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1、启蒙思想
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这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缓慢转变的开始，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在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近似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顾炎武是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其启蒙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把儒家的“仁道”思想与日益扩散和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自私自利的市民价值观协调起来，提出了“仁寓于私”的新仁道观，这种新儒学思想的实质不在于崇尚“私情”，而在于把“仁道”解释得合于人之“常情”，从而使儒家“仁道”获得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弘扬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顾炎武的经济思想仍属于农本思想范畴，认为“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但他已然具有浓厚的重商意识，提出了“必疾耕，必通商”的经济主张。（参见：《田功论》）他不仅对商人毫无世俗偏见，还专门为一位生前专营盐业的徽商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在另一篇墓志铭中更将“商贾”跟“豪杰之士”和“古之君子”相提并论，对商人做出了很高评价。（参见：《歙王君墓志铭》、《富平李君墓志铭》）他还曾亲自“下海”经商，这在当时启蒙思想家中尤为罕见。他批判“有公而无私”之论，认为对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主张把“私”与“公”统一起来，利用“私”来成就“公”。（参见：《日知录.言私其豵》、《郡县论》）
顾炎武对他最为关切的农业发展问题曾作过诸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如主张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参见：《亭林文集》卷六《与潘次耕》）；又如强调不能尽占一切土地作为耕地来使用，而是应当留足余地，坚
决反对“围湖占江”的做法。（参见：《日知录.治地》、《河渠》）尤其农业的经营方式上，他鉴于苏（州）松（江）官田特多而田赋过重的情况，主张紧缩官田（官府经营的田），扩张民田（百姓经营的田）。（参见：《日知录.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他更希望借助于改官（田）为民（田）的农业私营化来促进土地流通，通过土地买卖使土地集中于富室，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9册）
自汉代桑弘羊以来，盐业和铁等金属矿产业一直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顾炎武对当时依然在实行的这种垄断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食盐的私下交易由来已久，要禁绝私盐，既没有可能，也不利于国家安定，因为私盐禁止不住，则贩盐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 为此，他力主盐业私营，任其自由买卖，政府只用税法来加以调节和控制。至于铁业等矿产业，他则明确指出，应交由县令私人经营，甚至一县的经济事业，皆由县令全权经管之，中央不应干预。（参见：《日知录.行盐》、《郡县论》）
在国家治理上，顾炎武反对“人君独治”，主张实行“众治”，其内容包括：一方面，扩大地方自治权，建立“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新体制，推行经济上的县令承包制和政治上的县令负责制，在这种制度下，县里大小一切行政事务全由县令负责支配和管理，不受中央干扰；中央的权力主要在于任命县令，并每隔三年对其进行一次考核，如考核及格，他可以连任；考核不及格，则罢其官，并视其情节轻重，或流放之，或杀之。另一方面，限制政府行政活动范围，发挥天下宗族和家庭的作用，以辅助政府治理国家，由此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以克服由政府“独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2、爱国思想
顾炎武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他至今备受中国人民的赞誉和敬仰，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一直忠于明朝政权和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更是因为他的这两种道德情操所反映和体现的是他对自己的乡土国土的眷恋与热爱，古今中国的爱国道德，其实不过是因其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自爱其乡土国土的中国国民道德。
顾炎武的爱国思想本质上是他为“王者复起”后不再亡国而展开的关于明亡原因的思考，通过这种思考，他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他并把这种新道德纳入“仁”范畴而落实到“行己有耻”上，从而化“忠”为“耻”。与忠君之德不同的是，“耻”不是耻于不能“保国”，而是耻于不能“保天下”。“保天下”是“礼义”对区别于禽兽的人的最高要求，但它并不内在地要求“保国”。这样的“礼义”是被顾炎武改造了的其中渗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宗法制度，他期望“后王”立国于这种多少带有近代民主性质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其国家的长治久安。
