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论《窦娥冤》的悲剧指向
学生：章晓东 指导老师：窦绍静
[内容摘要]生存还是毁灭? 道德理想彻底破灭之后的窦娥，同样遭到这一哈姆雷特式的自我拷问. 与其说出于孝道而甘愿屈招授死, 不如说窦娥是以孝道的名义走向了死亡。当残酷的生存困境已经剥夺她生的希望, 对道德的坚守已经失去意义之后, 死亡作为反抗生的绝望、挣脱困境的唯一方式, 就成了窦娥的一种期待。窦娥的死亡也反映出个体在非人的生存秩序下实现自我拯救的渺茫。
[关键词]生存困境；贞女孝妇；贞节观；悲剧指向
[Abstract]To be or not to be? Moral ideal hopes DouE, was also forced after this Hamlet type of self torture. Rather than out of filial piety and willing to die than flexor recruit granted the name of DouE is filial piety towards death. When cruel living predicament has deprived of hope, she gave birth to moral keeps after death has lost meaning of despair, as an an antibiotic break dilemma the only way I know how, became a kind of DouE expectation. DouE death also reflects individual in nonhuman living order under self-realization save bleak.
[Keywords] Living predicament; Catholic nuns' filial piety adulteress; Chastity view;Tragedy pointing
引 言
在对窦娥这一形象的解读中, 人们一般认为她是一“指天斥地”的反抗典型, 或视她为一个封建伦理道德的“卫道士”, 或力赞她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化身„„其实, 她只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个“下里巴人”一个极普通的女性形象[2]。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 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善恶有报的宿命模式使然。我们只有回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
才能真正走进这一形象的内心世界. 同时我们只有通过客观的还原窦娥走向死亡之前的心理历程, 才能对窦娥这一悲剧典型的悲剧内涵作出比较准确的阐释。
一、窦娥的生存困境
痛苦和灾难是窦娥短暂的一生始终无法挣脱的梦魇。他三岁丧母，七岁以身抵债，十七岁完婚，当年丈夫就死去。对于她来说，一切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窦娥一出场的唱词就表达了她内心极深的痛苦：“满腹闲愁，多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仙吕点绛唇】）[1]她心中郁闷，愁苦万分，见花堕泪，望月伤怀，“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间皱”（【混江龙】）[1]，生活中除了一连串不幸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与磨难，已没有任何属于她自己的欢乐可信。窦娥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难以想象得悲哀，苦苦的熬着光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这备受折磨的生命?
窦娥和其他古代妇女一样，长期处于“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的桎枯下，逐渐形成了顺从忍让，自轻自贱的心理特征。她们很容易将现实苦难的根源归诸为“命定”，她们虔诚的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窦娥相信命运：“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油葫芦】）[1] “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遭祸尤？”（【天下乐】）我们看到，对命运的无奈和屈从，使得窦娥只能从宗教中去寻找精神安慰和支撑。既然今生苦难是前世注定，为了来世脱离苦海，她告诫自己：“我劝今人早将来世修”（【天下乐】）[1]，这成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和支撑。那么如何修来世呢？窦娥的回答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天下乐】）[1]显然，遵循儒家的伦理纲常，尽孝守节，就是修来世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径。
