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看曹禺话剧的批判精神 摘要：曹禺话剧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作品本身蕴含的批判精神，这种步步加深的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封建传统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批判、对个体人物的批判。
关键词：雷雨；日出；北京人；批判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03-01
曹禺作品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不是目的，通过批判达到解放个性从而改变个体的生存困境和张扬人的主体意识这才是目的。人的文学固然要表现人生的问题，但是反映问题批判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注。“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这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就使得曹禺深深陷入到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思考之中，曹禺发现要想摆脱痛苦焦灼的生存状态就必须要唤醒主体意识、掌握自我的命运，通过解放个性来打破这些现实的枷锁。
从《雷雨》到《北京人》，曹禺作品中的批判精神是步步加深的。如果说《雷雨》中有所谓的宿命、伦理等因素来分散了作品中本来的批判精神的话，那么在《日出》和《北京人》中，作者则是用了古典绘画中写实的工笔来细细地描绘出了封建士大夫家庭和整个
人鬼混合社会的腐朽和罪恶。如果说《雷雨》中，作者把一些该批判的人物还写得深情款款的话，那么在《日出》《北京人》中，作者则是从那些该批判的人物身上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对封建传统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曹禺对一个个封建大家庭生活的揭露和批判中。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要想摧毁带有封建专制性质的“国”或者说社会，就必须从家庭入手查找祸根，人必须要走出家庭的牢笼，呼吸外面的空气，追求主体的自由与权力。可能是因为已经远离了五四时期的狂飙突击，曹禺对待封建传统并不是一种偏激地全盘反对的态度，而是一种比较理智地对其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在《雷雨》中，虽然作者自己说没有直接地表现对什么的攻击，却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着封建门第观念和封建夫权父权造成的悲剧，那就是个体痛苦焦灼的生存困境和人物不能掌控自己生活的悲剧，于是禁锢人性自由的封建门第观念和封建夫权父权便成了作者批判的对象。在《北京人》中，封建士大夫家庭是个可怕的桎梏，里面人的生活一直识郁结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他们只沉默地接受这难以挽回的不幸，在无聊的岁月中全是黑暗同龃龉，想得到一线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的陈腐之气已经把生活在里面的人变成了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曾文清和曾霆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做主，曾文清甚至因为浸染了过分的陈腐之气而懒于去感觉自己还有感觉，作者通过表现曾家的没落和两代人的痛苦焦灼生存困境，对压抑人性禁锢自由的封建大家庭制度提
出批判。
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批判。曹禺并没有将批判的眼界仅仅局限于一所所封建大家庭的老宅子里，而是放眼社会。整个是社会的坏风气已经深入骨髓，但是却鲜见反抗的身影。即使一些新的观点和理念开始影响着中国社会，但是还只是表层的，与封建意识纠结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浮躁、虚伪的风气。在《雷雨》中，从压迫者的角度来看，是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鲁大海揭露出周朴园在哈尔滨包修工桥，故意淹死小工然后克扣他们的性命钱，而此次罢工警察打死了工人也是白白打死的，用钱收买了工人代表复工，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身上很少有反抗精神，即使有也是不彻底的，这些选出来的工人代表并不真正地代表工人的利益，他们收了周朴园的钱就把矿上的工人出卖了，即便是鲁大海在反抗压迫中的表现也是莽撞轻率。在《日出》中，整个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出现的人物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不足”的一面，横断面式的展现手法让我们看到，无论是陈白露处所谓上层社会领地还是宝和下处这个下层人聚集的区域都表现着这个社会已经糜烂到骨头了，毫无反抗性的被压迫者反而是助涨着这种吃人的社会风气，这吃人的社会将人推向了痛苦的生存困境中，作者对这样的社会表达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咒骂和批判。在《北京人》中，曾家一家其实也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小的缩影，腐朽不堪却无人充当掘墓人，如果说曾家是封建士大夫家庭，它的腐朽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那么，曾家的邻居则是资产阶级家庭，而他家的老太爷照样对
曾老太爷漆了多遍的棺材觊觎不放，从侧面表现出整个社会的封建腐朽风气已经深入骨髓，即便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也是从娘胎里就带着这种风气的，所谓的新兴资产阶级并没有利用手中的资本权力来革新社会面貌，反而是助纣为虐令人失望。