顾炎武的抗清活动是他守“君臣之礼”而尽“忠”的表现；其入清后消极对抗清朝的遗民活动则是为尽“孝”而尽“忠”的表现。“孝”是顾炎武的“伦理底线”，在不越出这“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他广泛地结交清朝官员，以保全其个人生命，更借此成就其力学以待“后王”的大业。顾炎武实际的爱国行为颇带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的情况，但他的诗歌却几乎没有“奇”掩“巧”饰的成份，都是发乎其本心的爱国之音。他一生赋诗凡332篇428首，其中顺治年间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诗人积极从事抗清活动时爱国心的激荡，康熙年间的作品则主要反映他作为明朝遗民在日益强大与稳固的清朝统治下越来越感到复国无望的悲凉心态。
3、实学思想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实学自北宋开其端。以续传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宋明理学家有实学思想，其特点在于重实行以臻于归依“实理”的“诚意”，是为实心之学。明清之际实学思潮是当时市民价值观的扩散和社会内部种种矛盾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主旨在于化解当时的民生危机和民族危机，其特点是在于重事功以求“吾儒经世之用”，是为经世之学。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炎武实学的根本原则，他主张为学必先学会做人，而为人之本在于“行己有耻”，即“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认为只有抱负经世泽民之大志，才能做成利国利民的真学问。为了成就有益于天下的大学问，必须“博学于文”，即“好古而多闻”，既博览群书，又广师学友。顾炎武特别强调应当把对书本知识的博学同认知交往中的广师结合起来，认为“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一》）
顾炎武实学的原始动力是来自于明崇祯之末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其学术初旨就在于掌握“经生之术”，这种“术”本质上是他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而自觉意识到其个人所必须掌握的济世经邦的实际本领，为达成其“术”，他孜孜于追求广博的学识。然而到了清初特别是康熙朝以后，他的救国意识随着其国家的逐渐消亡而逐渐消退，此时他警觉到“吾道”（“先王之道”）有被毁之危险而生起了“保天下”之心，由此推动他去从事“明道救世”之学，这种学问所追求的是“救世之道”，其与“经生之术”的根本区别在于：“经生之术”是其个人赖以从事济世经邦之实践的知识基础；“救世之道”则是被他视为华夏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础。
在治学方式上，顾炎武实学起初追求的是“学识广博”，后来渐趋讲求“学有本原”，由此其实学形态亦从广泛探究“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的杂学逐渐转变为研究“五经”及“圣人之语录”的经学。其经学特点，不仅在于其研究范围极广，举凡经、史、子、集之类皆在其视域之内，更在于其运用史学方法来开展经学研究。其经史研究方法以归纳与演绎法的结合为基本特征，然其运用最多最广的，是作为其归纳法之基础的考据法。其考据活动最显其实学功夫，是其实学思维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思维方式根本区别于宋明理学之所在。
顾炎武实学作为一种新儒学，是一种有别传统儒学的实证儒学，其实证性突出地表现在其轻权威而贵创新、重经验而征共识。他声称“孔子未免有误”，认为在学术上不应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冲破陈规老套，进行知识创新，但他决不自以为是，而是一有“独见”，必细心求证，不仅旁征博引于群书，更广泛征求于学友，把追求创新和征求共识结合起来，这种实证精神的实质在于强调“保天下”的事业非个人可以独断独行的私事，而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一项大众性事业，必须求得普遍的社会共识才能成功。
顾炎武的实学精神，概括起来说，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杰”精神。正是这种“豪杰”精神，促使他去追求“实学”；也正是出于对“实学”的追求，才导致他在思维方法上终于突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形上直觉思维传统，尤其突破了为他所推崇的朱子之学的思辨性演绎思维模式，创立了以归纳为体、演绎为用的思维方法。顾炎武逝世以来中国学术向来未能将实证与实用很好地结合起来，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学者们普遍缺乏顾炎武那种从伦理上肯定人人平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实学精神，当今中国学者要能站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起点上，就该像顾炎武那样自知“匹夫之贱”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心。
对历史和社会的影响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浅谈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1、启蒙思想