从窦娥的心理流程和思想轨迹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如何与宗教联姻的。有论者指出：“像窦娥这样的社会底层者，愈是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解释生存的困境，便愈是虔诚的笃信这一切。„„窦娥也是如此，她毫无条件的用严酷的封建伦理规范来束缚自己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心，绝不是今人想象的那样，有一种充当“卫道士”的自觉意识。恰恰相反，她是在蒙昧、无奈、不自觉的状态中对宗教伦理的一种自觉的皈依，凭着宗教意识虚幻的憧憬，在痛苦中期待来生，在期待中苦熬今生”[4]。
对于窦娥的死亡，一般的论者都从社会批判的立场出发，认定以桃杌太守为[1]
代表的元代的腐败官吏和以张驴儿父子为代表的社会邪恶力量，是致窦娥于死地的元凶。事实上，这一看似正义的定罪宣判，与《窦娥冤》的文本叙述之间并无清晰的逻辑关系。因此上我们可以认为窦娥之冤一个典型的司法悲剧，这不仅仅因为窦娥是被司法制度处死的，而且是在桃杌并无作恶动机的情况下处死的。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司法很难处理像窦娥这样的案件，这种悲剧实际上不可避免。在窦娥的案件中，案件审理者桃杌及其吏典并不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也不熟悉张、窦、蔡等人的背景，在两个人相互指控当中，谁都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审理案件者只能依据程序动用刑讯获取口供——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楚州太守认定是窦娥投毒杀人的，这个判断虽然是错误的，但显然并不是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因为当时可以被认作证据的一系列信息都不利于窦娥。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认定的事实是，剧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甚至细节暗示判定窦娥死罪是因为桃杌收受了张驴儿的钱财。桃杌太守的过错在于其主观认定罪犯的错误，是面对疑难案件时智慧的不足而非其个人道德的败坏。
那么，窦娥的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又该如何解释呢？本文认为，死亡，是窦娥的自觉选择，也是她反抗生的绝望的唯一方式。
二、窦娥的“贞节观”
基于对封建妇女道德的自觉，窦娥把捍卫贞节当成生命的全部。在文本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窦娥始终是以恪守贞节而自诩的。可以说“‘贞节’观念，全然是支撑着窦娥生存、思考、行动的道义力量”[3]。在剧中反抗男性野蛮逼嫁的行为，被窦娥提升到了“烈女不嫁二夫”的高度。她对男人无端逼迫女性再嫁的荒淫、野蛮、行径的斥责——“好色荒淫漏面贼”，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她在刑场被杀戮之前，窦娥除诅咒天地之外，对自己的杀身之祸的根源作了剖析：
【骂玉郎】这无情棍棒叫我捱不的。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谁? 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第二折）[1]
自青春守寡以后，与蔡婆相依为命的窦娥，在主体意识中已经自觉地树起了一面守贞的大旗。因为，在她的文化意识当中，对于一个年轻的寡妇而言，贞操就是她余下的生命的全部，捍卫贞操也就成了她在世上的唯一价值。在行为的层面上，窦娥对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有意识的选择了遗忘，她不仅不说自己的痛苦
和不幸，而且，把对这种痛苦和不幸的默认和承受，变成了带有一种崇高感的对封建统治秩序中的妇女道德的践行和示范。她要通过这种姿态，来使他人承认自己在道德上的纯洁性。
窦娥临刑前对婆婆发出警告:正是由于婆婆接受了再嫁的逼迫，才导致了悲剧的降临，以致殃及自己。她大声疾呼，劝告天下女人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前婚后嫁”—因为这样违反纲常的行为，正是女性悲剧的根源。由此可见窦娥真心认为她的惨祸弟弟形成，与女人再嫁的“失德”行为紧密相连的。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受到饱读诗书的父亲窦天章的严格教育：“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者，事公姑，和妯娌，睦街坊。„„家之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1]由此可见，由于父亲从小对她进行的伦理道德灌输，再加上窦娥的单纯、善良“贞节”二字已经深入她的内心，也正是由于她的坚贞使得她遭此横祸。
