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散文的兴起与发展
摘要：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是中国文明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代，诸子散文更是先秦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它的发展与繁荣，与早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诸子散文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是研究先秦文化的需要，而且对当今社会的和谐发
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诸子散文；春秋战国；兴起；发展
一、诸子散文的辉煌成就
先秦文学虽然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的顶峰，但却绝对是中国文学的经典和精髓，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包括了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学术发展的“纯中国学时期”，它形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①——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大多是哲学著作，故又称为哲理散文，详细地论述他们，无疑是哲学家的任务，但诸子散文无论在文体、语言、结构各方面，又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学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诸子百家并非文学流派，各学派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不是文章风格、流派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说，不周学派的文章，有时在体裁、风格上往往有一些相同之点；而同一学派中各人的文章，却又常常迥然有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对中国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五四”运动对中国人思想的启迪。先秦诸子散文是我们思想之源，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代表。
诸子散文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之交时期；战国中期；战国末期。 ①古建林，慎小平《“先秦诸子散文”教法探究》（《试题与研究：教学论坛》2012（1）.11.11）
春秋战国之交，这一时期的诸子散文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又称《道德经》，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它们都以对话体的形式出现。《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它们多为专论文的形式。《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二、诸子散文发展的主观历史因素
（一）国家形态
诸子散文中迥异的风格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政治的极大影响。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散文的繁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特别拈出上个世纪80年代许倬云《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中的一段话来讨论：
春秋时期的列国，并不是国家的初形，而是西周国家瓦解后的残余。因此春秋的列国，在国家的功能与结构方面，比之西周国家，其完整程度竟可能还有所不如。例如，西周国家的主权，属于王室，列国都没有完整的主权，于是由春秋到战国的发展过程中，列国必须逐步肯定自己的主权。到各国各称王时，各国方能不承认周氏的宗主权。……春秋霸主制度，可算是周室的替代品，在过渡期间，为中国维持了相当程度的秩序，而又听任各国各别的发展。② 由此可见，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官失其守，礼崩乐坏，士阶层蔚然勃兴，私学兴起，私家著述相继出现。
钱穆在《国学概论》一书中曾言：诸子之兴，本为在下者以学术争政治。③也的确如此，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④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帝国的军事斗争日益加剧，国家形态却并不完整。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周天子的统治已经松动, 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 齐威王、②
③许倬云《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钱穆《国学概论》
④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 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复杂的哲学思想和不同的政治见解需要新的文学形式来表达, 新的散文也就因此而勃兴起来，且颇具规模。
（二）社会结构、社会文化 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
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分封制度的解体，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导致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的上升，产生文化下移。使“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讲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⑤，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春秋战国之际，墨家聚众讲学，并形成了有组织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世称墨家。到战国时期，讲学成为时尚。而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 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且人数迅速壮大，他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凸显。“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⑤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 就像墨子，他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就似属当时的“士”阶层。这些这一些出身微贱却又青云直上的人，血统上与最高层的家族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遂有“士人特立独行，以天下为己任”，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三）社会性质