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这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缓慢转变的开始，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在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近似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顾炎武是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其启蒙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把儒家的“仁道”思想与日益扩散和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自私自利的市民价值观协调起来，提出了“仁寓于私”的新仁道观，这种新儒学思想的实质不在于崇尚“私情”，而在于把“仁道”解释得合于人之“常情”，从而使儒家“仁道”获得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弘扬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顾炎武的经济思想仍属于农本思想范畴，认为“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但他已然具有浓厚的重商意识，提出了“必疾耕，必通商”的经济主张。（参见：《田功论》）他不仅对商人毫无世俗偏见，还专门为一位生前专营盐业的徽商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在另一篇墓志铭中更将“商贾”跟“豪杰之士”和“古之君子”相提并论，对商人做出了很高评价。（参见：《歙王君墓志铭》、《富平李君墓志铭》）他还曾亲自“下海”经商，这在当时启蒙思想家中尤为罕见。他批判“有公而无私”之论，认为对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主张把“私”与“公”统一起来，利用“私”来成就“公”。（参见：《日知录.言私其豵》、《郡县论》）
顾炎武对他最为关切的农业发展问题曾作过诸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如主张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参见：《亭林文集》卷六《与潘次耕》）；又如强调不能尽占一切土地作为耕地来使用，而是应当留足余地，坚
决反对“围湖占江”的做法。（参见：《日知录.治地》、《河渠》）尤其农业的经营方式上，他鉴于苏（州）松（江）官田特多而田赋过重的情况，主张紧缩官田（官府经营的田），扩张民田（百姓经营的田）。（参见：《日知录.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他更希望借助于改官（田）为民（田）的农业私营化来促进土地流通，通过土地买卖使土地集中于富室，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9册）
自汉代桑弘羊以来，盐业和铁等金属矿产业一直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顾炎武对当时依然在实行的这种垄断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食盐的私下交易由来已久，要禁绝私盐，既没有可能，也不利于国家安定，因为私盐禁止不住，则贩盐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 为此，他力主盐业私营，任其自由买卖，政府只用税法来加以调节和控制。至于铁业等矿产业，他则明确指出，应交由县令私人经营，甚至一县的经济事业，皆由县令全权经管之，中央不应干预。（参见：《日知录.行盐》、《郡县论》）
在国家治理上，顾炎武反对“人君独治”，主张实行“众治”，其内容包括：一方面，扩大地方自治权，建立“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新体制，推行经济上的县令承包制和政治上的县令负责制，在这种制度下，县里大小一切行政事务全由县令负责支配和管理，不受中央干扰；中央的权力主要在于任命县令，并每隔三年对其进行一次考核，如考核及格，他可以连任；考核不及格，则罢其官，并视其情节轻重，或流放之，或杀之。另一方面，限制政府行政活动范围，发挥天下宗族和家庭的作用，以辅助政府治理国家，由此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以克服由政府“独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2、爱国思想
顾炎武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他至今备受中国人民的赞誉和敬仰，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一直忠于明朝政权和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更是因为他的这两种道德情操所反映和体现的是他对自己的乡土国土的眷恋与热爱，古今中国的爱国道德，其实不过是因其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自爱其乡土国土的中国国民道德。
顾炎武的爱国思想本质上是他为“王者复起”后不再亡国而展开的关于明亡原因的思考，通过这种思考，他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他并把这种新道德纳入“仁”范畴而落实到“行己有耻”上，从而化“忠”为“耻”。与忠君之德不同的是，“耻”不是耻于不能“保国”，而是耻于不能“保天下”。“保天下”是“礼义”对区别于禽兽的人的最高要求，但它并不内在地要求“保国”。这样的“礼义”是被顾炎武改造了的其中渗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宗法制度，他期望“后王”立国于这种多少带有近代民主性质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其国家的长治久安。