三、“贞节”“孝道”下的典型牺牲品
在文本叙述的层面上，本来打算在一种淡泊的凄凉中独守百年的哀怨的窦娥，事实上已经苦难本身选择了默认的窦娥，自张驴儿父子的强行闯入到意外地走上刑场，其心理也已经历了由主观倾向到斗争的变化。
起初，面对家中突然冒出的一对流氓父子，窦娥的第一反应是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生活。婆媳两寡妇同父子俩光棍一起生活，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而她又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能和窦娥站在一起的就是蔡婆，蔡婆的动摇和软弱却使窦娥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她为了说服蔡婆和自己站在一起对付张驴儿父子的威逼，只有“一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封建道德标准，最有说服力，因为窦娥的守节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蔡婆的亲生儿子”。
[4]可以说，窦娥正是出于对封建的妇女道德的自觉，才把自己的青春乃至再世的生命，当成供奉丈夫亡灵的祭品。按理来说，蔡婆对窦娥的这种道德自 和奉献精神应心存感激才对，至少在关键时刻不会由于自己的选择而把她推向道德绝。但这样的一种看似极具情感力度的道德劝诫，对蔡婆这一市井生存秩序中的女强人而言，却没有产生任何效力。蔡婆最终的屈从，使窦娥在身份问题上面临空前的尴尬，也使她在“贞”和“孝”选择上陷入两难的困境。
张伯老的意外死亡，在窦娥的情绪反应中，起初根本就没有对可能的牢狱之
灾，刑逼之苦的恐惧，相反在她看来，这是使自己道德上摆脱两难困境的一次机遇。也正是由于如此，窦娥不仅以冷漠的旁观者姿态来看待张伯老的死亡，而且对泼皮张驴儿叫嚣着要“官休”的恐吓也不以为然。甚至，综观《窦娥冤》全剧那昏暗、凄苦、且充斥着鬼魂和死亡气息的叙事，我们发现，只有张伯老的意外死亡之后，始终被愁雾笼罩的窦娥才在言语中流露出些许的轻松。因为，在窦娥看来，张伯老的死亡既使自己得以完成向“贞女”兼“孝妇” 的身份的复归，又使自己同蔡婆在道德层面上的潜在冲突得以化解。（有论者已经指出，“《窦娥冤》的基本矛盾，既不是窦娥与官府之间，也不在于窦娥与张驴儿之间，而在于窦娥与蔡婆之间一个要嫁一个要守的基本冲突。”[5]其次，在相信有清官存在的前提下，窦娥企图通过诉诸公堂，通过辨明并惩办真凶，彻底消除张驴儿带给自己的威胁。对窦娥来说，张驴儿对自己是最大的危害不是来自人身安全方面，而是他可能终结自己做一名“贞女”，“孝妇”的道德理想，从而根本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
如前所述，在后来的剧情发展中，窦娥却意外的遭遇了一场在封建时代可谓司空见惯的司法悲剧，结果是她试图通过“清官”来摆脱生存困境的梦想彻底毁灭，而她本人也沦为这场悲剧的牺牲品。事实上，通过解析窦娥冤自张驴儿父子强行闯入到张驴儿一起应允于公堂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窦娥出于孝道而甘愿招屈受死，不如说窦娥是以孝道名义走向了死亡。因为假如被屈打成招开到最终走向刑场的是蔡婆而非窦娥，但对活着的窦娥而言，她在人世的痛苦只能是更加深重。因为，一方面她曾经所获得的孝妇的美名将会被舆论收回，另一方面，恶棍张驴儿将在事实上成为她无法逃避的梦魇。既然窦娥将“贞节”，“孝道”当成了生命的最高准则，并通过试图对“贞节”，“孝道”的践行，来获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实现对苦难本身的有限遮蔽，那么，当在公堂上的窦娥意识到作为活着的代价，她必须放弃对“贞节”，“孝妇”这类美名的追求的时候，尘世也就成了虚无的存在，活着也就成了禁锢灵魂的牢笼。
当决意要做一名“贞女”，“孝妇”的自我追求破灭以后，窦娥才由一架封建的妇女道德的宣教机器，回归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得地位——一个真实年轻的女性生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即用她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体验和欲求俩审视自己的人生时，她才第一次发现了自己曾经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痛苦、灾难和屈辱，既
是如此的深重，又是如此的荒诞！然而，即使他已清醒了，但作为一个孤弱无依的女子，她又如何能挣脱的了自己的这非人的处境? 假如用现代的视角来解读窦娥，我们可以发现她跟鲁迅所讲的那类“清醒后却发现无路可走的人”多少有些相似。
四、虚无的反抗