许倬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明确显示出分封制、宗法制得逐步瓦解，这明显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让人们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孔子起，周代的最后三个世纪出现了成体系的思辨思想，它主要体现在六七个思想学派中，但别的不容易归于任何学派的个别思想家也表现出这种思想。这些学派和思想家可能主要来自正在兴起的“士”阶层，他们的讨论和著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个时代有力的变革使之成为如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为了方便，这一章将使用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名称来称呼这些思想结构，虽然通常被贴上这类标签的周代思想家可能并不像汉代的学者那样，觉得他们属于最早由汉代学者划分的各具特色的那些独立“学派”。
（四）社会经济基础
政治、经济决定思想文化。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迅速，工商业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除了文转商，更是存在不少商转文的现象，当时经济的盛景，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农、工、商业发展, 大都市产生, 交通便利，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
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各方人士互相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思想的传播和兴隆。
二、诸子散文发展的客观本体因素
散文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其本体发展是受历史条件、客观条件制约的，“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耳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传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⑥文字、书写材料等限制，起初的信息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而口耳相传最大的缺陷是信息的失真与媒介的条件性。而为了最大限度保持其真实性及传播的有效性，韵语是一种极好的形成，短小、上口、信息存量大、易记忆、易传播、表现形式多样，如先民的“诗”，如“歌”，如“诵”等。当然，这也是从“乐”中脱离出来的。后来，文字的发展，书写材料的改进更新，口耳相传的形式也自然被取代了。《孟子·离娄下》有这样一段话：“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诗亡”而“史兴”正是这种发展的表现，且对知识的大量需求，要求信息承载大、准确，以前的韵语已不适合而走向散体的文，如孟子所言“《春秋》作”。但是，一个历史事物并不可能完全消失，而它的部分可能会演变为另一事物，或其影响将持续而渐融合为另一事物。先前的韵语形式及“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观念也正如此，其影响着以后的文字写作。如《老子》《中庸》、《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有大量的韵文、比偶之句。
我们先古时期，巫史不分，且有记言传统，记载卜辞、历史、古人箴言等，后来《左传》记载中的“瞽”，《国语》中的“瞽”“矇”，《吕氏春秋》中的“矇”“师”，《礼记》中所讲上古时代的惇史等等，都是文献记载、资料保存这一传统的延续。先秦诸子散文也自然受这一记录传统的影响，随着“只讲诵经书，或据经书来传授相关的礼乐知识，才能维系学派的发展。于是，孔子“述而⑥（清）阮元：《研经室三集·文言说》
不作”的学术观念就被突破了。诸子学说也就由一种思想转变为一种记录的文体，并自成一派，延续至今。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文学的兴起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动荡，这种环境因素为诸子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而随之产生的政治需要更是极大的刺激了各学说的传播，为了传播而著书立说，让诸子散文自成一派，流传于世。
诸子散文的兴起与发展
摘要：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是中国文明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代，诸子散文更是先秦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它的发展与繁荣，与早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诸子散文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是研究先秦文化的需要，而且对当今社会的和谐发
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诸子散文；春秋战国；兴起；发展
一、诸子散文的辉煌成就
先秦文学虽然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的顶峰，但却绝对是中国文学的经典和精髓，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包括了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学术发展的“纯中国学时期”，它形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①——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大多是哲学著作，故又称为哲理散文，详细地论述他们，无疑是哲学家的任务，但诸子散文无论在文体、语言、结构各方面，又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学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诸子百家并非文学流派，各学派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不是文章风格、流派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说，不周学派的文章，有时在体裁、风格上往往有一些相同之点；而同一学派中各人的文章，却又常常迥然有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对中国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五四”运动对中国人思想的启迪。先秦诸子散文是我们思想之源，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代表。
诸子散文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之交时期；战国中期；战国末期。 ①古建林，慎小平《“先秦诸子散文”教法探究》（《试题与研究：教学论坛》2012（1）.11.11）
春秋战国之交，这一时期的诸子散文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又称《道德经》，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它们都以对话体的形式出现。《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它们多为专论文的形式。《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二、诸子散文发展的主观历史因素
（一）国家形态
诸子散文中迥异的风格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政治的极大影响。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散文的繁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特别拈出上个世纪80年代许倬云《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中的一段话来讨论：
