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亡的启示
——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清朝部分
王朝的兴亡更迭是历史的规律，但清王朝的兴亡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在工业革命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清王朝的入侵，造成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仔细分析其中历史，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和启示。
清与元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以外族（非汉族）身份统一全中国的政权，但与元朝排斥汉族、固守游牧传统、抵制中原文化、制度的做法不同，清帝国在创立初期就接纳了汉人的传统，完整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满—汉二元制的官员任用体制，得到了汉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元朝从立国到亡国只有短短的九十年，而清朝则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事实上，若非异族身份，明亡清兴的交替更像是一场政变：清帝国抓住了明朝内乱，李自成率起义军攻破北京城的实际，联合边将（吴三桂）打败李自成进入北京，而并非直接从军事上击败明朝，而且为安抚汉族人心，还作出了诸如替崇祯皇帝发丧等一系列举动来说明自己并非入侵，而是剿灭民变起义军。
可以看出清朝稳固的统治基础，来源于对明朝政治制度的完整继承，清朝（女真人）本身与中原文化相比较落后，若不采取学习继承的方式，而是任用自己原有的政治制度，很难建立起有效地统治，而且可能引起汉族人的激烈对抗，清朝统治者应该是接纳了汉人的建议，在政治体制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体制，但在军事上则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八旗制度），而且表面上给予汉人足够的尊重（即官员的满—汉二元制），较之元朝对宋的征服过程，清帝国在朝代更迭之际未产生巨大的、长时间的抵抗。
清帝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的励精图治后，国立达到鼎盛并开
始衰败。此时国家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和平安定后，官场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军事上武备松弛、旗人和满人堕落，经济上人口压力增大、财政窘迫，于此同时，欧洲诸国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大航海），开始了工业革命。
欧洲诸国在经理了文艺复兴之后，自由平等深入人心，且小国林立、关系复杂、分分合合，逐渐形成了一套公认的外交规则，并以此规则为进行外交事务的标准。与欧洲诸国不同，中国在东亚无论从面积、人口、历史、文化、军事、经济历来都是一家独大，故意识形态中天朝上国的朝贡体系观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这种朝贡体系的观念，限制了清帝国与西方各国建立平等正常的外交关系，如乾隆皇帝统治后期，英国派遣以马嘎尔尼为团长的使团进行访问，意图与清帝国建立现代化的外交关系并进行正常贸易，但最终并未达成目的。
可以看出，清帝国在衰败初期，并非没有转机，而英国的访问是一个清帝国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此时英国提出的条件现在看来是很正常的外交、贸易条件，并无后来那种不平等条约式的割地、赔款等条款，若此时把握机会，清帝国起码能够了解到西方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等新鲜事物，建立起自己的外交班底，不至于像后来鸦片战争后表现出的手足无措。在工业革命后，世界开始变小，各国交流频繁，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只有敞开胸怀，扩大交流，积极吸取先进的经验、技术，才有可能立于不败。
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目前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徐中约先生认为：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
及中园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
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也动摇了清朝的统治，随后的天平天国、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更是让清帝国元气大伤。随后，清朝在激烈的争论中开始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特点是：强调军工，工厂多为官办。新式生产、老式管理，盲目信赖洋人，创办者以此为个人晋升的根基；第二阶段特点是：认识到财富是权力之基，转向追求利润的企业，出现了“官督商办”的形式；第三阶段特点是：重视对陆、海军的建设，出现了“官商合办”、“商办”的形式。纵观洋务运动的开展，只是肤浅的学了西方先进技术的皮毛，而先进的制度、管理体系、哲学、艺术等都没有学习，工业化没有突破。
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本身缺乏统一协调，当时中央权力衰落，现代化是由省级督抚在没有中央指导、规划和协调下发发动的，且各省自强倡导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竞争；创办者眼界狭窄，他们推动现代化主要是为了国家能够抵御外辱、镇压叛乱，并加强自己的权位，竭力巩固旧制度，全然没有经济发展、工业革命和现代变革的概念。而且缺乏广泛的民众参与，限制了现代化的范围；资本匮乏，无力负担工业化的成本；外国帝国主义强化；技术落后，世风日下，当时的贤达之士对于洋务运动避之不及，对于洋人的盲目信任，导致了很多非专业的洋人管理专业生产，而很多参与其中的国人品行不高，自私自利，使得洋务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战败，随即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中国国力进一步衰退，清朝到了亡国的边缘，朝廷方面进行了“百日维新”，但以失败告终，帝国主义势力加紧在中国的势力扩展，民族工业收到压制，日本凭借甲午海战的
赔款开始崛起。
徐中约先生认为：甲午战争清朝注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
其次，中国方面权责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动员起全国的力量。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北洋水师与淮军以外的舰只和军队。当然，在这么多年的训练与准备后，李鸿章的海、陆军竟表现得这样糟糕，也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仅由李控制区域内的力量与日本国家的全部力量较量，其失败也是在所难免，李鸿章的这套辩解也却是实情。
第三，清廷和北洋水师领导层的腐败，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劳而无功的命运。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本身的局限性，他过分相信那种"以夷制夷"的老策略。他被喀西尼误导，以为俄国会为中国介入此事，迫使日本和平解决。当这一允诺无法兑现时，李又孤注一掷地转向英美寻求调停，这两国均不能有效影响日本。李鸿章的外交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因为他不懂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过高地估计他个人的说服本领。当他最终意识到外交努力归于无益时，军事准备工作已被大大耽搁了。