在艰难的生存情势下，窦娥只能以道德上的那虚幻的自我崇高来维持生命。在一种带有怜悯和同情的道德评价的包围中，一个青春的生命在“人”的层面上本应具有的欲望和渴念，只能在道德化的躯壳中逐渐窒息并最终走向死亡。事实上，面对类似窦娥这样一个正在受苦的现代女性，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评价也不外乎两种：一是这个善良的女人在受苦；一是这个善良的女人不应该受苦。前者是事实判断上的真，后者是道德判断上的真。事实判断对改变不幸者受苦的处境固然没有丝毫作用，但道德判断呢？一个可怕又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道德判断不仅用虚无的道德语词遮蔽了受苦者事实上的痛苦，而且通过这种虚无的道德施舍使受苦者不自觉地选择了对苦难的默认。正是由于道德判断使受苦者对苦难本身变得麻木，所以，在人类精神历程中我们可以经常发现这样一个悖论：个体的苦难对个体所处的生存秩序而言并不是代表着怀疑和抗议，而是成了一面涂抹着浓重的道德的色彩的旗帜，甚至，个体本身也被舆论阐释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道德的符号。
此外，从人性的层面讲，窦娥不会也不应该只是某种理念教条的化身。她有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各种欲望，但更有欲望被封建的伦理教条长期压抑的痛苦。作为一个年轻健康的女人，她也有正常的情欲，有与心爱人重组家庭的欲望，有被人尊重和承认的欲望，但这些欲望都只能外化为与社会舆论和封建伦理不可避免的冲突，于是，内心痛苦无法消除，心灵无法安静：“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这是她对灾难连绵的悲剧的表层感受，也是她对所处生活状态的一种情感反应。而她所唱的第一支曲《仙吕 点绛唇》有云：“满腹闲愁，数年禁受，无知否？天若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闲愁并非春花秋月的离愁别绪，而是生命的自然欲望受阻后的情绪表白。但对自我人生历程的这些体验，都是以独白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是不使秩序干预中的潜意识中的“我”的一种自怜。而现实中的她是根本没有权利说自己的不幸的，主观上心里的鬼魂，甚至，她对不幸的默认和
承受被阐释为一种献身于封建的妇女道德的表达。可以想象像窦娥这样一个在现实中被道德的鬼魂绝对支配，只能在黑暗的潜意识世界里获得片刻的人性舒展的人，对死亡，不可能只是一种纯粹的恐惧。相比于她在现实中的非人处境，死亡，只是另一个神秘世界的符号，甚至，是自我解脱的诱惑。对她来说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相比于在道德的名义下存在的尘世，死亡对她的剥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死亡，只有死亡，才能消解那记忆中太过深重的痛苦，才能使绝望中濒于疯狂的灵魂安息。
结语
在文本叙述的表层，窦娥似乎为理而死，（保全婆婆的性命）。事实上，通过解析并还原窦娥的心灵历程，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判断：当窦娥意识到残酷的生存困境已经在道德和现实层面剥夺了自己生存的希望之后，死亡就成了消解痛苦、反抗绝望的唯一选择。窦娥的死亡，反映出个体在非人的生存秩序下实现自我拯救的渺茫。
注释：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0页第二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0页第三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1页第一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1页第二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1页第二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1页第三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22页第四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34页第三段；
李祥林·《窦娥冤》的性别视角辨析第110页第三段；
黄克·关汉卿戏剧人物论第72页第三段；
钱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第77页第四段；
张维娟·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男权本质戏曲艺术第72页第三段。
[参考文献]
[1]顾学颉·元人杂剧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李祥林·《窦娥冤》的性别视角辨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版。
[3]黄克·关汉卿戏剧人物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钱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社会科学版，2003年版。
[5]张维娟·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男权本质戏曲艺术，2003年版。
