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的这一步走得显然有些另类，但不论怎样，他绕开了电影检察机关尺度的圈子，尽可能避免了所有身体上的描写而直捣中心，这可以归功为导演张元的聪明，当然更应该归功于编剧王小波对于视角和心理把握上的深厚功力。
同性恋者阿兰的出场，是影片的第一个高潮。东宫西宫即北京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公共厕所,一个同性恋者们交往的地方。一天晚上，警察小史在公园里巡逻，抓到一批正在鬼鬼祟祟的同性恋者。他问没有见过的生面孔阿兰：“哎，你！你谁啊？你是不是路过这的？”阿兰对他妩媚地一眨眼，摇了摇头。“不是?你丫这叫给脸不要脸！走，跟我走一趟。” 于是阿兰连拖带拽地被小史押去了警察局。
这是一个有点可笑的开头，真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可笑的有点别扭。一个是纤弱瘦小，阴气十足的阿兰；一个是高大强悍，咄咄逼人的小史。一个是被人唾弃鄙夷的同性恋者，一个是任职于国家机关的警察。这两个人物的形象的确是过于对立了，似乎一点抗衡的可能性都不存在。然而，在这种绝对的对立中，电影想要传达的却是一种完全颠倒的强弱势之间的对抗，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冒险，无疑是一次视角和构思上大胆的尝试，王小波的成功即在于此。而张元的成功，则在于牢牢地稳住了胡军和司汉，让他们在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有限的场景和表现空间内，始终没有失却表达的功能。
毫无疑问，导演在布景和心理上的对应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内，从阿兰，小史，以及利用屏风，门窗，交织出错综复杂且又具有暗示性的角度，是不容易的。但是，在阿兰的叙述过程中，我们始终是处于被动的。这个讲故事的人，其实也没讲太多具体的事情，被情欲扭曲的童年，坎坷的少年，还有那具有被虐倾向的经历，这在一个同性恋者来讲，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但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影片要做的，也似乎不仅仅是对于同性恋者内心的尝试性窥探。如果只是这样，那么上述我所说过的那种对立关系就是画蛇添足，完全没有必要了。导演的用意，似乎都借阿兰的口一点一点吐蚕丝般的表达出来，并缠住观众的思维，从而引导观众对于变相，却又是常态心理和爱情的思考。
“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对于阿兰在说，最稳固的爱，最深刻的爱，是在屈辱中获得的，是在被虐中获得的，而这种爱，剥离了力量上的抗衡，社会伦理上的限制，以及人际关系中虚伪的一面，就像阿兰和小史本身的关系一样，是完全对立的，却又是十分安全，这种剥离，对于阿兰来说，是探究真相的必经之路，也是他得到爱唯一的方式。“你可以说我贱，但你不可以说我的爱贱！”阿兰是执著的，以至于他的执著在他全部的弱势表现中显得那么强大。而这种执著也来自于人际关系中最原始，最粗暴的一种。社会地位，环境，个人力量，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绝对强弱，使得这种关系无法，或者最起码比其他关系更不容易被颠覆。试想，死囚与郐子手，女贼与衙役，施虐者与被虐者，其关系的恒定性，的确是相对牢固的。而这种牢固产生于对立，对立的最重要原因，又发自与心理。可见，阿兰的执著并不是病态，也不是犯贱，而是对人际关系最极端，最彻底的洞悉，他是有理由的，他对这种特殊关系的依赖产生了爱，又反过来在爱中更加稳固了这种关系。所以面对小史，他才能做到毫无惧色，甚至反客为主。
而小史呢，对于小史，影片非常注重强调他警察的身份。从始至终，小史都是以一个警察的身份来考问阿兰，他与阿兰不是平行的，而是有倾斜的，而这种倾斜，又像跷跷板一样，始终在两者之间翘来翘去，两者都没有绝对的优势，又都在一些时间里有过优势。而小史的优势，用片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你丫就是贱！”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常常是跷跷板翘到阿兰这一边的时候，小史这句震耳欲聋的呐喊就能起到平衡的作用。但细想一下，这一个“贱”能代表什么呢？是对阿兰“病态”心理的蔑视吗？还是对阿兰的行为与社会主流秩序相左的反对呢？好像都有一点，又好像都不是。处在这个位置想想，小史对阿兰的感觉，简单来说就是变态。但他似乎又有些害怕，坐立不安，走来走去，还时而吼两声，把阿兰抓起来揍两拳，对于阿兰的绝对弱势，小史无疑是有主控权的，但这个主控权，又在无形之中慢慢失掉了，这已足以
让他暴跳如雷了。如果只是对叙述着阿兰单纯的不耐烦，他大可以叫阿兰停下来不说，或者干脆不去理他，但他没有，却饶有兴致地听下去，并且却听反应越大。我认为，这应该从两方面开看。
