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
《中庸》“蒲卢”的三种解释
作者：杨少涵 《光明日报》（ 2015年03月30日 16版）
在《中庸》第二十章，孔子曾以“蒲卢”比喻为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我们知道，孔孟经常以众星拱北辰（《论语·为政》）、天下运于掌（《孟子·公孙丑上》）等例子来比喻治国为政，而《中庸》此处以蒲卢喻政，在儒家十三经中独此一见，所以宋儒袁甫赞其“可谓妙于形容矣”（《蒙斋中庸讲义》卷三）。
问题是这个“蒲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经学史上，关于《中庸》的“蒲卢”一词，向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东汉郑玄的“土蜂说”。郑玄认为，《中庸》的“蒲卢”就是《诗经·小雅》里所提到的“蜾蠃”。螟蛉是桑树上的一种小青虫，而蜾蠃是一种细腰土蜂，纯雄无雌，无法交配。为了族类繁殖，蜾蠃就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并抚养成自己的后代。西汉扬雄《法言·学行》对此有一个更为形象的记载：“螟蛉之子殖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蜾蠃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以后，对着它一个劲儿地祈祷说：“像我！像我！”时间长了，螟蛉之子就变成了蜾蠃之子。郑玄“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说的就是这个过程。
郑玄举蜾蠃祝化螟蛉的例子是为了解释立政治人的：“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立政就如蒲卢，百姓就如桑虫，桑虫需要蒲卢的祝化，所以百姓需要立政者的教化。可见，郑玄将“蒲卢”解释为土蜂，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此即教化的政治哲学，认为百姓要通过教化才能成善。这其实就是对荀子政治哲学的一种继承。荀子认为，顺随人之性情，任其自由发展，必然会导致犯分乱理之恶果。为防止这种恶果发生，就需要对人性施以矫治，此即教化。通过教化，“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从而达到教化之目的。在这种政治哲学中，礼义教化与人之性情是一种外在的对治关系，即通过外在之礼义教化施力于人之性情，矫其偏而合于善。郑玄将蒲卢解释为土蜂，而土蜂之于桑虫正是这种教化政治哲学非常形象的一种比喻。
“蒲卢”的第二种解释是所谓“蒲苇说”。这种解释肇始于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而显扬于朱熹。朱熹认为，蒲卢即蒲苇，立政治人就如在地里种蒲苇：蒲苇是一种易于生长之物，所以蒲苇种在地里，比树更易于生长，“其成尤速”；同样，人自身亦具有善性，具有向善之德性，立政治人如果顺遂人的这种德性，就可以非常轻松地达到目的，所谓“人存政举，其易如此”就是这个意思。
与郑玄的解释相对，朱熹强调立政治人、使人成善要根据人之内在的善良德性。这可以称之为德化的政治哲学：内在德性自然生长，则百姓自然转化，自然成善；将这种内在的善性推扩于外，则社会安泰，天下大治。在这种政治哲学中没有一种对治关系，整个儿是一己内在德性之自然生长，自成目的，自我达成，根本不需要外力强压硬施而成德成善。明儒顾宪成说：人道敏政就“如蒲卢之易生，无俟灌溉之力也”（《中庸意》上卷）。就如蒲卢易生不需要灌溉之力一样，为政也只需要顺遂百姓的内在善性，不必施加外力。朱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蒲卢”解释为易生之蒲苇。
土蜂（蜾蠃）与蒲苇（蒲卢）是二物而非一物，而《中庸》以蒲卢喻政，绝不可能同时指称两物。那么蜾蠃与蒲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清代学者程瑶田在《果臝转语记》一文中认为，古代汉语中存在一个庞大的果臝转语词族，这些词语虽然意义不同，但其声音都是从一个相同的语音辗转演变而来。他把这个转语词族的声音记录称作“果臝”。蜾蠃、蒲卢都属于这个转语词族，都是一语而转。因此，《中庸》“蒲卢”一词，郑玄解为蜾蠃（土蜂），朱子解为蒲苇（蒲芦），在音义上有其相通性。