生存还是毁灭——论《窦娥冤》的悲剧指向
学生：章晓东 指导老师：窦绍静
[内容摘要]生存还是毁灭? 道德理想彻底破灭之后的窦娥，同样遭到这一哈姆雷特式的自我拷问. 与其说出于孝道而甘愿屈招授死, 不如说窦娥是以孝道的名义走向了死亡。当残酷的生存困境已经剥夺她生的希望, 对道德的坚守已经失去意义之后, 死亡作为反抗生的绝望、挣脱困境的唯一方式, 就成了窦娥的一种期待。窦娥的死亡也反映出个体在非人的生存秩序下实现自我拯救的渺茫。
[关键词]生存困境；贞女孝妇；贞节观；悲剧指向
[Abstract]To be or not to be? Moral ideal hopes DouE, was also forced after this Hamlet type of self torture. Rather than out of filial piety and willing to die than flexor recruit granted the name of DouE is filial piety towards death. When cruel living predicament has deprived of hope, she gave birth to moral keeps after death has lost meaning of despair, as an an antibiotic break dilemma the only way I know how, became a kind of DouE expectation. DouE death also reflects individual in nonhuman living order under self-realization save bleak.
[Keywords] Living predicament; Catholic nuns' filial piety adulteress; Chastity view;Tragedy pointing
引 言
在对窦娥这一形象的解读中, 人们一般认为她是一“指天斥地”的反抗典型, 或视她为一个封建伦理道德的“卫道士”, 或力赞她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化身„„其实, 她只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个“下里巴人”一个极普通的女性形象[2]。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 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善恶有报的宿命模式使然。我们只有回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
才能真正走进这一形象的内心世界. 同时我们只有通过客观的还原窦娥走向死亡之前的心理历程, 才能对窦娥这一悲剧典型的悲剧内涵作出比较准确的阐释。
一、窦娥的生存困境
痛苦和灾难是窦娥短暂的一生始终无法挣脱的梦魇。他三岁丧母，七岁以身抵债，十七岁完婚，当年丈夫就死去。对于她来说，一切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窦娥一出场的唱词就表达了她内心极深的痛苦：“满腹闲愁，多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仙吕点绛唇】）[1]她心中郁闷，愁苦万分，见花堕泪，望月伤怀，“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间皱”（【混江龙】）[1]，生活中除了一连串不幸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与磨难，已没有任何属于她自己的欢乐可信。窦娥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难以想象得悲哀，苦苦的熬着光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这备受折磨的生命?
窦娥和其他古代妇女一样，长期处于“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的桎枯下，逐渐形成了顺从忍让，自轻自贱的心理特征。她们很容易将现实苦难的根源归诸为“命定”，她们虔诚的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窦娥相信命运：“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油葫芦】）[1] “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遭祸尤？”（【天下乐】）我们看到，对命运的无奈和屈从，使得窦娥只能从宗教中去寻找精神安慰和支撑。既然今生苦难是前世注定，为了来世脱离苦海，她告诫自己：“我劝今人早将来世修”（【天下乐】）[1]，这成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和支撑。那么如何修来世呢？窦娥的回答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天下乐】）[1]显然，遵循儒家的伦理纲常，尽孝守节，就是修来世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径。