可以看出，甲午战争败仗证明了自强运动的失败。这种外交、军事与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努力，缺乏相应的体制与思想变革，无法振兴国家，并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政权。清朝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其所造成的影响是众多而深远的。首先，它证明从上而下的进步改革是不可能的。其次，在皇太后和重返政坛的顽固保守派的控制下，宫廷根本不具备领导能力。它怂恿排外主义和鼓励义和团事件，导致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它遵循反汉的政策来迫害改革者，因而扩大了满汉之间的分裂。第三，越来越多的汉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在于彻底地推翻满人的王朝，这样的事业无法通过和平的变革实现；只有来自下层的流血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1911年由孙中山引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客观地考察中国二十五个连续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会发现它在中国历史上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与元代八十九年的统治相比，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是异族统治的最为长久的一个朝代。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的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此外，清朝还经历了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划时代变换。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儒家国家和社会，以及延续于清代中、前期的习俗，在西方冲击下发生了根本转变。只有认识清代历史，才能明白新秩序诞生之艰辛，从而有助于理解中国向现代社会调整时的艰难脚步。
清代给中国既带来了辉煌的成就，也带来了屈辱的苦难，但比起明代君主，清代统治者总的来说表现较佳。对清朝进行历史的分析，可以得出一条确定的教训，就是生存的关键，是在于对时代的挑战所作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响应的能力。满人在十七世纪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作出了这种适应；而在两个半世纪后，
因缺乏相应的调整能力而导致失败。
徐中约先生认为：清朝统治的最终失败，在于它不能通过实行影响深远的变革，把中国迅速地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以充分对付西方的冲击。阻碍中国前进的那些主要原因，看来正是那些限制新观念传播的因素，例如，幅员辽阔、通讯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借鉴国外的传统，以及知识界的保守姿态；在其它导致清朝衰败的原因中，下面一些因素是值得思考的。
1.软弱的领导与不完善的体制
2.满人对汉人的猜疑
3.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
4.内忧外患与资本不足
5.外国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无法在其古老的基础上重建，只有一场革命才有希望使之获得再生。
清朝兴亡的启示
——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清朝部分
王朝的兴亡更迭是历史的规律，但清王朝的兴亡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在工业革命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清王朝的入侵，造成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仔细分析其中历史，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和启示。
清与元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以外族（非汉族）身份统一全中国的政权，但与元朝排斥汉族、固守游牧传统、抵制中原文化、制度的做法不同，清帝国在创立初期就接纳了汉人的传统，完整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满—汉二元制的官员任用体制，得到了汉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元朝从立国到亡国只有短短的九十年，而清朝则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事实上，若非异族身份，明亡清兴的交替更像是一场政变：清帝国抓住了明朝内乱，李自成率起义军攻破北京城的实际，联合边将（吴三桂）打败李自成进入北京，而并非直接从军事上击败明朝，而且为安抚汉族人心，还作出了诸如替崇祯皇帝发丧等一系列举动来说明自己并非入侵，而是剿灭民变起义军。
可以看出清朝稳固的统治基础，来源于对明朝政治制度的完整继承，清朝（女真人）本身与中原文化相比较落后，若不采取学习继承的方式，而是任用自己原有的政治制度，很难建立起有效地统治，而且可能引起汉族人的激烈对抗，清朝统治者应该是接纳了汉人的建议，在政治体制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体制，但在军事上则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八旗制度），而且表面上给予汉人足够的尊重（即官员的满—汉二元制），较之元朝对宋的征服过程，清帝国在朝代更迭之际未产生巨大的、长时间的抵抗。
清帝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的励精图治后，国立达到鼎盛并开
始衰败。此时国家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和平安定后，官场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军事上武备松弛、旗人和满人堕落，经济上人口压力增大、财政窘迫，于此同时，欧洲诸国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大航海），开始了工业革命。
欧洲诸国在经理了文艺复兴之后，自由平等深入人心，且小国林立、关系复杂、分分合合，逐渐形成了一套公认的外交规则，并以此规则为进行外交事务的标准。与欧洲诸国不同，中国在东亚无论从面积、人口、历史、文化、军事、经济历来都是一家独大，故意识形态中天朝上国的朝贡体系观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这种朝贡体系的观念，限制了清帝国与西方各国建立平等正常的外交关系，如乾隆皇帝统治后期，英国派遣以马嘎尔尼为团长的使团进行访问，意图与清帝国建立现代化的外交关系并进行正常贸易，但最终并未达成目的。
可以看出，清帝国在衰败初期，并非没有转机，而英国的访问是一个清帝国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此时英国提出的条件现在看来是很正常的外交、贸易条件，并无后来那种不平等条约式的割地、赔款等条款，若此时把握机会，清帝国起码能够了解到西方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等新鲜事物，建立起自己的外交班底，不至于像后来鸦片战争后表现出的手足无措。在工业革命后，世界开始变小，各国交流频繁，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只有敞开胸怀，扩大交流，积极吸取先进的经验、技术，才有可能立于不败。