顾炎武的抗清活动是他守“君臣之礼”而尽“忠”的表现；其入清后消极对抗清朝的遗民活动则是为尽“孝”而尽“忠”的表现。“孝”是顾炎武的“伦理底线”，在不越出这“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他广泛地结交清朝官员，以保全其个人生命，更借此成就其力学以待“后王”的大业。顾炎武实际的爱国行为颇带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的情况，但他的诗歌却几乎没有“奇”掩“巧”饰的成份，都是发乎其本心的爱国之音。他一生赋诗凡332篇428首，其中顺治年间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诗人积极从事抗清活动时爱国心的激荡，康熙年间的作品则主要反映他作为明朝遗民在日益强大与稳固的清朝统治下越来越感到复国无望的悲凉心态。
3、实学思想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实学自北宋开其端。以续传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宋明理学家有实学思想，其特点在于重实行以臻于归依“实理”的“诚意”，是为实心之学。明清之际实学思潮是当时市民价值观的扩散和社会内部种种矛盾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主旨在于化解当时的民生危机和民族危机，其特点是在于重事功以求“吾儒经世之用”，是为经世之学。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炎武实学的根本原则，他主张为学必先学会做人，而为人之本在于“行己有耻”，即“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认为只有抱负经世泽民之大志，才能做成利国利民的真学问。为了成就有益于天下的大学问，必须“博学于文”，即“好古而多闻”，既博览群书，又广师学友。顾炎武特别强调应当把对书本知识的博学同认知交往中的广师结合起来，认为“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一》）
顾炎武实学的原始动力是来自于明崇祯之末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其学术初旨就在于掌握“经生之术”，这种“术”本质上是他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而自觉意识到其个人所必须掌握的济世经邦的实际本领，为达成其“术”，他孜孜于追求广博的学识。然而到了清初特别是康熙朝以后，他的救国意识随着其国家的逐渐消亡而逐渐消退，此时他警觉到“吾道”（“先王之道”）有被毁之危险而生起了“保天下”之心，由此推动他去从事“明道救世”之学，这种学问所追求的是“救世之道”，其与“经生之术”的根本区别在于：“经生之术”是其个人赖以从事济世经邦之实践的知识基础；“救世之道”则是被他视为华夏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础。
在治学方式上，顾炎武实学起初追求的是“学识广博”，后来渐趋讲求“学有本原”，由此其实学形态亦从广泛探究“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的杂学逐渐转变为研究“五经”及“圣人之语录”的经学。其经学特点，不仅在于其研究范围极广，举凡经、史、子、集之类皆在其视域之内，更在于其运用史学方法来开展经学研究。其经史研究方法以归纳与演绎法的结合为基本特征，然其运用最多最广的，是作为其归纳法之基础的考据法。其考据活动最显其实学功夫，是其实学思维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思维方式根本区别于宋明理学之所在。
顾炎武实学作为一种新儒学，是一种有别传统儒学的实证儒学，其实证性突出地表现在其轻权威而贵创新、重经验而征共识。他声称“孔子未免有误”，认为在学术上不应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冲破陈规老套，进行知识创新，但他决不自以为是，而是一有“独见”，必细心求证，不仅旁征博引于群书，更广泛征求于学友，把追求创新和征求共识结合起来，这种实证精神的实质在于强调“保天下”的事业非个人可以独断独行的私事，而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一项大众性事业，必须求得普遍的社会共识才能成功。
顾炎武的实学精神，概括起来说，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杰”精神。正是这种“豪杰”精神，促使他去追求“实学”；也正是出于对“实学”的追求，才导致他在思维方法上终于突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形上直觉思维传统，尤其突破了为他所推崇的朱子之学的思辨性演绎思维模式，创立了以归纳为体、演绎为用的思维方法。顾炎武逝世以来中国学术向来未能将实证与实用很好地结合起来，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学者们普遍缺乏顾炎武那种从伦理上肯定人人平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实学精神，当今中国学者要能站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起点上，就该像顾炎武那样自知“匹夫之贱”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心。
对历史和社会的影响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