从窦娥的心理流程和思想轨迹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如何与宗教联姻的。有论者指出：“像窦娥这样的社会底层者，愈是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解释生存的困境，便愈是虔诚的笃信这一切。„„窦娥也是如此，她毫无条件的用严酷的封建伦理规范来束缚自己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心，绝不是今人想象的那样，有一种充当“卫道士”的自觉意识。恰恰相反，她是在蒙昧、无奈、不自觉的状态中对宗教伦理的一种自觉的皈依，凭着宗教意识虚幻的憧憬，在痛苦中期待来生，在期待中苦熬今生”[4]。
对于窦娥的死亡，一般的论者都从社会批判的立场出发，认定以桃杌太守为[1]
代表的元代的腐败官吏和以张驴儿父子为代表的社会邪恶力量，是致窦娥于死地的元凶。事实上，这一看似正义的定罪宣判，与《窦娥冤》的文本叙述之间并无清晰的逻辑关系。因此上我们可以认为窦娥之冤一个典型的司法悲剧，这不仅仅因为窦娥是被司法制度处死的，而且是在桃杌并无作恶动机的情况下处死的。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司法很难处理像窦娥这样的案件，这种悲剧实际上不可避免。在窦娥的案件中，案件审理者桃杌及其吏典并不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也不熟悉张、窦、蔡等人的背景，在两个人相互指控当中，谁都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审理案件者只能依据程序动用刑讯获取口供——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楚州太守认定是窦娥投毒杀人的，这个判断虽然是错误的，但显然并不是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因为当时可以被认作证据的一系列信息都不利于窦娥。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认定的事实是，剧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甚至细节暗示判定窦娥死罪是因为桃杌收受了张驴儿的钱财。桃杌太守的过错在于其主观认定罪犯的错误，是面对疑难案件时智慧的不足而非其个人道德的败坏。
那么，窦娥的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又该如何解释呢？本文认为，死亡，是窦娥的自觉选择，也是她反抗生的绝望的唯一方式。
二、窦娥的“贞节观”
基于对封建妇女道德的自觉，窦娥把捍卫贞节当成生命的全部。在文本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窦娥始终是以恪守贞节而自诩的。可以说“‘贞节’观念，全然是支撑着窦娥生存、思考、行动的道义力量”[3]。在剧中反抗男性野蛮逼嫁的行为，被窦娥提升到了“烈女不嫁二夫”的高度。她对男人无端逼迫女性再嫁的荒淫、野蛮、行径的斥责——“好色荒淫漏面贼”，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她在刑场被杀戮之前，窦娥除诅咒天地之外，对自己的杀身之祸的根源作了剖析：
【骂玉郎】这无情棍棒叫我捱不的。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谁? 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第二折）[1]
自青春守寡以后，与蔡婆相依为命的窦娥，在主体意识中已经自觉地树起了一面守贞的大旗。因为，在她的文化意识当中，对于一个年轻的寡妇而言，贞操就是她余下的生命的全部，捍卫贞操也就成了她在世上的唯一价值。在行为的层面上，窦娥对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有意识的选择了遗忘，她不仅不说自己的痛苦
和不幸，而且，把对这种痛苦和不幸的默认和承受，变成了带有一种崇高感的对封建统治秩序中的妇女道德的践行和示范。她要通过这种姿态，来使他人承认自己在道德上的纯洁性。
窦娥临刑前对婆婆发出警告:正是由于婆婆接受了再嫁的逼迫，才导致了悲剧的降临，以致殃及自己。她大声疾呼，劝告天下女人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前婚后嫁”—因为这样违反纲常的行为，正是女性悲剧的根源。由此可见窦娥真心认为她的惨祸弟弟形成，与女人再嫁的“失德”行为紧密相连的。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受到饱读诗书的父亲窦天章的严格教育：“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者，事公姑，和妯娌，睦街坊。„„家之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1]由此可见，由于父亲从小对她进行的伦理道德灌输，再加上窦娥的单纯、善良“贞节”二字已经深入她的内心，也正是由于她的坚贞使得她遭此横祸。