果臝原是形圆中细之瓜果的总称，根据果臝转语理论，凡是形体为两端圆而中间细的东西，最初都发果臝音。上古初民看到形圆中细之瓜果滚动时发出骨卢卢的声音，“却因了物体和声音的连带关系，就把这些声音和这样的物像联络在一起，模仿了做称号。因此圆形物如‘果蓏’‘蜗蠃’‘蜾蠃’‘果臝’，都用这笼统的称号”（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国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3号）。也就是说，果臝是上古初民对一种形圆中细之瓜果的声音模拟，这种声音就是“骨卢”或“忽路”，这是果臝之“古音”（刘师培：《尔雅虫名今释》）。
那么最先取以命名、至今仍合此古音的瓜果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葫芦”。葫芦是远古初民日常所用之物。形圆中细，熟而落地，有“骨卢”（果臝）之音；剖而成瓢，用于舀水，又有“忽路”（葫芦）之音。所以初民很可能就是以此将所有形圆中细之物皆以“葫芦”名之，而果臝、蜾蠃、壶卢、觚、瓠、轱辘等名称皆由此转出。根据考古发现，上古初民的饮食、器物、文化、艺术中都可以发现葫芦的身影。而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中，葫芦至今仍然是始祖、保护神和镇物法器。在中国文化中，葫芦不但是母体的象征，甚至就是中国文化一个母体。
以葫芦来解释蒲卢，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也可兼于郑、朱二说。葫芦起初只是一种瓜果，要想将它制为瓢，需要对其进行剖凿的功夫，这可通于郑玄之土蜂说的教化政治哲学；葫芦本是一种易生之物，顺其本然之性，自然欣欣向荣，这可通于朱熹之蒲苇说的德化政治哲学。在儒家政治哲学中，孔子有仁礼之学，仁是内在的善良德性，礼是外在道德规范，内外兼修，方可成人。葫芦说正符合孔子的这种政治哲学。所以相较于郑玄的土蜂说与朱子的蒲苇说，葫芦说更为圆融。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国学漫谈
《中庸》“蒲卢”的三种解释
作者：杨少涵 《光明日报》（ 2015年03月30日 16版）
在《中庸》第二十章，孔子曾以“蒲卢”比喻为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我们知道，孔孟经常以众星拱北辰（《论语·为政》）、天下运于掌（《孟子·公孙丑上》）等例子来比喻治国为政，而《中庸》此处以蒲卢喻政，在儒家十三经中独此一见，所以宋儒袁甫赞其“可谓妙于形容矣”（《蒙斋中庸讲义》卷三）。
问题是这个“蒲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经学史上，关于《中庸》的“蒲卢”一词，向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东汉郑玄的“土蜂说”。郑玄认为，《中庸》的“蒲卢”就是《诗经·小雅》里所提到的“蜾蠃”。螟蛉是桑树上的一种小青虫，而蜾蠃是一种细腰土蜂，纯雄无雌，无法交配。为了族类繁殖，蜾蠃就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并抚养成自己的后代。西汉扬雄《法言·学行》对此有一个更为形象的记载：“螟蛉之子殖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蜾蠃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以后，对着它一个劲儿地祈祷说：“像我！像我！”时间长了，螟蛉之子就变成了蜾蠃之子。郑玄“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说的就是这个过程。