春秋时期的列国，并不是国家的初形，而是西周国家瓦解后的残余。因此春秋的列国，在国家的功能与结构方面，比之西周国家，其完整程度竟可能还有所不如。例如，西周国家的主权，属于王室，列国都没有完整的主权，于是由春秋到战国的发展过程中，列国必须逐步肯定自己的主权。到各国各称王时，各国方能不承认周氏的宗主权。……春秋霸主制度，可算是周室的替代品，在过渡期间，为中国维持了相当程度的秩序，而又听任各国各别的发展。② 由此可见，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官失其守，礼崩乐坏，士阶层蔚然勃兴，私学兴起，私家著述相继出现。
钱穆在《国学概论》一书中曾言：诸子之兴，本为在下者以学术争政治。③也的确如此，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④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帝国的军事斗争日益加剧，国家形态却并不完整。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周天子的统治已经松动, 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 齐威王、②
③许倬云《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钱穆《国学概论》
④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 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复杂的哲学思想和不同的政治见解需要新的文学形式来表达, 新的散文也就因此而勃兴起来，且颇具规模。
（二）社会结构、社会文化 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
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分封制度的解体，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导致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的上升，产生文化下移。使“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讲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⑤，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春秋战国之际，墨家聚众讲学，并形成了有组织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世称墨家。到战国时期，讲学成为时尚。而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 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且人数迅速壮大，他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凸显。“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⑤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 就像墨子，他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就似属当时的“士”阶层。这些这一些出身微贱却又青云直上的人，血统上与最高层的家族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遂有“士人特立独行，以天下为己任”，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三）社会性质
许倬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明确显示出分封制、宗法制得逐步瓦解，这明显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让人们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孔子起，周代的最后三个世纪出现了成体系的思辨思想，它主要体现在六七个思想学派中，但别的不容易归于任何学派的个别思想家也表现出这种思想。这些学派和思想家可能主要来自正在兴起的“士”阶层，他们的讨论和著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个时代有力的变革使之成为如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为了方便，这一章将使用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名称来称呼这些思想结构，虽然通常被贴上这类标签的周代思想家可能并不像汉代的学者那样，觉得他们属于最早由汉代学者划分的各具特色的那些独立“学派”。
（四）社会经济基础
政治、经济决定思想文化。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迅速，工商业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除了文转商，更是存在不少商转文的现象，当时经济的盛景，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农、工、商业发展, 大都市产生, 交通便利，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
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各方人士互相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思想的传播和兴隆。
二、诸子散文发展的客观本体因素
散文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其本体发展是受历史条件、客观条件制约的，“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耳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传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⑥文字、书写材料等限制，起初的信息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而口耳相传最大的缺陷是信息的失真与媒介的条件性。而为了最大限度保持其真实性及传播的有效性，韵语是一种极好的形成，短小、上口、信息存量大、易记忆、易传播、表现形式多样，如先民的“诗”，如“歌”，如“诵”等。当然，这也是从“乐”中脱离出来的。后来，文字的发展，书写材料的改进更新，口耳相传的形式也自然被取代了。《孟子·离娄下》有这样一段话：“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诗亡”而“史兴”正是这种发展的表现，且对知识的大量需求，要求信息承载大、准确，以前的韵语已不适合而走向散体的文，如孟子所言“《春秋》作”。但是，一个历史事物并不可能完全消失，而它的部分可能会演变为另一事物，或其影响将持续而渐融合为另一事物。先前的韵语形式及“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观念也正如此，其影响着以后的文字写作。如《老子》《中庸》、《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有大量的韵文、比偶之句。
我们先古时期，巫史不分，且有记言传统，记载卜辞、历史、古人箴言等，后来《左传》记载中的“瞽”，《国语》中的“瞽”“矇”，《吕氏春秋》中的“矇”“师”，《礼记》中所讲上古时代的惇史等等，都是文献记载、资料保存这一传统的延续。先秦诸子散文也自然受这一记录传统的影响，随着“只讲诵经书，或据经书来传授相关的礼乐知识，才能维系学派的发展。于是，孔子“述而⑥（清）阮元：《研经室三集·文言说》
不作”的学术观念就被突破了。诸子学说也就由一种思想转变为一种记录的文体，并自成一派，延续至今。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文学的兴起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动荡，这种环境因素为诸子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而随之产生的政治需要更是极大的刺激了各学说的传播，为了传播而著书立说，让诸子散文自成一派，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