对个体人物的批判。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改变人物生存困境的重要基础，“我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这一类动物。他们偏若充耳无闻，不肯听旷野里那伟大的凄厉的唤声。他们闭着眼，情愿做地穴里的鼹鼠，避开阳光，鸵鸟似的把头插在愚蠢里。”作者不仅从外部分析了造成人物痛苦焦灼生存状态和不能自己掌握命运的原因，也探究了每个人物造成这种现象的自身原因，对这这些人物自身进行了批判。一类是对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痛苦焦灼的生存困境但是仍然不去付诸行动或者无力改变现状以争取把握命运的人物的批判，比如说周萍和曾文清，陈白露，这三个人物都对自己当前痛苦焦灼的生存困境感到不满，但是又都懒于或者说胆怯去改变，最终自杀解脱。一类是对不断加剧周边人痛苦焦灼生存困境程度的人物的批判，比如说周朴园、曾皓、曾思懿，这类人物总是不断批评着周围的人对周围的事物感到不满，但是从来不会检讨自己的恶行。一类是对只口头上说要改变要争取但是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人物的批判，例如江泰、方达生。
曹禺在对“人的戏剧”的追求中，无论是在对人个体的关注方面还是在批判精神方面都展现出自己给社会诊脉的高超技艺，但是曹禺却是个开不出或者不敢开药方的医生，等着病人的病已经治好以
后再说我当初就知道要这样治。造成这样的局面，有曹禺性格本身的原因，同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风气使得大批作家言不由衷、不敢直抒胸臆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曹禺对勇敢走出家门、走出命运的桎梏去追求个性解放的行为是赞扬的，但是走出家门以后怎么办作者并没有提出有效的建议。愫方会不会像曾文清一样再回到曾家？瑞贞会不会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走上陈白露的老路呢？鲁大海会不会继续被工友出卖？这些问题也许作者本身也并不知道答案，“这些年在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他们化成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挣扎中，一间屋子锁住了我，偶有所得，就狂喜一阵，一位已经搜寻出一条大道，而过了一刻，静下心，觉察偌大一个问题，不是这样避重就轻地凭空解决得了，又不知不觉纠缠在失望的铁网中，解不开，丢不下的。”所以在《雷雨》中，一切都毁灭了但是却看不到希望，在《日出》中，虽然“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太阳能能照到的是那些黎明之前就开始打夯的小工们，但是这些打夯小工的希望在哪里却依旧看不到，即使是作者强说这是一种被太阳照到的希望，那也仅仅是一种暗示而已，至于方达生，是一个书呆子，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只说不做，结尾还说“我们要做一点事，要同金八拼一拼”这简直是一种讽刺，他拿什么来同金八拼？在救小东西的回合中他已经输给了金八。在《北京人》中，作者后来解释说自己设想着袁任敢是
一个共产党员，他把瑞贞和愫方引去了延安，但是在剧本中看不出这样的迹象，所以说瑞贞和愫方的出走即使代表着希望，这希望也是暗示的。
参考文献：
[1]曹禺.曹禺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2]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看曹禺话剧的批判精神 摘要：曹禺话剧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作品本身蕴含的批判精神，这种步步加深的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封建传统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批判、对个体人物的批判。
关键词：雷雨；日出；北京人；批判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03-01
曹禺作品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不是目的，通过批判达到解放个性从而改变个体的生存困境和张扬人的主体意识这才是目的。人的文学固然要表现人生的问题，但是反映问题批判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注。“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这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就使得曹禺深深陷入到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思考之中，曹禺发现要想摆脱痛苦焦灼的生存状态就必须要唤醒主体意识、掌握自我的命运，通过解放个性来打破这些现实的枷锁。
从《雷雨》到《北京人》，曹禺作品中的批判精神是步步加深的。如果说《雷雨》中有所谓的宿命、伦理等因素来分散了作品中本来的批判精神的话，那么在《日出》和《北京人》中，作者则是用了古典绘画中写实的工笔来细细地描绘出了封建士大夫家庭和整个
人鬼混合社会的腐朽和罪恶。如果说《雷雨》中，作者把一些该批判的人物还写得深情款款的话，那么在《日出》《北京人》中，作者则是从那些该批判的人物身上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对封建传统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曹禺对一个个封建大家庭生活的揭露和批判中。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要想摧毁带有封建专制性质的“国”或者说社会，就必须从家庭入手查找祸根，人必须要走出家庭的牢笼，呼吸外面的空气，追求主体的自由与权力。可能是因为已经远离了五四时期的狂飙突击，曹禺对待封建传统并不是一种偏激地全盘反对的态度，而是一种比较理智地对其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在《雷雨》中，虽然作者自己说没有直接地表现对什么的攻击，却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着封建门第观念和封建夫权父权造成的悲剧，那就是个体痛苦焦灼的生存困境和人物不能掌控自己生活的悲剧，于是禁锢人性自由的封建门第观念和封建夫权父权便成了作者批判的对象。在《北京人》中，封建士大夫家庭是个可怕的桎梏，里面人的生活一直识郁结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他们只沉默地接受这难以挽回的不幸，在无聊的岁月中全是黑暗同龃龉，想得到一线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的陈腐之气已经把生活在里面的人变成了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曾文清和曾霆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做主，曾文清甚至因为浸染了过分的陈腐之气而懒于去感觉自己还有感觉，作者通过表现曾家的没落和两代人的痛苦焦灼生存困境，对压抑人性禁锢自由的封建大家庭制度提