三、“贞节”“孝道”下的典型牺牲品
在文本叙述的层面上，本来打算在一种淡泊的凄凉中独守百年的哀怨的窦娥，事实上已经苦难本身选择了默认的窦娥，自张驴儿父子的强行闯入到意外地走上刑场，其心理也已经历了由主观倾向到斗争的变化。
起初，面对家中突然冒出的一对流氓父子，窦娥的第一反应是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生活。婆媳两寡妇同父子俩光棍一起生活，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而她又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能和窦娥站在一起的就是蔡婆，蔡婆的动摇和软弱却使窦娥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她为了说服蔡婆和自己站在一起对付张驴儿父子的威逼，只有“一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封建道德标准，最有说服力，因为窦娥的守节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蔡婆的亲生儿子”。
[4]可以说，窦娥正是出于对封建的妇女道德的自觉，才把自己的青春乃至再世的生命，当成供奉丈夫亡灵的祭品。按理来说，蔡婆对窦娥的这种道德自 和奉献精神应心存感激才对，至少在关键时刻不会由于自己的选择而把她推向道德绝。但这样的一种看似极具情感力度的道德劝诫，对蔡婆这一市井生存秩序中的女强人而言，却没有产生任何效力。蔡婆最终的屈从，使窦娥在身份问题上面临空前的尴尬，也使她在“贞”和“孝”选择上陷入两难的困境。
张伯老的意外死亡，在窦娥的情绪反应中，起初根本就没有对可能的牢狱之
灾，刑逼之苦的恐惧，相反在她看来，这是使自己道德上摆脱两难困境的一次机遇。也正是由于如此，窦娥不仅以冷漠的旁观者姿态来看待张伯老的死亡，而且对泼皮张驴儿叫嚣着要“官休”的恐吓也不以为然。甚至，综观《窦娥冤》全剧那昏暗、凄苦、且充斥着鬼魂和死亡气息的叙事，我们发现，只有张伯老的意外死亡之后，始终被愁雾笼罩的窦娥才在言语中流露出些许的轻松。因为，在窦娥看来，张伯老的死亡既使自己得以完成向“贞女”兼“孝妇” 的身份的复归，又使自己同蔡婆在道德层面上的潜在冲突得以化解。（有论者已经指出，“《窦娥冤》的基本矛盾，既不是窦娥与官府之间，也不在于窦娥与张驴儿之间，而在于窦娥与蔡婆之间一个要嫁一个要守的基本冲突。”[5]其次，在相信有清官存在的前提下，窦娥企图通过诉诸公堂，通过辨明并惩办真凶，彻底消除张驴儿带给自己的威胁。对窦娥来说，张驴儿对自己是最大的危害不是来自人身安全方面，而是他可能终结自己做一名“贞女”，“孝妇”的道德理想，从而根本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
如前所述，在后来的剧情发展中，窦娥却意外的遭遇了一场在封建时代可谓司空见惯的司法悲剧，结果是她试图通过“清官”来摆脱生存困境的梦想彻底毁灭，而她本人也沦为这场悲剧的牺牲品。事实上，通过解析窦娥冤自张驴儿父子强行闯入到张驴儿一起应允于公堂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窦娥出于孝道而甘愿招屈受死，不如说窦娥是以孝道名义走向了死亡。因为假如被屈打成招开到最终走向刑场的是蔡婆而非窦娥，但对活着的窦娥而言，她在人世的痛苦只能是更加深重。因为，一方面她曾经所获得的孝妇的美名将会被舆论收回，另一方面，恶棍张驴儿将在事实上成为她无法逃避的梦魇。既然窦娥将“贞节”，“孝道”当成了生命的最高准则，并通过试图对“贞节”，“孝道”的践行，来获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实现对苦难本身的有限遮蔽，那么，当在公堂上的窦娥意识到作为活着的代价，她必须放弃对“贞节”，“孝妇”这类美名的追求的时候，尘世也就成了虚无的存在，活着也就成了禁锢灵魂的牢笼。
当决意要做一名“贞女”，“孝妇”的自我追求破灭以后，窦娥才由一架封建的妇女道德的宣教机器，回归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得地位——一个真实年轻的女性生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即用她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体验和欲求俩审视自己的人生时，她才第一次发现了自己曾经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痛苦、灾难和屈辱，既
是如此的深重，又是如此的荒诞！然而，即使他已清醒了，但作为一个孤弱无依的女子，她又如何能挣脱的了自己的这非人的处境? 假如用现代的视角来解读窦娥，我们可以发现她跟鲁迅所讲的那类“清醒后却发现无路可走的人”多少有些相似。
四、虚无的反抗