首先，从小史个人的角度上来说，他对于同性恋者不仅是厌恶，憎恶，也有些许的好奇在内。这种心态我们大多数“正常人”都有，不足为奇。其次，小史是个警察，他有责任保护这个社会的安全，无论是行为上还是道德上，至少他不希望出点什么乱子。但他每晚都要去抓的同性恋者，对他来说，是个隐患，有可能改坏社会风气，也有可能会扰乱社会治安。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同性恋者与小偷强盗没太大区别。
但是，当他一步一步不自觉地走入阿兰的世界是，在感性上他感到了局促不安，面对阿兰，他感到自身的软弱，一种无条件服从社会惯有秩序的软弱，也是固执于自身通常思考同性恋模式的软弱；而在理性上，他对于他警察的身份以及这种身份附带的各种特质还是十分遵从的。当感性与理性对抗，而感性又一步步战胜理性时，小史也只能无奈而粗暴地吼出一句“你丫就是贱！”来捍卫自己了。故事发展到最后，他拖着阿兰，把他拖上楼用水管里喷出的水狠狠冲向阿兰的时候，当他揪着阿兰的衣领，忿忿地喊着让他清醒的时候，他又何尝不是在痛苦中挣扎着让自己清醒呢？
而在这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不存在小史性取向上的问题，而是他对于既有秩序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怀疑。如果说，阿兰的观点可以被称作是真理的话，那小史面对它，有认可，也有害怕，有接受，也有排斥。但最后，他终究没有认可接受，而是气急败坏地走了。当阿兰站在高处往下看，看到小史无可奈何的背影时，其实已经暗示了一种接受，或最起码是妥协。小史对阿兰的妥协，秩序对真理的妥协。
影片在斑驳的树影中开始，一夜的时间，在光线强烈的大清早结束。导演时刻不忘暗示的，一直是阿兰与小史的拉锯战中，内在力量的控制。但最后，电影没有给我们答案，也无法给我们答案，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理又是什么？一部电影是无力回答的。但幸好，睿智的王小波和聪明的张元，掀开了一角，哪怕只是一次窥探，也足以在人的固有意识形态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如果我们仅仅把这部片子定位在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上，那么我们还是没有能够看到点子上。同性恋只是一个幌子，一个角度，也是一种途径，它只是从一处表现了创作者对于人性本源的一次质疑，一次探索，没有结果，只是一个过程，就像阿兰波澜不惊地叙述，把问题拿出来，拷问自己，也拷问观众。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的这一步走得显然有些另类，但不论怎样，他绕开了电影检察机关尺度的圈子，尽可能避免了所有身体上的描写而直捣中心，这可以归功为导演张元的聪明，当然更应该归功于编剧王小波对于视角和心理把握上的深厚功力。
同性恋者阿兰的出场，是影片的第一个高潮。东宫西宫即北京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公共厕所,一个同性恋者们交往的地方。一天晚上，警察小史在公园里巡逻，抓到一批正在鬼鬼祟祟的同性恋者。他问没有见过的生面孔阿兰：“哎，你！你谁啊？你是不是路过这的？”阿兰对他妩媚地一眨眼，摇了摇头。“不是?你丫这叫给脸不要脸！走，跟我走一趟。” 于是阿兰连拖带拽地被小史押去了警察局。
这是一个有点可笑的开头，真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可笑的有点别扭。一个是纤弱瘦小，阴气十足的阿兰；一个是高大强悍，咄咄逼人的小史。一个是被人唾弃鄙夷的同性恋者，一个是任职于国家机关的警察。这两个人物的形象的确是过于对立了，似乎一点抗衡的可能性都不存在。然而，在这种绝对的对立中，电影想要传达的却是一种完全颠倒的强弱势之间的对抗，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冒险，无疑是一次视角和构思上大胆的尝试，王小波的成功即在于此。而张元的成功，则在于牢牢地稳住了胡军和司汉，让他们在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有限的场景和表现空间内，始终没有失却表达的功能。
毫无疑问，导演在布景和心理上的对应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内，从阿兰，小史，以及利用屏风，门窗，交织出错综复杂且又具有暗示性的角度，是不容易的。但是，在阿兰的叙述过程中，我们始终是处于被动的。这个讲故事的人，其实也没讲太多具体的事情，被情欲扭曲的童年，坎坷的少年，还有那具有被虐倾向的经历，这在一个同性恋者来讲，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但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影片要做的，也似乎不仅仅是对于同性恋者内心的尝试性窥探。如果只是这样，那么上述我所说过的那种对立关系就是画蛇添足，完全没有必要了。导演的用意，似乎都借阿兰的口一点一点吐蚕丝般的表达出来，并缠住观众的思维，从而引导观众对于变相，却又是常态心理和爱情的思考。