出批判。
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批判。曹禺并没有将批判的眼界仅仅局限于一所所封建大家庭的老宅子里，而是放眼社会。整个是社会的坏风气已经深入骨髓，但是却鲜见反抗的身影。即使一些新的观点和理念开始影响着中国社会，但是还只是表层的，与封建意识纠结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浮躁、虚伪的风气。在《雷雨》中，从压迫者的角度来看，是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鲁大海揭露出周朴园在哈尔滨包修工桥，故意淹死小工然后克扣他们的性命钱，而此次罢工警察打死了工人也是白白打死的，用钱收买了工人代表复工，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身上很少有反抗精神，即使有也是不彻底的，这些选出来的工人代表并不真正地代表工人的利益，他们收了周朴园的钱就把矿上的工人出卖了，即便是鲁大海在反抗压迫中的表现也是莽撞轻率。在《日出》中，整个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出现的人物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不足”的一面，横断面式的展现手法让我们看到，无论是陈白露处所谓上层社会领地还是宝和下处这个下层人聚集的区域都表现着这个社会已经糜烂到骨头了，毫无反抗性的被压迫者反而是助涨着这种吃人的社会风气，这吃人的社会将人推向了痛苦的生存困境中，作者对这样的社会表达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咒骂和批判。在《北京人》中，曾家一家其实也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小的缩影，腐朽不堪却无人充当掘墓人，如果说曾家是封建士大夫家庭，它的腐朽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那么，曾家的邻居则是资产阶级家庭，而他家的老太爷照样对
曾老太爷漆了多遍的棺材觊觎不放，从侧面表现出整个社会的封建腐朽风气已经深入骨髓，即便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也是从娘胎里就带着这种风气的，所谓的新兴资产阶级并没有利用手中的资本权力来革新社会面貌，反而是助纣为虐令人失望。
对个体人物的批判。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改变人物生存困境的重要基础，“我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这一类动物。他们偏若充耳无闻，不肯听旷野里那伟大的凄厉的唤声。他们闭着眼，情愿做地穴里的鼹鼠，避开阳光，鸵鸟似的把头插在愚蠢里。”作者不仅从外部分析了造成人物痛苦焦灼生存状态和不能自己掌握命运的原因，也探究了每个人物造成这种现象的自身原因，对这这些人物自身进行了批判。一类是对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痛苦焦灼的生存困境但是仍然不去付诸行动或者无力改变现状以争取把握命运的人物的批判，比如说周萍和曾文清，陈白露，这三个人物都对自己当前痛苦焦灼的生存困境感到不满，但是又都懒于或者说胆怯去改变，最终自杀解脱。一类是对不断加剧周边人痛苦焦灼生存困境程度的人物的批判，比如说周朴园、曾皓、曾思懿，这类人物总是不断批评着周围的人对周围的事物感到不满，但是从来不会检讨自己的恶行。一类是对只口头上说要改变要争取但是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人物的批判，例如江泰、方达生。
曹禺在对“人的戏剧”的追求中，无论是在对人个体的关注方面还是在批判精神方面都展现出自己给社会诊脉的高超技艺，但是曹禺却是个开不出或者不敢开药方的医生，等着病人的病已经治好以
后再说我当初就知道要这样治。造成这样的局面，有曹禺性格本身的原因，同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风气使得大批作家言不由衷、不敢直抒胸臆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曹禺对勇敢走出家门、走出命运的桎梏去追求个性解放的行为是赞扬的，但是走出家门以后怎么办作者并没有提出有效的建议。愫方会不会像曾文清一样再回到曾家？瑞贞会不会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走上陈白露的老路呢？鲁大海会不会继续被工友出卖？这些问题也许作者本身也并不知道答案，“这些年在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他们化成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挣扎中，一间屋子锁住了我，偶有所得，就狂喜一阵，一位已经搜寻出一条大道，而过了一刻，静下心，觉察偌大一个问题，不是这样避重就轻地凭空解决得了，又不知不觉纠缠在失望的铁网中，解不开，丢不下的。”所以在《雷雨》中，一切都毁灭了但是却看不到希望，在《日出》中，虽然“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太阳能能照到的是那些黎明之前就开始打夯的小工们，但是这些打夯小工的希望在哪里却依旧看不到，即使是作者强说这是一种被太阳照到的希望，那也仅仅是一种暗示而已，至于方达生，是一个书呆子，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只说不做，结尾还说“我们要做一点事，要同金八拼一拼”这简直是一种讽刺，他拿什么来同金八拼？在救小东西的回合中他已经输给了金八。在《北京人》中，作者后来解释说自己设想着袁任敢是
一个共产党员，他把瑞贞和愫方引去了延安，但是在剧本中看不出这样的迹象，所以说瑞贞和愫方的出走即使代表着希望，这希望也是暗示的。
参考文献：
[1]曹禺.曹禺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2]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