要素按比较利益原则自由流动条件下，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从获利低的地区流向获利高的地区，形成工业企业聚集区，构成了城市化的开端；二是工业布局与城市布局存在空间匹配关系，工业发展要依靠规模化与专业化，导致企业资源、要素的空间聚集，为城市的发展创造条件，构成城市化的实质内容；三是工业化通过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形成协调发展的产业链，推动城市的扩张，强化城市的聚集与扩散功能。狭义的工业化强调的是要素的聚集而资金、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有限空间上的高度组合必然推动城市(镇)的形成和发展,且这一过程是以农业剩余(产品剩余、资本剩余和要素剩余)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的流动与聚集作为前提的。广义的工业化又可理解为“发展”或“现代化”,它除了产业(尤其是工业)的空间聚集,还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这一切又都改变着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我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市化过程,强有力地说明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而对于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工业对于城市化的主导地位尤为突出。
宋彬认为：20 世纪7O年代末，中国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但当时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 制度却严重限制着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在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出现了极具特色的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对城市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它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为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结构基础。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向小城镇的集中、工业小区和市场的建设,这些过程都大大调整了区域产业结构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强了区域经济实力,从而促进了小城市(镇)职能的改变、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总之,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对其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产业结构转变
非农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吸引劳动力等要素流入城市，形成集聚效应，加快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的优化演进是城市化的持续动力，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第二、三产业对城市化的驱动作用有所不同。工业与制造业在城市化前期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而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比重日益扩大，对城市化的驱动效应愈发凸显出来。李国平通过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产业结构转变对城市化的驱动影响，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呈负相关，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呈正相关；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率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强于第二产业。
张进洁、沈体雁、郭秀丽、侯敏（2012）认为：城市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化动力是不相同的，如表1所示。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发展阶段，工业化依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第三产业对城市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增强，在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从城市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转变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
。
表1 不同阶段城市化特征及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比较利益的驱动
吴靖（2007）和宋彬均认为：从产业间的比较利益来看，农业相对于二、三产业是一种比较利益较低的弱质产业。在非农业部门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共同作用下，非农产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收益势差促使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非农业部门。著名的配第一克拉克法则描述了随着经济发展,在比较利益驱动之下,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转移。在实践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也必然导致劳动力在空
间分布上的重新配置。伴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由分散到集中、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产业结构也表现出由农业向非农业、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换，这一过程与城市化的推进过程同步发生。
从城乡之间的比较利益来看，城镇在二、三产业大力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双重作用下，必将表现出巨大的利益引力。而农村相对贫困的加剧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滞留形成巨大推力，这种所谓 “推—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乡日益分化的客观现实。事实上，城乡之间存在的这两股力的巨大势差交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各种生产要素在城镇空间聚集，进而为城镇的进一步发展持续提供廉价的、充裕的生产要素，此乃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从城乡生产、生活软环境的差别效应来看，城乡之间在收入水平、受教育机会、文化娱乐、医疗卫生、交通资讯、社会福利、个人价值实现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必然对城乡居民在个人未来的发展空间定位上产生强烈影响。面对城乡之间比较利益的存在以及这种差异的日益扩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在规划未来时理性地会选择到城镇发展。因此，城乡综合环境的差异性必然诱致农村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向城镇集聚，从而推动城镇化进一步发展。 农业发展和农业剩余贡献
宋彬研究表明：农业剩余是指农业自身生成的生产要素和产出在满足了农业自身需要之外的剩余部分，不仅包括农业的产出剩余而且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剩余。农业剩余是农业发展进步所引起的资源和产品溢出，是农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农业发展是城市化推进的核心动力，具体表现在农业剩余对城市化的贡献。
农业对城镇化的贡献，一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工业生产原 料——产品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农业的就业份额、产值份额都在大幅度地下降，但 人们所需要的食物仍然要来自于农业。同时，伴随着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人们对食物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而且，农业部门提供的原料也直接推进了作为城镇 发展动力的工业发展。二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市场——市场贡献。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从而使城镇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使城镇化动力不断加强。三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生产要素——要素贡献。城镇的发展和扩张，必然要求资源的不断增加和集聚。除国家依靠行政力量强制使农业资源转向非农部门外，城镇经济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由此提供的要素的高价格，也诱导着市场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些生产要素是城镇化实现的基本条件。四是城镇化的推进也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外汇方面的支持——外汇贡献。通过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可以为工业发展换回进口国外技术设备所必须的外汇，从而推进城镇化发展。
3.2.2 动力机制之二：科技因素
郭力、陈浩（2013）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差异进行了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分析，在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认为驱动因素各有不同，而在城市化的整个过程中，科技具有稳定的推动作用：广义上的技术进步不仅包括科技与知识的创新，还包括体制、制度等组织结构的改善，形成外部性与溢出效应，为经济的集约增长与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提供长远的动力保障。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增长，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演变，进一步影响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开辟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这些都表明科技因素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
3.2.3 动力机制之三：文化教育因素
俞万源（2012）研究表明：文化是文化经济时代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文化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和动力源，是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城市化发展、促进城市集聚与规模扩张，文化促进城市外延扩张、加速城市化进程；通过提升产业与经济发展素质、提高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促进城市文明发展与进步、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文化促进城市内涵发展、提升城市化质量。
随着知识经济和文化经济的发展，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生产力由传统的“物质要素主导型”向“文化要素主导型”转变，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文化作为重要生产力要素，显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城市发展的推动功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是城市竞争力的首位要素、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力量。文化以“文化力”形式转化成文化生产力，形成具有先进性、创造性、精神性的文化软实力，直接影响和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是城市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文化力提高城市发展软实力和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成为城市现代化的直接动力，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文化通过文化教育提高人的群体素质，文化通过文化产业发展提高社会文化发展及信息化程度，促进城市社会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
教育发展能够促进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从就业能力与发展潜力方面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迁移进程，有效地促进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3.2.4 动力机制之四：制度因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社会的各项制度也处于变革之中。特别是与计划经济直接相关的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制度、各种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等的变革，以及市镇设置标准的下降和设市设镇模式的变化，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彬针对中国城市化四个动力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制度因素做出如下分析：以罗纳德·H·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对经济行为的相关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如果缺乏有效率的制度，或是提供不利于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则城市化就不能正常发展。
郭力、陈浩（2013）认为：制度的变迁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调整对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有效地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住宅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刺激了城市开发，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对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驱动作用。政府财政政策的扩张与紧缩也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及时安排了4万亿财政投资以“保增长、促就业”，为城市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环境，保证了城市化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实践证明，制度安排与创新在城镇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这种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农业产品剩余和要素剩余；二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非农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非农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三是通过有效率地促进经济要素流动的制度安排，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部 门的要素流入拉力形成结合与集聚的合力；四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城镇建设的制度安排，促 进了城镇基础设施及房地产业的开发，从而满足了城镇非农产业和人口不断集聚的需要。
4 总结
总之,城市化是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概念,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影响因素的作用各不相同，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化动力也逐渐开始以多元替代以往单元城市化动力，表现出新的特征。而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动力也逐渐开始以多元替代以往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表现出新的特征。但是,作为区域城市化的动力源,中国极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导致了城市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的巨大差异。这必然要求在今后的城市化过程中,不同区域以不同的城市化动力为主导,结合其它动力因素,以推动整个国家城市化的健康、稳定、高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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