在艰难的生存情势下，窦娥只能以道德上的那虚幻的自我崇高来维持生命。在一种带有怜悯和同情的道德评价的包围中，一个青春的生命在“人”的层面上本应具有的欲望和渴念，只能在道德化的躯壳中逐渐窒息并最终走向死亡。事实上，面对类似窦娥这样一个正在受苦的现代女性，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评价也不外乎两种：一是这个善良的女人在受苦；一是这个善良的女人不应该受苦。前者是事实判断上的真，后者是道德判断上的真。事实判断对改变不幸者受苦的处境固然没有丝毫作用，但道德判断呢？一个可怕又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道德判断不仅用虚无的道德语词遮蔽了受苦者事实上的痛苦，而且通过这种虚无的道德施舍使受苦者不自觉地选择了对苦难的默认。正是由于道德判断使受苦者对苦难本身变得麻木，所以，在人类精神历程中我们可以经常发现这样一个悖论：个体的苦难对个体所处的生存秩序而言并不是代表着怀疑和抗议，而是成了一面涂抹着浓重的道德的色彩的旗帜，甚至，个体本身也被舆论阐释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道德的符号。
此外，从人性的层面讲，窦娥不会也不应该只是某种理念教条的化身。她有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各种欲望，但更有欲望被封建的伦理教条长期压抑的痛苦。作为一个年轻健康的女人，她也有正常的情欲，有与心爱人重组家庭的欲望，有被人尊重和承认的欲望，但这些欲望都只能外化为与社会舆论和封建伦理不可避免的冲突，于是，内心痛苦无法消除，心灵无法安静：“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这是她对灾难连绵的悲剧的表层感受，也是她对所处生活状态的一种情感反应。而她所唱的第一支曲《仙吕 点绛唇》有云：“满腹闲愁，数年禁受，无知否？天若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闲愁并非春花秋月的离愁别绪，而是生命的自然欲望受阻后的情绪表白。但对自我人生历程的这些体验，都是以独白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是不使秩序干预中的潜意识中的“我”的一种自怜。而现实中的她是根本没有权利说自己的不幸的，主观上心里的鬼魂，甚至，她对不幸的默认和
承受被阐释为一种献身于封建的妇女道德的表达。可以想象像窦娥这样一个在现实中被道德的鬼魂绝对支配，只能在黑暗的潜意识世界里获得片刻的人性舒展的人，对死亡，不可能只是一种纯粹的恐惧。相比于她在现实中的非人处境，死亡，只是另一个神秘世界的符号，甚至，是自我解脱的诱惑。对她来说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相比于在道德的名义下存在的尘世，死亡对她的剥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死亡，只有死亡，才能消解那记忆中太过深重的痛苦，才能使绝望中濒于疯狂的灵魂安息。
结语
在文本叙述的表层，窦娥似乎为理而死，（保全婆婆的性命）。事实上，通过解析并还原窦娥的心灵历程，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判断：当窦娥意识到残酷的生存困境已经在道德和现实层面剥夺了自己生存的希望之后，死亡就成了消解痛苦、反抗绝望的唯一选择。窦娥的死亡，反映出个体在非人的生存秩序下实现自我拯救的渺茫。
注释：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0页第二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0页第三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1页第一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1页第二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1页第二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11页第三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22页第四段；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第34页第三段；
李祥林·《窦娥冤》的性别视角辨析第110页第三段；
黄克·关汉卿戏剧人物论第72页第三段；
钱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第77页第四段；
张维娟·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男权本质戏曲艺术第72页第三段。
[参考文献]
[1]顾学颉·元人杂剧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李祥林·《窦娥冤》的性别视角辨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版。
[3]黄克·关汉卿戏剧人物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钱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社会科学版，2003年版。
[5]张维娟·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男权本质戏曲艺术，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