郑玄举蜾蠃祝化螟蛉的例子是为了解释立政治人的：“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立政就如蒲卢，百姓就如桑虫，桑虫需要蒲卢的祝化，所以百姓需要立政者的教化。可见，郑玄将“蒲卢”解释为土蜂，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此即教化的政治哲学，认为百姓要通过教化才能成善。这其实就是对荀子政治哲学的一种继承。荀子认为，顺随人之性情，任其自由发展，必然会导致犯分乱理之恶果。为防止这种恶果发生，就需要对人性施以矫治，此即教化。通过教化，“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从而达到教化之目的。在这种政治哲学中，礼义教化与人之性情是一种外在的对治关系，即通过外在之礼义教化施力于人之性情，矫其偏而合于善。郑玄将蒲卢解释为土蜂，而土蜂之于桑虫正是这种教化政治哲学非常形象的一种比喻。
“蒲卢”的第二种解释是所谓“蒲苇说”。这种解释肇始于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而显扬于朱熹。朱熹认为，蒲卢即蒲苇，立政治人就如在地里种蒲苇：蒲苇是一种易于生长之物，所以蒲苇种在地里，比树更易于生长，“其成尤速”；同样，人自身亦具有善性，具有向善之德性，立政治人如果顺遂人的这种德性，就可以非常轻松地达到目的，所谓“人存政举，其易如此”就是这个意思。
与郑玄的解释相对，朱熹强调立政治人、使人成善要根据人之内在的善良德性。这可以称之为德化的政治哲学：内在德性自然生长，则百姓自然转化，自然成善；将这种内在的善性推扩于外，则社会安泰，天下大治。在这种政治哲学中没有一种对治关系，整个儿是一己内在德性之自然生长，自成目的，自我达成，根本不需要外力强压硬施而成德成善。明儒顾宪成说：人道敏政就“如蒲卢之易生，无俟灌溉之力也”（《中庸意》上卷）。就如蒲卢易生不需要灌溉之力一样，为政也只需要顺遂百姓的内在善性，不必施加外力。朱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蒲卢”解释为易生之蒲苇。
土蜂（蜾蠃）与蒲苇（蒲卢）是二物而非一物，而《中庸》以蒲卢喻政，绝不可能同时指称两物。那么蜾蠃与蒲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清代学者程瑶田在《果臝转语记》一文中认为，古代汉语中存在一个庞大的果臝转语词族，这些词语虽然意义不同，但其声音都是从一个相同的语音辗转演变而来。他把这个转语词族的声音记录称作“果臝”。蜾蠃、蒲卢都属于这个转语词族，都是一语而转。因此，《中庸》“蒲卢”一词，郑玄解为蜾蠃（土蜂），朱子解为蒲苇（蒲芦），在音义上有其相通性。
果臝原是形圆中细之瓜果的总称，根据果臝转语理论，凡是形体为两端圆而中间细的东西，最初都发果臝音。上古初民看到形圆中细之瓜果滚动时发出骨卢卢的声音，“却因了物体和声音的连带关系，就把这些声音和这样的物像联络在一起，模仿了做称号。因此圆形物如‘果蓏’‘蜗蠃’‘蜾蠃’‘果臝’，都用这笼统的称号”（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国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3号）。也就是说，果臝是上古初民对一种形圆中细之瓜果的声音模拟，这种声音就是“骨卢”或“忽路”，这是果臝之“古音”（刘师培：《尔雅虫名今释》）。
那么最先取以命名、至今仍合此古音的瓜果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葫芦”。葫芦是远古初民日常所用之物。形圆中细，熟而落地，有“骨卢”（果臝）之音；剖而成瓢，用于舀水，又有“忽路”（葫芦）之音。所以初民很可能就是以此将所有形圆中细之物皆以“葫芦”名之，而果臝、蜾蠃、壶卢、觚、瓠、轱辘等名称皆由此转出。根据考古发现，上古初民的饮食、器物、文化、艺术中都可以发现葫芦的身影。而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中，葫芦至今仍然是始祖、保护神和镇物法器。在中国文化中，葫芦不但是母体的象征，甚至就是中国文化一个母体。
以葫芦来解释蒲卢，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也可兼于郑、朱二说。葫芦起初只是一种瓜果，要想将它制为瓢，需要对其进行剖凿的功夫，这可通于郑玄之土蜂说的教化政治哲学；葫芦本是一种易生之物，顺其本然之性，自然欣欣向荣，这可通于朱熹之蒲苇说的德化政治哲学。在儒家政治哲学中，孔子有仁礼之学，仁是内在的善良德性，礼是外在道德规范，内外兼修，方可成人。葫芦说正符合孔子的这种政治哲学。所以相较于郑玄的土蜂说与朱子的蒲苇说，葫芦说更为圆融。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