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个人性格词作品风格对后人的影响

人物简介 个人性格 词 作品风格 对后人的影响

史海一隅 生平简介 柳永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心作词的词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写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他是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

柳永词作流传极广,有云“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有《乐章集》。

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却仕途坎 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词作极佳,流传甚广。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少年柳永混迹于烟花巷陌中。51岁时,柳永终于及第,去过福建,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经纶事物上的天赋。可惜由于性格原因,他屡遭排贬,因此进入四处漂泊的“浮生”,养成了一种对萧索景物,秋伤风景的偏好。柳永常以宋玉自比,对此,不予置评。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出殡时,东京满城名妓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谢玉英为他披麻戴重孝,两月后因痛思柳永而去世。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亦称为“群妓合金葬柳七”。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鸿图,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陆离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风流的年轻才子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而且还把他的风流生活写进词里:

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鱼水》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因此,他在科场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战科场。

仁宗初年的再试,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说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给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出身儒宦家庭,却拥有着一身与之不兼容的浪漫气息和音乐才华的柳永,一生就在这二者之间奔波忙碌。他迷恋情场,却又念念不忘仕途。一部《乐章集》就是他周旋于二者间的不懈追求、失志之悲与儿女柔情的结合。他想做一个文人雅士,却永远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和

依赖;而醉里眠花柳的时候,他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柳永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既源于他本人,又源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他无暇去关注人的永恒普遍的生命忧患,而是侧重于对自我命运、生存苦闷的深思、体验和对真正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执着于对功名利禄、官能享受的渴望与追求,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命运艰舛的痛苦。因此他只能做着拖着一条世俗尾巴的自封的“白衣卿相”。

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景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柳永词在宋词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1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2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3 词的表现方法的改变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

“恁”、“怎”、“争”等,代词“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 “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

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

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组)”;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

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人物简介 个人性格 词 作品风格 对后人的影响

史海一隅 生平简介 柳永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心作词的词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写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他是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

柳永词作流传极广,有云“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有《乐章集》。

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却仕途坎 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词作极佳,流传甚广。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少年柳永混迹于烟花巷陌中。51岁时,柳永终于及第,去过福建,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经纶事物上的天赋。可惜由于性格原因,他屡遭排贬,因此进入四处漂泊的“浮生”,养成了一种对萧索景物,秋伤风景的偏好。柳永常以宋玉自比,对此,不予置评。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出殡时,东京满城名妓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谢玉英为他披麻戴重孝,两月后因痛思柳永而去世。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亦称为“群妓合金葬柳七”。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鸿图,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陆离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风流的年轻才子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而且还把他的风流生活写进词里:

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鱼水》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因此,他在科场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战科场。

仁宗初年的再试,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说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给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出身儒宦家庭,却拥有着一身与之不兼容的浪漫气息和音乐才华的柳永,一生就在这二者之间奔波忙碌。他迷恋情场,却又念念不忘仕途。一部《乐章集》就是他周旋于二者间的不懈追求、失志之悲与儿女柔情的结合。他想做一个文人雅士,却永远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和

依赖;而醉里眠花柳的时候,他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柳永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既源于他本人,又源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他无暇去关注人的永恒普遍的生命忧患,而是侧重于对自我命运、生存苦闷的深思、体验和对真正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执着于对功名利禄、官能享受的渴望与追求,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命运艰舛的痛苦。因此他只能做着拖着一条世俗尾巴的自封的“白衣卿相”。

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景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柳永词在宋词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1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2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3 词的表现方法的改变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

“恁”、“怎”、“争”等,代词“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 “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

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

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组)”;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

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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