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目前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徐中约先生认为：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
及中园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
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也动摇了清朝的统治，随后的天平天国、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更是让清帝国元气大伤。随后，清朝在激烈的争论中开始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特点是：强调军工，工厂多为官办。新式生产、老式管理，盲目信赖洋人，创办者以此为个人晋升的根基；第二阶段特点是：认识到财富是权力之基，转向追求利润的企业，出现了“官督商办”的形式；第三阶段特点是：重视对陆、海军的建设，出现了“官商合办”、“商办”的形式。纵观洋务运动的开展，只是肤浅的学了西方先进技术的皮毛，而先进的制度、管理体系、哲学、艺术等都没有学习，工业化没有突破。
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本身缺乏统一协调，当时中央权力衰落，现代化是由省级督抚在没有中央指导、规划和协调下发发动的，且各省自强倡导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竞争；创办者眼界狭窄，他们推动现代化主要是为了国家能够抵御外辱、镇压叛乱，并加强自己的权位，竭力巩固旧制度，全然没有经济发展、工业革命和现代变革的概念。而且缺乏广泛的民众参与，限制了现代化的范围；资本匮乏，无力负担工业化的成本；外国帝国主义强化；技术落后，世风日下，当时的贤达之士对于洋务运动避之不及，对于洋人的盲目信任，导致了很多非专业的洋人管理专业生产，而很多参与其中的国人品行不高，自私自利，使得洋务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战败，随即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中国国力进一步衰退，清朝到了亡国的边缘，朝廷方面进行了“百日维新”，但以失败告终，帝国主义势力加紧在中国的势力扩展，民族工业收到压制，日本凭借甲午海战的
赔款开始崛起。
徐中约先生认为：甲午战争清朝注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
其次，中国方面权责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动员起全国的力量。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北洋水师与淮军以外的舰只和军队。当然，在这么多年的训练与准备后，李鸿章的海、陆军竟表现得这样糟糕，也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仅由李控制区域内的力量与日本国家的全部力量较量，其失败也是在所难免，李鸿章的这套辩解也却是实情。
第三，清廷和北洋水师领导层的腐败，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劳而无功的命运。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本身的局限性，他过分相信那种"以夷制夷"的老策略。他被喀西尼误导，以为俄国会为中国介入此事，迫使日本和平解决。当这一允诺无法兑现时，李又孤注一掷地转向英美寻求调停，这两国均不能有效影响日本。李鸿章的外交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因为他不懂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过高地估计他个人的说服本领。当他最终意识到外交努力归于无益时，军事准备工作已被大大耽搁了。
可以看出，甲午战争败仗证明了自强运动的失败。这种外交、军事与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努力，缺乏相应的体制与思想变革，无法振兴国家，并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政权。清朝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其所造成的影响是众多而深远的。首先，它证明从上而下的进步改革是不可能的。其次，在皇太后和重返政坛的顽固保守派的控制下，宫廷根本不具备领导能力。它怂恿排外主义和鼓励义和团事件，导致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它遵循反汉的政策来迫害改革者，因而扩大了满汉之间的分裂。第三，越来越多的汉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在于彻底地推翻满人的王朝，这样的事业无法通过和平的变革实现；只有来自下层的流血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1911年由孙中山引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客观地考察中国二十五个连续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会发现它在中国历史上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与元代八十九年的统治相比，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是异族统治的最为长久的一个朝代。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的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此外，清朝还经历了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划时代变换。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儒家国家和社会，以及延续于清代中、前期的习俗，在西方冲击下发生了根本转变。只有认识清代历史，才能明白新秩序诞生之艰辛，从而有助于理解中国向现代社会调整时的艰难脚步。
清代给中国既带来了辉煌的成就，也带来了屈辱的苦难，但比起明代君主，清代统治者总的来说表现较佳。对清朝进行历史的分析，可以得出一条确定的教训，就是生存的关键，是在于对时代的挑战所作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响应的能力。满人在十七世纪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作出了这种适应；而在两个半世纪后，
因缺乏相应的调整能力而导致失败。
徐中约先生认为：清朝统治的最终失败，在于它不能通过实行影响深远的变革，把中国迅速地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以充分对付西方的冲击。阻碍中国前进的那些主要原因，看来正是那些限制新观念传播的因素，例如，幅员辽阔、通讯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借鉴国外的传统，以及知识界的保守姿态；在其它导致清朝衰败的原因中，下面一些因素是值得思考的。
1.软弱的领导与不完善的体制
2.满人对汉人的猜疑
3.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
4.内忧外患与资本不足
5.外国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无法在其古老的基础上重建，只有一场革命才有希望使之获得再生。