“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对于阿兰在说，最稳固的爱，最深刻的爱，是在屈辱中获得的，是在被虐中获得的，而这种爱，剥离了力量上的抗衡，社会伦理上的限制，以及人际关系中虚伪的一面，就像阿兰和小史本身的关系一样，是完全对立的，却又是十分安全，这种剥离，对于阿兰来说，是探究真相的必经之路，也是他得到爱唯一的方式。“你可以说我贱，但你不可以说我的爱贱！”阿兰是执著的，以至于他的执著在他全部的弱势表现中显得那么强大。而这种执著也来自于人际关系中最原始，最粗暴的一种。社会地位，环境，个人力量，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绝对强弱，使得这种关系无法，或者最起码比其他关系更不容易被颠覆。试想，死囚与郐子手，女贼与衙役，施虐者与被虐者，其关系的恒定性，的确是相对牢固的。而这种牢固产生于对立，对立的最重要原因，又发自与心理。可见，阿兰的执著并不是病态，也不是犯贱，而是对人际关系最极端，最彻底的洞悉，他是有理由的，他对这种特殊关系的依赖产生了爱，又反过来在爱中更加稳固了这种关系。所以面对小史，他才能做到毫无惧色，甚至反客为主。
而小史呢，对于小史，影片非常注重强调他警察的身份。从始至终，小史都是以一个警察的身份来考问阿兰，他与阿兰不是平行的，而是有倾斜的，而这种倾斜，又像跷跷板一样，始终在两者之间翘来翘去，两者都没有绝对的优势，又都在一些时间里有过优势。而小史的优势，用片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你丫就是贱！”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常常是跷跷板翘到阿兰这一边的时候，小史这句震耳欲聋的呐喊就能起到平衡的作用。但细想一下，这一个“贱”能代表什么呢？是对阿兰“病态”心理的蔑视吗？还是对阿兰的行为与社会主流秩序相左的反对呢？好像都有一点，又好像都不是。处在这个位置想想，小史对阿兰的感觉，简单来说就是变态。但他似乎又有些害怕，坐立不安，走来走去，还时而吼两声，把阿兰抓起来揍两拳，对于阿兰的绝对弱势，小史无疑是有主控权的，但这个主控权，又在无形之中慢慢失掉了，这已足以
让他暴跳如雷了。如果只是对叙述着阿兰单纯的不耐烦，他大可以叫阿兰停下来不说，或者干脆不去理他，但他没有，却饶有兴致地听下去，并且却听反应越大。我认为，这应该从两方面开看。
首先，从小史个人的角度上来说，他对于同性恋者不仅是厌恶，憎恶，也有些许的好奇在内。这种心态我们大多数“正常人”都有，不足为奇。其次，小史是个警察，他有责任保护这个社会的安全，无论是行为上还是道德上，至少他不希望出点什么乱子。但他每晚都要去抓的同性恋者，对他来说，是个隐患，有可能改坏社会风气，也有可能会扰乱社会治安。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同性恋者与小偷强盗没太大区别。
但是，当他一步一步不自觉地走入阿兰的世界是，在感性上他感到了局促不安，面对阿兰，他感到自身的软弱，一种无条件服从社会惯有秩序的软弱，也是固执于自身通常思考同性恋模式的软弱；而在理性上，他对于他警察的身份以及这种身份附带的各种特质还是十分遵从的。当感性与理性对抗，而感性又一步步战胜理性时，小史也只能无奈而粗暴地吼出一句“你丫就是贱！”来捍卫自己了。故事发展到最后，他拖着阿兰，把他拖上楼用水管里喷出的水狠狠冲向阿兰的时候，当他揪着阿兰的衣领，忿忿地喊着让他清醒的时候，他又何尝不是在痛苦中挣扎着让自己清醒呢？
而在这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不存在小史性取向上的问题，而是他对于既有秩序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怀疑。如果说，阿兰的观点可以被称作是真理的话，那小史面对它，有认可，也有害怕，有接受，也有排斥。但最后，他终究没有认可接受，而是气急败坏地走了。当阿兰站在高处往下看，看到小史无可奈何的背影时，其实已经暗示了一种接受，或最起码是妥协。小史对阿兰的妥协，秩序对真理的妥协。
影片在斑驳的树影中开始，一夜的时间，在光线强烈的大清早结束。导演时刻不忘暗示的，一直是阿兰与小史的拉锯战中，内在力量的控制。但最后，电影没有给我们答案，也无法给我们答案，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理又是什么？一部电影是无力回答的。但幸好，睿智的王小波和聪明的张元，掀开了一角，哪怕只是一次窥探，也足以在人的固有意识形态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如果我们仅仅把这部片子定位在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上，那么我们还是没有能够看到点子上。同性恋只是一个幌子，一个角度，也是一种途径，它只是从一处表现了创作者对于人性本源的一次质疑，一次探索，没有结果，只是一个过程，就像阿兰波澜不惊地叙述，把问题拿出来，拷问自己，也拷问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